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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面对儿童玩具新风险 法律与监管如何护安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媒体关注。6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涉及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等新型风险。发布这些案例，法律到底要明确哪些界定标准和责任？治理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等新型风险，法律和行政监管，又该如何协同发力？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有哪些典型性和普遍性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蔡金芳：选择这些案例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多有接触。比如针筒糖，里面是糖果，外包装是针筒形状，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也受广大青少年喜爱。

　　二是考虑到这些问题属于新颖性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比如针管糖，它既属于食品，又属于玩具。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容易陷入误区，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我们通过案例明确，对于这种可玩性食品，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玩具安全标准，这也为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企业明确了红线。发布典型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释放哪些明确的信息

　　蔡金芳：一是我们会加强对下指导。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来明确这样的案件如何处理，让地方法院能够掌握如何裁判，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二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对于违规经营的，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既让受害人得到实质的救济，又起到威慑的作用，警示经营者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的保护。

　　三是要深化、协同、联动，构建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短板，我们会通过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目的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保护体系，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律顾问 薛军：6月2日公布的这一系列典型案例，聚焦于儿童玩具领域新类型的问题，比如可食性玩具的认定、儿童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问题，不合格儿童玩具的责任追究，对儿童用品添加的问题。这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发布，针对当前儿童玩具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和一些疑难定性问题给出了法律上的定性，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提高和完善对于儿童权益的安全保障。

　　公布典型案例体现出儿童玩具、儿童用品的哪些新风险

　　薛军：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一个新类型的风险出现了，就是销售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平台化、碎片化，这让儿童玩具到达用户手上的管控难度增加了。所以，如何在这种多元化的渠道下，更好管控这些风险，实现对儿童玩具质量和安全性的保障，这是一个新的需要应对的风险。

　　把好质量关和安全关，售卖平台该发挥什么作用

　　薛军：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门槛低，需要的前期投入并不大，这就导致一些生产商是小规模的小作坊，导致监管上有一些难度。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可行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的，就是着力发力管好销售端。只要销售端能够管好，有问题的玩具就无法到达儿童的手上。在销售端，特别是购物平台，要切实履行好进货的查验义务，履行好相关的选品责任，对于经销的儿童玩具要切实检查生产许可、合格的资质文件。这样的话，无论是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的产品，在销售端能够把好关，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儿童玩具被刻意植入暴力、色情、惊悚等不良元素，如何遏制和监管

　　薛军：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普遍高度关注儿童玩具外观上的低俗设计，甚至惊悚不良的一些诱导。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要强化社会共治的机制。比如学校老师、家长发现不合适、不安全的儿童玩具，可以有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机制，提醒相关部门对不良产品进行整治，及时让不良产品下线、下架，这样就可以起到很好的管控作用。

　　法律和行政监管如何加强协同

　　薛军：这方面一定要强调协同治理机制，比如法院在处理涉及儿童伤害的一些事件上，相应的案件线索要及时移送到行政执法部门；同时，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相关的问题，要及时提请召回。各部门要协同起来，把与儿童玩具有关的问题线索及时移送到职权部门进行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制片人丨王晓琛 孔茜

　　策划丨杨婷

　　编导丨张进 魏雪娇 毕浩云 张昊

　　技术丨李昊 江宇 解超全 段昊辰 吕洋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今日行业报告更新行业动向面对儿童玩具新风险 法律与监管如何护安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媒体关注。6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涉及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等新型风险。发布这些案例，法律到底要明确哪些界定标准和责任？治理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等新型风险，法律和行政监管，又该如何协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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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蔡金芳：选择这些案例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多有接触。比如针筒糖，里面是糖果，外包装是针筒形状，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也受广大青少年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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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对于违规经营的，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既让受害人得到实质的救济，又起到威慑的作用，警示经营者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的保护。

　　三是要深化、协同、联动，构建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短板，我们会通过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目的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保护体系，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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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和行政监管如何加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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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近期，有人发现，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不少卖家公然销售他人婚纱照，1200张照片打包只要不到两块钱。卖家声称，照片涵盖新娘妆容样片、化妆参考等，包括各种款式的婚纱、礼服，可以用于“风格借鉴”。

新人精心拍摄用于私人珍藏的婚纱照，竟变成了二手交易平台上的廉价商品。那么，这些个人照片究竟是如何被泄露的？卖家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一分钱买婚纱照！

二手平台出现大量“新娘样片”

调查过程中，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出售婚纱照产品的卖家并不少，价格从1分钱到2元钱不等。还有商家特别备注：一个人一个文件夹，风格各异，一组照片少则两张，多则七八张。

虽然卖家打着“新娘定妆照素材”“婚礼摄影场景必拍图”等旗号，但售卖的实际内容都是新娘的婚纱照，有的是婚礼现场拍摄，有的是在影楼拍摄，部分为套图含多张连续图片，有的只有单张图片。所有婚纱照均未打码或模糊个人信息。

查询产品详情页时，大多显示有上百人“想要”，每款商品销量在十份左右。记者向二手交易平台工作人员反映这一问题后，对方表示将会进行处理。截至记者发稿，平台搜索“婚纱照”已无法显示产品。

公开出售他人婚纱照

卖家“免责声明”是否能免责？

一些婚纱照销售者打出了“免责声明”，号称价格仅为网络整理费用，不代表摄影师、化妆师作品价值。卖家声称，“所有文件均获取自网络公开渠道，仅供学习和交流使用，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然而，一句“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就能撇清责任吗？公开售卖他人照片，是否涉嫌侵权？

知识产权法律专家游云庭向记者介绍，产品是否涉嫌侵权，需通过照片性质来判断，如明显从某家影楼泄露的图片，大量同一人物、同一背景或风格的婚纱照，有可能侵犯了影楼的著作权和当事人的肖像权，免责声明根本无效。

“明知侵犯别人肖像权的作品，仍去销售，属于掩耳盗铃。销售这种照片侵犯了新婚夫妇的肖像权，未经许可贩卖也侵犯了影楼的著作权。”游云庭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讲师李铭轩告诉中国之声，这种明显侵犯肖像权和著作权的产品，卖得再便宜甚至免费，都不能通过“免责声明”真正撇清责任。

李铭轩介绍，“对著作权的侵害并不以牟利为要件。著作权规定了很多专有权利的权项，比如复制和改编，如果行为本身构成了对照片的复制传播，它就落入这些权项的范围，哪怕没有获得相应利益，著作权人也有权要求停止这种侵害行为。”

婚纱照如何落入卖家手中？

谁该为此担责？

游云庭认为，判定责任的关键在于，照片到底是如何流入这些卖家手中的。“拍摄作品后，影楼有义务保管。如果同一个影楼流出几百套、上千套照片，这其实是影楼没有尽到保管责任。”

如果网售图片大多为单张不成系列的，有可能是网络卖家从部分公开渠道收集而来，影楼方面无需承担责任。游云庭分析，“如果说得清来源，比如和顾客约定在影楼里用这张照片做广告，或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做市场宣传用，那影楼方面就没问题。对于侵权的电商平台、卖家，可以找他们索赔，也可以向平台投诉。”

李铭轩表示，当同款侵权商品反复上架，平台不能再把“先投诉、后下架”当成挡箭牌。“平台有特定的监管义务，比如权利人发现可能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著作权，可以通知平台，平台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但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要等待权利人去通知，平台如果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存在，有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

七旬藏族老人重走【朝圣】：路见证西藏六十载壮丽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