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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放弃抢救，家属于心不忍，继续抢救一旦超过时限，又可能错失工亡认定机会——

　　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抢救时限、死亡标准等也应与时俱进调整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阅读提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李凌云进一步解释称，将时限设置为48小时，是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结合医学规律、社会现实与制度承受能力做出的综合判断。至于48小时的起点和终点，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以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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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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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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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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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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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俄中友谊故事世代流传

——俄罗斯援华抗日老战士后代坚定做历史记忆的守护者

“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深厚情谊，如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似伏尔加河宽广深沉，成为中俄世代友好的不竭源泉。”5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深情回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俄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相互支援的历史。俄罗斯援华抗日老战士的后代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追溯先辈的英勇事迹，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表示要坚定做历史记忆的守护者，让俄中友谊故事世代流传。

“我们都是这份友谊的见证者”

每年5月9日，俄罗斯内务部内卫部队中将、苏联第六近卫坦克集团军老战士委员会主席尤里·扎维齐奥诺夫都会早早来到莫斯科市中心的文化公园，与父亲加夫里尔·扎维齐翁的战友们及其后代共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扎维齐翁是苏联第六近卫坦克集团军的高级指挥官，曾率领这支部队在中国参加对日作战。

扎维齐奥诺夫清晰地记得父亲曾经讲述的抗战经历：“当时，中国正值酷暑，这给坦克部队的机动性带来了很大困扰。坦克内部温度超过45摄氏度，根本无法忍受；倾盆大雨又使得道路泥泞难行。中国军民知道，苏联红军是来赶走日本侵略者的，纷纷伸出援手，为我们提供必需品。”

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会见18位俄罗斯老战士代表，并向他们颁发纪念奖章。扎维齐奥诺夫作为老战士后代代表参加了会见。回想起10年前的场景，他仍然激动不已：“习近平主席和善亲切，热情地与我们交流，并且发表讲话强调‘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了深厚友谊’。”

“习近平主席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体现出对俄中友谊的高度重视。”扎维齐奥诺夫说：“俄罗斯与中国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患难与共的真朋友、相互成就的好伙伴，我们都是这份友谊的见证者。习近平主席的来访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扎维齐奥诺夫将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10年前，我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对阅兵式上中国军队严整的列阵和昂扬的斗志印象深刻。俄中人民是二战中并肩战斗的伙伴，我期待再次与中国朋友共同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他说。

“感受到中国对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重视”

悠悠黄河畔，兰州白塔山公园东侧山麓有一座兰州空战纪念亭。亭内的纪念碑上，讲述了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航空队在兰州上空并肩作战的壮举。纪念亭正面的台阶之中，一块黑色大理石纪念碑用俄文镌刻着苏军烈士的姓名和牺牲时间。

“这是我的祖父尼古拉·马特维耶夫。”安德烈·马特维耶夫向记者展示手机里保存的纪念碑照片，指着一个名字对记者说。近20年来，这位俄罗斯援华抗日老战士后代不断搜集、整理苏联援华航空队的相关资料，并组织纪念活动，让更多人铭记那段历史。

1936年，从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指挥系毕业的尼古拉·马特维耶夫成为苏军航空支队的指挥官，并于1938年3月被派往中国支援中国空军抗击日本侵略者。他曾在武汉、南昌等地参加13次空战，击落5架敌机，还帮助培训近百名中国飞行员。同年，尼古拉·马特维耶夫在兰州附近牺牲。

“在我小时候，祖母经常讲起祖父的英勇事迹。”祖母去世后，安德烈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不少与祖父有关的物件，“祖母一生思念着祖父，一直保留着他赴华参战以及牺牲日期的泛黄台历页。祖父离开家时，父亲尚未出生。祖父直到牺牲也没能回家一次，但从祖父的家书中，我看到了一个父亲对家庭的牵挂。”

此后，安德烈开始在档案馆和网上搜寻相关历史资料，对祖父在中国的经历以及那段历史有了更多了解。这项工作得到了俄罗斯老战士协会、俄罗斯援华志愿飞行员后代协会等组织的支持。安德烈一边向记者展示他收藏的俄文和中文资料复印件，一边讲述当时的情况：“敌机试图摧毁中国城市中的基础设施，遭到苏联和中国飞行员的坚决抵抗。在一次战斗中，祖父的飞机被击中而迫降，他自己严重受伤并失去意识，一名中国女性将他救了出来，带到附近的村庄休养。中国农民虽然生活贫困，但还是尽心竭力为祖父提供食物和药物，这让他深受感动。”

近年来，安德烈与中国的联系不断增多。他是俄中友好协会成员，结识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援华抗日老战士后代。2016年，安德烈造访祖父曾战斗过的武汉，拜谒了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与研究苏联援华航空队的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受到中国对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重视。”安德烈说。

“忘记历史的人没有未来，企图篡改历史的人更没有未来”

中国人民永远怀念那些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而英勇捐躯的俄罗斯军民。二战结束后，中国在9个省区68座城市修建了百余座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纪念塔、陵园等，这些设施保存完好。重庆一对母子为苏联援华飞行员英雄库里申科默默守墓长达半个世纪，这样的感人故事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真实写照。

今年4月，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举办俄罗斯援华抗日老战士后代招待会暨《伟大邻邦的航空纪事》(中文版)新书发布会。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图片展”，展出的60幅图片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苏联空军志愿队在华参加对日作战、苏联红军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历史。

一些俄罗斯援华抗日老战士先后离世，但他们的后代依然活跃在中俄友好的第一线，将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深厚友谊代代相传。

苏联飞行员、空军中将西多尔·斯柳萨列夫曾作为苏联援华航空队成员在武汉等地作战。新中国成立后，斯柳萨列夫再次来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帮助培训飞行员，并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中苏友谊奖章。他的女儿娜塔莉娅·斯柳萨列娃在为父亲所作传记中用大量篇幅描写了父亲在中国的经历，还创作了关于苏联和中国飞行员友谊的纪录片剧本。

苏联传奇飞行员格里高利·克拉夫琴科于1938年3月至8月参加苏联援华航空队，在广州、武汉等地作战时击落10架左右日军飞机。多年来，其侄孙伊利亚·杰姆琴科积极在俄罗斯各地的学校和博物馆向俄罗斯青少年宣传苏联援华航空队的英雄事迹。

历史的记忆和真相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带给我们的启迪永远映照现实、昭示未来。杰姆琴科表示，希望更多人了解真实的历史：“一些国家和组织存在歪曲二战历史真相的图谋，这种想法十分危险，完全不能被接受。忘记历史的人没有未来，企图篡改历史的人更没有未来。希望俄中两国加强合作，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与任何想要开历史倒车的行径作坚决斗争。”

(人民日报莫斯科5月8日电记者谢亚宏)【编辑:张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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