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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极端天气频发，对“三夏”生产影响多大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今年身边的烘干厂都爆满，但小麦水分太大烘得慢，根本不出活儿。”收购版图覆盖湖北、河南多地的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叹道，如果粮食烘干排不上号，被搁置一边，24小时就会发烫、48小时就可能烂掉发霉。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阶段，5月这轮波及我国数十个省区市的强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且与部分作物关键生育期、关键收获期叠加，让伍娟这些粮农焦虑不已。

　　5月28日，持续许久的降雨终于放了晴，伍娟抓紧下地收割小麦，结果刚收10多亩又下起雨。望着剩余几十亩地，她担心收完的小麦发芽、地里的会烂根，又担心一季的辛苦换不来好价钱。

　　5月29日，记者从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获悉，5月以来，全国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5月单日降雨纪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除了伍娟所在的湖北省，安徽、河南等粮食主产省份也遭遇了较强降雨威胁，为农作物生产带来一定影响。

　　不仅是极端强降水，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干旱等天气同样频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穆月英强调，极端天气不是单一自然事件，而是会影响耕地、作物、农机、仓储、物流、市场和农民收益的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构成严峻挑战。

　　5月31日，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泵站与排涝处处长龙海游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调度情况看，全国面上耕地受涝情况总体平稳，大中型灌区运行正常，个别点位有涝情无涝灾，灌区农田涝渍情况总体可控。

　　不过，随着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当极端天气逐渐成为“常客”

　　在分析今年全国雨水情时，水旱灾害防御司指出，自4月1日我国正式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月以来，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五成。正值“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整体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穆月英分析，这轮强降雨从区域看，黄淮海冬麦区受灾风险比较突出。5月正是小麦灌浆后期、乳熟成熟和即将大面积收获的关键阶段，持续阴雨和局地暴雨容易造成影响。她提醒，长江中下游和西南部分地区，还需关注夏收及后续播种环节衔接中的风险。

　　水文水资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认为，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有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世界气象组织(WMO)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急剧上升，已不再是偶然发生的区域性气候灾害，正在重塑全球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成为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核心风险因素。

　　“近年来，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确实在加深。”穆月英表示，其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挑战，与过去更多表现为局部性、阶段性和单一性风险的农业气象灾害不同，不仅表现为灾害次数增加，还有风险形态发生的变化。

　　浙江大学农业风险管理与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易福金也指出，当前高温叠加干旱、强降雨叠加渍涝和病虫害等复合型灾害，正成为农业生产中更加常见的灾害形态。他进一步表示，受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北方暴雨激增影响，我国原有农业灾害分布规律被打破，传统农业风险的空间格局被重构。

　　以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为例，这一固有认知已被改写。北方粮食主产区的防灾重心，正从过去单一的“抗旱为主”被迫转向严峻的“旱涝双防”，而苹果、水稻、莲藕等作物的种植带也不断北移，然而这些新晋的种植区域缺乏适配的防灾技术与管理经验，导致次生风险凸显。

　　“极端天气不仅影响某一块田、某一个生产季的粮食生产，还会在区域，生产全过程扩散。”穆月英说。

　　我们能倚仗些什么

　　“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我们既要保持充分警惕，也要保持战略定力。”穆月英表示，“因为总体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储备调节、产销衔接和应急保供体系完善，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总体供给、保持价格基本平稳，是有制度基础和现实能力的。”

　　农田防灾减灾能力是基础，其中大中型灌区灌溉保证率高，灌排体系相对完善，一直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龙海游指出，入汛以来，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有效应对强降雨天气影响，指导加强灌排沟渠巡检及排涝泵站维修养护，及时发现和处理农田积水受涝等问题。

　　据统计，入汛以来，全国1438座(次)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50.9亿立方米，减淹耕地面积51.27万亩。“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排灌体系、田间道路、烘干仓储设施，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硬核支撑。”穆月英指出，我国农业防灾减灾有组织动员能力强、基础设施不断增强等显著优势。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表示，种粮农民利益得以保障，才能激励和调动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而提供适配的保险产品，正是帮助农民转移灾害风险的关键举措。

　　在5月这轮强降雨过程中，面对大面积农田渍涝、作物倒伏甚至减产绝收的严峻局面，农业保险成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的“压舱石”、粮食安全的风险缓冲器。易福金指出，一方面，保险赔款能够快速弥补农户直接经济损失，避免因灾返贫、弃耕撂荒；另一方面，它能分担政府救灾压力，稳定农户种粮预期，打消“受灾即亏损”的顾虑，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农户张兵朝种植的近300亩小麦处于湖北省宜昌市5月强降雨受灾严重地带，地里小麦整体大片倒伏，浸水腐烂、发芽，大面积受损，之前缴纳了7776元保费，在灾后4天内收到26.5万元理赔款项。

　　截至5月27日，国寿财险湖北宜昌中心支公司下辖当阳市支公司已向259名农户赔付超8000亩因5·17暴雨灾害受损的小麦，合计赔付370.72万元。

　　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配套也至关重要。我国长期开展抗逆作物育种，储备了丰富的耐旱、耐涝及抗病新品种。4月20日以来，河南温县降雨频繁，各乡镇小麦均存在倒伏地块、倒伏率超过10%。然而，在祥云镇夏庄村，中种集团品种“郑麦9134”繁种田里成方连片千亩小麦无倒伏、无穗发芽、无萌动，病穗都少，预计6月5日至10日迎来收割。

　　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湖北省区技术主任刘华介绍，赤霉病是影响小麦安全生产的重要病害，成熟期遭遇强降雨极易引发穗部霉变和穗发芽，严重拉低产量与品质。但使用了“麦甜”制剂的麦田展现出了极强的抗逆性。今年这些田块不仅受“烂场雨”的伤害显著减小，产出的麦穗更是干净金黄、籽粒饱满。在实现平均增产10%的同时，用药量减少了70%。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就提到，这种品质的小麦，每斤收购价高出3到5分钱根本不是问题。

　　堵点依然存在

　　尽管我国农业防灾减灾已具备明显优势，但依然存在设施短板突出、应急预案更新滞后等“堵点”与“卡点”。

　　为此，易福金建议升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结合雨带北移、北方暴雨增多趋势，分区修订农田排涝、抗旱建设标准，重点补齐北方粮食主产区、低洼易涝区田间沟渠、小型泵站等末梢设施，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旱涝双防”作为硬性指标。

　　农业保险方面同样面临挑战。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业保险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17亿元，农业保险向农户支付赔款超1200亿元，成为应对极端天气常态化的重要金融工具。

　　虽然覆盖面持续扩大、产品体系不断丰富，但易福金发现，农业保险的理赔精准度不足、市场过度竞争导致财政资源耗散、巨灾赔付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以及现行产品无法适应日益分化的农户需求等问题依然突出。

　　马九杰提醒，极端天气频发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赔付压力骤升，政策性保险需要增加保费补贴力度。他建议研究如何激励保险公司从“被动赔付”转向“主动防损”。

　　对于“主动防损”，马九杰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双赢机制。保险公司若参与防灾抗灾设施建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客观上会减少风险发生概率，降低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灾害损失赔付，降低赔付压力。当然，做到这些，保险公司需要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且能够将盈余资金用于风险减量措施建设上。

　　国寿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也坦言，近年极端气候致灾性强、影响范围广，让农业保险面临的风险持续聚集，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据统计，国寿财险2026年全国农险接报案超36万件，涉及农田/主要作物面积约395万亩，已完成查勘定损金额近30亿元、支付赔款约29亿元。

　　他建议，因地制宜完善“保险公司+再保险+大灾基金+政府兜底”的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确保行业在巨灾面前能持续稳定发挥保障作用。他也提醒广大农户，投保信息务必准确，受灾后第一时间报案并保留证据。

　　构建适配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立足气候变化新常态，易福金建议推动农业风险防控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综合减灾、风险分担一体化，以“提升农田韧性、强化精准预警、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多元保障”为核心，构建适配极端天气频发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突发性的，又是大范围的。”穆月英认为，农业防灾减灾要做到事后应急、事前预防、过程管理和灾后恢复相结合，让不确定的天气，可识别、可预警、可管理。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大、类型多，农户仍然是重要基础。她提醒，极端天气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信息、技术、设备、保险和组织支持，必须把农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她建议通过社会化服务、合作组织、保险金融和数字化工具，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应对极端气候上的作用。

　　“为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需要从多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穆月英建议，农业技术部门针对极端天气制定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清单，包括秋季播种、品种选择等技术措施；农户自身也要强化防灾减灾意识，积极投保农业保险，若秋季遭遇灾害，就及时做好耕种补种、作物类型调整，防止来年夏季产量受到波及，并切实做到分地块、分作物的精准应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婉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2日 05版

今日官方渠道披露行业动态极端天气频发，对“三夏”生产影响多大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今年身边的烘干厂都爆满，但小麦水分太大烘得慢，根本不出活儿。”收购版图覆盖湖北、河南多地的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叹道，如果粮食烘干排不上号，被搁置一边，24小时就会发烫、48小时就可能烂掉发霉。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阶段，5月这轮波及我国数十个省区市的强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且与部分作物关键生育期、关键收获期叠加，让伍娟这些粮农焦虑不已。

　　5月28日，持续许久的降雨终于放了晴，伍娟抓紧下地收割小麦，结果刚收10多亩又下起雨。望着剩余几十亩地，她担心收完的小麦发芽、地里的会烂根，又担心一季的辛苦换不来好价钱。

　　5月29日，记者从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获悉，5月以来，全国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5月单日降雨纪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除了伍娟所在的湖北省，安徽、河南等粮食主产省份也遭遇了较强降雨威胁，为农作物生产带来一定影响。

　　不仅是极端强降水，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干旱等天气同样频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穆月英强调，极端天气不是单一自然事件，而是会影响耕地、作物、农机、仓储、物流、市场和农民收益的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构成严峻挑战。

　　5月31日，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泵站与排涝处处长龙海游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调度情况看，全国面上耕地受涝情况总体平稳，大中型灌区运行正常，个别点位有涝情无涝灾，灌区农田涝渍情况总体可控。

　　不过，随着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当极端天气逐渐成为“常客”

　　在分析今年全国雨水情时，水旱灾害防御司指出，自4月1日我国正式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月以来，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五成。正值“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整体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穆月英分析，这轮强降雨从区域看，黄淮海冬麦区受灾风险比较突出。5月正是小麦灌浆后期、乳熟成熟和即将大面积收获的关键阶段，持续阴雨和局地暴雨容易造成影响。她提醒，长江中下游和西南部分地区，还需关注夏收及后续播种环节衔接中的风险。

　　水文水资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认为，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有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世界气象组织(WMO)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急剧上升，已不再是偶然发生的区域性气候灾害，正在重塑全球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成为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核心风险因素。

　　“近年来，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确实在加深。”穆月英表示，其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挑战，与过去更多表现为局部性、阶段性和单一性风险的农业气象灾害不同，不仅表现为灾害次数增加，还有风险形态发生的变化。

　　浙江大学农业风险管理与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易福金也指出，当前高温叠加干旱、强降雨叠加渍涝和病虫害等复合型灾害，正成为农业生产中更加常见的灾害形态。他进一步表示，受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北方暴雨激增影响，我国原有农业灾害分布规律被打破，传统农业风险的空间格局被重构。

　　以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为例，这一固有认知已被改写。北方粮食主产区的防灾重心，正从过去单一的“抗旱为主”被迫转向严峻的“旱涝双防”，而苹果、水稻、莲藕等作物的种植带也不断北移，然而这些新晋的种植区域缺乏适配的防灾技术与管理经验，导致次生风险凸显。

　　“极端天气不仅影响某一块田、某一个生产季的粮食生产，还会在区域，生产全过程扩散。”穆月英说。

　　我们能倚仗些什么

　　“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我们既要保持充分警惕，也要保持战略定力。”穆月英表示，“因为总体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储备调节、产销衔接和应急保供体系完善，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总体供给、保持价格基本平稳，是有制度基础和现实能力的。”

　　农田防灾减灾能力是基础，其中大中型灌区灌溉保证率高，灌排体系相对完善，一直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龙海游指出，入汛以来，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有效应对强降雨天气影响，指导加强灌排沟渠巡检及排涝泵站维修养护，及时发现和处理农田积水受涝等问题。

　　据统计，入汛以来，全国1438座(次)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50.9亿立方米，减淹耕地面积51.27万亩。“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排灌体系、田间道路、烘干仓储设施，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硬核支撑。”穆月英指出，我国农业防灾减灾有组织动员能力强、基础设施不断增强等显著优势。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表示，种粮农民利益得以保障，才能激励和调动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而提供适配的保险产品，正是帮助农民转移灾害风险的关键举措。

　　在5月这轮强降雨过程中，面对大面积农田渍涝、作物倒伏甚至减产绝收的严峻局面，农业保险成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的“压舱石”、粮食安全的风险缓冲器。易福金指出，一方面，保险赔款能够快速弥补农户直接经济损失，避免因灾返贫、弃耕撂荒；另一方面，它能分担政府救灾压力，稳定农户种粮预期，打消“受灾即亏损”的顾虑，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农户张兵朝种植的近300亩小麦处于湖北省宜昌市5月强降雨受灾严重地带，地里小麦整体大片倒伏，浸水腐烂、发芽，大面积受损，之前缴纳了7776元保费，在灾后4天内收到26.5万元理赔款项。

　　截至5月27日，国寿财险湖北宜昌中心支公司下辖当阳市支公司已向259名农户赔付超8000亩因5·17暴雨灾害受损的小麦，合计赔付370.72万元。

　　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配套也至关重要。我国长期开展抗逆作物育种，储备了丰富的耐旱、耐涝及抗病新品种。4月20日以来，河南温县降雨频繁，各乡镇小麦均存在倒伏地块、倒伏率超过10%。然而，在祥云镇夏庄村，中种集团品种“郑麦9134”繁种田里成方连片千亩小麦无倒伏、无穗发芽、无萌动，病穗都少，预计6月5日至10日迎来收割。

　　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湖北省区技术主任刘华介绍，赤霉病是影响小麦安全生产的重要病害，成熟期遭遇强降雨极易引发穗部霉变和穗发芽，严重拉低产量与品质。但使用了“麦甜”制剂的麦田展现出了极强的抗逆性。今年这些田块不仅受“烂场雨”的伤害显著减小，产出的麦穗更是干净金黄、籽粒饱满。在实现平均增产10%的同时，用药量减少了70%。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就提到，这种品质的小麦，每斤收购价高出3到5分钱根本不是问题。

　　堵点依然存在

　　尽管我国农业防灾减灾已具备明显优势，但依然存在设施短板突出、应急预案更新滞后等“堵点”与“卡点”。

　　为此，易福金建议升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结合雨带北移、北方暴雨增多趋势，分区修订农田排涝、抗旱建设标准，重点补齐北方粮食主产区、低洼易涝区田间沟渠、小型泵站等末梢设施，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旱涝双防”作为硬性指标。

　　农业保险方面同样面临挑战。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业保险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17亿元，农业保险向农户支付赔款超1200亿元，成为应对极端天气常态化的重要金融工具。

　　虽然覆盖面持续扩大、产品体系不断丰富，但易福金发现，农业保险的理赔精准度不足、市场过度竞争导致财政资源耗散、巨灾赔付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以及现行产品无法适应日益分化的农户需求等问题依然突出。

　　马九杰提醒，极端天气频发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赔付压力骤升，政策性保险需要增加保费补贴力度。他建议研究如何激励保险公司从“被动赔付”转向“主动防损”。

　　对于“主动防损”，马九杰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双赢机制。保险公司若参与防灾抗灾设施建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客观上会减少风险发生概率，降低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灾害损失赔付，降低赔付压力。当然，做到这些，保险公司需要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且能够将盈余资金用于风险减量措施建设上。

　　国寿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也坦言，近年极端气候致灾性强、影响范围广，让农业保险面临的风险持续聚集，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据统计，国寿财险2026年全国农险接报案超36万件，涉及农田/主要作物面积约395万亩，已完成查勘定损金额近30亿元、支付赔款约29亿元。

　　他建议，因地制宜完善“保险公司+再保险+大灾基金+政府兜底”的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确保行业在巨灾面前能持续稳定发挥保障作用。他也提醒广大农户，投保信息务必准确，受灾后第一时间报案并保留证据。

　　构建适配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立足气候变化新常态，易福金建议推动农业风险防控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综合减灾、风险分担一体化，以“提升农田韧性、强化精准预警、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多元保障”为核心，构建适配极端天气频发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突发性的，又是大范围的。”穆月英认为，农业防灾减灾要做到事后应急、事前预防、过程管理和灾后恢复相结合，让不确定的天气，可识别、可预警、可管理。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大、类型多，农户仍然是重要基础。她提醒，极端天气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信息、技术、设备、保险和组织支持，必须把农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她建议通过社会化服务、合作组织、保险金融和数字化工具，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应对极端气候上的作用。

　　“为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需要从多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穆月英建议，农业技术部门针对极端天气制定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清单，包括秋季播种、品种选择等技术措施；农户自身也要强化防灾减灾意识，积极投保农业保险，若秋季遭遇灾害，就及时做好耕种补种、作物类型调整，防止来年夏季产量受到波及，并切实做到分地块、分作物的精准应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婉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2日 05版

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全面推进智能化，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以ChatGPT、Deepseek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工具，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深度应用，不仅推动教育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也孕育了新的教育理念、教育形态，教育体系的组织结构与知识生成模式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今年也是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设立35周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作为链接实践创新型人才与行业产业和区域发展战略的人才集聚平台，是服务国家战略与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其联合培养模式已成为实现产教融合、推动现代教育链与产业链协同创新的重要抓手[3]。近三十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持续转型以及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培养模式、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主体与质量标准等方面不断调整与优化，呈现出适应时代需求、服务国家战略的演进特征。

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跨越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正驱动教育系统发生深层次结构性变革。芬伯格(Feenberg)在技术批判理论中强调，技术并非中性的工具，而是嵌入社会结构与价值取向的实践体系。人工智能正是这一双重属性的典型体现，它不仅以算法与算力提升教育系统的运行效率，也通过规则设定、数据逻辑与智能决策深度介入教育价值的生成机制，从而推动教育体系产生结构性重构并带来转型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教育系统范式重构推动培养模式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智能驱动

长期以来，我国研究生专业学位培养在过程管理和教学组织上高度依赖导师个人经验和已有制度的安排，随着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培养范式正在从人本经验转向数据支撑，从静态规则管理走向动态智能决策，教育系统的运行方式由此被重新塑形。

在学习认知层面，人工智能将关于学习规律的研究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方案，拓展了教学干预的科学基础。已有高校通过构建“AI+科研训练”链路，利用机器学习模型持续记录和分析学生选题、查阅文献、设计方法、撰写初稿等过程性数据，在此基础上识别共性困惑和个体短板，向学生推送有针对性的学习建议和训练任务。与传统师徒制主要依赖导师个人观察与判断不同，通过基于认知规律的数据分析，有助于提高干预的精准性和时效性，让教什么、怎么教更多建立在可证据化的数据基础之上。

在培养过程层面，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在校内导师、企业导师、行业机构和研究生之间，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过程不透明等问题，往往会导致培养目标难以落地。目前，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正在积极的探索构建实时监测、智能预警、靶向干预的闭环管理机制，期望通过对项目进度、导师指导行为、学生能力成长等关键指标的持续跟踪，能识别出联合培养中的风险点。

在资源配置层面，人工智能推动联合培养从静态配置走向动态优化。传统模式下，项目匹配、导师指派和实践基地选择往往依赖人工撮合，既耗费大量行政成本，也容易出现专业不匹配、资源用不好的情况。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平台，可以将学生兴趣特长、导师研究方向、企业项目需求和平台资源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形成相对优化的“项目—导师—学生—资源”组合。一些高校还支持师生依据自身需求搭建个性化智能助手，用于项目管理、文献整理、数据分析等，形成资源自适应调整的机制，使稀缺资源尽可能配置到最需要的环节和主体上。

二、教育价值链条重塑推动培养方式从分段式教学走向全周期赋能

人工智能对教育链条的深入嵌入，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由传统的“课程—实践—就业”分段式流程，逐步演进为覆盖“认知形成—能力塑造—职业支持”的全周期赋能体系。培养逻辑从阶段性安排走向持续性支持，教育价值链条被重新连接与整合。

在能力发展的表达方式上，人工智能使学生成长轨迹得以更清晰呈现。多模态学习分析技术使学生在专业素养、思维能力、合作意识等方面的变化被可视化，从而形成更具指导意义的能力画像。例如，讯飞星火平台通过能力雷达图呈现学生的优势与短板；江苏省推进的立体成长档案系统，则将学生的知识掌握、创新表现等关键指标持续记录，为教师提供更具指向性的培养依据。这种可视化机制克服了传统评价的滞后性，使能力发展成为贯穿培养全过程的核心线索。

在产教融合环节，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桥接学术知识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重要环节。在现实中，英特尔公司与武汉工程大学共建的AI创新实验室，通过对企业真实场景的结构化处理，将产业问题转化为教学任务，使理论学习与行业实践建立了更紧密的关联。人工智能在处理产业数据和学术语料的过程中，提高了教学内容的情境化程度，使产教协同从形式合作走向内容共建、价值共生。

在职业发展支持方面，人工智能推动教育链条从毕业导向过渡至生涯导向。科大讯飞开发的职业导航助手，基于学生实习过程的数据生成技能画像，进而推送岗位机会与学习路径；西南交通大学通过智能分析将学位论文选题与行业需求进行匹配，为学生科研方向与就业规划提供双向支持。这种贯通学习与职业发展的数据体系，使联合培养不再局限于学业完成，而是朝向更长期的职业成长延伸。

三、教育治理体系升级推动管理机制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协同

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教学方式和培养流程，也正在推动教育治理方式发生结构性调整。随着智能技术持续嵌入管理链条，联合培养的治理模式正由以往的部门分散、路径割裂，转向更加系统、协同和可预测的治理结构，实现了治理逻辑从经验管理向数据支撑、从事后纠偏向过程性调控的跃迁。

在多主体协同机制方面，人工智能为联合培养中的权责厘定与过程协作提供了新的制度化工具。过去联合培养中的知识产权归属、导师分工、企业参与度等问题，往往依赖沟通协调，透明度和执行力有限。随着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数字技术的应用，相关合作条款可在协议中预先固化，流程内嵌、自动执行，有效降低协作成本。例如，江苏省在政策设计中提出以智能合约明确知识产权分配规则，减少后期争议；西北工业大学构建的双导师协作预警系统，通过算法识别合作异常，提前提示潜在风险。这类改革实质上是以技术手段强化制度执行力，提高协同治理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在质量保障机制方面，人工智能推动质量管理由传统的静态抽查转向动态监测。过去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多发生在学期末或培养结束时，反馈滞后且覆盖有限。智能技术的介入，使各培养环节能够持续被记录、分析与呈现。长安大学建设的教学质量监测平台实现了从招生、课程、实习到学位授予的全过程监控；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驾驶舱则利用大模型对质量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为管理者提供了可视化、结构化的决策依据。这种面向过程的动态监管方式，使培养质量从结果判断逐步转向实时保障，治理的精度和响应速度显著提升。

在制度创新机制方面，人工智能的普及正在倒逼教育治理框架进行适应性改革。新技术带来的伦理规范、教师能力结构、学业评价方式等问题不断显现，使得教育制度必须及时回应并进行结构性调整。西北工业大学出台《生成式AI使用规定》，尝试在促进创新与确保学术规范之间建立平衡；江苏省将人工智能素养纳入教师资格认定标准，推动教师治理能力和专业结构迈向数字时代。这些改革体现了治理体系从被动适应技术，到主动塑造规范体系的演进趋势。

四、知识生产模式跃迁推动研究生培养范式系统性重塑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教育全过程，知识生产模式也在发生快速变化，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也必然导致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变革。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知识市场扩张与研究成果商业化等趋势不断打破大学的知识垄断地位，知识生产边界趋于开放、动态与跨界。吉本斯(MichaelGibbons)等人据此提出“知识生产模式1”，即以单一学科内部、学术共同体主导、线性知识生成为特征的经典模式。然而，面对复杂应用型问题，这一模式的局限日益显现，催生了以跨学科协同和现实问题导向为核心的“模式2”。卡拉亚尼斯(EliasG.Carayannis)与坎贝尔(DavidF.J.Campbell)进一步提出“模式3”，指出知识由多元主体通过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共同创造，强调不同知识和创新范式的共存与共同进化，知识生产模式理论逐渐成型。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数据主权等变量持续嵌入知识创造过程，人类知识生产可能正迈向知识生产模式4的初始形态。随着技术驱动、价值导向与未来取向的结合，使知识生产呈现更强的开放性、融合性和预测性，并将对研究生培养体系带来四方面重塑：一是在培养目标上，逐步从强调社会适应与问题解决，转向面向未来的责任担当，要求学生具备技术伦理意识、全球视野与公共精神。二是在组织形态上，由多元合作向共创结构演化，高校、行业、科研平台与智能系统共同参与知识生成，形成更加弹性和动态的组织形态。三是在培养主体上，突破传统校企合作的二元格局，扩展为高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人工智能平台共同参与的复合体系，培养边界更加开放、角色分工更加灵活。四是在质量评价上，从强调社会有用升级到强调可信、可验、可持续，评价体系更注重价值引导、系统影响和伦理规范，形成智能驱动、多元共治、动态透明的复合标准。

这些变化显示，知识生产方式的跃迁正在成为研究生教育转型的重要内在动力，也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了更加开放、灵活和面向未来的制度空间。

【作者：河南工程学院，杨乐。本文系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究生教育类)《人工智能赋能应用型本科高校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改革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3SJGLX35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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