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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
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专家建议
严守流程规范倾听业主意见满足投放需求
法治日报记者 韩丹东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近年来，全国多地推行“撤桶并点(站)”，通过减少分散垃圾桶、合理设置集中投放点，引导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提升垃圾分类效率。
比如，山西运城盐湖区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优化垃圾桶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事这类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居民感到了不便。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后，每日清晨6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小区白天看着整洁有序，可这份干净却是用深夜的脏乱和清晨的噪声换来的。”刘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道出了满心无奈。
受访专家认为，“撤桶并点”本身是优化垃圾分类、提升小区环境的良策，但执行中少数地区出现程序缺失、权责失衡、服务缺位的情况，导致公共管理成本单向转嫁给居民，便民举措异化为扰民负担。唯有以民主决策筑牢根基、以精细服务破解痛点、以多元共治实现长效，才能真正平衡管理效率与居民便利。
居民对此评价不一
采访时，刘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在小区“撤桶并点”更像是“走过场”。物业公司一纸通知，把垃圾桶集中到几个点位，但是清运次数并没有增加，原来分散投放还能做到及时清理，可合并之后反而脏乱。
更令居民难受的是，其中一个垃圾投放点位紧贴着居民楼，因为时常出现垃圾袋破损、脏水四处飞溅的情况，难闻的气味会飘到低楼层居民家中。
“离点位近扔垃圾确实方便，但要面对噪声和气味的困扰。离点位远，扔垃圾要走挺远，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扔一次垃圾像是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刘女士说，“很多居民和我一样质疑，这样的‘撤桶并点’，是为了保护环境还是为了图省事？”
比噪声和臭味更让人无奈的，是“扔不上”的尴尬。
浙江杭州一小区“撤桶并点”之后，单元楼下空荡荡的，所有垃圾都必须送到几百米外的集中投放点，并且投放时间定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时间并不十分友好。
“我早上7点半已经在地铁上了，晚上9点才能回到家，扔垃圾的时间点根本对不上”居民李女士无奈地说，夏天的厨余垃圾放家里一晚就发酸发臭，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只能先放在楼道里，等有时间再扔，结果又被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指责。
有被居民抱怨的，也有被居民称赞的。
北京顺义一社区原来有14个垃圾投放站，“撤桶并站”之后精简到7个，数量少了一半，可居民的抱怨反而少了。社区没有简单地一撤了之，而是提前制定规划图，一步步调整点位，避开楼门口、紧贴绿化带；新站点全都装上了遮雨棚、照明灯、脚踏开盖等装置，空间干净又密闭。社区还设置了体验日，让大家提前熟悉路线，建立2小时响应机制，垃圾桶一旦满溢、破损就会马上处理。
“以前垃圾桶周围气味难闻，扔完垃圾后要捂着鼻子跑开，现在投放站干干净净、气味很小，距离也合适。”家住该小区的王女士笑着称赞，“真正的‘撤桶并站’不是少放几个桶，而是让人扔得放心、住得舒心。”
治理方式存在偏差
为何同样是“撤桶并点”的做法，在有些地方广受居民好评，在有些地方却不被认可？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广童在接受采访时说，冲突的核心根源在于执行环节民事权利义务配置的失衡。一些小区未严格履行民法典的规定，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涉及业主共有部分的重大事项，未提交业主大会表决，也未调研居民生活动线，而是以物业公告、社区通知代替民主决策，程序合法性先天不足。
“与此同时，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的成本被单向转嫁给居民：高龄、残障群体承担额外出行成本，相邻住户承受噪声、异味等负外部性(一个人的行为给无关的第三方造成了损失、负面影响，但行为人不用为此担责)；而物业公司在清运频次、消杀标准、设施维护等方面的义务，在管理规约与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笼统，违约责任模糊，业主监督追责难度极大，长期忍受后自然对此不满，甚至可能导致纠纷产生。”高广童说。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说，便民服务之所以异化为扰民负担，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物业公司、居民三方权责不清，社区越权决策、物业敷衍履职、居民被动接受，形成“管理—抵触—乱象”的恶性循环，垃圾治理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撤桶并点’的核心是环保与便民双赢，而非以牺牲居民权益换取管理便利。程序合法、需求导向、服务配套三者缺一不可，任何环节缺位，都会让良策变痛点。”姜孝贤说。
高广童说：“‘撤桶并点’落地遇阻，可能制约垃圾分类开展，造成环境受损、环卫成本上升。配套缺失易激化矛盾，加重调解压力，也让社区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持续忙于处置乱象，一线工作负担随之加重。”
构建长效平衡机制
如何让居民更易接受“撤桶并点”，实现管理与便民的长效平衡？
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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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太晓红
摘要：金融科技的崛起对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影响极为深远，通过重塑其成本结构、拓展收入边界、优化资产质量，显著提升了传统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向数字化、平台化、生态化与智能化深度转型。基于此，本文简要分析了金融科技对传统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积极影响，并阐述了金融科技对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深刻重塑路径。
关键词：金融科技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经营模式数字化转型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广泛应用，金融科技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席卷全球金融业。这一浪潮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正从根本上重塑金融服务的形态、效率与边界。传统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石，其发展路径与未来格局在这场变革中备受关注。凭借深厚的客户基础、雄厚的资本实力、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卓越的品牌信誉，传统商业银行正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将其内化为驱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一、金融科技对传统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积极影响
（一）优化成本结构，实现降本增效
传统商业银行的运营成本中，人力成本和物理网点成本占据重要比重，不少传统商业银行难以有效控制这两部分成本，这也是多数传统商业银行实际盈利始终偏低的主要原因。金融科技的应用，正系统性地重构银行的成本结构，实现显著的降本增效。
首先，在降低人力成本方面，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正大规模替代银行后台中标准化、重复性的操作岗位，如数据录入、账务核对、客户信息更新等。这不仅大幅降低了操作失误率，更有利于员工摆脱繁琐的事务，专注于更具创造性和价值性的工作，如复杂产品咨询、客户关系维护和风险管理等。在前台，智能客服、虚拟营业员等每日24小时在线服务，有效分流海量标准化咨询需求，降低了人工客服压力与人力投入成本。
其次，在物理网点成本方面，移动银行、网上银行等数字化渠道的成熟与普及，使得客户绝大多数交易和查询需求得以在线上高效完成，直接降低银行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度。当线下物理网点数量骤减，银行得以优化网点布局，将资源从高成本的实体网点运营，转向更具成本效益的线上渠道建设与维护。部分传统商业银行还将存量网点改造为轻量化、智能化的“体验中心”或“财富管理中心”，推动网点功能从交易处理转向客户体验与深度服务，显著提升其单位面积的产出效益。
第三，在IT基础设施运行成本方面，传统银行自建和维护庞大的数据中心，需要投入巨额的硬件采购、能源消耗和专业运维人力成本。但在金融科技的支撑下，尤其是云计算的引入，让银行能够按需获取弹性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将沉重的固定资产投入转变为灵活的运营支出。这不仅大幅降低了IT总拥有成本，还提升了系统的敏捷性和可扩展性，使其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和新业务上线需求[1]。
（二）拓宽收入来源，开辟增长渠道
在传统息差收窄的背景下，金融科技为银行开辟了多元化的非利息收入增长点，助力银行优化收入结构，增强盈利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凭借大数据技术的强大数据分析功能，传统商业银行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构建360度客户画像，精准洞察客户的消费习惯、投资偏好和潜在需求。在此基础上，传统商业银行能开展精准营销，为客户推荐高度匹配的理财产品、保险产品、基金产品或信贷服务。这种以客户为中心的个性化服务模式，能大幅提升交叉销售的成功率，有效带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增长。
金融科技的核心优势之一在于“场景化”，这让传统商业银行不再局限于自身的金融App，而是将金融服务无缝嵌入电商、出行、医疗、教育等各类高频生活场景中。通过将金融能力以“即插即用”的方式融入场景，传统商业银行能触达更广泛的客群，在切实为实体经济提供大量优质金融服务的同时，获取持续稳定的交易流水和服务费收入[2]。
银行在长期经营中积累了海量的金融交易数据，这对传统商业银行的运营与发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数据资产。在严格保障客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传统商业银行通过对脱敏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可开发出新的数据产品和服务。例如，为合作企业提供行业趋势分析报告、消费者信用评估服务等，将数据本身转化为一种可产生收益的新型资产。
（三）提升资产质量，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以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为主的金融科技，正推动传统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范式革新，促使其风险管控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警”和“事中干预”，进而有效提升传统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简单来说，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高度依赖人工审核和抵押物，不仅效率偏低，覆盖面还较窄。而基于大数据的智能风控模型，可整合客户的征信记录、交易流水、社交行为、消费偏好等多维度信息，构建更为全面和动态的信用评估体系。这一体系能够帮助银行更精准地识别和量化风险，实现对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的快速、自动化审批，在扩大信贷覆盖面的同时有效控制不良贷款率。
在实时监控与预警降低违约风险方面，金融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也极为显著。传统商业银行通过建立风险预警模型，持续监控贷款客户账户资金流、经营状况等数据，一旦发现异常交易、资金链紧张等潜在风险信号，系统立即向风控人员发出预警，使银行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如调整授信额度、加强贷后管理等，最大限度降低贷款违约概率。此外，机器学习算法、区块链等技术，能够实时分析海量交易数据，精准识别盗刷、洗钱、网络钓鱼等欺诈行为，助力银行提升反欺诈能力，保障金融资产安全。
二、金融科技对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深刻重塑
（一）客户服务模式的数字化转型
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为传统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注入了强劲动力，推动传统商业银行的服务触达、交互方式与运营流程全面实现线上化、智能化升级。金融科技打破了银行各服务渠道间的壁垒，实现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智能网点等渠道的深度融合。客户可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通过任一渠道发起业务申请，并无缝切换至其他渠道继续办理，享受一致、流畅的服务体验。例如，客户在手机银行提交贷款申请后，可随时前往线下网点完成面签，所有业务信息实时同步，无需重复提交材料。
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撑下，传统商业银行的服务实现智能化升级，推动其服务模式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智能投顾可根据客户风险偏好与财务目标，自动构建并动态调整投资组合；个性化推荐引擎能在客户打开App的瞬间精准推送其潜在感兴趣的产品与资讯。这种高度智能化的服务模式，极大提升了客户满意度和黏性。
（二）业务架构模式的平台化转型
在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变革过程中，平台化转型是传统商业银行扩大连接、构建网络效应的关键。在此过程中，传统商业银行不再只是金融产品的提供者，更构建了一个连接多方主体、共同创造价值的平台。银行将自身的核心金融能力，如支付、账户、信贷、理财等，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封装成标准化的“金融组件”，如API，这些组件可以被内部不同业务线快速调用和组合，实现了金融产品的组合化、模块化创新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产品研发周期，提升其市场响应速度。传统商业银行还可以将自身的业务架构与外部的商业伙伴、科技公司、生活服务提供商业务平台进行关联。通过构建“开放银行”生态，传统商业银行将金融服务嵌入合作伙伴的应用场景，形成一个互利共生的价值网络。
（三）价值创造模式的生态化协同
在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变革的生态化战略下，传统商业银行积极与不同行业的领先者合作，将金融服务与客户的非金融需求紧密结合，构建“金融+非金融”完整的服务闭环。例如，与汽车厂商合作，提供“看车-试驾-贷款-保险-加油-停车”的全生命周期汽车金融服务。这种跨界融合模式，让银行成为客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综合服务管家”，推动客户关系从交易型向伙伴型升级。在生态化协同的经营模式下，传统商业银行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与各方进行更为全面的数据共享。银行可通过分析生态伙伴提供的非金融数据，更精准地为客户画像，提供更贴心的服务；同时，银行能为生态伙伴提供金融解决方案，帮助其提升经营效率。
（四）内部运营模式的智能化升级
在传统商业银行的市场营销、信贷审批、资产负债管理等领域，AI模型、区块链等金融科技能够处理和分析远超人脑能力的复杂数据，为管理层的决策提供科学、量化的依据。例如，通过预测模型，银行可以更准确地预测未来的资金流动，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实现净息差收益最大化。此外，为适应快速迭代的数字化时代，不少传统商业银行正在推动组织架构向“敏捷化”转型。通过组建跨职能的“部落”和“小队”，打破部门壁垒，以项目制的方式快速推进产品创新和客户需求响应，为银行内部注入创新活力[3]。
三、结语
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传统商业银行而言，是一场深刻的、全方位的赋能革命。随着技术的持续迭代演进，传统商业银行将在客户洞察、风险定价、产品创新和运营管理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此，传统商业银行需主动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持续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力度，强化自身在成本控制、产品创新、服务升级、风险防控等方面的科技应用能力，深耕对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开发与应用，进一步推动经营模式的创新性变革，切实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马楚楚.金融科技推动下传统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5,(13):187-189+193.
[2]谢治春,赵兴庐,刘云燕.传统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下的组织适应性问题与组织创新[J].当代经济管理,2022,44(12):81-88.
[3]张佳琳.打破传统思维商业银行拥抱科技金融新浪潮[N].中国证券报,2024-11-26(A03).
作者简介：
太晓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金融学专业，研究方向：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