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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中国汽车出海,强势破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惟杉
发于2026.6.1总第123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5月中旬,墨尔本比亚迪经销商王华发布了一则朋友圈,“比亚迪郑州号,预计30日抵达澳洲”。
“郑州号”是比亚迪自营船只,这一次装载了约5000辆车,从上海出发。这是比亚迪自有滚装船首次执行澳大利亚航线任务,此次运输计划是其未来数月向澳大利亚市场追加3万辆新能源汽车计划的一部分。王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比亚迪在澳大利亚的交付时间普遍在6—8周。当地消费者很关心比亚迪的下一批车何时能到澳大利亚,自己何时能提车。
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抓住能源危机带来的机遇,类似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时,日本汽车因节油性能大举进入全球市场的情形。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再创新高。1—4月累计出口328万辆,同比增长52%,全年有望冲击千万辆大关。
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变化: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品牌加速在欧洲、东南亚建厂;上汽、蔚来通过技术授权反向输出“中国平台”;新能源车的出海链条从整车贸易延伸至充电桩、电池换电、智能驾驶解决方案。头部三强格局初现:奇瑞汽车一季度出口39.3万辆,同比增长53.9%,继续领跑;上汽集团出口32.5万辆,同比增长48.3%;比亚迪出口31.9万辆,同比增长55%,增速居首。
尽管势头凶猛,但中国车企当前也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局势,尤其是新能源车正在多国面对诸多贸易壁垒。这对于车企提出更高要求,仅靠产品竞争力不足以站稳海外市场。
能源危机带来机遇
日本汽车曾统治澳大利亚市场28年,2026年,日系车的地位被撼动。
今年2月,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新车市场第一大来源国。当月,中国制造汽车销量达到2.58万辆,超过日本的2.17万辆。
在纯电车型市场,中国制造的优势更大。3月,澳大利亚纯电车型市场份额升至14.6%,中国制造(含上海产特斯拉)占据其中八成份额。比亚迪单月销量在澳大利亚也首次挤进前三,以50%的增速达到7217辆。
澳大利亚油价正在猛涨。从2月28日到3月31日,汽油价格涨幅在40%左右,柴油普遍涨价超60%。
“能源危机更像催化剂,让很多之前就有换车想法的客户付诸行动。此前,不少家庭还会在燃油车与新能源车之间反复纠结,如今越来越多客户主动选择新能源车型,希望摆脱油价飙升的影响。”王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月,他的门店曾创下单日成交51单的纪录,被他称为“历史性时刻”。
上涨的油价成为最好的营销手段。“纯电车较燃油车使用成本能够降低30%—40%。”王华表示,在墨尔本、悉尼等城市,家用充电桩普及率高,商圈、大型停车场的公共快充网络布局密集,日常通勤完全没有补能焦虑。有部分家庭安装了太阳能和储能电池,基本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而且部分市政还提供免费充电场所,进一步降低用车成本。
能源危机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新能源车在海外市场的优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过700万辆,达到709.8万辆,同比增长21.1%,明显高于国内市场6.7%的增速。而且新能源车成为出口增长主因。去年燃油车出口448.3万辆,同比下降2%,而新能源车出口达261.5万辆,同比翻倍。
在国内市场增量有限的情况下,拓展海外新能源车市场,已经成为车企不得不做的选择。从车企出口表现亦能看出这种趋势,去年出口量增速最快的车企为比亚迪,同比上升1.4倍,达到105.4万辆,排在第二位。
“内卷外输”已经波及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奇瑞子品牌捷途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经销商,李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争以来,出口中东受阻,国内主机厂更为关注中亚市场。大量迪拜手机号码打给乌兹别克斯坦经销商,询问是否需要进口比亚迪汽车,不少驻中东的车企人员也纷纷来到中亚。
他半开玩笑地说,今年最好的生意可能不是卖车,而是做商务接待。今年来考察的中国人很多,只要是中国人进店,再背个双肩背,九成是商务考察。
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公民实行30天免签政策,使得双方人员往来更为方便。地缘上的亲近,以及稳定的政治、社会治安吸引国人出海乌兹别克斯坦。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市场。“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像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人口基数太小,只能作为转口贸易基地。”李伟说。
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汽车销量接近45万辆,其中中国汽车约7万辆。今年一季度,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汽车出口增长22%。
在乌兹别克斯坦市场,美系车仍是主流。美企雪佛兰与本地企业合资成立UzAuto Motors,市占率此前一直在90%以上,如今降至70%左右,中国车企分去了部分市场份额。
“当地生产的雪佛兰还停留在2000年前后的车型,比较落后。中国汽车从外观到内饰都比较新颖,更具竞争力。”不久前,李伟刚刚接待了来自美国、韩国主机厂的人士。“他们都来门店调研,询问销量情况,足见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市场的关注。”
在乌兹别克斯坦,不同城市、地区的购车习惯差异很大。在首都塔什干,已经建有1万多根充电桩,充电网络比较发达,新能源车渗透率明显提升。但是在首都之外,燃油车相比新能源车更受欢迎。
李伟告诉记者,捷途在乌兹别克斯坦每年的销量为五六千辆,平均每个月400余辆。在乌兹别克斯坦捷途门店中,李伟门店的销量在塔什干排名第一,购买山海T1的客户,30%—40%会选择插混车型。“山海T1一个月可以卖出四五辆,其中有两辆可能是插混车型。”
从主机厂到经销商,中国车企都希望抓住这一轮新能源的机遇。不过,拓展海外市场依靠的不仅是产品本身。
车企直接下场
比亚迪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市占率已经仅次于雪佛兰和起亚。不过李伟表示,其实当地消费者对于具体品牌的认知度并不高。“比亚迪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较早,而且与本土企业合作,当地人相对熟悉,但是对于吉利、长安等品牌了解不多,会统称其为‘中国车’。”
这似乎是中国车企普遍的困境,海外市场还没有广泛建立起对中国汽车品牌的认知。
“上汽名爵在欧洲销量不错,一方面是名爵MG4、ZS等紧凑车型售价较低,更重要的是名爵不需要打品牌。名爵本就是英国品牌,当地人并不知道其已经被中国公司收购。”一位长期深耕海外市场的车企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除了产品,扩大品牌认知,还要考验车企销售、售后等方面的体系是否完备,而这正是中国车企此前的短板。
今年,李伟明显感受到乌兹别克斯坦消费者的变化。“他们开始关心买完车是不是去所有门店都可以维修,去年他们不会关心这些问题,只关心价格,如今更加重视售后。此前从中国进口的‘平贸车’几乎没有售后可言,消费者购车后发现日常维修保养无处可去,这对中国车企的口碑造成影响。”
所谓“平贸车”即平行进口贸易车,指未经品牌厂商授权,贸易商从海外市场购买,并引入本国市场进行销售的汽车。裴瑞杰是蔚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总代理,他从2022年起就在当地做中国汽车的贸易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单纯的汽车贸易对于推广中国汽车品牌没有太大作用,汽车是耐用品,需要维修、营销、技术等能力成体系出海。他计划2027年在塔什干布局换电站,“难点在于当地法律法规在换电站方面完全是空白”。
这预示着中国车企进入海外市场的方式正在改变,从过去更多面对贸易商、经销商,做B端生意,转变为更多面向海外C端消费者。
“这关系到车企究竟将出海作为一门To B还是To C的生意来做,此前捷途在乌兹别克斯坦也曾与本土经销商合作,与其签订协议,由其进行零售。但是本土经销商更多关注如何赚快钱,而不会关注品牌本身。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经销商甚至不会处理,前期对品牌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直到现在仍然在为其‘擦屁股’。”李伟告诉记者,有了这些前车之鉴,车企才亲自下场在乌兹别克斯坦成立子公司,搭建经销商网络。
半窗在乌兹别克斯坦为一些中国汽车品牌提供营销服务,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地经销商其实更关注营销能为自己带来多少真实客户,他们不太关注品牌宣传,更在意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条内容后,有多少人会给门店打来电话,很多时候与车企看重品牌曝光的思路不通。
李伟的门店是塔什干第一家捷途门店,去年开业。目前门店与国内4S店一样,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可以提供维修保养服务。亲自“下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车企的选择。
今年,小鹏在澳大利亚市场合作的经销商TrueEV因资金链断裂正式进入托管程序。TrueEV此前是小鹏在澳大利亚的重要合作方,承担着当地车型进口、分销与零售等核心业务。据小鹏披露的信息,TrueEV“持续超过一年未进行车辆采购”,这说明双方采用了传统的主机厂和经销商的合作模式,即经销商需要以自有资金或贷款,向厂家购入车辆再销售给消费者。在合作的经销商爆雷后,小鹏集团澳大利亚公司开始直接开展本地运营及分销业务,启动经销商招募,并搭建客户服务及工厂直连物流体系。
比亚迪2022年正式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后,也曾选择本土经销商Eagers,授予其独家代理、进口、分销的权利。但是2025年,比亚迪已经从Eagers手中收回这份独家权利,Eagers变为其在澳大利亚合作的经销商之一。
东吴证券研报显示,比亚迪海外渠道早期依赖总代理快速铺点,目前基本通过直控提升在当地市场的销售主导权,类似的调整集中在2024—2025年。
王华告诉记者,比亚迪总部会为本地经销商提供系统化产品培训、全国统一市场推广、稳定车源供应与标准化售后体系,“培训内容主要是讲解比亚迪新能源车技术,最终变为销售人员的营销话术”。
车企下场拓展销售渠道,意味着更多的麻烦,这也会带来额外的管理成本。“相比本地经销商,我们运营门店需要多找两三位翻译,每位翻译的月薪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如果语言不通,日常管理很多时候都在对牛弹琴。”李伟举例,一位客户曾在购车时从门店偷东西,后来到门店修车时手脚又不干净,店里的一位销售提醒李伟,就在两人交流时,人已经跑了。
很多在海外拓展渠道的人都像李伟一样,已经在行业有一定积累,但是在海外市场,也常有“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建厂的考验
要真正建立中国汽车品牌在海外的认知,海外建厂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前述车企人士告诉记者,车企出海大都会遵循一个规律,最初级的是贸易出海,逐渐在海外设立营销类子公司,再到如今重投资阶段,不仅在销售端自主经营,也对生产、供应链进行投资。
中国车企正在海外加速布局产能。最新的案例是,Stellantis集团正迫切向多家中国车企兜售其4座欧洲工厂,以处理闲置产能。潜在中国买家包括东风、零跑、比亚迪等企业。5月初,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柯在接受采访时称,比亚迪正在与Stellantis集团等公司沟通,寻找欧洲地区可利用的闲置产能。
通过收购闲置工厂实现本地化生产,这被认为是中国车企绕开当前众多贸易壁垒的关键。
当前,多个中国车企出口目的地正在提高关税,如墨西哥是当前进口中国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自2026年1月1日起,中国汽车对墨出口产品关税税率从20%提升至50%。而早在2024年10月,欧盟开始对中国出口的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
“欧洲市场被我们定义为高势能市场,既能打造品牌,也能带来较大销量,欧洲市场每年的市场体量在一千三四百万辆。我们始终认为,欧洲市场极具价值,因此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所谓‘战略定力’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投资,加速在地生产。任何每年销量大于100万辆的市场,都可以被定义为大体量市场。任何大体量市场,不进行投资都没有希望。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澳大利亚市场,其更偏向自由贸易。”前述车企人士表示。
“在如今重投资阶段,在当地生产前需要进行更多调研,不仅涉及市场调研,还涉及营商环境、劳动市场、法律、税务等。”他告诉记者,企业数年前就成立了数个海外专班,就是为了快速突击一些在地生产项目,2021年就开始不断完善海外投资模型,并用这套投资模型精细“扫描”海外市场。不过新建工厂的投资较大,此前一些新势力车企表示海外建厂,大部分并不现实,其实完全可以找到工厂先代工。
东风汽车战略规划部总经理杨彦鼎在今年北京车展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产能走出去不意味着一定要到国外买很多工厂。“现在国外车企工厂的产能是过剩的,很多工厂产能利用率只有50%。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高效利用好国外的产能资源,可以选择的模式有很多,比如合资、产能租赁、股权合作等,但具体选择哪一种模式依照企业自身的情况决定。”
此前,为提升Stellantis位于西班牙萨拉戈萨的菲格鲁埃拉斯工厂的产能,该集团旗下欧宝品牌与零跑汽车合作推出一款全新的C级纯电SUV,共享产能降低研发生产成本。
不仅是欧洲这样的高势能市场,像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市场,甚至市场体量不足100万辆,皆有各自的产业政策。
李伟认为,在地生产是车企出海必然的选择。在乌兹别克斯坦,采用KD模式意味着单车成本下降幅度在2000美元左右。KD模式就是车企将整车拆解为散件或半散装件出口到目标市场,再在当地工厂进行组装并销售。
李伟介绍:“KD模式并不会降低运费,散件、半散装件同样进口,但是其关税相比整车更低。同时,进口配额也会增加。当地政府希望通过关税政策鼓励车企转向KD模式,带动当地产业链发展,而非仅仅在当地销售汽车。”
“同款车型,当前国内外的价差主要体现在关税、报废税之上。粗略估算,在乌兹别克斯坦,经销商拿货的成本,新能源车的价格约为国内1.5倍,燃油车价格则是国内1.7倍。如果算上渠道费用和利润,最终售价相比国内可能会翻倍。”以李伟店内的山海T2为例,国内同款车型的售价区间为17万—20万元,约为3万美元,这款车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售价则达到4.2万美元左右。“购买4万美元以上汽车的人在当地就会被认为是‘有钱人’,当地人均收入每月只有两三百美元。”
“中国汽车工业也走过相似历程,在加入WTO初期,通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土产业,车企最初采用KD模式时,散件几乎百分之百依赖进口,此后国产化率水平逐步提升,这需要一定时间。”李伟认为,车企最终都会转向KD模式,否则成本就无法下降,影响最终销量。
这种现实倒逼中国车企必须跳出“物美价廉”的舒适区。“国内汽车市场曾经历快速增长,使中国车企的经营逻辑偏重国内。但是日系、韩系车企由于本国市场有限,经营逻辑从最初就是瞄准全球市场,中国车企需要经历这样的转变。”前述车企内部人士感慨。
从卖车转向输出产业链,不仅考验海外的本地化组装与售后能力,更要求企业学会如何与当地分享利益——包括创造就业、培养技术工人、适应法规差异。能否在“溢价获利”与“长期扎根”间找到平衡,将决定中国汽车能否真正完成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出海”的跨越。
(文中王华、李伟、半窗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19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昨日行业报告公布最新成果中国汽车出海,强势破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惟杉
发于2026.6.1总第123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5月中旬,墨尔本比亚迪经销商王华发布了一则朋友圈,“比亚迪郑州号,预计30日抵达澳洲”。
“郑州号”是比亚迪自营船只,这一次装载了约5000辆车,从上海出发。这是比亚迪自有滚装船首次执行澳大利亚航线任务,此次运输计划是其未来数月向澳大利亚市场追加3万辆新能源汽车计划的一部分。王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比亚迪在澳大利亚的交付时间普遍在6—8周。当地消费者很关心比亚迪的下一批车何时能到澳大利亚,自己何时能提车。
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抓住能源危机带来的机遇,类似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时,日本汽车因节油性能大举进入全球市场的情形。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再创新高。1—4月累计出口328万辆,同比增长52%,全年有望冲击千万辆大关。
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变化: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品牌加速在欧洲、东南亚建厂;上汽、蔚来通过技术授权反向输出“中国平台”;新能源车的出海链条从整车贸易延伸至充电桩、电池换电、智能驾驶解决方案。头部三强格局初现:奇瑞汽车一季度出口39.3万辆,同比增长53.9%,继续领跑;上汽集团出口32.5万辆,同比增长48.3%;比亚迪出口31.9万辆,同比增长55%,增速居首。
尽管势头凶猛,但中国车企当前也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局势,尤其是新能源车正在多国面对诸多贸易壁垒。这对于车企提出更高要求,仅靠产品竞争力不足以站稳海外市场。
能源危机带来机遇
日本汽车曾统治澳大利亚市场28年,2026年,日系车的地位被撼动。
今年2月,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新车市场第一大来源国。当月,中国制造汽车销量达到2.58万辆,超过日本的2.17万辆。
在纯电车型市场,中国制造的优势更大。3月,澳大利亚纯电车型市场份额升至14.6%,中国制造(含上海产特斯拉)占据其中八成份额。比亚迪单月销量在澳大利亚也首次挤进前三,以50%的增速达到7217辆。
澳大利亚油价正在猛涨。从2月28日到3月31日,汽油价格涨幅在40%左右,柴油普遍涨价超60%。
“能源危机更像催化剂,让很多之前就有换车想法的客户付诸行动。此前,不少家庭还会在燃油车与新能源车之间反复纠结,如今越来越多客户主动选择新能源车型,希望摆脱油价飙升的影响。”王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月,他的门店曾创下单日成交51单的纪录,被他称为“历史性时刻”。
上涨的油价成为最好的营销手段。“纯电车较燃油车使用成本能够降低30%—40%。”王华表示,在墨尔本、悉尼等城市,家用充电桩普及率高,商圈、大型停车场的公共快充网络布局密集,日常通勤完全没有补能焦虑。有部分家庭安装了太阳能和储能电池,基本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而且部分市政还提供免费充电场所,进一步降低用车成本。
能源危机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新能源车在海外市场的优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过700万辆,达到709.8万辆,同比增长21.1%,明显高于国内市场6.7%的增速。而且新能源车成为出口增长主因。去年燃油车出口448.3万辆,同比下降2%,而新能源车出口达261.5万辆,同比翻倍。
在国内市场增量有限的情况下,拓展海外新能源车市场,已经成为车企不得不做的选择。从车企出口表现亦能看出这种趋势,去年出口量增速最快的车企为比亚迪,同比上升1.4倍,达到105.4万辆,排在第二位。
“内卷外输”已经波及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奇瑞子品牌捷途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经销商,李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争以来,出口中东受阻,国内主机厂更为关注中亚市场。大量迪拜手机号码打给乌兹别克斯坦经销商,询问是否需要进口比亚迪汽车,不少驻中东的车企人员也纷纷来到中亚。
他半开玩笑地说,今年最好的生意可能不是卖车,而是做商务接待。今年来考察的中国人很多,只要是中国人进店,再背个双肩背,九成是商务考察。
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公民实行30天免签政策,使得双方人员往来更为方便。地缘上的亲近,以及稳定的政治、社会治安吸引国人出海乌兹别克斯坦。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市场。“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像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人口基数太小,只能作为转口贸易基地。”李伟说。
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汽车销量接近45万辆,其中中国汽车约7万辆。今年一季度,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汽车出口增长22%。
在乌兹别克斯坦市场,美系车仍是主流。美企雪佛兰与本地企业合资成立UzAuto Motors,市占率此前一直在90%以上,如今降至70%左右,中国车企分去了部分市场份额。
“当地生产的雪佛兰还停留在2000年前后的车型,比较落后。中国汽车从外观到内饰都比较新颖,更具竞争力。”不久前,李伟刚刚接待了来自美国、韩国主机厂的人士。“他们都来门店调研,询问销量情况,足见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市场的关注。”
在乌兹别克斯坦,不同城市、地区的购车习惯差异很大。在首都塔什干,已经建有1万多根充电桩,充电网络比较发达,新能源车渗透率明显提升。但是在首都之外,燃油车相比新能源车更受欢迎。
李伟告诉记者,捷途在乌兹别克斯坦每年的销量为五六千辆,平均每个月400余辆。在乌兹别克斯坦捷途门店中,李伟门店的销量在塔什干排名第一,购买山海T1的客户,30%—40%会选择插混车型。“山海T1一个月可以卖出四五辆,其中有两辆可能是插混车型。”
从主机厂到经销商,中国车企都希望抓住这一轮新能源的机遇。不过,拓展海外市场依靠的不仅是产品本身。
车企直接下场
比亚迪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市占率已经仅次于雪佛兰和起亚。不过李伟表示,其实当地消费者对于具体品牌的认知度并不高。“比亚迪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较早,而且与本土企业合作,当地人相对熟悉,但是对于吉利、长安等品牌了解不多,会统称其为‘中国车’。”
这似乎是中国车企普遍的困境,海外市场还没有广泛建立起对中国汽车品牌的认知。
“上汽名爵在欧洲销量不错,一方面是名爵MG4、ZS等紧凑车型售价较低,更重要的是名爵不需要打品牌。名爵本就是英国品牌,当地人并不知道其已经被中国公司收购。”一位长期深耕海外市场的车企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除了产品,扩大品牌认知,还要考验车企销售、售后等方面的体系是否完备,而这正是中国车企此前的短板。
今年,李伟明显感受到乌兹别克斯坦消费者的变化。“他们开始关心买完车是不是去所有门店都可以维修,去年他们不会关心这些问题,只关心价格,如今更加重视售后。此前从中国进口的‘平贸车’几乎没有售后可言,消费者购车后发现日常维修保养无处可去,这对中国车企的口碑造成影响。”
所谓“平贸车”即平行进口贸易车,指未经品牌厂商授权,贸易商从海外市场购买,并引入本国市场进行销售的汽车。裴瑞杰是蔚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总代理,他从2022年起就在当地做中国汽车的贸易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单纯的汽车贸易对于推广中国汽车品牌没有太大作用,汽车是耐用品,需要维修、营销、技术等能力成体系出海。他计划2027年在塔什干布局换电站,“难点在于当地法律法规在换电站方面完全是空白”。
这预示着中国车企进入海外市场的方式正在改变,从过去更多面对贸易商、经销商,做B端生意,转变为更多面向海外C端消费者。
“这关系到车企究竟将出海作为一门To B还是To C的生意来做,此前捷途在乌兹别克斯坦也曾与本土经销商合作,与其签订协议,由其进行零售。但是本土经销商更多关注如何赚快钱,而不会关注品牌本身。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经销商甚至不会处理,前期对品牌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直到现在仍然在为其‘擦屁股’。”李伟告诉记者,有了这些前车之鉴,车企才亲自下场在乌兹别克斯坦成立子公司,搭建经销商网络。
半窗在乌兹别克斯坦为一些中国汽车品牌提供营销服务,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地经销商其实更关注营销能为自己带来多少真实客户,他们不太关注品牌宣传,更在意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条内容后,有多少人会给门店打来电话,很多时候与车企看重品牌曝光的思路不通。
李伟的门店是塔什干第一家捷途门店,去年开业。目前门店与国内4S店一样,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可以提供维修保养服务。亲自“下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车企的选择。
今年,小鹏在澳大利亚市场合作的经销商TrueEV因资金链断裂正式进入托管程序。TrueEV此前是小鹏在澳大利亚的重要合作方,承担着当地车型进口、分销与零售等核心业务。据小鹏披露的信息,TrueEV“持续超过一年未进行车辆采购”,这说明双方采用了传统的主机厂和经销商的合作模式,即经销商需要以自有资金或贷款,向厂家购入车辆再销售给消费者。在合作的经销商爆雷后,小鹏集团澳大利亚公司开始直接开展本地运营及分销业务,启动经销商招募,并搭建客户服务及工厂直连物流体系。
比亚迪2022年正式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后,也曾选择本土经销商Eagers,授予其独家代理、进口、分销的权利。但是2025年,比亚迪已经从Eagers手中收回这份独家权利,Eagers变为其在澳大利亚合作的经销商之一。
东吴证券研报显示,比亚迪海外渠道早期依赖总代理快速铺点,目前基本通过直控提升在当地市场的销售主导权,类似的调整集中在2024—2025年。
王华告诉记者,比亚迪总部会为本地经销商提供系统化产品培训、全国统一市场推广、稳定车源供应与标准化售后体系,“培训内容主要是讲解比亚迪新能源车技术,最终变为销售人员的营销话术”。
车企下场拓展销售渠道,意味着更多的麻烦,这也会带来额外的管理成本。“相比本地经销商,我们运营门店需要多找两三位翻译,每位翻译的月薪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如果语言不通,日常管理很多时候都在对牛弹琴。”李伟举例,一位客户曾在购车时从门店偷东西,后来到门店修车时手脚又不干净,店里的一位销售提醒李伟,就在两人交流时,人已经跑了。
很多在海外拓展渠道的人都像李伟一样,已经在行业有一定积累,但是在海外市场,也常有“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建厂的考验
要真正建立中国汽车品牌在海外的认知,海外建厂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前述车企人士告诉记者,车企出海大都会遵循一个规律,最初级的是贸易出海,逐渐在海外设立营销类子公司,再到如今重投资阶段,不仅在销售端自主经营,也对生产、供应链进行投资。
中国车企正在海外加速布局产能。最新的案例是,Stellantis集团正迫切向多家中国车企兜售其4座欧洲工厂,以处理闲置产能。潜在中国买家包括东风、零跑、比亚迪等企业。5月初,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柯在接受采访时称,比亚迪正在与Stellantis集团等公司沟通,寻找欧洲地区可利用的闲置产能。
通过收购闲置工厂实现本地化生产,这被认为是中国车企绕开当前众多贸易壁垒的关键。
当前,多个中国车企出口目的地正在提高关税,如墨西哥是当前进口中国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自2026年1月1日起,中国汽车对墨出口产品关税税率从20%提升至50%。而早在2024年10月,欧盟开始对中国出口的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
“欧洲市场被我们定义为高势能市场,既能打造品牌,也能带来较大销量,欧洲市场每年的市场体量在一千三四百万辆。我们始终认为,欧洲市场极具价值,因此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所谓‘战略定力’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投资,加速在地生产。任何每年销量大于100万辆的市场,都可以被定义为大体量市场。任何大体量市场,不进行投资都没有希望。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澳大利亚市场,其更偏向自由贸易。”前述车企人士表示。
“在如今重投资阶段,在当地生产前需要进行更多调研,不仅涉及市场调研,还涉及营商环境、劳动市场、法律、税务等。”他告诉记者,企业数年前就成立了数个海外专班,就是为了快速突击一些在地生产项目,2021年就开始不断完善海外投资模型,并用这套投资模型精细“扫描”海外市场。不过新建工厂的投资较大,此前一些新势力车企表示海外建厂,大部分并不现实,其实完全可以找到工厂先代工。
东风汽车战略规划部总经理杨彦鼎在今年北京车展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产能走出去不意味着一定要到国外买很多工厂。“现在国外车企工厂的产能是过剩的,很多工厂产能利用率只有50%。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高效利用好国外的产能资源,可以选择的模式有很多,比如合资、产能租赁、股权合作等,但具体选择哪一种模式依照企业自身的情况决定。”
此前,为提升Stellantis位于西班牙萨拉戈萨的菲格鲁埃拉斯工厂的产能,该集团旗下欧宝品牌与零跑汽车合作推出一款全新的C级纯电SUV,共享产能降低研发生产成本。
不仅是欧洲这样的高势能市场,像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市场,甚至市场体量不足100万辆,皆有各自的产业政策。
李伟认为,在地生产是车企出海必然的选择。在乌兹别克斯坦,采用KD模式意味着单车成本下降幅度在2000美元左右。KD模式就是车企将整车拆解为散件或半散装件出口到目标市场,再在当地工厂进行组装并销售。
李伟介绍:“KD模式并不会降低运费,散件、半散装件同样进口,但是其关税相比整车更低。同时,进口配额也会增加。当地政府希望通过关税政策鼓励车企转向KD模式,带动当地产业链发展,而非仅仅在当地销售汽车。”
“同款车型,当前国内外的价差主要体现在关税、报废税之上。粗略估算,在乌兹别克斯坦,经销商拿货的成本,新能源车的价格约为国内1.5倍,燃油车价格则是国内1.7倍。如果算上渠道费用和利润,最终售价相比国内可能会翻倍。”以李伟店内的山海T2为例,国内同款车型的售价区间为17万—20万元,约为3万美元,这款车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售价则达到4.2万美元左右。“购买4万美元以上汽车的人在当地就会被认为是‘有钱人’,当地人均收入每月只有两三百美元。”
“中国汽车工业也走过相似历程,在加入WTO初期,通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土产业,车企最初采用KD模式时,散件几乎百分之百依赖进口,此后国产化率水平逐步提升,这需要一定时间。”李伟认为,车企最终都会转向KD模式,否则成本就无法下降,影响最终销量。
这种现实倒逼中国车企必须跳出“物美价廉”的舒适区。“国内汽车市场曾经历快速增长,使中国车企的经营逻辑偏重国内。但是日系、韩系车企由于本国市场有限,经营逻辑从最初就是瞄准全球市场,中国车企需要经历这样的转变。”前述车企内部人士感慨。
从卖车转向输出产业链,不仅考验海外的本地化组装与售后能力,更要求企业学会如何与当地分享利益——包括创造就业、培养技术工人、适应法规差异。能否在“溢价获利”与“长期扎根”间找到平衡,将决定中国汽车能否真正完成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出海”的跨越。
(文中王华、李伟、半窗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19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摘要:低空旅游面临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制度、政策、法规等尚未完善,产业同质化严重,与其他产业融合程度较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等发展困境。发展低空旅游要在市场主体培育,制度、政策、法规等完善,开发个性化产品,与旅游六要素及其他产业进行融合,完善服务保障体系等方面下功夫。
一、河南省低空旅游发展概况
低空旅游一般是指在低空(真高3000米以下)空域,旅游企业利用通用航空器、低空飞行器等载体,依托含有低空飞行元素的核心吸引物,开展旅游、体育运动、娱乐休闲等活动,为旅游者提供与低空飞行相关的旅游服务的综合服务。低空旅游具有空间立体性、区域依赖性、产业融合性、局地性的特征。低空旅游涉及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包含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热气球环游、滑翔伞运动、飞行汽车、无人机、动力三角翼、水陆两用飞机等。精神层面包含普及航空知识、提供航空文化体验的航空科普体验中心。
和常规旅游比,低空旅游凭借独特的空间视角和体验,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能避免地面的拥挤,提高游客体验质量。其次在生态脆弱地区,能通过俯视的视角从而优化旅游资源的利用方式,提高大尺度景观的旅游体验效果,最大限度的保护环境。最后,开发传统交通方式不容易抵达区域的旅游资源,形成新的旅游产品。
2024年3月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8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鼓励探索“低空飞行旅游”。此后低空旅游在成都、深圳、上海、杭州、北京等地蓬勃开展。初步形成了“多元、异构、高密度”的低空旅游活动形态。
我省低空旅游已颇见成效,早在2013年8月新乡市辉县宝泉旅游度假区就举办了直升机试飞活动。现在已建成郑州上街、郑州登封、安阳殷都、洛阳伊滨等9个通用机场。嵩山直升机空中旅游项目目前已开通4条飞行航线,年接待游客1万余人次,登封直升机观光将少林文化元素融入高空体验,首个eVTOL低空载人机在郑州市中牟新区进行旅游。林州林虑山滑翔伞基地依托太行山地理优势打造国际赛事IP,安阳跳伞基地凭借专业场地吸引极限运动爱好者。信阳市浉河区文新茶村使用无人机运送信阳毛尖春茶。洛阳龙峪湾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安阳低空经济投资集团等低空旅游强企业相继成立[1]。
二、河南省低空旅游发展面临的困境
虽然我省低空旅游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也面临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制度、政策、法规等尚未完善,产业同质化严重,与其他产业融合程度较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等发展困境。
一是低空旅游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且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低空旅游刚刚起步,规模较小,尚未形成成熟商业模式与稳定盈利能力。低空旅游属于小众旅游,低空飞行器购置及维护成本很高,导致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产品价位较高,导致游客复购率低,二次消费转化率不足。成本高企主要体现在航空器运维成本高,如小型直升机的每小时维护成本在1000元左右,中型直升机每小时的运行成本更是高达5万元,人力成本偏高,飞行员年薪普遍在50万元以上。低空旅游企业主要分布在郑州、安阳两地,其他地市企业数量较少,空间分布不均衡。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且缺乏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
二是制度、政策、法规等尚未形成完整体系。空域资源协同管理机制不健全。军地民(航)三方对空域使用诉求不同。
三是产业同质化严重,不能结合自身产业能力和资源特点进行战略布局,从而导致区域间的同质化竞争。
四是低空旅游与传统旅游六要素及其他产业融合程度较浅,已进入领域的相关活动层次较浅,延伸产业链较短。
五是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安全隐患、缺乏专业人才、未形成统一行业标准、环境破坏是其弊端。飞行员安全培训不足,如对极端气候、复杂地形的认知培训不足。低空旅游缺乏专业性人才,现有人才不能满足低空旅游的需要。低空旅游企业各自为战,尚未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低空旅游更需要依赖和占有特定的空域,可能造成物理噪声或空中抛物等危害,对传统民事秩序上的安定权、安静权可能产生骚扰和侵权。
三、河南省低空旅游发展对策
发展低空旅游要在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制度、政策、法规等体现,开发个性化产品,与旅游六要素及其他产业进行融合,完善服务保障体系等方面下功夫。
(一)培育市场主体,加强公共基础建设
市场需求是影响低空旅游产业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要积极培育市场主体,使用好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空中交通管理委员会、交通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以及我省政府机关等部门的惠企政策。除郑州、安阳外,其他各地市要根据自身情况逐步增强通用机场和起落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推动洛阳、开封等节点城市建设通用航空综合服务体。重点包括城市内地面飞行起降场、充电设备、候机楼、消费功能区及低空域数字化管理网络的新基建。可通过政策补贴降低低空旅游企业购置飞行器的资金压力,同时推动建立区域性低空旅游共享平台,实现飞行器、飞行员等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设备利用率。
(二)完善制度、政策、法规体系
制度、政策、法规等协同发力,健全低空资源协同管理机制。在制度层面,创新空管机制,建立分类审批制度、建立分层分类的空域管理体系,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构建动态灵活的空域分配机制。采用垂直分层管理模式,将低空空域划分为0~300米、300~1000、1000~3000米等不同高度层,以加强与军方、民航空管部门以及通航企业之间的协商,进一步放宽空域管制,简化审批流程,推进军民融合与跨部门协同,打破空域管理壁垒。在政策层面,探索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开放更多低空旅游航线,并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明确监管责任[2]。版建设运营中避开生态敏感区,最大程度降低飞行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让当地社区共享发展红利。在法制方面,完善低空旅游相关法律,需放宽空域管制、激活生产要素,健全市场准入与监管体系以确保安全。同时补充侵权法,明确行为准则,完善低空旅游促进制度。航空法精神应由管制转向监管,重构航空法体系,开放并优化空域分类,完善监管体系;明确空域资源物权属性,构建多元权益平衡的空域与数据产权制度,并完善侵权法以应对新挑战[3]。
(三)开发特色产品
根据自身资源特点,开发特色产品。在低空旅游产品开发上,要注重产品开发差异化、体系化、规范化,充分挖掘各地市特色文化元素,开发不同类型的组合型产品。如挖掘我省的山水文化、史前文化、农业文化、商业文化、神龙文化、古都文化、名人文化、科技文化、医学文化、文字文化、诗文文化、戏曲文化、民俗文化、武术文化、姓氏文化、教育文化、英雄文化、宗教文化、管理文化。面对基础市场,开发大众化低空旅游产品,价格要亲民。面对高端市场,要创新个性化低空旅游产品。
(四)与其他产业进行融合
供给端发力,分层次与旅游六要素及其他产业进行融合,实现供需平衡。低空旅游覆盖城市空中观光、景区空中观光以及综合旅游体验三大领域。从产业融合角度看低空旅游不仅涵盖“吃住行游购娱”传统旅游六要素,更要与其他行业融合,形成低空+各类旅游的新模式。低空与传统旅游六要素每项要素融合,不断延伸旅游链条,产生新的产品。与餐饮融合形成无人机+餐饮运输、空中宴会产品;与住宿融合产生飞机接送+酒店服务;与交通融合产生新的交通巴士,打造“快旅慢游”低空旅游交通体系;与游览融合产生新的游览方式,该游览方式适合景点分散面积较大(如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大别山等)及流线型的景区(黄河、大运河等)空中观景时可以利用AR技术对景点进行实时介绍、可以随机拍摄;与购物融合形成空中直播;与娱乐融合形成无人机表演、跳伞等。低空+不同的旅游形成新的产品,如低空+研学、低空+康养、大型航空体育和无人飞行器赛事、低空+采摘等,低空+旅游有助于全域旅游从平面向立体拓展,形成陆空协同的旅游空间格局。
(五)完善服务保障体系
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安全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制定行业标准、维护生态安全。在安全管理方面,监管部门应建立跨部门监管机制,搭建数字监测平台,主动监管游客流动和交通状况。首先,依托技术赋能实现空域精细化安全管理,重点对无人机隐患进行细致的检查,强化无人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建设专业的停机坪和应急救援设施。核查飞行员资质,对飞行员进行安全培训。出台《飞艇氢燃料加注安全管理规程》、《旅游观光飞艇液态氢储运安全规范》等河南地方标准。其次,低空旅游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支撑。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为基础进行立法,推动地方专项法规落地实施。构建“中央统筹+地方细化”的法规框架,明确滑翔伞、热气球等低空旅游项目的分类管理标准。在人员培训方面,对于低空旅游专业人才供应不充分的问题,一是市场主体与与航空类学校、教育机构合作共同培训人才,构建跨学科学历教育体系,建立全链条职业培训体系。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实践平台,强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教学体系按照“理论+模拟+实战”三阶段进行。如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阳航空职业学院、安阳航校分别发挥本科、高职、综合性航空俱乐部的作用,进行密切产学研互动。二是实行低空旅游人才落户补贴,积极招徕人才。在行业标准制定方面,发挥河南省航空运动协会的职能,制定低空旅游运营标准。推进低空旅游运营系列规章与标准,如直升机旅游运营标准、空域的使用管理、起降点的设置和建设标准等。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需要评估其对周围环境的破坏,在运营过程中把噪音降到最低,以周边的居民或生物少受影响为宜。
【作者:崔建勋,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旅游文化、旅游规划。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2024ZT045)、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河南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3B630014)】
参考文献:
[1]宋敏,陈诗昂.河南CityFly飞出消费新风潮蓝天可以这么低[N].河南日报,2025-5-6(003).
[2]郜亚章.低空旅游如何“起飞”?[N].工人日报,2025-4-6(002).
[3]蒋都都.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的体系化法治回应—基于多部门法的协同路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9),0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