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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中部第五座万亿元城市，要来了

　　每经记者｜刘旭强

　　截至2025年，中国GDP(地区生产总值)万亿元城市数量定格在29座。回顾过去5年，万亿元城市扩容速度明显放缓，中西部更是颗粒无收。

　　聚焦中部地区，自2020年合肥跻身万亿元行列后，武汉、长沙、郑州、合肥4座省会城市形成“四足鼎立”格局，此后则出现明显断档，再无新的城市晋级。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快发展”的目标下，亟需更多腰部城市补位。

　　作为中部地区距离万亿元门槛最近的城市，南昌近来频频亮出万亿元目标。

　　5月27日，南昌市委、赣江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研讨会。会上再次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南昌全面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影响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提升南昌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加快打造万亿元高能级城市。

　　瞄准万亿元目标的不止南昌。近日，湖北两大省域副中心城市——襄阳和宜昌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均提出要在“十五五”期间加快迈向万亿元级城市步伐。

　　谁能率先跨过门槛，成为中部第5座万亿元之城？

　　万亿元突围

　　“十四五”期间，南昌GDP连跨3个千亿元台阶，2025年达到8141.69亿元。面向“十五五”，南昌顺势提出打造万亿元高能级城市的目标。

　　横向对比中部万亿元级省会城市，南昌“十四五”经济发展并不慢，GDP累计增长41.7%，这一数字与武汉、合肥相当，远高于长沙、郑州。

　　比起增速，南昌的短板在于经济规模偏小。2025年南昌经济首位度为22.60%，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靠后，在中部省会城市中仅高于太原。近年来，扭转“弱省会”局面，始终是南昌乃至江西的发力方向。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经济带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对每日经济新闻·城市进化论表示，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南昌需尽快推动GDP能级破万亿元，从而与武汉、长沙共同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

　　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工业占比高，是南昌经济结构的一大特点。

　　去年南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位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增速稳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拉长时间看，过去10年南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40%以上，高于武汉、长沙、郑州、合肥等城市4个百分点以上。

　　秦尊文认为，高制造业占比是南昌差异化的经济结构优势。现阶段南昌应坚持制造业立市，发挥电子信息首要产业、中部唯一航空制造基地、世界VR(虚拟现实技术)之都等特色禀赋，支撑GDP尽快破万亿元。按南昌近年来经济增速推断，“十五五”期间有望提前“冲线”。

　　2026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印证了南昌工业托底的稳增长态势：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5.6%，较去年全年进一步提升，高于第三产业增速近1个百分点。在工业拉动下，一季度南昌GDP同比增长5%，比去年全年提升0.3个百分点，追平全省经济增速。

　　但秦尊文提醒，长远来看，南昌对比其他GDP万亿元省会城市，还需提升软实力，在未来5到10年的长期阶段，应稳定发展先进制造业，同时补上现代服务业短板。

　　实际上，在南昌市的中长期规划中已有相关布局。

　　南昌“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持续发力，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南昌市委常委、副市长赵捷此前公开表示，未来5年南昌将努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南昌首要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将巩固提升智能终端设备、LED(发光二极管)、新型显示全国重要制造中心地位，打造“世界显示之都”。

　　同时，更加注重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持续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

　　新增长极

　　实际上，整个“十四五”期间，全国省会城市都没有新增万亿元级选手。从东莞、烟台、常州到唐山、温州、大连，新晋万亿元之城无一例外都是非省会城市。

　　随之而来的是，拥有万亿元城市的数量，已然成为衡量省域经济综合实力的新维度。比如拥有5个万亿元级城市的江苏，被视为是国内均衡发展的省份“天花板”。

　　将视线聚焦中部，湖北有望在省会之外，率先实现万亿元级城市数量的新突破。日前，湖北宜昌和襄阳均在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迈向万亿元经济规模的相关表述。

　　在当地媒体看来，两座城市若能冲刺成功，湖北经济发展的“一主两副”格局将更加均衡，也将成为中部万亿元之城最多的省份，形成领先优势。

　　经济增速，是城市能级提升的底气。

　　以宜昌为例，过去5年实现年均7.2%的经济增长，今年一季度又以7.5%的经济增速领跑中部十强城市，跑赢全国平均水平。

　　其增长内核，是工业特别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2025年，宜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0.4%。今年1至4月，高基数之上继续保持50%左右的快增长，远高于全市工业平均增速。

　　秦尊文分析指出，宜昌在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全面完成后，产业结构迎来一波调整升级，今后高新技术产业可能会进入爆发期，出现较快增速。但按目前6000亿元GDP体量估算，宜昌要在未来5年内突破万亿元经济规模，难度不小，须“跳起来摘桃子”。

　　相比之下，襄阳冲刺万亿元规模的挑战更艰巨。

　　2025年，襄阳经济低速增长，尤其是二产，增速仅0.2%。今年一季度，襄阳经济增速依旧承压，仅实现2.2%的增长。

　　秦尊文表示，襄阳经济减速，很大程度是受当地支柱产业汽车产业的周期所累，要加快推动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

　　针对产业发展短板，襄阳已明确转型方向。2026年襄阳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襄阳将推动产业格局从一业独大向多点支撑转变。其中，新能源产业是重要支撑之一。

　　作为襄阳新能源产业的标志性项目，东风新能源智能越野车产业基地项目将具备整车生产能力，依托链主企业资源，襄阳正推动本地配套企业进入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供应体系。

　　与此同时，在新能源新材料领域，楚能新能源襄阳锂电池基地将于今年试运行，年产值将突破200亿元，与当地产业链企业形成协同后，有望推动襄阳新能源产业集群迈向千亿元级。

　　后备阵营

　　在中部经济格局中，相比头部城市的稳固排位，5000亿元GDP以上的腰部城市竞争要激烈得多。

　　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洛阳、宜昌、襄阳持续多年的中部“非省会第一城”之争。

　　早在2021年，洛阳就曾提出“十四五”末破万亿元级经济总量的目标。但从实际发展成效看，到2025年末洛阳GDP仅6000多亿元，与万亿元相去甚远，同时也被经济增速更快的宜昌和襄阳赶上。

　　在秦尊文看来，洛阳工业、科技、文化、人口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基础，只是各类潜在优势尚未充分发掘利用。

　　实际上，洛阳重塑产业格局的决心早已显现。

　　去年以来，洛阳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目标，着力打造农机装备、轴承、航空装备等12条优势产业链群。依托精准的产业布局，2025年，洛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5%，居河南全省第二，创近年来新高，助推GDP同比增长1.1个百分点。

　　进入2026年一季度，洛阳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全部规上工业比重19.7%，较去年一季度提高7.6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一季度，洛阳GDP达到1457.95亿元，经济规模再次反超宜昌，为区域经济竞速再添悬念。

　　除上述三城竞速外，芜湖、赣州、岳阳、南阳等城市，经济规模和增速相近，竞争也异常激烈。今年一季度，芜湖、赣州、南阳均创下6%及以上的较高经济增速，岳阳增速相对平缓，为4.7%。

　　秦尊文认为，这些城市均为各省重点打造的省域副中心，承担着加快打造全省重要增长极的使命。立足这一定位，各城冲刺更高经济能级，应立足各省发展禀赋，依托自身产业根基与战略定位，走出差异化、特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具体来看，芜湖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持续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岳阳依托湖南唯一临江口岸区位优势，发展现代石化、新材料产业；赣州以中国稀土集团为链主，打造稀土与有色金属全产业链；南阳借力郑南商许超硬材料产业集群，深耕特钢新材料特色赛道。

　　一众中部腰部城市凭借特色产业构建核心竞争力，实现错位发展，均有望在未来10年冲刺万亿元GDP能级，也将为区域经济格局带来新的变数。

今日国家机构发布重要动态中部第五座万亿元城市，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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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部地区距离万亿元门槛最近的城市，南昌近来频频亮出万亿元目标。

　　5月27日，南昌市委、赣江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研讨会。会上再次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南昌全面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影响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提升南昌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加快打造万亿元高能级城市。

　　瞄准万亿元目标的不止南昌。近日，湖北两大省域副中心城市——襄阳和宜昌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均提出要在“十五五”期间加快迈向万亿元级城市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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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向对比中部万亿元级省会城市，南昌“十四五”经济发展并不慢，GDP累计增长41.7%，这一数字与武汉、合肥相当，远高于长沙、郑州。

　　比起增速，南昌的短板在于经济规模偏小。2025年南昌经济首位度为22.60%，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靠后，在中部省会城市中仅高于太原。近年来，扭转“弱省会”局面，始终是南昌乃至江西的发力方向。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经济带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对每日经济新闻·城市进化论表示，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南昌需尽快推动GDP能级破万亿元，从而与武汉、长沙共同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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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南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位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增速稳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拉长时间看，过去10年南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40%以上，高于武汉、长沙、郑州、合肥等城市4个百分点以上。

　　秦尊文认为，高制造业占比是南昌差异化的经济结构优势。现阶段南昌应坚持制造业立市，发挥电子信息首要产业、中部唯一航空制造基地、世界VR(虚拟现实技术)之都等特色禀赋，支撑GDP尽快破万亿元。按南昌近年来经济增速推断，“十五五”期间有望提前“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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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秦尊文提醒，长远来看，南昌对比其他GDP万亿元省会城市，还需提升软实力，在未来5到10年的长期阶段，应稳定发展先进制造业，同时补上现代服务业短板。

　　实际上，在南昌市的中长期规划中已有相关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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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市委常委、副市长赵捷此前公开表示，未来5年南昌将努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南昌首要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将巩固提升智能终端设备、LED(发光二极管)、新型显示全国重要制造中心地位，打造“世界显示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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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增长内核，是工业特别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2025年，宜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0.4%。今年1至4月，高基数之上继续保持50%左右的快增长，远高于全市工业平均增速。

　　秦尊文分析指出，宜昌在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全面完成后，产业结构迎来一波调整升级，今后高新技术产业可能会进入爆发期，出现较快增速。但按目前6000亿元GDP体量估算，宜昌要在未来5年内突破万亿元经济规模，难度不小，须“跳起来摘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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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产业发展短板，襄阳已明确转型方向。2026年襄阳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襄阳将推动产业格局从一业独大向多点支撑转变。其中，新能源产业是重要支撑之一。

　　作为襄阳新能源产业的标志性项目，东风新能源智能越野车产业基地项目将具备整车生产能力，依托链主企业资源，襄阳正推动本地配套企业进入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供应体系。

　　与此同时，在新能源新材料领域，楚能新能源襄阳锂电池基地将于今年试运行，年产值将突破200亿元，与当地产业链企业形成协同后，有望推动襄阳新能源产业集群迈向千亿元级。

　　后备阵营

　　在中部经济格局中，相比头部城市的稳固排位，5000亿元GDP以上的腰部城市竞争要激烈得多。

　　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洛阳、宜昌、襄阳持续多年的中部“非省会第一城”之争。

　　早在2021年，洛阳就曾提出“十四五”末破万亿元级经济总量的目标。但从实际发展成效看，到2025年末洛阳GDP仅6000多亿元，与万亿元相去甚远，同时也被经济增速更快的宜昌和襄阳赶上。

　　在秦尊文看来，洛阳工业、科技、文化、人口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基础，只是各类潜在优势尚未充分发掘利用。

　　实际上，洛阳重塑产业格局的决心早已显现。

　　去年以来，洛阳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目标，着力打造农机装备、轴承、航空装备等12条优势产业链群。依托精准的产业布局，2025年，洛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5%，居河南全省第二，创近年来新高，助推GDP同比增长1.1个百分点。

　　进入2026年一季度，洛阳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全部规上工业比重19.7%，较去年一季度提高7.6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一季度，洛阳GDP达到1457.95亿元，经济规模再次反超宜昌，为区域经济竞速再添悬念。

　　除上述三城竞速外，芜湖、赣州、岳阳、南阳等城市，经济规模和增速相近，竞争也异常激烈。今年一季度，芜湖、赣州、南阳均创下6%及以上的较高经济增速，岳阳增速相对平缓，为4.7%。

　　秦尊文认为，这些城市均为各省重点打造的省域副中心，承担着加快打造全省重要增长极的使命。立足这一定位，各城冲刺更高经济能级，应立足各省发展禀赋，依托自身产业根基与战略定位，走出差异化、特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具体来看，芜湖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持续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岳阳依托湖南唯一临江口岸区位优势，发展现代石化、新材料产业；赣州以中国稀土集团为链主，打造稀土与有色金属全产业链；南阳借力郑南商许超硬材料产业集群，深耕特钢新材料特色赛道。

　　一众中部腰部城市凭借特色产业构建核心竞争力，实现错位发展，均有望在未来10年冲刺万亿元GDP能级，也将为区域经济格局带来新的变数。

一张张终身禁业罚单，正以强硬姿态推动着金融行业秩序的规范与优化。从国有大行高管到一线业务员，从保险公司负责人到非银机构管理者，无一不感受到监管穿透式问责的压力。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截至11月份，金融监管部门共对139名金融从业人员作出终身禁业处罚，其中银行业91人，保险业48人。这份名单不仅宣告了相关从业者职业生涯的终结，也清晰地勾勒出金融领域持续深化治理、筑牢合规防线的发展轨迹。

银保“重灾区”分布揭示治理短板

监管铁拳正精准打击行业积弊。截至11月25日的数据显示，共有139人被处以终身禁业，其中银行业占比66.19%，保险业占比33.81%。

细看银行业内部结构，国有大行和农商行成为“重灾区”。国有六大银行有31人，占比34.07%，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均有多名员工位列其中。农商行及农信社达34.07%，凸显了中小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方面的薄弱环节。股份制银行有13人被禁业，占比14.29%，违规问题多集中在员工行为管理、贷款审查等领域。

保险业方面，48名从业人员被禁业，覆盖国有大型险企到中小保险公司。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利用职务便利实施诈骗、编制虚假承保理赔材料、挪用客户资金等方面。

值得关注的是，监管指向个人的趋势愈发明显。李兆廷、刘震民等多人被处以“取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终身、罚款人民币五十万元”的顶格处罚；王兰、钟磊、陈明果三人均因“利用业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被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上述处罚通报均未提及具体机构名称。这种“精准追责”的监管范式，正在重塑金融行业的责任体系，使问责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威慑力。

另一个典型案例来自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陈家山，作为政策性银行员工，因“转嫁经营成本、贷款管理不尽职”被终身禁入银行业。这一处罚打破了外界对政策性银行风险较低的刻板印象，表明监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覆盖所有金融业态。

违规类型凸显行业痼疾

禁业名单所反映的违规类型呈现出鲜明的行业特征。银行业最常见的问题是“贷款管理不尽职”，尤其在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的“三查”环节存在系统性缺失。

农业银行邯郸分行一案尤为典型。该行张福祥、贾勇、刘龙山、李世玺四名员工因“保理融资业务‘三查’不尽职”集体被终身禁业，暴露出部分机构在业务扩张过程中内控机制严重缺失、集体违规的风险。

员工行为管理是另一大短板。光大银行上海徐汇支行陈颖、光大银行上海北外滩支行张伟来，均因“员工行为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禁。交通银行盐城城南支行的金晶也因类似问题受罚。这些案例表明，部分机构对员工异常行为缺乏有效监测和干预机制，致使个人失范行为演变为机构整体风险。

在保险领域，虚假承保理赔和欺骗投保人成为主要违规类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公司的王军因“虚假承保，虚假理赔”被终身禁入保险业。华夏人寿保险的李飞、彭晓东等人，则因报送虚假报告、客户信息不实、虚列费用、违规运用资金等一系列问题被终身禁业。

更有甚者，一些保险从业人员直接涉及刑事犯罪。中国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的鹿永来、李庆、王加权三人，分别因集资诈骗、职务侵占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诈骗和合同诈骗被禁业，反映出保险销售环节与刑事犯罪相交织的严重风险，其性质已超出一般行业违规范畴。

跨行业、跨机构追责的趋势日益明显。华夏久盈资产管理公司的丁德胜、赵瑜纲等五人，因在关联方报告中造假、协助虚增偿付能力、违规运用资金造成重大损失等问题被终身禁业。交银金融租赁公司的马宾、方修志也因员工行为管理违规被罚，这说明即便作为银行系子公司，其从业人员同样适用严格的合规标准。

处罚的精准性也在提升。监管部门开始区分直接责任与管理责任，实施差异化惩处。例如，曲靖市麒麟区农信社的王石所、亚所华被同时取消任职资格并终身禁业，体现了对管理人员的“双罚”原则。海东市兴乐农村资金互助社的邓云祥被取消高管资格并终身禁业，而邓显荣仅被禁业，进一步彰显了责任划分的细致程度。

重点案例折射深层问题

天安系保险公司成为今年保险业禁业的“重灾区”。天安财险四名高管与天安人寿三名高管，因公司治理报告造假、高管未经许可履职、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等问题集体被禁，相关公司也被吊销业务许可证。这类处罚表明，表面业务违规往往源于失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对此类系统性问题的整肃，显示了根治行业乱象的决心。

国有大行亦未能在监管中“豁免”。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的周杰因贷款与保函业务“三查”违规、越权办理业务等问题被终身禁业。工商银行的陈琪、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的吴福山、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的张恪理等人也因相关违规相继受罚。这些案例说明，金融机构的规模与历史并非“护身符”，大机构更应成为合规经营的行业标杆。

非银金融机构同样受到关注。东方集团财务公司的姜建平因违规开展担保业务、长期未整改业务比例问题被禁；东旭集团财务公司的韩冰、郭轩因同业拆入违规、票据业务不审慎、财务信息不实等问题被终身禁业，其公司金融许可证亦被吊销。

金融租赁行业亦现典型案例。江苏金融租赁公司的王翔、李裕勇因将所有权有瑕疵的财产作为售后回租租赁物被禁业。该案例直指融资租赁业务的核心风险——租赁物的真实合法与确权管理，为整个行业敲响警钟。

此外，中信保诚人寿北京分公司的周新江、王俊辉因虚构中介业务套取费用、财务数据不真实被终身禁业，反映出保险中介链条中虚列费用、套取资金的顽疾依然存在，监管正从保险公司端着力，切断违规利益链。

走向深层治理：从惩戒到预防

终身禁业的震慑效应已然显现，但金融业要真正走出“违规—处罚”的循环，仍需推动更深层次的变革。

企业文化的重塑是首要任务。一些机构长期存在的“重业绩、轻合规”倾向必须扭转。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朱慧民、邹建旭因掩盖贷款质量被禁，正是这种为完成业绩而牺牲风控的典型表现。改革需从优化考核机制入手，在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之间建立平衡，将合规要求内嵌于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

中小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亟待加强。农村金融机构成为禁业重灾区，反映出其在股权结构、董事会运作等方面的短板。例如，余干县农信社的夏金平因“股东违规持股超比例”被禁，暴露出股权管理中的漏洞。必须通过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治理机制，防范内部人控制与股东不当干预。

金融科技滥用的风险值得警惕。部分违规行为借助技术手段更趋隐蔽，如通过复杂交易掩盖利益输送。监管部门需提升科技监管能力，实现“以科技监管科技”。金融机构也应强化科技伦理与数据治理，防止技术沦为违规工具。

终身禁业是手段而非目的。未来金融监管应继续坚持“零容忍”原则，同时推动机构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治理，真正构筑起“不愿违规、不能违规、不敢违规”的体制机制，为中国金融业的稳健发展筑牢根基。

不负韶华齐奋进训练场上：展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