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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东西问丨孙崎享：日本加速推进修宪进程须引起警惕

　　东京6月2日电 题：日本加速推进修宪进程须引起警惕

　　——专访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崎享

　　作者 朱晨曦 范珺华

　　上世纪7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警示：当那些不知战争滋味的人走上日本权力中枢时，真让人感到可怕。这种“可怕”的局面，如今正在日本逐渐成为现实，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修宪动向的加速。

　　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然而，当下的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再军事化”步伐明显提速，在背离和平宪法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如何看待当前日本加速推进修宪进程？修宪将对日本产生什么影响？“东西问”近日就上述问题专访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崎享。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日本宪法第九条有何重要意义？

　　孙崎享：日本现行宪法是在“日本决不能再次重蹈战争惨祸，和平宪法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我们必须从战祸的经历中，确立永远放弃战争的国家体制”等理念基础上制定的，其核心条款是第九条“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给周边邻国造成了巨大伤害，日本国民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宪法第九条展现了日本人绝不再重蹈战争覆辙的决心。

当地时间2026年5月19日，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记者 朱晨曦 摄

　　记者：和平宪法对于日本经济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

　　孙崎享：20世纪6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经济实力超越了英国和德国(西德)，仅次于美国。当时，全世界都在探究日本为何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对此进行了各种调查。除了日本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政界与经济界团结一致外，一大关键因素是当时日本坚持“和平主义”。当时日本不再发展军事力量，凭借民用产品与世界各国竞争，而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等，都将很大一部分预算用于军事。如果现在重新发展军事力量，那么日本向“和平产业”的投资将会不断消失。目前日本的教育已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政府预算逐渐转向军事，因此必须削减其他方面预算，而教育往往是被大幅削减的部分。这将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记者：4月12日，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在自民党大会上宣称，希望明年召开党大会时，能够在提出修宪动议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并强调“修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5月3日，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再度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您如何看待日本加速推进修宪进程？

　　孙崎享：上世纪7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警示：当那些不知战争滋味的人走上日本权力中枢时，真让人感到可怕。这种“可怕”的局面，如今正在日本逐渐成为现实，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修宪动向的加速。

　　过去，日本政府高层中还有不少人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修宪动向并未如此让人担忧。因为他们明白日本放弃战争是件好事。当美国要求日本向海外派兵时，宪法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然而当下，不知战争滋味的群体已成为日本政治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于日本过去为何要制定这部旨在放弃战争的宪法，未充分向国民传达。

　　根据日本法律规定，修改宪法必须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由国会提出后，再经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同意方可成立。新近一轮选举使日本政坛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众议院选举后，自民党及支持修宪的势力已占据众议院三分之二议席，已达到在众议院发起修宪动议的法定门槛。按照当下的舆论动向及政治势头，下一届参议院选举自民党获胜的可能性也很大。日本加速推进修宪进程须引起警惕。

当地时间2026年5月3日是日本宪法日。当日约5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有明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记者 朱晨曦 摄

　　记者：修宪将对日本产生哪些影响？

　　孙崎享：现行日本宪法不允许以使用武力为目的，向他国的陆地、海域或空域派遣自卫队。一旦推进修宪，打破这一限制的可能性较大。届时，日本或将构建起自卫队在美军战略框架下参与海外作战的体制，不断强化在安全领域的国际介入力度。

　　若自卫队被部署参与海外作战，日本国民必然面临新的财政负担。日本当前财政本就十分吃紧，军事领域的新增开支将进一步推高债务规模，让本就艰难的财政运营雪上加霜。届时，日本政府势必压缩现有财政开支，包括实际养老金下调、弱势群体帮扶体系弱化、国家医疗投入缩减。这将加剧社会贫富分化，让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愈发艰难。同时，政府对教育领域的预算投入将被进一步挤压，这将导致日本国际竞争力持续下滑。

　　当前，高市政权正推进在宪法中创设紧急事态条款，我认为十分危险。引入紧急事态条款，或将致使日本政治层面的民主属性有所倒退。在“紧急事态”下，国会的职能将被大幅弱化，内阁的施政与统治权力随之进一步强化，甚至突破法律的制约。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9日，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持续推动扩军备武，数名日本学者在东京举行研讨会表达忧虑，认为日本当前政治走向日益右倾，高市推动的军备扩张路线可能将日本拖入战争深渊。记者 朱晨曦 摄

　　记者：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您如何看待东京审判？

　　孙崎享：日本过去在侵略战争中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近期我在一个地方演讲，我问听众，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杀害了多少人？没有人能说出具体数字。我又问，日本在经济上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同样，也没有人能回答。这说明，日本社会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犯下了多么严重的罪行没有清晰的认知。这也导致日本社会对于甲级战犯的批判不足。

　　日本因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结果，得以重返国际社会。遵守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日本向世界作出的承诺。然而，现在日本很多人竟然都不知道日本曾向国际社会作出过上述承诺。

　　日本一些政客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违反日本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这不仅仅是日本与中国或韩国的问题，而是与日本在战后国际秩序中如何定位、如何行事有着极其深刻的关系。(完)

　　受访者简介：

孙崎享。记者 朱晨曦 摄

　　孙崎享，日本人，1943年出生于中国鞍山。1966年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曾任日本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局长、日本驻伊朗大使等职。2013年3月起担任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至今。著作有《日美同盟真相》《日本的情报与外交》《战后史的真相：1945-2012》等。

今日行业协会传达研究成果东西问丨孙崎享：日本加速推进修宪进程须引起警惕

　　东京6月2日电 题：日本加速推进修宪进程须引起警惕

　　——专访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崎享

　　作者 朱晨曦 范珺华

　　上世纪7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警示：当那些不知战争滋味的人走上日本权力中枢时，真让人感到可怕。这种“可怕”的局面，如今正在日本逐渐成为现实，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修宪动向的加速。

　　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然而，当下的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再军事化”步伐明显提速，在背离和平宪法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如何看待当前日本加速推进修宪进程？修宪将对日本产生什么影响？“东西问”近日就上述问题专访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崎享。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日本宪法第九条有何重要意义？

　　孙崎享：日本现行宪法是在“日本决不能再次重蹈战争惨祸，和平宪法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我们必须从战祸的经历中，确立永远放弃战争的国家体制”等理念基础上制定的，其核心条款是第九条“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给周边邻国造成了巨大伤害，日本国民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宪法第九条展现了日本人绝不再重蹈战争覆辙的决心。

当地时间2026年5月19日，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记者 朱晨曦 摄

　　记者：和平宪法对于日本经济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

　　孙崎享：20世纪6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经济实力超越了英国和德国(西德)，仅次于美国。当时，全世界都在探究日本为何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对此进行了各种调查。除了日本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政界与经济界团结一致外，一大关键因素是当时日本坚持“和平主义”。当时日本不再发展军事力量，凭借民用产品与世界各国竞争，而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等，都将很大一部分预算用于军事。如果现在重新发展军事力量，那么日本向“和平产业”的投资将会不断消失。目前日本的教育已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政府预算逐渐转向军事，因此必须削减其他方面预算，而教育往往是被大幅削减的部分。这将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记者：4月12日，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在自民党大会上宣称，希望明年召开党大会时，能够在提出修宪动议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并强调“修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5月3日，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再度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您如何看待日本加速推进修宪进程？

　　孙崎享：上世纪7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警示：当那些不知战争滋味的人走上日本权力中枢时，真让人感到可怕。这种“可怕”的局面，如今正在日本逐渐成为现实，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修宪动向的加速。

　　过去，日本政府高层中还有不少人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修宪动向并未如此让人担忧。因为他们明白日本放弃战争是件好事。当美国要求日本向海外派兵时，宪法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然而当下，不知战争滋味的群体已成为日本政治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于日本过去为何要制定这部旨在放弃战争的宪法，未充分向国民传达。

　　根据日本法律规定，修改宪法必须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由国会提出后，再经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同意方可成立。新近一轮选举使日本政坛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众议院选举后，自民党及支持修宪的势力已占据众议院三分之二议席，已达到在众议院发起修宪动议的法定门槛。按照当下的舆论动向及政治势头，下一届参议院选举自民党获胜的可能性也很大。日本加速推进修宪进程须引起警惕。

当地时间2026年5月3日是日本宪法日。当日约5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有明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记者 朱晨曦 摄

　　记者：修宪将对日本产生哪些影响？

　　孙崎享：现行日本宪法不允许以使用武力为目的，向他国的陆地、海域或空域派遣自卫队。一旦推进修宪，打破这一限制的可能性较大。届时，日本或将构建起自卫队在美军战略框架下参与海外作战的体制，不断强化在安全领域的国际介入力度。

　　若自卫队被部署参与海外作战，日本国民必然面临新的财政负担。日本当前财政本就十分吃紧，军事领域的新增开支将进一步推高债务规模，让本就艰难的财政运营雪上加霜。届时，日本政府势必压缩现有财政开支，包括实际养老金下调、弱势群体帮扶体系弱化、国家医疗投入缩减。这将加剧社会贫富分化，让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愈发艰难。同时，政府对教育领域的预算投入将被进一步挤压，这将导致日本国际竞争力持续下滑。

　　当前，高市政权正推进在宪法中创设紧急事态条款，我认为十分危险。引入紧急事态条款，或将致使日本政治层面的民主属性有所倒退。在“紧急事态”下，国会的职能将被大幅弱化，内阁的施政与统治权力随之进一步强化，甚至突破法律的制约。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9日，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持续推动扩军备武，数名日本学者在东京举行研讨会表达忧虑，认为日本当前政治走向日益右倾，高市推动的军备扩张路线可能将日本拖入战争深渊。记者 朱晨曦 摄

　　记者：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您如何看待东京审判？

　　孙崎享：日本过去在侵略战争中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近期我在一个地方演讲，我问听众，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杀害了多少人？没有人能说出具体数字。我又问，日本在经济上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同样，也没有人能回答。这说明，日本社会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犯下了多么严重的罪行没有清晰的认知。这也导致日本社会对于甲级战犯的批判不足。

　　日本因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结果，得以重返国际社会。遵守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日本向世界作出的承诺。然而，现在日本很多人竟然都不知道日本曾向国际社会作出过上述承诺。

　　日本一些政客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违反日本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这不仅仅是日本与中国或韩国的问题，而是与日本在战后国际秩序中如何定位、如何行事有着极其深刻的关系。(完)

　　受访者简介：

孙崎享。记者 朱晨曦 摄

　　孙崎享，日本人，1943年出生于中国鞍山。1966年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曾任日本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局长、日本驻伊朗大使等职。2013年3月起担任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至今。著作有《日美同盟真相》《日本的情报与外交》《战后史的真相：1945-2012》等。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城市经济韧性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维度。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提高经济韧性增强抗风险能力，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202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中提出，到2030年，推动中国建成一批高水平的韧性城市。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并明确要求加大人工智能领域金融支持力度，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战略资本，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保驾护航。多项政策的密集出台，勾勒出“金融赋能—AI创新—城市韧性”的发展脉络，也凸显了科技金融与人工智能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核心价值。基于对二者协同作用的深入研究，我们得出三大关键逻辑：科技金融可以显著增强城市抗冲击、快恢复、稳增长的三重能力，且这种作用会随韧性基础夯实而持续增强;因城市禀赋差异，东部地区、人口密集城市及创新高地的政策效能更为突出;同时，科技金融可以突破行政边界，形成跨区域协同的韧性提升格局。这些逻辑呼应了国家战略部署，更在多地实践中得到生动印证。

一、科技金融赋能：三重韧性能力进阶，效应递增释红利

科技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抵抗—恢复—增长”的完整能力体系：既通过资金精准滴灌缓解AI产业创新压力，增强城市抵御外部冲击的“免疫力”;又借助快速响应机制加速冲击后的经济反弹，提升“修复力”;更通过培育AI新动能推动产业升级，夯实“持续增长力”。尤为关键的是，随着城市经济韧性基础不断夯实，科技金融的赋能效应会持续放大，呈现“韧性越强、赋能效应越显著”的进阶特征。

深圳的AI产业实践堪称典范。作为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深圳通过构建“股贷债保汇”联动的科技金融体系，有力支撑了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发展。在政策加持下，深圳明确目标到2026年实现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3000家、产业规模年均增长超20%的发展目标，并通过“投补贷联动”等创新举措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上海的发展则进一步印证“效应递增”的特点。作为经济韧性基础雄厚的城市，上海依托长三角跨区域协同机制，聚焦AI与高端制造融合领域强化科技金融支持。例如，针对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智能化汽车照明技术攻关项目，中行上海市分行联动常熟分行提供约10亿元资金支持，助力企业在常熟建立创新试验基地，技术转化周期较行业平均水平缩短30%。随着上海AI产业集群的成型，科技金融投入的“乘数效应”持续释放。

二、城市禀赋差异：三类区域凸显科技金融韧性效能

城市的地理区位、人口规模、创新基础等禀赋差异，直接影响科技金融的韧性赋能效果。实践表明，东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及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因具备更密集的要素资源、更完善的产业配套、更高效的技术转化能力，成为科技金融释放韧性红利的“核心载体”，其科技金融的赋能效应显著优于其他类型城市。

东部城市以苏州为代表，作为长三角AI产业核心节点，苏州依托强大的产业基础与金融活力，吸引金融机构深度布局科技金融服务。中信银行苏州分行构建“股-贷-债-保”一站式体系。截至2024年6月已与超过90%的本地上市公司达成合作，其中为AI语音技术企业思必驰提供近1亿元授信支持，助力其完成“云+芯”战略布局，在智能座舱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东部地区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让科技金融效能充分释放。

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中，郑州的实践颇具代表性。作为千万人口省会，郑州航空港区以制度创新破解国资“不敢投”难题，通过《国有投资基金容错尽职免责管理办法》与科技金融25条举措，为人工智能产业注入“耐心资本”，成功股权投资上海卓益得机器人等创新企业。民生银行郑州分行则累计为3000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科创企业贷款余额突破50亿元。其推出的“易创E贷”等产品，帮助智慧交通、生物科技等领域企业快速获得资金支持。庞大的人口规模带来的市场需求，为科技金融政策落地提供了广阔场景。

创新水平较高的合肥则展现出“技术驱动”的韧性优势。作为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合肥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产业金融”试点，截至2025年6月末，试点区域人工智能企业融资覆盖率达58.6%，较年初提高近9个百分点。国开行安徽省分行为星火大模型等重大研发项目累计发放贷款超13亿元，助力核心技术突破。创谷资本组建3亿元智能家电子基金，推动小视科技等企业补链延链，形成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的良性循环。在2024年全球AI算力紧张背景下，合肥凭借自主算力研发能力，本地企业算力成本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5%，产业链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

三、空间协同效应：科技金融韧性红利的跨域辐射

科技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可以通过创新要素流动、产业链协作、技术经验共享，形成“中心辐射、周边协同”的空间格局，这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要求高度契合。这种跨域协同让韧性红利突破行政边界，带动邻近城市同步提升抗风险能力，成为区域韧性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撑。

长三角“上海—苏州—无锡”的联动发展是典型案例。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中行上海市分行为某生物医药企业提供近2亿元短期融资，支持其苏州新厂建设，通过跨区域协同机制实现研发与生产的高效衔接。在技术共享层面，上海AI企业研发的智能质检系统通过联合实验室模式引入苏州、无锡制造业企业，帮助两地企业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2%;在资金支持层面，上海创投机构通过“跨区域投贷联动”，为苏州、无锡40余家AI配套企业提供超5亿元资金。在2024年供应链波动期间，三地AI产业链复工率同步达到92%以上，形成“一地政策、多地受益”的韧性协同格局。

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实践同样印证这一逻辑。成都高新区依托“中试平台”知识产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通过华润信托发行储架规模10亿元的金融产品，为科创企业提供低成本融资，该模式被纳入成渝地区科创金融改革试点。重庆则通过“银证担”合作模式复制类似经验，2024年发行的知识产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为8家高新技术企业提供8400万元资金支持，涵盖13余项核心专利。截至2025年一季度，成都的科技金融创新模式已带动重庆AI企业数量增长60%，两地联合开发的智能交通系统使成渝间物流运输效率提升25%，这充分体现了科技金融韧性红利的跨域辐射价值。

四、政策优化方向：让科技金融韧性效能更普惠

基于上述逻辑与实践，要充分释放科技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赋能作用。在紧扣政策精神的同时，结合城市禀赋差异与空间协同特征，针对性优化政策设计：其一，对东部、人口密集、创新高地等“优势区域”，可推广深圳“投补贷联动”、合肥“产业金融试点”等模式，加大知识产权证券化等市场化工具创新。聚焦AI前沿技术突破，呼应“人工智能+”行动中“加速技术落地迭代”的要求。其二，对中西部、中小城市，可借鉴郑州“容错免责机制”、成渝“跨区域产品复制”经验，通过“要素共享”“政策协同”承接韧性红利，落实高质量发展意见中“增强中西部城市群支撑作用”的部署。其三，建立长三角“跨区域专班”式协作机制，打破要素流动壁垒，让空间协同效应更持续，推动更多城市共享韧性发展成果。

科技金融与AI的深度融合，正成为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核心动力。从三重能力进阶到区域禀赋适配，再到跨域协同辐射，这些逻辑既响应了国家战略对“韧性城市”与“智能经济”的双重召唤，更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活力。未来，随着政策设计不断优化，科技金融必将为更多城市筑牢抗风险根基，助力实现2030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阶段性目标。

(朱宝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金融与会计学院，河南郑州450046;翟世婷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文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46)

作者简介：朱宝(1989—)，男，博士，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金融与会计学院，讲师，校聘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金融。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32400412064)和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博士科研启动资金项目(2022HNUAHEDF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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