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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从“地理毗邻”到“情感共鸣” 重庆秀山探索跨省民族工作现代化新范式
重庆6月2日电 题：从“地理毗邻”到“情感共鸣” 重庆秀山探索跨省民族工作现代化新范式
记者 刘相琳
初夏时节，武陵山腹地满目苍翠。沿渝湘高速驶入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洪安边城的吊脚楼沿河而立，三省风情街游人如织，土家织锦工坊里银针穿梭，苗族山歌在梅江河畔回荡。
地处渝、湘、黔、鄂四省(市)交界的秀山，聚居着土家族、苗族、汉族等31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9.47%。昔日的“边陲之地”，如今正把省际边缘地带打造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的前沿阵地，在民族团结、产业共富、边区治理上走出一条民族地区现代化治理新路。
5月12日，在重庆秀山职教中心非遗文创基地苗绣工坊，老师指导学生进行苗绣创作。记者 何蓬磊 摄 非遗“活”起来：从指尖技艺到团结纽带
走进秀山职教中心非遗文创基地，14个非遗技艺传承工作坊一字排开。龙凤花烛坊里，学生们捏制粉色花朵蜡烛，用刻刀勾花瓣、蜡液点花蕊；苗绣坊中，绣娘指尖飞舞，一针一线勾勒出古老图腾。
“我们依托‘非遗+教育+研学’模式，将教学研修、文创开发、技艺体验等功能融合在一起，既让非遗活态传承，也让各族学生在共学共做中增进感情。”基地负责人冷进说。
秀山非遗资源丰厚，拥有秀山花灯、秀山民歌、苗族羊马节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2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及204项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如何让这些“藏在深闺”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民族团结的黏合剂？秀山的答案是：以“非遗+产业+旅游”双向赋能。
在“龙凤花海·玫瑰之约”景区，“亲籽缘”石榴园里56棵石榴树错落有致，寓意“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长廊两侧，民族团结故事图文并茂，2025年吸引超30万人次打卡，其中跨省游客占六成。大寨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设“民族历史展”“非遗体验区”，全年接待研学团队150余批次、师生5000余人。
非遗不仅连通情感，也连通了口袋。秀山探索“传承人+合作社+电商”模式，全年培育6家非遗龙头企业，形成“设计—生产—销售”产业链，带动2000余名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土家织锦工坊2025年承接文创披肩订单5000余件，带动20余名少数民族织女就业。目前，土家织锦非遗工坊已挖掘整理传统图纹百余种，培养人才近200人，每位“织娘”平均月薪2000元至4000元。
“以前觉得苗绣只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现在变成能赚钱、能交朋友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学。”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秀山金珠苗绣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杨秀燕对记者说。
在洪安边城“一脚踏三省”的老街上，“不夜边城·秀山有戏”项目今年春节开启试运营，12天吸引客流超50万人次，省外游客占比42%。秀山花灯、傩戏、苗戏、织锦、苗绣、扎染等非遗符号熔于一炉，让土家族、苗族、汉族游客在同一盏灯笼下同赏一场戏、同尝一道“一锅煮三省”的融合美食。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秀山县民族宗教委主任彭峰说，“当各族群众在共绣一幅锦、共跳一支舞、共做一桌饭中自然而然地交流起来，民族团结就从口号变成了日常。”
5月12日晚，夜幕降临，位于渝湘黔三省(市)交界处的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洪安镇灯火次第点亮。清水江穿镇而过，沿岸古街、吊脚楼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山水与夜色交织出独具韵味的“边城”画卷。(无人机照片) 记者 何蓬磊 摄 治理“联”起来：从“三不管”到“一家亲”
“以前清水江有个‘三不管岛’，三个地方的人之间有不少矛盾和纠纷。自从政府把界线划分清楚了，啥子事都有政府和人管了，‘三不管岛’也就不存在了。”秀山洪安镇拉拉渡船夫说，因行政隶属不同、风俗习惯有别，秀山与湖南花垣、贵州松桃交界的部分地区一度陷入“政府不好管、群众自行裁断”的尴尬局面。
变化，从机制突破开始。
秀山县以“联”破壁，与湖南花垣、贵州松桃两县携手创新构建“六联”工作机制——组织联创、机制联建、基层联防、治安联治、纠纷联调、活动联谊，推动形成“大事共商、难事共解、急事共处”的治理格局。
2025年以来，三地召开跨区域协同治理联席会议6次，开展联合执法检查12次，协同处置跨界矛盾45起，全部实现“零激化”。创新升级的“边界议事会”，吸纳三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贤能人150人担任调解员，将共同体理念融入基层协商。
洪安人民法庭的实践，尤为亮眼。2024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秀山法院洪安人民法庭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是全国法院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集体。
这一荣誉的背后，是秀山牵头联合湖南花垣、贵州松桃两地法院建立的“渝湘黔少数民族毗邻地区司法协作机制”。洪安人民法庭负责人韩云说，该机制创设以来已开展司法协作200余次，化解跨域纠纷180余件，推动长期存在的“三不管”困局逐步变为“一起管、一家亲”。
治理联界的触角，还延伸到了更细微的民生末梢。
秀山联合湖南花垣、贵州松桃两县创新打造“边城哨”跨区域基层末梢舆情感知体系，通过与“双网格”联动收集群众诉求，目前已为三地群众办好民生实事100余件。三地联合开展“无事酒”移风易俗整治、建立界河河长制、组建医疗联合体巡回团队深入乡镇义诊86次、接诊2.3万人次。跨区域治安联防组建联防队伍“分段巡逻、信息互通、联合处置”，2025年巡逻3万余公里，排查隐患86处。
“边界变纽带，隔阂变融洽”。这句话正在三省交界的土地上变成现实。
5月12日晚，夜幕降临，位于渝湘黔三省(市)交界处的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洪安镇灯火次第点亮。清水江穿镇而过，沿岸古街、吊脚楼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山水与夜色交织出独具韵味的“边城”画卷。图为夜色中，《大秀边城》实景演出拉开帷幕。 记者 何蓬磊 摄 发展“融”起来：从文旅破局到共同致富
如果说文化与治理是“软联通”，那么产业发展就是“硬支撑”。
秀山立足“武陵山区文旅融合发展新高地”定位，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天然纽带，先后建成洪安边城“边城文化会客厅”、川河盖“云端融合乐园”、西街“老城文化长廊”三大文旅载体，让各民族群众在文旅场景中自然相遇、自然交流。
为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红利，秀山积极搭建“文旅+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平台。培育土家族织锦、苗族金珠苗绣等非遗手作产业，整合32项非遗、54名传承人，开发超百种文创产品，联动多类景区设置门店5个、跨省专柜4处。在“龙凤花海·玫瑰之约”景区，引导土家族、苗族群众以土地入股、劳务参与等方式合作，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周边5个村寨各族群众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该项目成功入选2024年“全国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2025年，秀山全县非遗、文旅、电商产业带动少数民族群众就业超5000人，大寨村土家织锦半年订单额突破300万元。
在更宏观的层面，秀山、花垣、松桃三县合力推动区域交通大动脉建设，渝怀铁路及复线、渝湘高速、秀松高速贯通东西。秀山加速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东线物流枢纽，基本建成辐射周边18个区县、800多万人口的商贸物流网络。智慧物流平台使综合成本下降10%，2025年以来物流吞吐量突破500万吨，成为渝湘黔边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2025年，秀山联合湖南花垣、贵州松桃推出“边城非遗体验营”“非遗集市”等活动，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亿元。“秀山花灯”“土家织锦”等产业蓬勃发展，年产值约1亿元。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3083.09万人次，同比增长6.9%，渝湘黔毗邻地区游客占比超七成。各族群众在景区经营、节庆活动中累计开展合作交流超5万次，建成“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9个、“中国传统村落”25个。文旅融合发展带动10万余群众吃上“旅游饭”，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比达65%，人均旅游相关收入同比增长12%。各族群众依托景区经营、民俗节庆等载体广泛互动交流，交往交融氛围愈发浓厚。
秀山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成芳表示，下一步，秀山将深化“文化融界、治理联界、教育润界”三维协同机制，推进跨省文旅统战联盟建设，打造“武陵山区民族团结示范走廊”，开发“民族文化数据库”和“跨省交流对接端口”，让“边区共治、发展共享、文化共荣”的实践路径走得更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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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6月2日电 题：从“地理毗邻”到“情感共鸣” 重庆秀山探索跨省民族工作现代化新范式
记者 刘相琳
初夏时节，武陵山腹地满目苍翠。沿渝湘高速驶入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洪安边城的吊脚楼沿河而立，三省风情街游人如织，土家织锦工坊里银针穿梭，苗族山歌在梅江河畔回荡。
地处渝、湘、黔、鄂四省(市)交界的秀山，聚居着土家族、苗族、汉族等31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9.47%。昔日的“边陲之地”，如今正把省际边缘地带打造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的前沿阵地，在民族团结、产业共富、边区治理上走出一条民族地区现代化治理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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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以来，三地召开跨区域协同治理联席会议6次，开展联合执法检查12次，协同处置跨界矛盾45起，全部实现“零激化”。创新升级的“边界议事会”，吸纳三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贤能人150人担任调解员，将共同体理念融入基层协商。
洪安人民法庭的实践，尤为亮眼。2024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秀山法院洪安人民法庭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是全国法院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集体。
这一荣誉的背后，是秀山牵头联合湖南花垣、贵州松桃两地法院建立的“渝湘黔少数民族毗邻地区司法协作机制”。洪安人民法庭负责人韩云说，该机制创设以来已开展司法协作200余次，化解跨域纠纷180余件，推动长期存在的“三不管”困局逐步变为“一起管、一家亲”。
治理联界的触角，还延伸到了更细微的民生末梢。
秀山联合湖南花垣、贵州松桃两县创新打造“边城哨”跨区域基层末梢舆情感知体系，通过与“双网格”联动收集群众诉求，目前已为三地群众办好民生实事100余件。三地联合开展“无事酒”移风易俗整治、建立界河河长制、组建医疗联合体巡回团队深入乡镇义诊86次、接诊2.3万人次。跨区域治安联防组建联防队伍“分段巡逻、信息互通、联合处置”，2025年巡逻3万余公里，排查隐患86处。
“边界变纽带，隔阂变融洽”。这句话正在三省交界的土地上变成现实。
5月12日晚，夜幕降临，位于渝湘黔三省(市)交界处的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洪安镇灯火次第点亮。清水江穿镇而过，沿岸古街、吊脚楼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山水与夜色交织出独具韵味的“边城”画卷。图为夜色中，《大秀边城》实景演出拉开帷幕。 记者 何蓬磊 摄 发展“融”起来：从文旅破局到共同致富
如果说文化与治理是“软联通”，那么产业发展就是“硬支撑”。
秀山立足“武陵山区文旅融合发展新高地”定位，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天然纽带，先后建成洪安边城“边城文化会客厅”、川河盖“云端融合乐园”、西街“老城文化长廊”三大文旅载体，让各民族群众在文旅场景中自然相遇、自然交流。
为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红利，秀山积极搭建“文旅+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平台。培育土家族织锦、苗族金珠苗绣等非遗手作产业，整合32项非遗、54名传承人，开发超百种文创产品，联动多类景区设置门店5个、跨省专柜4处。在“龙凤花海·玫瑰之约”景区，引导土家族、苗族群众以土地入股、劳务参与等方式合作，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周边5个村寨各族群众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该项目成功入选2024年“全国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2025年，秀山全县非遗、文旅、电商产业带动少数民族群众就业超5000人，大寨村土家织锦半年订单额突破300万元。
在更宏观的层面，秀山、花垣、松桃三县合力推动区域交通大动脉建设，渝怀铁路及复线、渝湘高速、秀松高速贯通东西。秀山加速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东线物流枢纽，基本建成辐射周边18个区县、800多万人口的商贸物流网络。智慧物流平台使综合成本下降10%，2025年以来物流吞吐量突破500万吨，成为渝湘黔边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2025年，秀山联合湖南花垣、贵州松桃推出“边城非遗体验营”“非遗集市”等活动，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亿元。“秀山花灯”“土家织锦”等产业蓬勃发展，年产值约1亿元。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3083.09万人次，同比增长6.9%，渝湘黔毗邻地区游客占比超七成。各族群众在景区经营、节庆活动中累计开展合作交流超5万次，建成“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9个、“中国传统村落”25个。文旅融合发展带动10万余群众吃上“旅游饭”，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比达65%，人均旅游相关收入同比增长12%。各族群众依托景区经营、民俗节庆等载体广泛互动交流，交往交融氛围愈发浓厚。
秀山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成芳表示，下一步，秀山将深化“文化融界、治理联界、教育润界”三维协同机制，推进跨省文旅统战联盟建设，打造“武陵山区民族团结示范走廊”，开发“民族文化数据库”和“跨省交流对接端口”，让“边区共治、发展共享、文化共荣”的实践路径走得更远。(完)
战役结束了，但争议没有消失。战役的胜利者是谁？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可笑，但它在许多年里引发了许多激烈争吵，激起了不少怒火，如今仍然如此。但至少有一种理论可以被否定了。维克多·雨果在他的名著《悲惨世界》中满怀激情地描写了滑铁卢战役，但创立了好几个至今仍然被法国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他声称：“法军胸甲骑兵消灭了英荷军13个方阵中的7个，缴获或破坏了60门火炮，并缴获了英军的6面团旗。三名胸甲骑兵和三名近卫军猎兵将这些旗帜呈给了皇帝。”这是假的。英荷军没有一个方阵被突破，没有一门大炮被法军破坏，也没有一面英军旗帜被俘获。雨果还声称，乌古蒙守军将战俘活活扔下了农庄的水井：
这井很深，变成了一座墓穴。三百具死尸被投入井里。或许投得太匆忙了。他们全都死了吗？传说他们并没有全死。在他们被埋葬于井内的夜晚，有人听见井里传出微弱的呼喊。
（威灵顿）
考古学家勘察了这口井，没有发现任何人类的遗迹。活人在井底缓缓死去的传说是维克多·雨果虚构的。他问道：“拿破仑有没有可能打赢这场战役？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是由于布吕歇尔吗？不，是由于上帝。”这种说法让胜利者的身份有些模糊不清了，这也是雨果有意为之。他宣称，滑铁卢战役不是一场战役，而是“宇宙的运转改变了方向”。这样的传说和抒情将滑铁卢战役提升到了神话层面，仿佛法军不是被光明正大地打败的，而是宇宙命运的牺牲品。
苗条的比利相信自己是本次战役的胜利者。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今天大败拿破仑……作战主力是我的军，我们赢得胜利要感谢它。”更公正的说法应当是，联军的胜利与其感谢他，不如感谢那个一枪打中奥兰治亲王肩膀的法军散兵。
威廉·利克牧师提出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观点。1866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西顿勋爵团（第52轻步兵团）在滑铁卢战役的历史》。该书的前言写道：“世人越来越普遍地理解到，西顿勋爵和第52轻步兵团蒙受了极大冤屈。”西顿勋爵就是约翰·科尔伯恩爵士，他在担任上加拿大副总督期间表现突出，于1839年获封爵位。利克抱怨称，科尔伯恩和第52团是打败帝国近卫军的功臣，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该书的广告词用粗体字印在书名页上，写道：
本书作者认为，西顿勋爵和第52团在未曾得到第1近卫步兵团或其他部队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光荣地击败了正在向英军阵地发动最后总攻的法兰西帝国近卫军一部，约1万人。利克声称，第52团：
独自从英军阵地前进了300或400码，然后单枪匹马地攻打并击溃了法兰西帝国近卫军的2个强大纵队，共约1万人。我们还亲眼看到，法军吃了这个亏之后，全军就败退了……
（约翰·科尔伯恩爵士）
利克是个肌肉发达、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信守安息日而受到很大磨砺，他在很多年里奉行安息日的礼拜仪式。他还长期为英国陆军信奉新教的官兵“被强迫”参加“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教会的亵渎神灵的仪式”而愤愤不平。所谓英国官兵“被强迫”，指的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参战时做的一些无伤大雅、无关紧要的临时性措施。利克牧师虽然是个教士，却非常激情澎湃，他的著作造成了不少轰动。
约翰·科尔伯恩爵士在滑铁卢的行动无疑是非常勇敢的，也收到了奇效。他自行决断，率领第52团离开横队，将其带到帝国近卫军第4猎兵团侧翼，向其队列倾泻了毁天灭地的火力。有一个问题是，帝国近卫军的最后一次进攻有没有抵达山岭中路。第52团的军官帕特里克·坎贝尔曾历过半岛战争的一些最艰苦的战役，他写道，第52团发动侧翼攻击的时候，法国近卫军已经“在混乱地撤退”，这说明英国近卫军已经击败了敌人，第52团是补了一刀而已。让这个问题愈发复杂的是，第52团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约翰·克罗斯上尉相信，是科尔伯恩营的火力迫使法军纵队停止前进：“法军纵队被第52团散兵的火力击中的那一瞬间，他们就止步不前，似乎出现了混乱，向第52团猛烈射击。”克罗斯声称当时英国近卫军“静止不动，没有开枪”，这说明法军的这最后一个营还没有进入英国近卫军的射程。那么，如果克罗斯和利克是正确的，第52团就是打退帝国近卫军最后一次进攻的大功臣。但利克说第52团“单枪匹马地”打败法国近卫军，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英国近卫军已经击败了法国近卫军的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山岭较远处的荷兰和比利时部队也打退了法国近卫军。
利克可能根本不知道法国近卫军的那些较早的进攻。战场上有太多硝烟、噪音和混乱，所以利克极不可能知晓他所在的营左侧上坡处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大可能知道山坡更东方的情况。何况他是个十七岁的小角色，第一次参加实战，在第52团横队的中央捧着团旗。该营的横队有两排，每排半个连，两排间隔十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利克在横队最后方，那里最容易保护团旗。如果是这样，他的视野肯定更加有限。第52团也没有像利克说的那样击败了法军2个纵队。他们攻击的是法国近卫军的最后1个营，但另外4个营已经被打下山坡了。1万人？在恐怖的交火中，科尔伯恩的士兵损失惨重，一定觉得敌人非常强大，足有1万人，但法国近卫军的总人数不到1万。
约翰·科尔伯恩爵士本人的记载的说法是，击败法国近卫军的功劳应当由第52团、英国近卫军和“F.亚当爵士的旅和亨利·克林顿爵士的师向敌人侧翼发动总攻”来分享。这些友军的帮忙都不会减少约翰·科尔伯恩爵士的积极主动性和辉煌战绩的光辉。他的举动非常勇敢而光荣，利克和第52团的其他一些军官觉得自己的团没有在公爵的报告中得到特别嘉奖，感到委屈。他们这么感觉，是有道理的。公爵提及了英国近卫军，说他们“树立了榜样，受到全军的效仿”。这话让利克十分不满，他觉得自己的营理应得到同等的表扬。其他团的幸存者也可能有同样的感觉。第92团以寡敌众，用刺刀遏制住了埃尔隆的纵队之一，将其击退。第27团防守着公爵战线最薄弱的环节，几乎全军覆没。这些单位都为胜利作出了贡献。公爵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他最遗憾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他遗憾自己没有多多赞扬别人。利克的抱怨肯定来源于此。利克看到公爵在报告中将主要功劳给了英国近卫军，感到委屈，于是写了一本言辞激烈的书来驳斥，但第52团并没有“单枪匹马地”击溃法军，英国近卫军也没有这样的功绩。
最激烈的争吵发生在格奈森瑙支持者与威灵顿拥护者之间。格奈森瑙对公爵的苛评和谩骂一直延续到今日。宽泛地讲，格奈森瑙对威灵顿的指控是，威灵顿没有认可普军的功劳，将胜利全部攫为己有。但也有一些更具体的指控。格奈森瑙认为，威灵顿在利尼和四臂村战役之前故意欺骗盟友；没有兑现去利尼援助布吕歇尔的诺言；在战役之后，威灵顿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地位来压制“普军挽救战局”的说法。
（威灵顿在滑铁卢战场）
第一项指控最严重。格奈森瑙说，早在6月15日，即利尼和四臂村战役的前一天，威灵顿就得知了法军的集结，但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假装直到当晚才知道。如果我们要相信这种指控，就还要相信，给威灵顿送去消息的那名普鲁士军官在布鲁塞尔只告诉威灵顿一人，法军即将发动进攻。我们不禁要问，公爵隐瞒这个消息，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通常的回答是，那样的话就可以使得布吕歇尔暴露在敌军面前，威灵顿就有了撤退的时间。这毫无道理。如果公爵这么害怕与法军交锋，他为何不在得知消息后立刻撤军？这个问题实在太愚蠢。还有，如果布吕歇尔被打败，对公爵有什么好处？整个战役的前提就是联军必须互相配合。联军一开始就知道，仅凭威灵顿或布吕歇尔，都不足以打败皇帝，所以他们必须合兵一处。如果公爵故意让布吕歇尔暴露在敌军兵锋下并被击败，那么等于是确保自己的军队也一定会失败。布吕歇尔的确吃了败仗，但普军并未被击溃，而是顽强生存下来再战，所以本次战役于千钧一发之际维系下来。联军最后取得胜利，是因为布吕歇尔作出了撤往瓦夫尔而非列日的勇敢决定，而他之所以能这样决定，是因为他坚信威灵顿做好了战斗准备。威灵顿之所以愿意死守圣约翰山，是因为他坚信布吕歇尔一定会来援助他。简言之，联军之所以打赢了本次战役，是因为布吕歇尔和威灵顿互相信任。要说威灵顿不顾盟友对自己的信任去欺骗盟友，是极不可能的，也不符合我们所知的威灵顿的性格。
第二项指控是，威灵顿有没有向布吕歇尔承诺，要去利尼支援他？答案很简单，他作了承诺，但条件是他自己没有遭到攻击。他确实遭到了攻击，所以没有机会去援助普军。他的承诺是有条件的，是在布吕歇尔与威灵顿在布里的风车会面时作出的。普鲁士方面对此次会面的记载没有提及“如果我自己没有遭到攻击的话”这样的条件。而冯·穆弗林记载了这句话。冯·多恩伯格将军是普鲁士人，但在英国陆军服役，他回忆了类似的话；他说，威灵顿的说法是：“我要看看敌人的情况，我有多少兵力已经抵达，然后见机行事。”但普鲁士方面有三份记载称，公爵不仅承诺要来援助，甚至告诉了布吕歇尔，他将在何时抵达。不过其中一份资料说公爵预计自己抵达的时间是下午2点，第二份资料说是3点，第三份资料来自冯·克劳塞维茨（他根本不在现场），说是下午4点。这些说法是非常可疑的。威灵顿已经亲眼看到位于四臂村的法军，极不可能作出一个自己知道很难兑现的诺言。他预计在四臂村必有一战，一定提醒了他的普鲁士盟友这种很大的可能性。格奈森瑙一直责怪威灵顿造成了利尼战役的结果，说此役是“我们被他害得输掉了”，但此事更能揭露格奈森瑙的心胸狭隘，而不是威灵顿不诚实。
还有一个问题是，两位统帅是面对面直接交谈的，还是借助于翻译。威灵顿的法语很流利，但不懂德语。布吕歇尔不懂英语，法语很差。滑铁卢战役结束后，布吕歇尔与威灵顿见面时说：“多么厉害的一仗啊！”公爵开玩笑说，布吕歇尔只会说这么一句法语。但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格奈森瑙既懂法语，也会说英语。我们怀疑，在布里，是格奈森瑙说了大部分的话。我们知道，威灵顿建议普军将步兵部署在利尼的背坡上，回答他的不是布吕歇尔，而是格奈森瑙，而且格奈森瑙的答复非常愚蠢：“普鲁士人喜欢看着敌人。”格奈森瑙不是傻瓜，这个回答的轻蔑怠慢几乎到了狂妄无礼的程度。这说明格奈森瑙即便到此时仍然无法克服自己对英国人的憎恶和对威灵顿的不信任。布里的风车下可能有一次会议，但留存至今的文献表明，双方的交流并不多。对此事的讨论充满了猜疑和误解。布吕歇尔似乎对他的“朋友”威灵顿没有怨言，如果布吕歇尔觉得自己被威灵顿骗了，肯定不会默不作声的。
（格奈森瑙）
何况格奈森瑙自己也有食言的行为。18日，他派遣普军去援助威灵顿时，他的参谋工作可以说是粗心大意，或者是故意制造障碍。他为什么将离战场最远的军首先派去？他为什么作了那样的安排，导致两个军的行军路线在一个十字路口交叉？难道格奈森瑙坚信威灵顿一定会输，所以故意延缓了普军的行军？真相最有可能是，这些安排是在匆忙混乱中做出的，派遣冯·比洛的军先去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没有参加利尼血战，实力完好，而且没有人能预料到一个粗心的面包师竟然点燃了自己的房子。但如果一定要用责难来玷污联军的伟大胜利，我们必须记住，指控不应当是单方面的。
威灵顿有没有贬低普军的贡献？有证据表明他有这样的意思，不过是在战役结束很久之后。在正式报告中，他用溢美之词认可了普军的贡献：
我必须承认，这艰苦一日的胜利，要归功于我从布吕歇尔和普军那里得到的热情而及时的支援。若不承认这一点，就违逆了我的自己的情感，对布吕歇尔和普军也不公正。比洛将军对敌军侧翼的打击是一个非常有决定性的行动，即便我没有机会发动致胜的攻击，比洛将军的行动也会迫使敌军在败阵之后撤退。即便敌军的攻势得手，比洛将军的行动也能阻止他们继续扩大战果。
（布吕歇尔）
这似乎很清楚了：普军的干预是“非常有决定性的”。格奈森瑙阵营抱怨称，公爵仍然将最终胜利归于自己的进攻，但他这么说肯定是有道理的。法军崩溃的直接动因是帝国近卫军被打败，而他们是被威灵顿军队打败的。公爵没有否认，如果不是普军吸走了拿破仑的预备队去保卫普朗斯努瓦，法国近卫军的进攻一定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胜利是联军共同取得的。
但随着时光流逝，公爵无疑希望独占大部分功劳。滑铁卢战役是他战功的巅峰，是打败了拿破仑的胜利，公爵由此获得了不可撼动的英国最伟大英雄的地位。他拒绝谈论滑铁卢战役，也不肯向作家们提供任何信息（他非常讨厌作家）。他说，讲述一场战役的故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陆军军官威廉·西伯恩想出了一个主意，即建造一个巨大的滑铁卢战役模型，比例尺为9英尺：1英里。模型被制作出来，今天存放在切尔西的国家陆军博物馆。这是一座庞大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模型，有超过7万个兵人展现了“危机”时刻（西伯恩指的是打败帝国近卫军的时刻）三支大军的状态。西伯恩在滑铁卢居住了几个月，以熟悉战场地形地貌，并在陆军的协助下，给几乎每一位仍然在世的参战军官写信，请求他们写下对战役的回忆。由此产生的回信构成了一套独特的目击者记述档案。
公爵不肯撰写自己的回忆，尽管他似乎对西伯恩的工作不满意。1837年3月，菲茨罗伊·萨默塞特勋爵写信给西伯恩。在滑铁卢战役期间，菲茨罗伊·萨默塞特是公爵的军事秘书（他后来的称号是拉格伦勋爵，在克里米亚战争扬名），与公爵很亲近。他给西伯恩的信的笔调相当和蔼，但指出：
我仍然觉得，对于你希望展现的那个时刻而言，普军的位置不对。看到你的作品的人会觉得，战役胜利的原因不是英军的英勇奋战和英军统帅的卓越领导，而是普军的侧翼行动。
（威灵顿在滑铁卢战场）
西伯恩表示愿意对模型作修改，但政府已经购买了模型，所以来不及修改了，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模型仍然是菲茨罗伊·萨默塞特反对的那种样子。模型很可能是准确的。公爵随着年岁增长，可能的确贬低了普军的贡献。这是虚荣的表现，但他就是一个虚荣的人，也有很多值得虚荣的功绩。1821年，公爵得知拿破仑死讯后，对哈丽雅特·阿巴思诺特（可能是他所有女性朋友中与他最亲近的一位）说：“现在，我或许可以说，我是在世的所有将军中最成功的一位！”他对此肯定很自豪，而讨厌看到任何东西减损他的名望。
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是联军的胜利。联军的打算是这样，后来的结果也是这样。如果威灵顿有一瞬间觉得普军会辜负他，就绝不会留下来决战。如果布吕歇尔觉得威灵顿会临阵脱逃，也不会进军。普军抵达战场的时间确实比威灵顿希望的要晚，但恰恰这一点可能促成了战役的胜利。如果布吕歇尔早到两三个小时，拿破仑就可能脱离接触，率军撤退。但普军发起干预的时候，法军已经几乎完全卷入战斗，无法脱离战场。皇帝不仅仅是吃了败仗，而且是一败涂地。
雪莱夫人弗朗西丝曾问威灵顿，他在四臂村战役之前是否感到措手不及。她指的是里士满公爵夫人舞会的那个夜晚，当时公爵宣称自己上了拿破仑的当。他于1820年3月回信给她：“关于我是否感到措手不及……假设我的确如此，我毕竟还是打赢了。即便我没有感到措手不及，还能做的更好吗？”
公爵对所有批评者都是这么答复的：“我打赢了。”
本文节选自：
滑铁卢：四天、三支大军和三场战役的历史
1815年6月18日，法国、英国和普鲁士三支大军兵锋直指布鲁塞尔以南一座宁静的山谷。此前三天内，法军在利尼打败了普军，在四臂村与英军棋逢对手。英军与法军决战的战场以北有座小村庄，叫做滑铁卢。以此得名的这场血腥战役，将成为欧洲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这是伯纳德•康沃尔的首部非虚构作品，融合了绘声绘色地讲故事的高超技艺和一丝不苟的历史研究，叙述了每一个引人入胜的瞬间，从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到三场战役的硝烟与鲜血，及至战役的后续。通过引用拿破仑皇帝、威灵顿公爵和普通官兵的书信与日记，康沃尔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参加这些著名的战役是怎样一种体验。他对这些战役的详尽理解和生动描绘，也清晰地展现了这四天的跌宕起伏。在这部历史中，有很多至关重要的决策，双方都有展现出惊人勇气的时刻，战局难测，直到惨痛的结局。
《滑铁卢》一书出版恰逢滑铁卢战役两百周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而扣人心弦的故事，讲述了英雄业绩和莫大悲剧，以及裁定欧洲命运的最后战役。
作者简介······
伯纳德•康沃尔（BernardCornwell），生于伦敦，目前居住在美国。他是一位畅销书作家，著有极其成功的“沙普”系列小说（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斯塔巴克”编年史、“军阀”系列小说、“圣杯”系列小说和“武士”系列小说，以及独立的战争历史小说《阿金库尔》和《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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