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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中国汽车出海,强势破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惟杉
发于2026.6.1总第123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5月中旬,墨尔本比亚迪经销商王华发布了一则朋友圈,“比亚迪郑州号,预计30日抵达澳洲”。
“郑州号”是比亚迪自营船只,这一次装载了约5000辆车,从上海出发。这是比亚迪自有滚装船首次执行澳大利亚航线任务,此次运输计划是其未来数月向澳大利亚市场追加3万辆新能源汽车计划的一部分。王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比亚迪在澳大利亚的交付时间普遍在6—8周。当地消费者很关心比亚迪的下一批车何时能到澳大利亚,自己何时能提车。
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抓住能源危机带来的机遇,类似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时,日本汽车因节油性能大举进入全球市场的情形。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再创新高。1—4月累计出口328万辆,同比增长52%,全年有望冲击千万辆大关。
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变化: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品牌加速在欧洲、东南亚建厂;上汽、蔚来通过技术授权反向输出“中国平台”;新能源车的出海链条从整车贸易延伸至充电桩、电池换电、智能驾驶解决方案。头部三强格局初现:奇瑞汽车一季度出口39.3万辆,同比增长53.9%,继续领跑;上汽集团出口32.5万辆,同比增长48.3%;比亚迪出口31.9万辆,同比增长55%,增速居首。
尽管势头凶猛,但中国车企当前也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局势,尤其是新能源车正在多国面对诸多贸易壁垒。这对于车企提出更高要求,仅靠产品竞争力不足以站稳海外市场。
能源危机带来机遇
日本汽车曾统治澳大利亚市场28年,2026年,日系车的地位被撼动。
今年2月,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新车市场第一大来源国。当月,中国制造汽车销量达到2.58万辆,超过日本的2.17万辆。
在纯电车型市场,中国制造的优势更大。3月,澳大利亚纯电车型市场份额升至14.6%,中国制造(含上海产特斯拉)占据其中八成份额。比亚迪单月销量在澳大利亚也首次挤进前三,以50%的增速达到7217辆。
澳大利亚油价正在猛涨。从2月28日到3月31日,汽油价格涨幅在40%左右,柴油普遍涨价超60%。
“能源危机更像催化剂,让很多之前就有换车想法的客户付诸行动。此前,不少家庭还会在燃油车与新能源车之间反复纠结,如今越来越多客户主动选择新能源车型,希望摆脱油价飙升的影响。”王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月,他的门店曾创下单日成交51单的纪录,被他称为“历史性时刻”。
上涨的油价成为最好的营销手段。“纯电车较燃油车使用成本能够降低30%—40%。”王华表示,在墨尔本、悉尼等城市,家用充电桩普及率高,商圈、大型停车场的公共快充网络布局密集,日常通勤完全没有补能焦虑。有部分家庭安装了太阳能和储能电池,基本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而且部分市政还提供免费充电场所,进一步降低用车成本。
能源危机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新能源车在海外市场的优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过700万辆,达到709.8万辆,同比增长21.1%,明显高于国内市场6.7%的增速。而且新能源车成为出口增长主因。去年燃油车出口448.3万辆,同比下降2%,而新能源车出口达261.5万辆,同比翻倍。
在国内市场增量有限的情况下,拓展海外新能源车市场,已经成为车企不得不做的选择。从车企出口表现亦能看出这种趋势,去年出口量增速最快的车企为比亚迪,同比上升1.4倍,达到105.4万辆,排在第二位。
“内卷外输”已经波及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奇瑞子品牌捷途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经销商,李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争以来,出口中东受阻,国内主机厂更为关注中亚市场。大量迪拜手机号码打给乌兹别克斯坦经销商,询问是否需要进口比亚迪汽车,不少驻中东的车企人员也纷纷来到中亚。
他半开玩笑地说,今年最好的生意可能不是卖车,而是做商务接待。今年来考察的中国人很多,只要是中国人进店,再背个双肩背,九成是商务考察。
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公民实行30天免签政策,使得双方人员往来更为方便。地缘上的亲近,以及稳定的政治、社会治安吸引国人出海乌兹别克斯坦。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市场。“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像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人口基数太小,只能作为转口贸易基地。”李伟说。
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汽车销量接近45万辆,其中中国汽车约7万辆。今年一季度,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汽车出口增长22%。
在乌兹别克斯坦市场,美系车仍是主流。美企雪佛兰与本地企业合资成立UzAuto Motors,市占率此前一直在90%以上,如今降至70%左右,中国车企分去了部分市场份额。
“当地生产的雪佛兰还停留在2000年前后的车型,比较落后。中国汽车从外观到内饰都比较新颖,更具竞争力。”不久前,李伟刚刚接待了来自美国、韩国主机厂的人士。“他们都来门店调研,询问销量情况,足见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市场的关注。”
在乌兹别克斯坦,不同城市、地区的购车习惯差异很大。在首都塔什干,已经建有1万多根充电桩,充电网络比较发达,新能源车渗透率明显提升。但是在首都之外,燃油车相比新能源车更受欢迎。
李伟告诉记者,捷途在乌兹别克斯坦每年的销量为五六千辆,平均每个月400余辆。在乌兹别克斯坦捷途门店中,李伟门店的销量在塔什干排名第一,购买山海T1的客户,30%—40%会选择插混车型。“山海T1一个月可以卖出四五辆,其中有两辆可能是插混车型。”
从主机厂到经销商,中国车企都希望抓住这一轮新能源的机遇。不过,拓展海外市场依靠的不仅是产品本身。
车企直接下场
比亚迪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市占率已经仅次于雪佛兰和起亚。不过李伟表示,其实当地消费者对于具体品牌的认知度并不高。“比亚迪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较早,而且与本土企业合作,当地人相对熟悉,但是对于吉利、长安等品牌了解不多,会统称其为‘中国车’。”
这似乎是中国车企普遍的困境,海外市场还没有广泛建立起对中国汽车品牌的认知。
“上汽名爵在欧洲销量不错,一方面是名爵MG4、ZS等紧凑车型售价较低,更重要的是名爵不需要打品牌。名爵本就是英国品牌,当地人并不知道其已经被中国公司收购。”一位长期深耕海外市场的车企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除了产品,扩大品牌认知,还要考验车企销售、售后等方面的体系是否完备,而这正是中国车企此前的短板。
今年,李伟明显感受到乌兹别克斯坦消费者的变化。“他们开始关心买完车是不是去所有门店都可以维修,去年他们不会关心这些问题,只关心价格,如今更加重视售后。此前从中国进口的‘平贸车’几乎没有售后可言,消费者购车后发现日常维修保养无处可去,这对中国车企的口碑造成影响。”
所谓“平贸车”即平行进口贸易车,指未经品牌厂商授权,贸易商从海外市场购买,并引入本国市场进行销售的汽车。裴瑞杰是蔚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总代理,他从2022年起就在当地做中国汽车的贸易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单纯的汽车贸易对于推广中国汽车品牌没有太大作用,汽车是耐用品,需要维修、营销、技术等能力成体系出海。他计划2027年在塔什干布局换电站,“难点在于当地法律法规在换电站方面完全是空白”。
这预示着中国车企进入海外市场的方式正在改变,从过去更多面对贸易商、经销商,做B端生意,转变为更多面向海外C端消费者。
“这关系到车企究竟将出海作为一门To B还是To C的生意来做,此前捷途在乌兹别克斯坦也曾与本土经销商合作,与其签订协议,由其进行零售。但是本土经销商更多关注如何赚快钱,而不会关注品牌本身。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经销商甚至不会处理,前期对品牌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直到现在仍然在为其‘擦屁股’。”李伟告诉记者,有了这些前车之鉴,车企才亲自下场在乌兹别克斯坦成立子公司,搭建经销商网络。
半窗在乌兹别克斯坦为一些中国汽车品牌提供营销服务,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地经销商其实更关注营销能为自己带来多少真实客户,他们不太关注品牌宣传,更在意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条内容后,有多少人会给门店打来电话,很多时候与车企看重品牌曝光的思路不通。
李伟的门店是塔什干第一家捷途门店,去年开业。目前门店与国内4S店一样,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可以提供维修保养服务。亲自“下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车企的选择。
今年,小鹏在澳大利亚市场合作的经销商TrueEV因资金链断裂正式进入托管程序。TrueEV此前是小鹏在澳大利亚的重要合作方,承担着当地车型进口、分销与零售等核心业务。据小鹏披露的信息,TrueEV“持续超过一年未进行车辆采购”,这说明双方采用了传统的主机厂和经销商的合作模式,即经销商需要以自有资金或贷款,向厂家购入车辆再销售给消费者。在合作的经销商爆雷后,小鹏集团澳大利亚公司开始直接开展本地运营及分销业务,启动经销商招募,并搭建客户服务及工厂直连物流体系。
比亚迪2022年正式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后,也曾选择本土经销商Eagers,授予其独家代理、进口、分销的权利。但是2025年,比亚迪已经从Eagers手中收回这份独家权利,Eagers变为其在澳大利亚合作的经销商之一。
东吴证券研报显示,比亚迪海外渠道早期依赖总代理快速铺点,目前基本通过直控提升在当地市场的销售主导权,类似的调整集中在2024—2025年。
王华告诉记者,比亚迪总部会为本地经销商提供系统化产品培训、全国统一市场推广、稳定车源供应与标准化售后体系,“培训内容主要是讲解比亚迪新能源车技术,最终变为销售人员的营销话术”。
车企下场拓展销售渠道,意味着更多的麻烦,这也会带来额外的管理成本。“相比本地经销商,我们运营门店需要多找两三位翻译,每位翻译的月薪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如果语言不通,日常管理很多时候都在对牛弹琴。”李伟举例,一位客户曾在购车时从门店偷东西,后来到门店修车时手脚又不干净,店里的一位销售提醒李伟,就在两人交流时,人已经跑了。
很多在海外拓展渠道的人都像李伟一样,已经在行业有一定积累,但是在海外市场,也常有“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建厂的考验
要真正建立中国汽车品牌在海外的认知,海外建厂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前述车企人士告诉记者,车企出海大都会遵循一个规律,最初级的是贸易出海,逐渐在海外设立营销类子公司,再到如今重投资阶段,不仅在销售端自主经营,也对生产、供应链进行投资。
中国车企正在海外加速布局产能。最新的案例是,Stellantis集团正迫切向多家中国车企兜售其4座欧洲工厂,以处理闲置产能。潜在中国买家包括东风、零跑、比亚迪等企业。5月初,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柯在接受采访时称,比亚迪正在与Stellantis集团等公司沟通,寻找欧洲地区可利用的闲置产能。
通过收购闲置工厂实现本地化生产,这被认为是中国车企绕开当前众多贸易壁垒的关键。
当前,多个中国车企出口目的地正在提高关税,如墨西哥是当前进口中国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自2026年1月1日起,中国汽车对墨出口产品关税税率从20%提升至50%。而早在2024年10月,欧盟开始对中国出口的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
“欧洲市场被我们定义为高势能市场,既能打造品牌,也能带来较大销量,欧洲市场每年的市场体量在一千三四百万辆。我们始终认为,欧洲市场极具价值,因此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所谓‘战略定力’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投资,加速在地生产。任何每年销量大于100万辆的市场,都可以被定义为大体量市场。任何大体量市场,不进行投资都没有希望。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澳大利亚市场,其更偏向自由贸易。”前述车企人士表示。
“在如今重投资阶段,在当地生产前需要进行更多调研,不仅涉及市场调研,还涉及营商环境、劳动市场、法律、税务等。”他告诉记者,企业数年前就成立了数个海外专班,就是为了快速突击一些在地生产项目,2021年就开始不断完善海外投资模型,并用这套投资模型精细“扫描”海外市场。不过新建工厂的投资较大,此前一些新势力车企表示海外建厂,大部分并不现实,其实完全可以找到工厂先代工。
东风汽车战略规划部总经理杨彦鼎在今年北京车展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产能走出去不意味着一定要到国外买很多工厂。“现在国外车企工厂的产能是过剩的,很多工厂产能利用率只有50%。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高效利用好国外的产能资源,可以选择的模式有很多,比如合资、产能租赁、股权合作等,但具体选择哪一种模式依照企业自身的情况决定。”
此前,为提升Stellantis位于西班牙萨拉戈萨的菲格鲁埃拉斯工厂的产能,该集团旗下欧宝品牌与零跑汽车合作推出一款全新的C级纯电SUV,共享产能降低研发生产成本。
不仅是欧洲这样的高势能市场,像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市场,甚至市场体量不足100万辆,皆有各自的产业政策。
李伟认为,在地生产是车企出海必然的选择。在乌兹别克斯坦,采用KD模式意味着单车成本下降幅度在2000美元左右。KD模式就是车企将整车拆解为散件或半散装件出口到目标市场,再在当地工厂进行组装并销售。
李伟介绍:“KD模式并不会降低运费,散件、半散装件同样进口,但是其关税相比整车更低。同时,进口配额也会增加。当地政府希望通过关税政策鼓励车企转向KD模式,带动当地产业链发展,而非仅仅在当地销售汽车。”
“同款车型,当前国内外的价差主要体现在关税、报废税之上。粗略估算,在乌兹别克斯坦,经销商拿货的成本,新能源车的价格约为国内1.5倍,燃油车价格则是国内1.7倍。如果算上渠道费用和利润,最终售价相比国内可能会翻倍。”以李伟店内的山海T2为例,国内同款车型的售价区间为17万—20万元,约为3万美元,这款车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售价则达到4.2万美元左右。“购买4万美元以上汽车的人在当地就会被认为是‘有钱人’,当地人均收入每月只有两三百美元。”
“中国汽车工业也走过相似历程,在加入WTO初期,通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土产业,车企最初采用KD模式时,散件几乎百分之百依赖进口,此后国产化率水平逐步提升,这需要一定时间。”李伟认为,车企最终都会转向KD模式,否则成本就无法下降,影响最终销量。
这种现实倒逼中国车企必须跳出“物美价廉”的舒适区。“国内汽车市场曾经历快速增长,使中国车企的经营逻辑偏重国内。但是日系、韩系车企由于本国市场有限,经营逻辑从最初就是瞄准全球市场,中国车企需要经历这样的转变。”前述车企内部人士感慨。
从卖车转向输出产业链,不仅考验海外的本地化组装与售后能力,更要求企业学会如何与当地分享利益——包括创造就业、培养技术工人、适应法规差异。能否在“溢价获利”与“长期扎根”间找到平衡,将决定中国汽车能否真正完成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出海”的跨越。
(文中王华、李伟、半窗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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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研究机构披露重要动态中国汽车出海,强势破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惟杉
发于2026.6.1总第123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5月中旬,墨尔本比亚迪经销商王华发布了一则朋友圈,“比亚迪郑州号,预计30日抵达澳洲”。
“郑州号”是比亚迪自营船只,这一次装载了约5000辆车,从上海出发。这是比亚迪自有滚装船首次执行澳大利亚航线任务,此次运输计划是其未来数月向澳大利亚市场追加3万辆新能源汽车计划的一部分。王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比亚迪在澳大利亚的交付时间普遍在6—8周。当地消费者很关心比亚迪的下一批车何时能到澳大利亚,自己何时能提车。
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抓住能源危机带来的机遇,类似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时,日本汽车因节油性能大举进入全球市场的情形。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再创新高。1—4月累计出口328万辆,同比增长52%,全年有望冲击千万辆大关。
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变化: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品牌加速在欧洲、东南亚建厂;上汽、蔚来通过技术授权反向输出“中国平台”;新能源车的出海链条从整车贸易延伸至充电桩、电池换电、智能驾驶解决方案。头部三强格局初现:奇瑞汽车一季度出口39.3万辆,同比增长53.9%,继续领跑;上汽集团出口32.5万辆,同比增长48.3%;比亚迪出口31.9万辆,同比增长55%,增速居首。
尽管势头凶猛,但中国车企当前也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局势,尤其是新能源车正在多国面对诸多贸易壁垒。这对于车企提出更高要求,仅靠产品竞争力不足以站稳海外市场。
能源危机带来机遇
日本汽车曾统治澳大利亚市场28年,2026年,日系车的地位被撼动。
今年2月,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新车市场第一大来源国。当月,中国制造汽车销量达到2.58万辆,超过日本的2.17万辆。
在纯电车型市场,中国制造的优势更大。3月,澳大利亚纯电车型市场份额升至14.6%,中国制造(含上海产特斯拉)占据其中八成份额。比亚迪单月销量在澳大利亚也首次挤进前三,以50%的增速达到7217辆。
澳大利亚油价正在猛涨。从2月28日到3月31日,汽油价格涨幅在40%左右,柴油普遍涨价超60%。
“能源危机更像催化剂,让很多之前就有换车想法的客户付诸行动。此前,不少家庭还会在燃油车与新能源车之间反复纠结,如今越来越多客户主动选择新能源车型,希望摆脱油价飙升的影响。”王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月,他的门店曾创下单日成交51单的纪录,被他称为“历史性时刻”。
上涨的油价成为最好的营销手段。“纯电车较燃油车使用成本能够降低30%—40%。”王华表示,在墨尔本、悉尼等城市,家用充电桩普及率高,商圈、大型停车场的公共快充网络布局密集,日常通勤完全没有补能焦虑。有部分家庭安装了太阳能和储能电池,基本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而且部分市政还提供免费充电场所,进一步降低用车成本。
能源危机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新能源车在海外市场的优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过700万辆,达到709.8万辆,同比增长21.1%,明显高于国内市场6.7%的增速。而且新能源车成为出口增长主因。去年燃油车出口448.3万辆,同比下降2%,而新能源车出口达261.5万辆,同比翻倍。
在国内市场增量有限的情况下,拓展海外新能源车市场,已经成为车企不得不做的选择。从车企出口表现亦能看出这种趋势,去年出口量增速最快的车企为比亚迪,同比上升1.4倍,达到105.4万辆,排在第二位。
“内卷外输”已经波及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奇瑞子品牌捷途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经销商,李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争以来,出口中东受阻,国内主机厂更为关注中亚市场。大量迪拜手机号码打给乌兹别克斯坦经销商,询问是否需要进口比亚迪汽车,不少驻中东的车企人员也纷纷来到中亚。
他半开玩笑地说,今年最好的生意可能不是卖车,而是做商务接待。今年来考察的中国人很多,只要是中国人进店,再背个双肩背,九成是商务考察。
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公民实行30天免签政策,使得双方人员往来更为方便。地缘上的亲近,以及稳定的政治、社会治安吸引国人出海乌兹别克斯坦。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市场。“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像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人口基数太小,只能作为转口贸易基地。”李伟说。
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汽车销量接近45万辆,其中中国汽车约7万辆。今年一季度,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汽车出口增长22%。
在乌兹别克斯坦市场,美系车仍是主流。美企雪佛兰与本地企业合资成立UzAuto Motors,市占率此前一直在90%以上,如今降至70%左右,中国车企分去了部分市场份额。
“当地生产的雪佛兰还停留在2000年前后的车型,比较落后。中国汽车从外观到内饰都比较新颖,更具竞争力。”不久前,李伟刚刚接待了来自美国、韩国主机厂的人士。“他们都来门店调研,询问销量情况,足见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市场的关注。”
在乌兹别克斯坦,不同城市、地区的购车习惯差异很大。在首都塔什干,已经建有1万多根充电桩,充电网络比较发达,新能源车渗透率明显提升。但是在首都之外,燃油车相比新能源车更受欢迎。
李伟告诉记者,捷途在乌兹别克斯坦每年的销量为五六千辆,平均每个月400余辆。在乌兹别克斯坦捷途门店中,李伟门店的销量在塔什干排名第一,购买山海T1的客户,30%—40%会选择插混车型。“山海T1一个月可以卖出四五辆,其中有两辆可能是插混车型。”
从主机厂到经销商,中国车企都希望抓住这一轮新能源的机遇。不过,拓展海外市场依靠的不仅是产品本身。
车企直接下场
比亚迪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市占率已经仅次于雪佛兰和起亚。不过李伟表示,其实当地消费者对于具体品牌的认知度并不高。“比亚迪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较早,而且与本土企业合作,当地人相对熟悉,但是对于吉利、长安等品牌了解不多,会统称其为‘中国车’。”
这似乎是中国车企普遍的困境,海外市场还没有广泛建立起对中国汽车品牌的认知。
“上汽名爵在欧洲销量不错,一方面是名爵MG4、ZS等紧凑车型售价较低,更重要的是名爵不需要打品牌。名爵本就是英国品牌,当地人并不知道其已经被中国公司收购。”一位长期深耕海外市场的车企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除了产品,扩大品牌认知,还要考验车企销售、售后等方面的体系是否完备,而这正是中国车企此前的短板。
今年,李伟明显感受到乌兹别克斯坦消费者的变化。“他们开始关心买完车是不是去所有门店都可以维修,去年他们不会关心这些问题,只关心价格,如今更加重视售后。此前从中国进口的‘平贸车’几乎没有售后可言,消费者购车后发现日常维修保养无处可去,这对中国车企的口碑造成影响。”
所谓“平贸车”即平行进口贸易车,指未经品牌厂商授权,贸易商从海外市场购买,并引入本国市场进行销售的汽车。裴瑞杰是蔚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总代理,他从2022年起就在当地做中国汽车的贸易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单纯的汽车贸易对于推广中国汽车品牌没有太大作用,汽车是耐用品,需要维修、营销、技术等能力成体系出海。他计划2027年在塔什干布局换电站,“难点在于当地法律法规在换电站方面完全是空白”。
这预示着中国车企进入海外市场的方式正在改变,从过去更多面对贸易商、经销商,做B端生意,转变为更多面向海外C端消费者。
“这关系到车企究竟将出海作为一门To B还是To C的生意来做,此前捷途在乌兹别克斯坦也曾与本土经销商合作,与其签订协议,由其进行零售。但是本土经销商更多关注如何赚快钱,而不会关注品牌本身。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经销商甚至不会处理,前期对品牌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直到现在仍然在为其‘擦屁股’。”李伟告诉记者,有了这些前车之鉴,车企才亲自下场在乌兹别克斯坦成立子公司,搭建经销商网络。
半窗在乌兹别克斯坦为一些中国汽车品牌提供营销服务,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地经销商其实更关注营销能为自己带来多少真实客户,他们不太关注品牌宣传,更在意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条内容后,有多少人会给门店打来电话,很多时候与车企看重品牌曝光的思路不通。
李伟的门店是塔什干第一家捷途门店,去年开业。目前门店与国内4S店一样,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可以提供维修保养服务。亲自“下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车企的选择。
今年,小鹏在澳大利亚市场合作的经销商TrueEV因资金链断裂正式进入托管程序。TrueEV此前是小鹏在澳大利亚的重要合作方,承担着当地车型进口、分销与零售等核心业务。据小鹏披露的信息,TrueEV“持续超过一年未进行车辆采购”,这说明双方采用了传统的主机厂和经销商的合作模式,即经销商需要以自有资金或贷款,向厂家购入车辆再销售给消费者。在合作的经销商爆雷后,小鹏集团澳大利亚公司开始直接开展本地运营及分销业务,启动经销商招募,并搭建客户服务及工厂直连物流体系。
比亚迪2022年正式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后,也曾选择本土经销商Eagers,授予其独家代理、进口、分销的权利。但是2025年,比亚迪已经从Eagers手中收回这份独家权利,Eagers变为其在澳大利亚合作的经销商之一。
东吴证券研报显示,比亚迪海外渠道早期依赖总代理快速铺点,目前基本通过直控提升在当地市场的销售主导权,类似的调整集中在2024—2025年。
王华告诉记者,比亚迪总部会为本地经销商提供系统化产品培训、全国统一市场推广、稳定车源供应与标准化售后体系,“培训内容主要是讲解比亚迪新能源车技术,最终变为销售人员的营销话术”。
车企下场拓展销售渠道,意味着更多的麻烦,这也会带来额外的管理成本。“相比本地经销商,我们运营门店需要多找两三位翻译,每位翻译的月薪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如果语言不通,日常管理很多时候都在对牛弹琴。”李伟举例,一位客户曾在购车时从门店偷东西,后来到门店修车时手脚又不干净,店里的一位销售提醒李伟,就在两人交流时,人已经跑了。
很多在海外拓展渠道的人都像李伟一样,已经在行业有一定积累,但是在海外市场,也常有“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建厂的考验
要真正建立中国汽车品牌在海外的认知,海外建厂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前述车企人士告诉记者,车企出海大都会遵循一个规律,最初级的是贸易出海,逐渐在海外设立营销类子公司,再到如今重投资阶段,不仅在销售端自主经营,也对生产、供应链进行投资。
中国车企正在海外加速布局产能。最新的案例是,Stellantis集团正迫切向多家中国车企兜售其4座欧洲工厂,以处理闲置产能。潜在中国买家包括东风、零跑、比亚迪等企业。5月初,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柯在接受采访时称,比亚迪正在与Stellantis集团等公司沟通,寻找欧洲地区可利用的闲置产能。
通过收购闲置工厂实现本地化生产,这被认为是中国车企绕开当前众多贸易壁垒的关键。
当前,多个中国车企出口目的地正在提高关税,如墨西哥是当前进口中国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自2026年1月1日起,中国汽车对墨出口产品关税税率从20%提升至50%。而早在2024年10月,欧盟开始对中国出口的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
“欧洲市场被我们定义为高势能市场,既能打造品牌,也能带来较大销量,欧洲市场每年的市场体量在一千三四百万辆。我们始终认为,欧洲市场极具价值,因此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所谓‘战略定力’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投资,加速在地生产。任何每年销量大于100万辆的市场,都可以被定义为大体量市场。任何大体量市场,不进行投资都没有希望。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澳大利亚市场,其更偏向自由贸易。”前述车企人士表示。
“在如今重投资阶段,在当地生产前需要进行更多调研,不仅涉及市场调研,还涉及营商环境、劳动市场、法律、税务等。”他告诉记者,企业数年前就成立了数个海外专班,就是为了快速突击一些在地生产项目,2021年就开始不断完善海外投资模型,并用这套投资模型精细“扫描”海外市场。不过新建工厂的投资较大,此前一些新势力车企表示海外建厂,大部分并不现实,其实完全可以找到工厂先代工。
东风汽车战略规划部总经理杨彦鼎在今年北京车展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产能走出去不意味着一定要到国外买很多工厂。“现在国外车企工厂的产能是过剩的,很多工厂产能利用率只有50%。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高效利用好国外的产能资源,可以选择的模式有很多,比如合资、产能租赁、股权合作等,但具体选择哪一种模式依照企业自身的情况决定。”
此前,为提升Stellantis位于西班牙萨拉戈萨的菲格鲁埃拉斯工厂的产能,该集团旗下欧宝品牌与零跑汽车合作推出一款全新的C级纯电SUV,共享产能降低研发生产成本。
不仅是欧洲这样的高势能市场,像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市场,甚至市场体量不足100万辆,皆有各自的产业政策。
李伟认为,在地生产是车企出海必然的选择。在乌兹别克斯坦,采用KD模式意味着单车成本下降幅度在2000美元左右。KD模式就是车企将整车拆解为散件或半散装件出口到目标市场,再在当地工厂进行组装并销售。
李伟介绍:“KD模式并不会降低运费,散件、半散装件同样进口,但是其关税相比整车更低。同时,进口配额也会增加。当地政府希望通过关税政策鼓励车企转向KD模式,带动当地产业链发展,而非仅仅在当地销售汽车。”
“同款车型,当前国内外的价差主要体现在关税、报废税之上。粗略估算,在乌兹别克斯坦,经销商拿货的成本,新能源车的价格约为国内1.5倍,燃油车价格则是国内1.7倍。如果算上渠道费用和利润,最终售价相比国内可能会翻倍。”以李伟店内的山海T2为例,国内同款车型的售价区间为17万—20万元,约为3万美元,这款车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售价则达到4.2万美元左右。“购买4万美元以上汽车的人在当地就会被认为是‘有钱人’,当地人均收入每月只有两三百美元。”
“中国汽车工业也走过相似历程,在加入WTO初期,通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土产业,车企最初采用KD模式时,散件几乎百分之百依赖进口,此后国产化率水平逐步提升,这需要一定时间。”李伟认为,车企最终都会转向KD模式,否则成本就无法下降,影响最终销量。
这种现实倒逼中国车企必须跳出“物美价廉”的舒适区。“国内汽车市场曾经历快速增长,使中国车企的经营逻辑偏重国内。但是日系、韩系车企由于本国市场有限,经营逻辑从最初就是瞄准全球市场,中国车企需要经历这样的转变。”前述车企内部人士感慨。
从卖车转向输出产业链,不仅考验海外的本地化组装与售后能力,更要求企业学会如何与当地分享利益——包括创造就业、培养技术工人、适应法规差异。能否在“溢价获利”与“长期扎根”间找到平衡,将决定中国汽车能否真正完成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出海”的跨越。
(文中王华、李伟、半窗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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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作模式,打造普惠金融“新引擎”
毕节农商银行党委深知,党建工作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服务能力和经营质效的提升上。为此,行党委积极探索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有效载体和实现路径,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特色工作模式。
柏杨林“1455”模式,子品牌照亮新市民安居路。作为“农信黔行”品牌下的子品牌,行党委探索出的“1455”工作模式,是党建引领普惠金融的重要探索。坚持一个引领: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成立“普惠金融工作先锋队”,设立“党员示范岗”,将主题党日活动开到社区一线,使党建成为凝聚人心、整合资源、提升服务的核心力量。深化四个机制:一是党建互联机制,与街道党工委落实“四联机制”(党委联席、支部联建、党员联动、群众联心);二是基础金融服务机制,完善自助设备,提供上门服务;三是走访宣传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宣传和精准走访;四是普惠信贷服务机制,创新“两轮交叉评议”授信方式,推出专属信贷产品。依托五个专门:专门载体(新市民服务中心)、专门人员(遴选常驻专员)、专门政策(定制化服务方案和利率优惠)、专门运营(专项绩效考核)、专门平台(季度党建联席会议),确保了服务的专业化、精准化和可持续性。打好五式组合拳:一是创建普惠金融信用示范街道,实现建档、评级、授信全覆盖,创建信用楼栋;二是支持就业创业,联动外出务工服务平台,发放创业贷款;三是履行社会责任,捐赠公益基金,帮扶贫困学生,开展志愿服务和金融知识宣传;四是改善服务设施,建设智慧平台和宣传栏;五是融入社区治理,推行党建积分兑换,增强群众参与感和获得感。这一模式成功助力2.9万搬迁群众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的目标,充分彰显了毕节农商银行的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
深耕本土“双轮驱动”模式:巩固农村压舱石,拓展城区新蓝海。行党委坚持“立足本土、服务社区、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实施农村市场与城区市场“双轮驱动”战略。在农村市场,以“信用工程”提档升级为核心抓手,行党委推动将党建工作融入农户信息建档、评级授信、贷款发放的全过程。通过“党建+信用”模式,发挥村两委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参与信用评议,提升授信准确性和效率。截至2025年10月末,已评定信用乡镇(街道)32个,为数十万户农户建立经济档案并授信,农户贷款余额占总贷款60.63%,贷款面持续提升。同时,紧盯农村年轻客群,推进“当天贷”等个人普惠授信,优化客户年龄结构。社保卡发行、外出务工金融服务等工作的扎实推进,进一步织密了农村金融服务网络,巩固了“三农”服务主阵地。在城区市场,行党委指导城区网点摒弃“等客上门”思维,主动适应竞争。通过建立“一事一议”利率机制和“强回访”机制,守护存量客户;通过打造“半小时金融服务圈”,客户经理深入商圈“真走实走”,拓展个体工商户和城镇居民客群。行党委还推动摒弃“不敢做、不愿做”小微信贷的思维定式,下沉服务,加大小额公司信贷投放,努力弥补对公业务短板。这种基于市场细分的精准策略,确保了在激烈竞争中稳住基本盘并寻求增量突破。截至2025年10月末,累计走访辖内市场主体3.2万户,累计授信户数1.37万户,授信总额28亿元,累放金额19.4亿元。
科技赋能智慧党建模式:提升服务效率与管理精度。行党委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将科技元素融入党建和业务管理。通过企业微信、微银行、客户经理绩效系统等工具,实现客户识别、工单推送、精准营销的线上化、数据化,提升了营销效率和客户体验。在内部管理上,搭建员工异常行为管理系统,加强外部联动查询,运用科技手段强化员工行为监督。党建积分管理、线上学习平台等的应用,也丰富了党员教育管理的形式,提升了党建工作的吸引力和实效性。科技赋能使党建工作更精准地对接业务发展需求,为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聚焦主责主业,彰显服务大局“硬担当”
毕节农商银行党委将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作为检验党建成效的试金石,在面对市场竞争“内卷”、风险防控压力增大、改革任务艰巨等多重挑战时,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带领全员迎难而上。全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行党委紧紧围绕地方产业发展规划,深化“货币政策工具+特色产业+财政政策”协同机制。例如,联合区农业农村局创新推出“天麻产业贴息贷款”,专项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为客户节省大量利息支出。持续开展“一图两清单”“百千万”等普惠走访活动,深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送政策、送资金、送服务上门,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持续增长。这些举措有力支持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体现了毕节农商银行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主力军作用。坚决守住风险防控底线。面对信用风险防控压力增大的形势,行党委坚持底线思维,将风险管控作为生命线。一是强化前置管控,通过将贷款逾期率指标纳入考核、上收高风险网点审批权限、提前干预利息催收等措施,将风险防控端口前移。二是强化集中审查,完善各类贷款产品审查要点,从源头防控信贷风险,有效保障新增贷款质量。三是强化“做小做散”,优化信贷结构,控制大额贷款占比。四是强化存量风险化解,多措并举压降不良贷款,通过现金清收、重组盘活、诉讼执行等方式,努力化解风险包袱。特别是在涉政贷款风险管控方面,加强沟通对接,确保风险总体可控。行党委还通过建强法务团队,提升依法收贷能力,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截至2025年9月末,贷款不良率3.11%,较年初下降0.08个百分点。稳步推进深化农信社改革。行党委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及省联社关于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将改革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一是强化沟通对接,积极向地方政府、财政部门、监管部门汇报,争取政策支持,梳理解决固定资产确权、股权清理、不良处置等难题。二是强化股权摸底,为优化股东资质做好准备。三是强化指标监测,确保各项监管指标持续符合改制要求,为改革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行党委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关键作用。
凝聚奋进力量,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力”
毕节农商银行党委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湛的干部员工队伍,为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人才保障。强化员工管理与监督。推行网格化管理,落实格主责任,引导员工相互监督。加强员工异常行为排查,内外部联动,筑牢内部案防篱笆。有序实行轮岗制度,防范操作风险,培养复合型人才。扎实开展信贷违规专项整治,对发现问题严肃问责,形成有效震慑。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通过考核直接到人、提高计价比重、正向激励为主、细分定价阶梯等方式,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针对改革发展和经营管理的重点难点,设立专项考核方案,如表外不良清收、抵债资产处置等,压实责任,激发潜能。加强能力素质提升。通过挂帮辅导、业务培训、经验交流、技能竞赛等多种形式,提升员工尤其是客户经理的综合营销能力、风险识别能力和客户服务水平。针对客户经理队伍年龄结构偏大、营销方式单一等问题,行党委着力推动转变营销观念,鼓励创新营销方法,加强年轻人才培养,优化队伍结构。
党建引领结硕果,砥砺前行启新程
在行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毕节农商银行党建引领业务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业务发展稳中有进,存贷款市场份额稳步提升,主要经营指标完成序时进度,服务地方经济能力持续增强。风险管控持续强化,不良贷款率、逾期贷款率等关键风险指标得到有效控制,资产质量保持稳定,抵御风险能力增强。内部管理不断规范,合规经营意识深入人心,案防基础进一步夯实,内控合规管理水平提升。品牌形象显著提升,“农信黔行”及旗下子品牌的社会认知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服务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方面赢得了广泛赞誉。改革基础逐步夯实,各项改制准备工作有序推进,为行稳致远奠定了坚实基础。
来源:毕节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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