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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极端天气频发，对“三夏”生产影响多大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今年身边的烘干厂都爆满，但小麦水分太大烘得慢，根本不出活儿。”收购版图覆盖湖北、河南多地的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叹道，如果粮食烘干排不上号，被搁置一边，24小时就会发烫、48小时就可能烂掉发霉。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阶段，5月这轮波及我国数十个省区市的强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且与部分作物关键生育期、关键收获期叠加，让伍娟这些粮农焦虑不已。

　　5月28日，持续许久的降雨终于放了晴，伍娟抓紧下地收割小麦，结果刚收10多亩又下起雨。望着剩余几十亩地，她担心收完的小麦发芽、地里的会烂根，又担心一季的辛苦换不来好价钱。

　　5月29日，记者从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获悉，5月以来，全国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5月单日降雨纪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除了伍娟所在的湖北省，安徽、河南等粮食主产省份也遭遇了较强降雨威胁，为农作物生产带来一定影响。

　　不仅是极端强降水，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干旱等天气同样频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穆月英强调，极端天气不是单一自然事件，而是会影响耕地、作物、农机、仓储、物流、市场和农民收益的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构成严峻挑战。

　　5月31日，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泵站与排涝处处长龙海游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调度情况看，全国面上耕地受涝情况总体平稳，大中型灌区运行正常，个别点位有涝情无涝灾，灌区农田涝渍情况总体可控。

　　不过，随着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当极端天气逐渐成为“常客”

　　在分析今年全国雨水情时，水旱灾害防御司指出，自4月1日我国正式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月以来，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五成。正值“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整体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穆月英分析，这轮强降雨从区域看，黄淮海冬麦区受灾风险比较突出。5月正是小麦灌浆后期、乳熟成熟和即将大面积收获的关键阶段，持续阴雨和局地暴雨容易造成影响。她提醒，长江中下游和西南部分地区，还需关注夏收及后续播种环节衔接中的风险。

　　水文水资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认为，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有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世界气象组织(WMO)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急剧上升，已不再是偶然发生的区域性气候灾害，正在重塑全球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成为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核心风险因素。

　　“近年来，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确实在加深。”穆月英表示，其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挑战，与过去更多表现为局部性、阶段性和单一性风险的农业气象灾害不同，不仅表现为灾害次数增加，还有风险形态发生的变化。

　　浙江大学农业风险管理与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易福金也指出，当前高温叠加干旱、强降雨叠加渍涝和病虫害等复合型灾害，正成为农业生产中更加常见的灾害形态。他进一步表示，受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北方暴雨激增影响，我国原有农业灾害分布规律被打破，传统农业风险的空间格局被重构。

　　以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为例，这一固有认知已被改写。北方粮食主产区的防灾重心，正从过去单一的“抗旱为主”被迫转向严峻的“旱涝双防”，而苹果、水稻、莲藕等作物的种植带也不断北移，然而这些新晋的种植区域缺乏适配的防灾技术与管理经验，导致次生风险凸显。

　　“极端天气不仅影响某一块田、某一个生产季的粮食生产，还会在区域，生产全过程扩散。”穆月英说。

　　我们能倚仗些什么

　　“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我们既要保持充分警惕，也要保持战略定力。”穆月英表示，“因为总体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储备调节、产销衔接和应急保供体系完善，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总体供给、保持价格基本平稳，是有制度基础和现实能力的。”

　　农田防灾减灾能力是基础，其中大中型灌区灌溉保证率高，灌排体系相对完善，一直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龙海游指出，入汛以来，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有效应对强降雨天气影响，指导加强灌排沟渠巡检及排涝泵站维修养护，及时发现和处理农田积水受涝等问题。

　　据统计，入汛以来，全国1438座(次)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50.9亿立方米，减淹耕地面积51.27万亩。“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排灌体系、田间道路、烘干仓储设施，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硬核支撑。”穆月英指出，我国农业防灾减灾有组织动员能力强、基础设施不断增强等显著优势。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表示，种粮农民利益得以保障，才能激励和调动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而提供适配的保险产品，正是帮助农民转移灾害风险的关键举措。

　　在5月这轮强降雨过程中，面对大面积农田渍涝、作物倒伏甚至减产绝收的严峻局面，农业保险成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的“压舱石”、粮食安全的风险缓冲器。易福金指出，一方面，保险赔款能够快速弥补农户直接经济损失，避免因灾返贫、弃耕撂荒；另一方面，它能分担政府救灾压力，稳定农户种粮预期，打消“受灾即亏损”的顾虑，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农户张兵朝种植的近300亩小麦处于湖北省宜昌市5月强降雨受灾严重地带，地里小麦整体大片倒伏，浸水腐烂、发芽，大面积受损，之前缴纳了7776元保费，在灾后4天内收到26.5万元理赔款项。

　　截至5月27日，国寿财险湖北宜昌中心支公司下辖当阳市支公司已向259名农户赔付超8000亩因5·17暴雨灾害受损的小麦，合计赔付370.72万元。

　　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配套也至关重要。我国长期开展抗逆作物育种，储备了丰富的耐旱、耐涝及抗病新品种。4月20日以来，河南温县降雨频繁，各乡镇小麦均存在倒伏地块、倒伏率超过10%。然而，在祥云镇夏庄村，中种集团品种“郑麦9134”繁种田里成方连片千亩小麦无倒伏、无穗发芽、无萌动，病穗都少，预计6月5日至10日迎来收割。

　　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湖北省区技术主任刘华介绍，赤霉病是影响小麦安全生产的重要病害，成熟期遭遇强降雨极易引发穗部霉变和穗发芽，严重拉低产量与品质。但使用了“麦甜”制剂的麦田展现出了极强的抗逆性。今年这些田块不仅受“烂场雨”的伤害显著减小，产出的麦穗更是干净金黄、籽粒饱满。在实现平均增产10%的同时，用药量减少了70%。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就提到，这种品质的小麦，每斤收购价高出3到5分钱根本不是问题。

　　堵点依然存在

　　尽管我国农业防灾减灾已具备明显优势，但依然存在设施短板突出、应急预案更新滞后等“堵点”与“卡点”。

　　为此，易福金建议升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结合雨带北移、北方暴雨增多趋势，分区修订农田排涝、抗旱建设标准，重点补齐北方粮食主产区、低洼易涝区田间沟渠、小型泵站等末梢设施，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旱涝双防”作为硬性指标。

　　农业保险方面同样面临挑战。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业保险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17亿元，农业保险向农户支付赔款超1200亿元，成为应对极端天气常态化的重要金融工具。

　　虽然覆盖面持续扩大、产品体系不断丰富，但易福金发现，农业保险的理赔精准度不足、市场过度竞争导致财政资源耗散、巨灾赔付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以及现行产品无法适应日益分化的农户需求等问题依然突出。

　　马九杰提醒，极端天气频发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赔付压力骤升，政策性保险需要增加保费补贴力度。他建议研究如何激励保险公司从“被动赔付”转向“主动防损”。

　　对于“主动防损”，马九杰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双赢机制。保险公司若参与防灾抗灾设施建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客观上会减少风险发生概率，降低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灾害损失赔付，降低赔付压力。当然，做到这些，保险公司需要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且能够将盈余资金用于风险减量措施建设上。

　　国寿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也坦言，近年极端气候致灾性强、影响范围广，让农业保险面临的风险持续聚集，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据统计，国寿财险2026年全国农险接报案超36万件，涉及农田/主要作物面积约395万亩，已完成查勘定损金额近30亿元、支付赔款约29亿元。

　　他建议，因地制宜完善“保险公司+再保险+大灾基金+政府兜底”的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确保行业在巨灾面前能持续稳定发挥保障作用。他也提醒广大农户，投保信息务必准确，受灾后第一时间报案并保留证据。

　　构建适配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立足气候变化新常态，易福金建议推动农业风险防控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综合减灾、风险分担一体化，以“提升农田韧性、强化精准预警、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多元保障”为核心，构建适配极端天气频发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突发性的，又是大范围的。”穆月英认为，农业防灾减灾要做到事后应急、事前预防、过程管理和灾后恢复相结合，让不确定的天气，可识别、可预警、可管理。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大、类型多，农户仍然是重要基础。她提醒，极端天气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信息、技术、设备、保险和组织支持，必须把农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她建议通过社会化服务、合作组织、保险金融和数字化工具，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应对极端气候上的作用。

　　“为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需要从多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穆月英建议，农业技术部门针对极端天气制定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清单，包括秋季播种、品种选择等技术措施；农户自身也要强化防灾减灾意识，积极投保农业保险，若秋季遭遇灾害，就及时做好耕种补种、作物类型调整，防止来年夏季产量受到波及，并切实做到分地块、分作物的精准应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婉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2日 05版

昨日行业报告发布行业动态极端天气频发，对“三夏”生产影响多大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今年身边的烘干厂都爆满，但小麦水分太大烘得慢，根本不出活儿。”收购版图覆盖湖北、河南多地的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叹道，如果粮食烘干排不上号，被搁置一边，24小时就会发烫、48小时就可能烂掉发霉。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阶段，5月这轮波及我国数十个省区市的强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且与部分作物关键生育期、关键收获期叠加，让伍娟这些粮农焦虑不已。

　　5月28日，持续许久的降雨终于放了晴，伍娟抓紧下地收割小麦，结果刚收10多亩又下起雨。望着剩余几十亩地，她担心收完的小麦发芽、地里的会烂根，又担心一季的辛苦换不来好价钱。

　　5月29日，记者从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获悉，5月以来，全国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5月单日降雨纪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除了伍娟所在的湖北省，安徽、河南等粮食主产省份也遭遇了较强降雨威胁，为农作物生产带来一定影响。

　　不仅是极端强降水，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干旱等天气同样频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穆月英强调，极端天气不是单一自然事件，而是会影响耕地、作物、农机、仓储、物流、市场和农民收益的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构成严峻挑战。

　　5月31日，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泵站与排涝处处长龙海游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调度情况看，全国面上耕地受涝情况总体平稳，大中型灌区运行正常，个别点位有涝情无涝灾，灌区农田涝渍情况总体可控。

　　不过，随着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当极端天气逐渐成为“常客”

　　在分析今年全国雨水情时，水旱灾害防御司指出，自4月1日我国正式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月以来，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五成。正值“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整体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穆月英分析，这轮强降雨从区域看，黄淮海冬麦区受灾风险比较突出。5月正是小麦灌浆后期、乳熟成熟和即将大面积收获的关键阶段，持续阴雨和局地暴雨容易造成影响。她提醒，长江中下游和西南部分地区，还需关注夏收及后续播种环节衔接中的风险。

　　水文水资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认为，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有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世界气象组织(WMO)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急剧上升，已不再是偶然发生的区域性气候灾害，正在重塑全球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成为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核心风险因素。

　　“近年来，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确实在加深。”穆月英表示，其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挑战，与过去更多表现为局部性、阶段性和单一性风险的农业气象灾害不同，不仅表现为灾害次数增加，还有风险形态发生的变化。

　　浙江大学农业风险管理与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易福金也指出，当前高温叠加干旱、强降雨叠加渍涝和病虫害等复合型灾害，正成为农业生产中更加常见的灾害形态。他进一步表示，受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北方暴雨激增影响，我国原有农业灾害分布规律被打破，传统农业风险的空间格局被重构。

　　以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为例，这一固有认知已被改写。北方粮食主产区的防灾重心，正从过去单一的“抗旱为主”被迫转向严峻的“旱涝双防”，而苹果、水稻、莲藕等作物的种植带也不断北移，然而这些新晋的种植区域缺乏适配的防灾技术与管理经验，导致次生风险凸显。

　　“极端天气不仅影响某一块田、某一个生产季的粮食生产，还会在区域，生产全过程扩散。”穆月英说。

　　我们能倚仗些什么

　　“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我们既要保持充分警惕，也要保持战略定力。”穆月英表示，“因为总体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储备调节、产销衔接和应急保供体系完善，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总体供给、保持价格基本平稳，是有制度基础和现实能力的。”

　　农田防灾减灾能力是基础，其中大中型灌区灌溉保证率高，灌排体系相对完善，一直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龙海游指出，入汛以来，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有效应对强降雨天气影响，指导加强灌排沟渠巡检及排涝泵站维修养护，及时发现和处理农田积水受涝等问题。

　　据统计，入汛以来，全国1438座(次)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50.9亿立方米，减淹耕地面积51.27万亩。“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排灌体系、田间道路、烘干仓储设施，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硬核支撑。”穆月英指出，我国农业防灾减灾有组织动员能力强、基础设施不断增强等显著优势。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表示，种粮农民利益得以保障，才能激励和调动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而提供适配的保险产品，正是帮助农民转移灾害风险的关键举措。

　　在5月这轮强降雨过程中，面对大面积农田渍涝、作物倒伏甚至减产绝收的严峻局面，农业保险成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的“压舱石”、粮食安全的风险缓冲器。易福金指出，一方面，保险赔款能够快速弥补农户直接经济损失，避免因灾返贫、弃耕撂荒；另一方面，它能分担政府救灾压力，稳定农户种粮预期，打消“受灾即亏损”的顾虑，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农户张兵朝种植的近300亩小麦处于湖北省宜昌市5月强降雨受灾严重地带，地里小麦整体大片倒伏，浸水腐烂、发芽，大面积受损，之前缴纳了7776元保费，在灾后4天内收到26.5万元理赔款项。

　　截至5月27日，国寿财险湖北宜昌中心支公司下辖当阳市支公司已向259名农户赔付超8000亩因5·17暴雨灾害受损的小麦，合计赔付370.72万元。

　　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配套也至关重要。我国长期开展抗逆作物育种，储备了丰富的耐旱、耐涝及抗病新品种。4月20日以来，河南温县降雨频繁，各乡镇小麦均存在倒伏地块、倒伏率超过10%。然而，在祥云镇夏庄村，中种集团品种“郑麦9134”繁种田里成方连片千亩小麦无倒伏、无穗发芽、无萌动，病穗都少，预计6月5日至10日迎来收割。

　　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湖北省区技术主任刘华介绍，赤霉病是影响小麦安全生产的重要病害，成熟期遭遇强降雨极易引发穗部霉变和穗发芽，严重拉低产量与品质。但使用了“麦甜”制剂的麦田展现出了极强的抗逆性。今年这些田块不仅受“烂场雨”的伤害显著减小，产出的麦穗更是干净金黄、籽粒饱满。在实现平均增产10%的同时，用药量减少了70%。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就提到，这种品质的小麦，每斤收购价高出3到5分钱根本不是问题。

　　堵点依然存在

　　尽管我国农业防灾减灾已具备明显优势，但依然存在设施短板突出、应急预案更新滞后等“堵点”与“卡点”。

　　为此，易福金建议升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结合雨带北移、北方暴雨增多趋势，分区修订农田排涝、抗旱建设标准，重点补齐北方粮食主产区、低洼易涝区田间沟渠、小型泵站等末梢设施，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旱涝双防”作为硬性指标。

　　农业保险方面同样面临挑战。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业保险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17亿元，农业保险向农户支付赔款超1200亿元，成为应对极端天气常态化的重要金融工具。

　　虽然覆盖面持续扩大、产品体系不断丰富，但易福金发现，农业保险的理赔精准度不足、市场过度竞争导致财政资源耗散、巨灾赔付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以及现行产品无法适应日益分化的农户需求等问题依然突出。

　　马九杰提醒，极端天气频发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赔付压力骤升，政策性保险需要增加保费补贴力度。他建议研究如何激励保险公司从“被动赔付”转向“主动防损”。

　　对于“主动防损”，马九杰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双赢机制。保险公司若参与防灾抗灾设施建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客观上会减少风险发生概率，降低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灾害损失赔付，降低赔付压力。当然，做到这些，保险公司需要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且能够将盈余资金用于风险减量措施建设上。

　　国寿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也坦言，近年极端气候致灾性强、影响范围广，让农业保险面临的风险持续聚集，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据统计，国寿财险2026年全国农险接报案超36万件，涉及农田/主要作物面积约395万亩，已完成查勘定损金额近30亿元、支付赔款约29亿元。

　　他建议，因地制宜完善“保险公司+再保险+大灾基金+政府兜底”的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确保行业在巨灾面前能持续稳定发挥保障作用。他也提醒广大农户，投保信息务必准确，受灾后第一时间报案并保留证据。

　　构建适配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立足气候变化新常态，易福金建议推动农业风险防控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综合减灾、风险分担一体化，以“提升农田韧性、强化精准预警、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多元保障”为核心，构建适配极端天气频发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突发性的，又是大范围的。”穆月英认为，农业防灾减灾要做到事后应急、事前预防、过程管理和灾后恢复相结合，让不确定的天气，可识别、可预警、可管理。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大、类型多，农户仍然是重要基础。她提醒，极端天气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信息、技术、设备、保险和组织支持，必须把农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她建议通过社会化服务、合作组织、保险金融和数字化工具，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应对极端气候上的作用。

　　“为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需要从多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穆月英建议，农业技术部门针对极端天气制定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清单，包括秋季播种、品种选择等技术措施；农户自身也要强化防灾减灾意识，积极投保农业保险，若秋季遭遇灾害，就及时做好耕种补种、作物类型调整，防止来年夏季产量受到波及，并切实做到分地块、分作物的精准应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婉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2日 05版

在成年读者的普遍想象中，绘本常被视为一种“低门槛”的阅读形态。图画占据主体，文字简短精练，似乎难以承载深刻的文学结构或复杂的符号体系。相应地，其翻译工作也常被误解为一种技术性、甚至边缘化的文字转换行为。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下儿童绘本翻译研究（21C0469）”课题组研究认为，绘本并非“浅易的文学”，而是一个高度复合的多模态艺术形式。它借助图像组织叙事，依托语言营造节奏，通过版式引导阅读路径，运用色彩调动情绪，更借着声音与韵律制造身体层面的共鸣。在这一认知框架下，绘本翻译的根本任务，不再是将原文逐句“搬运”至对应的文本，而是回应一个更具本质性的命题——如何以中文为媒介，重建一场对中国儿童同样具有感染力的阅读体验？要回答这个问题，绘本翻译至少需要完成三个层面的转变。

一是翻译对象的转变：从“单模态”到“多模态”

传统翻译理论将翻译对象看作是线性的语言文本，句子、词汇、语法与修辞构成其全部内容。在此种观念下，译者只需寻找对应词句、调整语序结构，便似乎完成了任务。图像被视为文字的附庸或装饰，翻译工作因而可完全脱离图画进行。

多模态话语分析则揭示了绘本首先是一种融合性的文化表达。意义不再固着于某一单一符号，而是生成于不同模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中。图像承担叙事骨架、文字赋予语气与节奏、版式引导视觉动线、色彩参与情绪建构、声音元素则在朗读中唤醒身体感知。在这一理解下，译者必须建立一种“整体翻译观”，其工作对象不再仅是文字，而是由图像、文字、版式、色彩与声音共同编织而成的意义系统。

由此，“翻译准确”的定义也随之拓展。它不再局限于词典释义的对应，而更强调译文与图像信息的严密契合，使语言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继续与视觉、节奏、情绪协同运作。从“单一文本”到“多模态文本”的认知转变，构成了绘本翻译理论与方法创新的根本前提。

二是翻译立场的转变：从“原文中心”转向“儿童中心”

传统译论强调对原文的忠实，然而在儿童绘本翻译中，译者必须同时对儿童读者的认知方式与情感逻辑负责。这并非鼓励译者对绘本进行任意改写，而是意味着在必要时，译者应做出适应儿童理解力的调整，以换取更完整、更具感染力的阅读体验。例如，将原文中冗长的修辞拆解为符合口语节奏的短句，使其在亲子共读中更易被接受与理解。这一做法在成人文学翻译中或许被视为偏离，但在绘本翻译中，却可能是对作品整体性的更精准的把握。

“为谁译？”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自明：“为孩子。”但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答案，构成了绘本翻译最独特的挑战。它要求译者进行一场深刻的视角转换，从成人的高处走下，蹲下身来，真正进入儿童的精神世界。这种能力，即所谓“童心”，是绘本译者最核心的素养。它并非指故作幼稚，而是指一种深刻的理解与共情：理解儿童的好奇心、恐惧、喜悦与悲伤；理解他们的逻辑方式与幽默点。一个失去童心的译者，可能会把“Hesatthere,feelingverysmall.”翻译成“他坐在那里，感到自己非常渺小。”而一个葆有童心的译者，可能会译为“他坐在那儿，觉得自己缩成了小小的一团。”后者更具画面感和身体感，更贴近儿童的认知模式。

三是翻译主体的转变：从“语言技工”到“跨模态合作者”

前两个转变分别回应了“译什么”与“为谁译”的问题，而第三个转变则指向“谁来译”与“如何译”的主体性重构。

在传统出版流程中，译者常被定位于“语言工匠”：负责语句转码，完成后即退出制作流程。然而，多模态绘本翻译实践表明，这一角色定位已不足以支撑高质量的跨文化阅读体验。当代绘本译者，正逐渐演变为“跨模态阅读体验的设计者”。其任务不仅是产出译文，更是参与搭建一个动态、沉浸式的跨文化阅读场域。这要求译者不仅精通语言，更需具备视觉叙事理解力、跨文化符号转译的敏锐度。翻译的复杂性由此显著提升。

从能力结构看，优秀的绘本译者不仅是语言工匠，更应是图像叙事的解读者、儿童心理的洞察者与文化转译的协调者。他需理解画面中的叙事线索，捕捉原文的声音节奏，预判文化元素在目标语境中可能引发的情感反应。从理论层面看，绘本翻译的核心在于“多模态关系的重构”。它要求译者以视觉叙事为主线，使译文节奏呼应画面结构，语言风格匹配图像情绪，文化差异转化为儿童可理解的生活情境。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不再是符号系统的简单置换，而是在新的文化土壤中，对语言、图像、声音与经验关系的重新编织。它迫使我们重新理解“意义”本身：意义并非词语的孤立所指，而是一个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整体体验的动态系统。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与文化传播竞争加剧的今天，儿童绘本的译介已不再是纯粹的技术性环节，而是塑造儿童审美能力、文化认知与价值观念的战略性工程。多模态绘本翻译因而绝非“小儿科”，而是一项承载着深远文化使命的实践。它关注的不仅是“如何译”的方法问题，更是“为谁译”的立场问题，与“译何为”的价值问题。它要求研究者与译者既具备学者的严谨，又葆有诗人的灵感，更不可或缺的，是一颗真正理解儿童、尊重童年的心。

【申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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