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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5岁儿子的近30万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块!法院判了
5岁男孩29万压岁钱被妈转剩40元
法律如何守护孩子们的“小金库”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孩子们都期盼收到礼物,但对于5岁男孩小诺(化名)来说,他专属账户中近30万元却在父母离异前被支取,最后只剩下40多元。昨天,松江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母亲擅自处分5岁儿子银行账户资金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母亲在离婚前私自转出孩子名下大额存款,无法证明用于子女利益的行为构成侵权,判令其限期返还22万元。这起看似普通的家庭财产纠纷,折射出当下社会一个日益凸显的现实:随着家庭财富积累,未成年人早已不是“无财产群体”,房产、存款、理财、礼金等构成了他们的专属资产,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正从家庭隐秘处走向司法前台,成为值得全社会反思的课题。
五岁孩童的“专属账户”为何在父母离婚前夕被清空?
2020年,男孩小诺(化名)出生不久,父亲王先生与母亲李女士共同决定,以小诺名义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门存放长辈亲友赠与的红包、礼金、逢年过节的压岁钱等。账户资金流水清晰显示,入账多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点,账户设立初衷是为了给孩子留存一笔专属成长资金。
此后五年间,账户陆续存入29万余元,成为小诺名下一笔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父母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账户也由双方共同管理,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孩子的教育、医疗等未来开支。2024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从当年8月起,小诺的专用账户出现异常:多笔大额整数资金被陆续转出,账户余额迅速缩水,最终仅剩40多元。
婚姻关系终结后,父亲王先生接手孩子监护相关事宜,发现这笔“成长基金”几乎被掏空。多次沟通无果后,王先生以小诺法定代理人身份,将李女士诉至松江法院,要求返还被擅自处分的全部款项。
“这些钱也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我自己的钱款。”庭审中,李女士委屈地说,自己对孩子的成长尽心尽力。“转出的钱也都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及生活的必要支出上。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但李女士拿不出清晰的支出记录,无法举证这些钱尤其后期频繁大额支出的合理用途。
最终法院审理查明,账户内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小诺兴趣班及日常开销,但账户中大部分大额转出款项发生在双方产生矛盾、准备离婚阶段,李女士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这些资金用于小诺的大额消费、教育或医疗,也无法说明合理去向。
法院明确指出,案涉账户为小诺专属设立,账户内资金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未成年人个人所有,父母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母亲在非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擅自转出大额资金,已构成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侵害。最终,法院综合小诺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从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财产早已超出想象
小诺的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上海浦东、北京海淀等地法院接连审理多起涉未成年人财产权案件,涉案财产从数万元压岁钱到价值千万的房产,类型之多、金额之大,颠覆了“孩子没有财产”的传统认知。
女孩晓晨(化名)出生后,父母将其百日宴红包、长辈压岁钱存入专属银行卡,共计12万余元。父亲吴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将这笔钱转入自己账户,后又转至爷爷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幼儿园学费,部分则在离婚纠纷中用途不明。
浦东法院最终认定这笔存款属晓晨个人财产。其中,孩子实际出勤期间的合理学费可予扣除,但父亲在双方分居、争夺抚养权期间,擅自为孩子保留高价民办幼儿园学位产生的费用,并非出于子女利益考量,而是服务于抚养权争夺,应由父亲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父亲返还8万余元。
2007年,王先生与张女士以未成年女儿王粒(化名)名义购买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女儿个人名下,属于女儿个人财产,二人离婚时也明确该房屋不属夫妻共同财产,仍归女儿所有。然而,离婚仅数日,王先生便擅自以监护人身份,代女儿签订赠与合同,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随后迅速出售给第三人,获利1160万元。
直至2023年,王粒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时,才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早已被父亲私自处分。愤怒之下,她将父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赔偿房屋损失。
北京海淀法院最终认定,王先生以监护人身份私自将女儿个人房产赠与自己并出售的行为无效,因房屋已过户至善意第三人名下无法返还,判令王先生按实际成交价款,赔偿王粒损失1160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起案件成为司法捍卫未成年人不动产权益的典型标杆。
监护权≠所有权
为何父母总在孩子财产上“越界”?
从几万块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是拥有独立合法财产的“小业主”。房产、礼金、存款、保险、理财收益、继承财产等,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的财产版图,其财产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不因年龄小而减损,更不因亲情关系而模糊。
法院梳理多起案件发现,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大多源于三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
第一个误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年幼无劳动能力,压岁钱、礼金、房产等财产本质上来自家庭或亲属,所有权理应归家庭共有,父母随意支配、使用天经地义。但司法实践明确,未成年人接受赠与、登记房产等纯获利益行为合法有效,财产一旦交付、登记,所有权即转移至未成年人个人名下,与父母财产相互独立,离婚时不得分割,日常不得随意处分。
第二个误区:“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民法典》明确: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教育、医疗、必要生活开支等直接服务于未成年人的支出,属于合法使用;而用于父母消费、家庭开支、偿还父母债务、个人理财、争夺抚养权博弈等非子女利益用途,均属越界侵权。
第三个误区:“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不少监护人觉得,自己只是“暂时用一下”,等孩子长大再补上,家庭内部纠纷不会闹上法庭。但现实是,婚姻破裂、家庭变故往往成为矛盾爆发点,昔日隐秘处分行为被摆上台面,未成年子女或另一方监护人通过诉讼维权,最终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承担利息、诉讼费用。
如何守护孩子的“私人财富”?
当下,随着社会法治化、财富多元化,个体财产权意识觉醒,未成年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地位被强化,法律不再允许以亲情名义侵蚀子女财产权益。当财产权成为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避免类似纠纷,让监护权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利表示,可以通过物理隔离,即建立未成年人专属财产账户,杜绝混同。他建议:“孩子出生后,父母可为其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属理财账户,将压岁钱、礼金、赠与款项等单独存入,不与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资金或夫妻共同财产混用。”专属账户、清晰流水是法院认定子女个人财产的关键证据。
父母作为监护人,确因子女教育、医疗、重大生活需要使用子女财产时,应坚持双方协商一致,留存合同、票据、转账记录等完整证据,证明资金用途与子女利益直接相关。张利法官特别提醒,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完全用子女个人财产替代。
而对于未成年人房产等不动产,严禁随意过户、出售。司法实践表明,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属于子女个人财产,监护人仅在完全为子女利益(如子女重大疾病、出国留学必需资金等极端情形)且经法定程序,才可依法处分;私自赠与、过户、出售均属无效,无法返还的须折价赔偿。现实中,父母为规避限购、债务等,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后续又想擅自处分,几乎都会被司法认定为侵权,风险极高。
张利法官强调,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本质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未来与尊严。父母应清醒认识到,监护权是职责而非权利,代管财产是义务而非特权。尊重孩子的财产权,不仅是守法,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上海法治报 记者 陈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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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男孩29万压岁钱被妈转剩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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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男孩小诺(化名)出生不久,父亲王先生与母亲李女士共同决定,以小诺名义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门存放长辈亲友赠与的红包、礼金、逢年过节的压岁钱等。账户资金流水清晰显示,入账多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点,账户设立初衷是为了给孩子留存一笔专属成长资金。
此后五年间,账户陆续存入29万余元,成为小诺名下一笔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父母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账户也由双方共同管理,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孩子的教育、医疗等未来开支。2024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从当年8月起,小诺的专用账户出现异常:多笔大额整数资金被陆续转出,账户余额迅速缩水,最终仅剩4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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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也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我自己的钱款。”庭审中,李女士委屈地说,自己对孩子的成长尽心尽力。“转出的钱也都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及生活的必要支出上。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但李女士拿不出清晰的支出记录,无法举证这些钱尤其后期频繁大额支出的合理用途。
最终法院审理查明,账户内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小诺兴趣班及日常开销,但账户中大部分大额转出款项发生在双方产生矛盾、准备离婚阶段,李女士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这些资金用于小诺的大额消费、教育或医疗,也无法说明合理去向。
法院明确指出,案涉账户为小诺专属设立,账户内资金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未成年人个人所有,父母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母亲在非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擅自转出大额资金,已构成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侵害。最终,法院综合小诺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从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财产早已超出想象
小诺的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上海浦东、北京海淀等地法院接连审理多起涉未成年人财产权案件,涉案财产从数万元压岁钱到价值千万的房产,类型之多、金额之大,颠覆了“孩子没有财产”的传统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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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法院最终认定这笔存款属晓晨个人财产。其中,孩子实际出勤期间的合理学费可予扣除,但父亲在双方分居、争夺抚养权期间,擅自为孩子保留高价民办幼儿园学位产生的费用,并非出于子女利益考量,而是服务于抚养权争夺,应由父亲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父亲返还8万余元。
2007年,王先生与张女士以未成年女儿王粒(化名)名义购买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女儿个人名下,属于女儿个人财产,二人离婚时也明确该房屋不属夫妻共同财产,仍归女儿所有。然而,离婚仅数日,王先生便擅自以监护人身份,代女儿签订赠与合同,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随后迅速出售给第三人,获利11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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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误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年幼无劳动能力,压岁钱、礼金、房产等财产本质上来自家庭或亲属,所有权理应归家庭共有,父母随意支配、使用天经地义。但司法实践明确,未成年人接受赠与、登记房产等纯获利益行为合法有效,财产一旦交付、登记,所有权即转移至未成年人个人名下,与父母财产相互独立,离婚时不得分割,日常不得随意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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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守护孩子的“私人财富”?
当下,随着社会法治化、财富多元化,个体财产权意识觉醒,未成年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地位被强化,法律不再允许以亲情名义侵蚀子女财产权益。当财产权成为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避免类似纠纷,让监护权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利表示,可以通过物理隔离,即建立未成年人专属财产账户,杜绝混同。他建议:“孩子出生后,父母可为其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属理财账户,将压岁钱、礼金、赠与款项等单独存入,不与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资金或夫妻共同财产混用。”专属账户、清晰流水是法院认定子女个人财产的关键证据。
父母作为监护人,确因子女教育、医疗、重大生活需要使用子女财产时,应坚持双方协商一致,留存合同、票据、转账记录等完整证据,证明资金用途与子女利益直接相关。张利法官特别提醒,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完全用子女个人财产替代。
而对于未成年人房产等不动产,严禁随意过户、出售。司法实践表明,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属于子女个人财产,监护人仅在完全为子女利益(如子女重大疾病、出国留学必需资金等极端情形)且经法定程序,才可依法处分;私自赠与、过户、出售均属无效,无法返还的须折价赔偿。现实中,父母为规避限购、债务等,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后续又想擅自处分,几乎都会被司法认定为侵权,风险极高。
张利法官强调,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本质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未来与尊严。父母应清醒认识到,监护权是职责而非权利,代管财产是义务而非特权。尊重孩子的财产权,不仅是守法,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上海法治报 记者 陈颖婷)
近期,山东淄博的程女士发现,自己母亲的银行卡和某平台月付账单上出现大量陌生消费记录,两三个月累计总花销已超10万元。
据了解,程女士的母亲无意间开通了某平台的免密支付与月付功能。购物时无需输入密码或核对余额,只需一键下单就能完成扣款。程女士说,由于消费通过平台月付渠道完成,下单时不会立即扣款,这使得母亲误以为“不走银行卡就还有钱”,加上无需输入支付密码,这让母亲在各类自称销售“养老保健品”“收藏品”的直播间里消费“畅通无阻”,完全超出了经济承受能力。
“免密支付叠加平台月付的扣款模式,让我母亲完全感受不到花钱的实际压力,从字画、摆件、银元到保健酒,买的东西不计其数。”程女士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直到欠款累积到2万多元,母亲被平台限制额度才停手。
“免密支付”“先用后付”等新型支付业务,以流程便捷、交易提速的核心优势,提升了用户的支付体验,成为日常消费中便捷高效的选择。然而,便利的背后也隐藏着风险隐患。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平台默认开通免密支付功能,或将该功能的开通选项隐藏在下单界面,消费者稍不注意就开通了免密支付。其中,有未成年人未经家长同意在直播平台使用免密支付;也有老人无意中开通该功能,因“误触”导致财产受损;更有甚者,免密支付功能还导致一些人遭遇账户资金被盗刷的情况。
家住山西长治的郭女士告诉记者,上小学的儿子平时喜欢玩网络游戏,完成作业后经常用她的手机。今年暑假期间,趁郭女士不注意,孩子多次通过免密支付功能进行游戏充值,累计充值几千元。郭女士得知后当即报警,在民警的帮助下,和游戏公司进行了沟通,最终充值费用被悉数退回。
在北京工作的刘女士开通了某电商平台的“先用后付”功能,她觉得这样网购退货时更方便,不需要另外付费。
然而,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先用后付”功能竟“自动”下单。
她向记者反映,自己在电商平台购买了一瓶洗发水,不经意间发现订单里有两件商品等待发货,但近期她并未购买过其他商品。点开订单详情页发现,两个订单均为同款洗发水,下单时间仅隔十几秒。
刘女士感到非常疑惑,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只点了一次“0元下单”,为防止收到货后与商家扯皮,她将两个订单都取消了。
今年3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称,陆续收到消费者声称因免密支付功能导致账户资金被盗刷的投诉,提醒消费者谨慎使用免密支付功能,避免因账户权限过度开放而引发资金损失。
11月6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加强“免密支付”业务安全管理的倡议(以下简称倡议),面向支付服务主体和用户发出倡议,具体包括:支付服务主体应进一步加强“免密支付”业务安全管理,杜绝默认开通行为,提供限额管理功能,在显著位置提供“免密支付”一键取消功能等。同时,倡议用户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风险识别能力等。
记者注意到,倡议中特别向支付服务主体强调,应全面评估老年人的风险偏好和业务承受能力,以显著方式展示业务核心条款,审慎为老年人开通“免密支付”功能。然而这一要求,在实践中大多并未得到有效落实。
受访专家指出,“免密支付”“先用后付”等便捷支付功能以其高效体验受到欢迎,但其“弱提醒”与“难取消”的问题,易导致非自愿扣费,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记者实测几款常用的App发现,多个电商平台会推荐用户使用“先用后付”“先享后付”进行支付,并注明“0元试用,15天后付款”“可体验满意后再付款”。若使用了“先享后付”即同意相关协议,但对具体的协议内容及风险,平台往往没有进行显著提示。
若想关闭这类功能则需要多步操作。以某支付软件为例,想要关闭免密支付或先用后付等支付方式,首先要在支付软件中依次点击“我的”“设置”“支付设置”“自动续费/免密支付”找到在哪些平台开通了免密支付服务后,才能“关闭服务”。在关闭的过程中,平台还会反复弹出“您确定要取消吗”“可能丧失相关权益”等提示进行“最后挽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海燕告诉记者,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压实各方责任:
支付服务提供方应在开通功能时对用户进行“强提醒”,确保用户充分知晓协议内容,同时提供清晰、便捷的功能关闭通道。监管部门可考虑出台专门的便捷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范功能开通、提醒与关闭的标准化流程,并鼓励对高频、高额免密支付设置二次确认或限额机制,以控制风险。
徐海燕提到,应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为消费者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吉林良佐律师事务所主任尤金堂指出,“免密支付”“先用后付”等支付服务中“弱提醒”“关闭难”的问题具有明确违法性:开通时的默认勾选、小字标注等模糊方式未显著提示风险,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关闭通道隐藏于多级菜单中,需多重操作才能完成,实质是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违反《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有关提示义务的要求。
尤金堂建议,监管部门应着力推动规则的细化与落地,明确“显著提醒”标准,如弹窗提示单独弹出、通知提醒需标注“免密支付扣费提醒”等。
支付服务主体则需强化开通时的风险提示及关闭路径明示。具体而言,应在用户开通时以弹窗、短信等方式显著提示功能风险,如“免密支付将自动扣费,点击查看关闭路径”。同时,简化关闭流程,为用户提供与开通同样便捷的一键关闭通道。
受访专家提醒,消费者一定要强化账户安全保护意识,养成定期核对账单的习惯,确保每一笔消费都是自己的真实意愿,防止账户资金被盗刷。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