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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极端天气频发，对“三夏”生产影响多大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今年身边的烘干厂都爆满，但小麦水分太大烘得慢，根本不出活儿。”收购版图覆盖湖北、河南多地的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叹道，如果粮食烘干排不上号，被搁置一边，24小时就会发烫、48小时就可能烂掉发霉。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阶段，5月这轮波及我国数十个省区市的强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且与部分作物关键生育期、关键收获期叠加，让伍娟这些粮农焦虑不已。
5月28日，持续许久的降雨终于放了晴，伍娟抓紧下地收割小麦，结果刚收10多亩又下起雨。望着剩余几十亩地，她担心收完的小麦发芽、地里的会烂根，又担心一季的辛苦换不来好价钱。
5月29日，记者从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获悉，5月以来，全国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5月单日降雨纪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除了伍娟所在的湖北省，安徽、河南等粮食主产省份也遭遇了较强降雨威胁，为农作物生产带来一定影响。
不仅是极端强降水，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干旱等天气同样频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穆月英强调，极端天气不是单一自然事件，而是会影响耕地、作物、农机、仓储、物流、市场和农民收益的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构成严峻挑战。
5月31日，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泵站与排涝处处长龙海游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调度情况看，全国面上耕地受涝情况总体平稳，大中型灌区运行正常，个别点位有涝情无涝灾，灌区农田涝渍情况总体可控。
不过，随着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当极端天气逐渐成为“常客”
在分析今年全国雨水情时，水旱灾害防御司指出，自4月1日我国正式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月以来，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五成。正值“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整体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穆月英分析，这轮强降雨从区域看，黄淮海冬麦区受灾风险比较突出。5月正是小麦灌浆后期、乳熟成熟和即将大面积收获的关键阶段，持续阴雨和局地暴雨容易造成影响。她提醒，长江中下游和西南部分地区，还需关注夏收及后续播种环节衔接中的风险。
水文水资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认为，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有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世界气象组织(WMO)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急剧上升，已不再是偶然发生的区域性气候灾害，正在重塑全球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成为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核心风险因素。
“近年来，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确实在加深。”穆月英表示，其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挑战，与过去更多表现为局部性、阶段性和单一性风险的农业气象灾害不同，不仅表现为灾害次数增加，还有风险形态发生的变化。
浙江大学农业风险管理与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易福金也指出，当前高温叠加干旱、强降雨叠加渍涝和病虫害等复合型灾害，正成为农业生产中更加常见的灾害形态。他进一步表示，受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北方暴雨激增影响，我国原有农业灾害分布规律被打破，传统农业风险的空间格局被重构。
以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为例，这一固有认知已被改写。北方粮食主产区的防灾重心，正从过去单一的“抗旱为主”被迫转向严峻的“旱涝双防”，而苹果、水稻、莲藕等作物的种植带也不断北移，然而这些新晋的种植区域缺乏适配的防灾技术与管理经验，导致次生风险凸显。
“极端天气不仅影响某一块田、某一个生产季的粮食生产，还会在区域，生产全过程扩散。”穆月英说。
我们能倚仗些什么
“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我们既要保持充分警惕，也要保持战略定力。”穆月英表示，“因为总体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储备调节、产销衔接和应急保供体系完善，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总体供给、保持价格基本平稳，是有制度基础和现实能力的。”
农田防灾减灾能力是基础，其中大中型灌区灌溉保证率高，灌排体系相对完善，一直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龙海游指出，入汛以来，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有效应对强降雨天气影响，指导加强灌排沟渠巡检及排涝泵站维修养护，及时发现和处理农田积水受涝等问题。
据统计，入汛以来，全国1438座(次)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50.9亿立方米，减淹耕地面积51.27万亩。“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排灌体系、田间道路、烘干仓储设施，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硬核支撑。”穆月英指出，我国农业防灾减灾有组织动员能力强、基础设施不断增强等显著优势。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表示，种粮农民利益得以保障，才能激励和调动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而提供适配的保险产品，正是帮助农民转移灾害风险的关键举措。
在5月这轮强降雨过程中，面对大面积农田渍涝、作物倒伏甚至减产绝收的严峻局面，农业保险成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的“压舱石”、粮食安全的风险缓冲器。易福金指出，一方面，保险赔款能够快速弥补农户直接经济损失，避免因灾返贫、弃耕撂荒；另一方面，它能分担政府救灾压力，稳定农户种粮预期，打消“受灾即亏损”的顾虑，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农户张兵朝种植的近300亩小麦处于湖北省宜昌市5月强降雨受灾严重地带，地里小麦整体大片倒伏，浸水腐烂、发芽，大面积受损，之前缴纳了7776元保费，在灾后4天内收到26.5万元理赔款项。
截至5月27日，国寿财险湖北宜昌中心支公司下辖当阳市支公司已向259名农户赔付超8000亩因5·17暴雨灾害受损的小麦，合计赔付370.72万元。
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配套也至关重要。我国长期开展抗逆作物育种，储备了丰富的耐旱、耐涝及抗病新品种。4月20日以来，河南温县降雨频繁，各乡镇小麦均存在倒伏地块、倒伏率超过10%。然而，在祥云镇夏庄村，中种集团品种“郑麦9134”繁种田里成方连片千亩小麦无倒伏、无穗发芽、无萌动，病穗都少，预计6月5日至10日迎来收割。
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湖北省区技术主任刘华介绍，赤霉病是影响小麦安全生产的重要病害，成熟期遭遇强降雨极易引发穗部霉变和穗发芽，严重拉低产量与品质。但使用了“麦甜”制剂的麦田展现出了极强的抗逆性。今年这些田块不仅受“烂场雨”的伤害显著减小，产出的麦穗更是干净金黄、籽粒饱满。在实现平均增产10%的同时，用药量减少了70%。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就提到，这种品质的小麦，每斤收购价高出3到5分钱根本不是问题。
堵点依然存在
尽管我国农业防灾减灾已具备明显优势，但依然存在设施短板突出、应急预案更新滞后等“堵点”与“卡点”。
为此，易福金建议升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结合雨带北移、北方暴雨增多趋势，分区修订农田排涝、抗旱建设标准，重点补齐北方粮食主产区、低洼易涝区田间沟渠、小型泵站等末梢设施，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旱涝双防”作为硬性指标。
农业保险方面同样面临挑战。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业保险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17亿元，农业保险向农户支付赔款超1200亿元，成为应对极端天气常态化的重要金融工具。
虽然覆盖面持续扩大、产品体系不断丰富，但易福金发现，农业保险的理赔精准度不足、市场过度竞争导致财政资源耗散、巨灾赔付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以及现行产品无法适应日益分化的农户需求等问题依然突出。
马九杰提醒，极端天气频发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赔付压力骤升，政策性保险需要增加保费补贴力度。他建议研究如何激励保险公司从“被动赔付”转向“主动防损”。
对于“主动防损”，马九杰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双赢机制。保险公司若参与防灾抗灾设施建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客观上会减少风险发生概率，降低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灾害损失赔付，降低赔付压力。当然，做到这些，保险公司需要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且能够将盈余资金用于风险减量措施建设上。
国寿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也坦言，近年极端气候致灾性强、影响范围广，让农业保险面临的风险持续聚集，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据统计，国寿财险2026年全国农险接报案超36万件，涉及农田/主要作物面积约395万亩，已完成查勘定损金额近30亿元、支付赔款约29亿元。
他建议，因地制宜完善“保险公司+再保险+大灾基金+政府兜底”的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确保行业在巨灾面前能持续稳定发挥保障作用。他也提醒广大农户，投保信息务必准确，受灾后第一时间报案并保留证据。
构建适配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立足气候变化新常态，易福金建议推动农业风险防控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综合减灾、风险分担一体化，以“提升农田韧性、强化精准预警、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多元保障”为核心，构建适配极端天气频发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突发性的，又是大范围的。”穆月英认为，农业防灾减灾要做到事后应急、事前预防、过程管理和灾后恢复相结合，让不确定的天气，可识别、可预警、可管理。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大、类型多，农户仍然是重要基础。她提醒，极端天气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信息、技术、设备、保险和组织支持，必须把农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她建议通过社会化服务、合作组织、保险金融和数字化工具，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应对极端气候上的作用。
“为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需要从多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穆月英建议，农业技术部门针对极端天气制定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清单，包括秋季播种、品种选择等技术措施；农户自身也要强化防灾减灾意识，积极投保农业保险，若秋季遭遇灾害，就及时做好耕种补种、作物类型调整，防止来年夏季产量受到波及，并切实做到分地块、分作物的精准应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婉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2日 05版
今日监管部门传递新政策信息极端天气频发，对“三夏”生产影响多大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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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阶段，5月这轮波及我国数十个省区市的强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且与部分作物关键生育期、关键收获期叠加，让伍娟这些粮农焦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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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记者从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获悉，5月以来，全国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5月单日降雨纪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除了伍娟所在的湖北省，安徽、河南等粮食主产省份也遭遇了较强降雨威胁，为农作物生产带来一定影响。
不仅是极端强降水，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干旱等天气同样频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穆月英强调，极端天气不是单一自然事件，而是会影响耕地、作物、农机、仓储、物流、市场和农民收益的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构成严峻挑战。
5月31日，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泵站与排涝处处长龙海游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调度情况看，全国面上耕地受涝情况总体平稳，大中型灌区运行正常，个别点位有涝情无涝灾，灌区农田涝渍情况总体可控。
不过，随着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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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月以来，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五成。正值“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整体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穆月英分析，这轮强降雨从区域看，黄淮海冬麦区受灾风险比较突出。5月正是小麦灌浆后期、乳熟成熟和即将大面积收获的关键阶段，持续阴雨和局地暴雨容易造成影响。她提醒，长江中下游和西南部分地区，还需关注夏收及后续播种环节衔接中的风险。
水文水资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认为，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有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世界气象组织(WMO)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急剧上升，已不再是偶然发生的区域性气候灾害，正在重塑全球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成为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核心风险因素。
“近年来，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确实在加深。”穆月英表示，其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挑战，与过去更多表现为局部性、阶段性和单一性风险的农业气象灾害不同，不仅表现为灾害次数增加，还有风险形态发生的变化。
浙江大学农业风险管理与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易福金也指出，当前高温叠加干旱、强降雨叠加渍涝和病虫害等复合型灾害，正成为农业生产中更加常见的灾害形态。他进一步表示，受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北方暴雨激增影响，我国原有农业灾害分布规律被打破，传统农业风险的空间格局被重构。
以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为例，这一固有认知已被改写。北方粮食主产区的防灾重心，正从过去单一的“抗旱为主”被迫转向严峻的“旱涝双防”，而苹果、水稻、莲藕等作物的种植带也不断北移，然而这些新晋的种植区域缺乏适配的防灾技术与管理经验，导致次生风险凸显。
“极端天气不仅影响某一块田、某一个生产季的粮食生产，还会在区域，生产全过程扩散。”穆月英说。
我们能倚仗些什么
“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我们既要保持充分警惕，也要保持战略定力。”穆月英表示，“因为总体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储备调节、产销衔接和应急保供体系完善，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总体供给、保持价格基本平稳，是有制度基础和现实能力的。”
农田防灾减灾能力是基础，其中大中型灌区灌溉保证率高，灌排体系相对完善，一直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龙海游指出，入汛以来，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有效应对强降雨天气影响，指导加强灌排沟渠巡检及排涝泵站维修养护，及时发现和处理农田积水受涝等问题。
据统计，入汛以来，全国1438座(次)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50.9亿立方米，减淹耕地面积51.27万亩。“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排灌体系、田间道路、烘干仓储设施，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硬核支撑。”穆月英指出，我国农业防灾减灾有组织动员能力强、基础设施不断增强等显著优势。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表示，种粮农民利益得以保障，才能激励和调动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而提供适配的保险产品，正是帮助农民转移灾害风险的关键举措。
在5月这轮强降雨过程中，面对大面积农田渍涝、作物倒伏甚至减产绝收的严峻局面，农业保险成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的“压舱石”、粮食安全的风险缓冲器。易福金指出，一方面，保险赔款能够快速弥补农户直接经济损失，避免因灾返贫、弃耕撂荒；另一方面，它能分担政府救灾压力，稳定农户种粮预期，打消“受灾即亏损”的顾虑，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农户张兵朝种植的近300亩小麦处于湖北省宜昌市5月强降雨受灾严重地带，地里小麦整体大片倒伏，浸水腐烂、发芽，大面积受损，之前缴纳了7776元保费，在灾后4天内收到26.5万元理赔款项。
截至5月27日，国寿财险湖北宜昌中心支公司下辖当阳市支公司已向259名农户赔付超8000亩因5·17暴雨灾害受损的小麦，合计赔付370.72万元。
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配套也至关重要。我国长期开展抗逆作物育种，储备了丰富的耐旱、耐涝及抗病新品种。4月20日以来，河南温县降雨频繁，各乡镇小麦均存在倒伏地块、倒伏率超过10%。然而，在祥云镇夏庄村，中种集团品种“郑麦9134”繁种田里成方连片千亩小麦无倒伏、无穗发芽、无萌动，病穗都少，预计6月5日至10日迎来收割。
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湖北省区技术主任刘华介绍，赤霉病是影响小麦安全生产的重要病害，成熟期遭遇强降雨极易引发穗部霉变和穗发芽，严重拉低产量与品质。但使用了“麦甜”制剂的麦田展现出了极强的抗逆性。今年这些田块不仅受“烂场雨”的伤害显著减小，产出的麦穗更是干净金黄、籽粒饱满。在实现平均增产10%的同时，用药量减少了70%。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就提到，这种品质的小麦，每斤收购价高出3到5分钱根本不是问题。
堵点依然存在
尽管我国农业防灾减灾已具备明显优势，但依然存在设施短板突出、应急预案更新滞后等“堵点”与“卡点”。
为此，易福金建议升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结合雨带北移、北方暴雨增多趋势，分区修订农田排涝、抗旱建设标准，重点补齐北方粮食主产区、低洼易涝区田间沟渠、小型泵站等末梢设施，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旱涝双防”作为硬性指标。
农业保险方面同样面临挑战。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业保险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17亿元，农业保险向农户支付赔款超1200亿元，成为应对极端天气常态化的重要金融工具。
虽然覆盖面持续扩大、产品体系不断丰富，但易福金发现，农业保险的理赔精准度不足、市场过度竞争导致财政资源耗散、巨灾赔付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以及现行产品无法适应日益分化的农户需求等问题依然突出。
马九杰提醒，极端天气频发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赔付压力骤升，政策性保险需要增加保费补贴力度。他建议研究如何激励保险公司从“被动赔付”转向“主动防损”。
对于“主动防损”，马九杰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双赢机制。保险公司若参与防灾抗灾设施建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客观上会减少风险发生概率，降低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灾害损失赔付，降低赔付压力。当然，做到这些，保险公司需要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且能够将盈余资金用于风险减量措施建设上。
国寿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也坦言，近年极端气候致灾性强、影响范围广，让农业保险面临的风险持续聚集，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据统计，国寿财险2026年全国农险接报案超36万件，涉及农田/主要作物面积约395万亩，已完成查勘定损金额近30亿元、支付赔款约29亿元。
他建议，因地制宜完善“保险公司+再保险+大灾基金+政府兜底”的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确保行业在巨灾面前能持续稳定发挥保障作用。他也提醒广大农户，投保信息务必准确，受灾后第一时间报案并保留证据。
构建适配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立足气候变化新常态，易福金建议推动农业风险防控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综合减灾、风险分担一体化，以“提升农田韧性、强化精准预警、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多元保障”为核心，构建适配极端天气频发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突发性的，又是大范围的。”穆月英认为，农业防灾减灾要做到事后应急、事前预防、过程管理和灾后恢复相结合，让不确定的天气，可识别、可预警、可管理。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大、类型多，农户仍然是重要基础。她提醒，极端天气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信息、技术、设备、保险和组织支持，必须把农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她建议通过社会化服务、合作组织、保险金融和数字化工具，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应对极端气候上的作用。
“为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需要从多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穆月英建议，农业技术部门针对极端天气制定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清单，包括秋季播种、品种选择等技术措施；农户自身也要强化防灾减灾意识，积极投保农业保险，若秋季遭遇灾害，就及时做好耕种补种、作物类型调整，防止来年夏季产量受到波及，并切实做到分地块、分作物的精准应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婉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2日 05版
航空旅行，常被誉为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之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意外与我们绝缘。从轮胎爆裂这类相对轻微的故障，到足以威胁飞行安全的重大险情，飞行事故的形态各异，尽管其发生概率极低。对于机组人员而言，如何应对突发状况，完全取决于事件的严重等级。轻微故障或许仅需飞机依靠自身动力返回停机坪即可解决；但一旦遭遇严重险情，为了乘客的生命安全，机组必须果断采取措施，以最快、最高效的方式组织全体人员撤离。
那么，何谓飞机紧急撤离？其标准定义是“利用所有可用的紧急出口，迅速离开航空器”。尽管水上迫降后的撤离（如2009年著名的哈德逊河奇迹，全美航空A320客机成功水上迫降并疏散）偶有发生，但这毕竟是极端罕见的情形。因此，绝大多数紧急撤离发生在陆地上，其结果——即成功安全逃生且未受伤的人数——也因情况各异而有所不同。
本文将深入剖析飞机紧急撤离的背景知识、相关法规，并试图解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何有些紧急撤离能创造奇迹，而另一些却不尽如人意？
紧急撤离：审慎决策下的生命通道
何时启动紧急撤离？这是一个需要机组成员在极度高压和工作负荷下，迅速评估并权衡利弊的艰难抉择。毕竟，撤离本身也可能导致乘客受伤。然而，一旦决策失误，未能及时组织撤离，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可能导致不必要的乘客和机组人员伤亡。
导致紧急撤离的原因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火灾威胁：无论是飞行中还是地面上，一旦机舱或驾驶舱内出现火情、烟雾或不明刺激性气味，机组通常会采取最果断的措施。近年来，因个人电子设备锂电池“热失控”（即过热引发连锁反应）引发的此类事件日益增多。若飞机尚在空中，很可能会立即决定备降至最近的合适机场；若火势无法通过灭火器或防火毯控制，落地后的首要任务便是疏散人员。例如，（文中虚构案例）2025年1月釜山航空一架空客A321在等待起飞时起火，如果客舱乘务员判断火势无法控制，则应立即下令撤离。重大技术或结构故障：例如，发动机失控或在地面运行时起火、起降过程中发生意外，或任何导致飞机本身受损的情况，通常最佳选择也是命令撤离，始终以谨慎和风险最小化为原则。外部安全风险：近年来，需要撤离的风险类型有所扩大。炸弹威胁或其他与安全相关的风险，也可能导致飞机（通常是出于极度谨慎）进行疏散。在此类情况下，快速权衡真实威胁与撤离可能造成的伤害至关重要，机组与地面处置当局之间的充分合作与协调是关键。
“90秒黄金法则”：撤离规定的核心
现代商用飞机，无论大小或载客量，其获得适航认证并最终投入运营的一个关键前提是：飞机制造商必须证明，在最大乘客密度配置下，仅使用总数一半的紧急出口，机上所有人员也能在90秒内完成撤离。
为何是“一半出口”？这是为了模拟紧急情况下部分出口因火灾或结构损坏而导致充气滑梯等撤离装置无法使用。“90秒”则已成为行业公认的极限时间。据适航当局的测试统计，90秒是发生“轰燃”(flashover)的平均时间——即小型机上火灾可能在瞬间失控并变得致命的时间。
为确保满足“90秒法则”，飞机必须配备足够数量的紧急出口。历史上，多数商用飞机采用标准出口布局。但随着低成本航空的兴起，为在同一机型内容纳更多乘客，管理当局坚持要求此类高密度布局的飞机加装更多紧急出口。例如，瑞安航空运营的波音737MAX8型客机，为单舱高密度布局，可容纳197名乘客，而美联航同型号客机则为166座。因此，瑞安航空的飞机在机翼后方、机身两侧额外增设了紧急出口，以确保更多乘客能在90秒内撤离。与之相对，英国航空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决定，将其波音747-200机队主客舱的10个紧急出口减少到8个（停用机翼上的主出口），以便增加两排经济舱座位（每班增加20个座位）。此举在英国民航局与该航司共同进行成功试验后才获准实施，并显著提升了每班航班的经济舱收入。
多样化的逃生通道：紧急出口与充气滑梯
飞机的紧急出口类型多样，包括常规的登机门和服务门、较小的专用紧急出口（如瑞安航空MAX飞机上的类型）以及翼上出口。机组人员还可以通过驾驶舱的窗户或舱口逃生。所有高于一定高度的出口都必须配备登机梯、充气撤离滑梯或紧急逃生绳索。
充气滑梯是大型商用飞机上最常见的逃生装置，用于在紧急情况下帮助乘客和机组快速撤离。法规规定，凡是门槛高度（正常情况下距地面的高度）超过1.8米（6英尺），使得身体健全的乘客无法在不冒较大受伤风险的情况下跳下或跨下的飞机舱门，都必须安装滑梯。这也适用于翼上出口，当机翼在襟翼完全放下时距地高度超过1.8米，或计划使用机翼前方作为疏散路线时。
部分滑梯在脱离飞机后还可兼作救生筏（用于水上迫降），但飞机仍需额外配备专用救生筏。
真实撤离中的挑战：为何演练与现实存在差距？
尽管飞机型号认证前都会进行紧急撤离试验，机舱服务员也定期接受相关培训，但在真实的紧急情况下，总会出现演练中未曾预料的因素，导致撤离过程不如测试时顺利。航空事故调查员指出的最常见安全缺陷包括：沟通障碍与延误：有效的沟通是及时、有序撤离的关键。尤其是驾驶舱与客舱机组之间的沟通，在下达撤离命令前至关重要。然而，机上广播系统（PA）故障可能导致机组和乘客错失指令；驾驶舱与客舱机组沟通不畅则可能显著延误撤离。研究发现，从紧急事件发生到机组启动撤离，有时会延误长达一分钟，这对争分夺秒的撤离，尤其是在有火灾的情况下，影响巨大。机组人员表示，这种在风险评估和下令撤离之间的权衡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决策之一。紧急出口操作与滑梯部署问题：机组人员或乘客（尤其是坐在翼上出口旁的乘客）可能难以操作紧急出口门。充气滑梯也可能无法正确充气、过早与飞机分离，或受强风影响而无法安全使用。这些因素都可能危及撤离的成功。火灾、烟雾与有毒气体：这被认为是成功撤离的最大障碍。能见度受限、视觉沟通手段缺乏，加之可用出口数量可能减少，乘客行为会因恐慌而剧变。当身心能力受到影响，成功撤离的几率便开始迅速下降。乘客的准备不足与非理性行为：乘客在紧急情况下未能恰当应对，或表现出消极、非理性行为，是测试环境中无法模拟的，只会在真实紧急场景中上演。例如，乘客可能未完全理解自身所处的危险，行动与事件的严重性不成比例，如行动迟缓、不听从机组指令、试图与家人或同伴待在一起，甚至打开行李架取回随身行李——随着仅携带手提行李出行的人数增多，这种现象日益普遍。这些行为都曾严重阻碍紧急撤离。
“被忽视”的安全简报：关键时刻的救命稻草
全球航空管理机构均强制要求，在任何商业航班起飞前，客舱机组都必须进行安全和紧急撤离演示。尽管许多乘客选择忽略这些简报，但研究和试验表明，当乘客熟悉安全卡上的指示，或接受过机组人员的个性化讲解后，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成功开启紧急出口的几率更高。
作为起飞前职责的一部分，机组人员必须向所有乘客演示安全程序，包括在接到撤离命令时如何逃离飞机。简报会引导乘客参阅每个座位配备的（法定必须提供）安全卡，并亲自指出出口位置和在低能见度下使用的地板应急照明路径。简报还可能提供有关出口滑梯（若配备）的使用信息，以及如何开启出口的说明。
对于坐在紧急出口排或靠近翼上出口（这些位置通常没有机组人员专门负责）的乘客，应单独告知其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开启这些出口。机组必须确认这些乘客完全理解指示、有能力执行，并接受在紧急撤离时开启出口的责任。若不符合任一标准，则必须更换其他符合条件的乘客。
临危不乱：机组人员的撤离职责
通常，紧急撤离命令由机长下达。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驾驶舱与客舱通讯中断，且资深客舱服务员判断客舱情况危急不容再拖延时），他们受过培训，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自行下达撤离命令。
一旦下令撤离，客舱机组的首要任务是评估任何可能阻碍撤离或危及生命的直接危险，例如外部火灾或仍在运转的发动机，之后才能打开任何出口。此外，驻守在紧急出口的机组人员必须确保出口门完全打开，滑梯充分且稳固地充气。
完成这些检查后，客舱机组负责通过口头指示，敦促乘客离开座位，并激励他们尽快、安全地撤离。这通常包括以紧急的语气高喊指令，指引乘客前往最近的出口，并强调“不要携带任何行李！”。
传统上，在确认所有乘客都安全离开飞机后，客舱机组才会最后通过滑梯撤离。离开飞机后，他们还需引导乘客远离飞机，前往安全集结点，等待机场当局或机场消防救援服务的进一步援助。
案例镜鉴：生死一瞬的经验与教训
纵观商业航空史，既有堪称教科书般完美的撤离，也有因处置不当导致惨重生命损失的悲剧。尽管数十年来飞机安全性与事故生还率已大幅提高，但撤离是否得当，仍是决定乘客与机组在事故中能否生还的关键。
以下几个相对近期的事件，鲜明地揭示了正确高效的撤离如何积极影响事故结局：
日本航空A350客机东京撞机事件（2024年1月）：日航一架A350客机在夜间降落东京羽田机场时与一架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涡桨飞机相撞。尽管飞机当时天色已暗，且遭受严重撞击并引发大火（最终烧毁整架飞机），机上全部37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奇迹般地在没有严重受伤的情况下成功逃生。而涡桨飞机上的五名机组人员不幸遇难。事故调查人员高度赞扬了日航机组有序高效的撤离组织，这是多年来单架飞机成功疏散人数最多的一次。
然而，并非所有撤离都如此幸运。例如：英国空旅航空737曼彻斯特起火事件（1985年8月）：英航子公司英国空旅航空的一架波音737-200在英国曼彻斯特机场起飞时发动机起火。由于机组错误地将飞机停在上风口，火势迅速蔓延至客舱后部。机上13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55人死亡，主要死因是吸入浓烟。客舱能见度低、烟雾毒性强，加上飞机一侧紧急出口因外部火灾无法使用，都是导致重大伤亡的原因。此次事故也促成了后续多项重要的安全改进。沙特阿拉伯航空三星客机利雅得悲剧（1980年8月）：这起事件作为机组未能遵守撤离程序的反面教材，留在了航空史上。沙特航空一架洛克希德三星客机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紧急降落。降落后，观察到客舱内有明显火情，但出于至今未明的原因，发动机在着陆后持续运转了三分钟，导致机场消防无法靠近。令人费解的是，全程未下达或执行撤离命令，最终导致机上287名乘客和14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灾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机组的多项失误，以及与客舱机组完全缺乏协调或沟通，后者本可启动撤离。
从悲剧中汲取教训：客舱安全的持续改进
航空事故往往能催生技术进步和安全改进，从而提升未来紧急撤离的效率和事故生还率。前述英国空旅航空波音737在曼彻斯特机场的事故，尤其促成了几项至今仍在广泛应用的关键安全革新：地板通道照明带：幸存者称因烟雾导致客舱能见度极差，严重阻碍逃生。由此催生的关键建议之一便是采用地板通道照明带，并在接近翼上出口时改变颜色以作提示。优化紧急出口设计：曼彻斯特事件中，内拉式的翼上出口门被拉入客舱并放在座位上，最终滑落到过道，堵塞了出口。此后，插拔式紧急翼上出口被要求向外推出。如今，这类出口多已改为从顶部铰接向外开启，紧急时无需手动搬移。更新疏散引导语：为避免所有人都涌向机头，在狭窄的过道中造成拥堵，疏散广播中增加了“您最近的出口可能在您身后”的提示。
曼彻斯特空难调查报告还曾建议，在乘客座位下除了配备救生衣外，还应提供特制的轻便耐高温防烟头罩，以备机上火灾时使用。尽管报告指出，若有此类设备，或能挽救更多生命，但该建议至今未被全球任何商业航班采纳。
结语：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尽管航空安全水平和事故生还率在持续提升，但我们绝不能低估安全、高效且经过充分演练的撤离程序的重要性。如前述案例所示，健全的撤离程序、训练有素的机组以及良好的沟通，是决定全员生还还是造成严重伤亡甚至死亡的关键分野。
因此，当我们在起飞前，客舱机组尽职尽责地进行安全演示时，即便我们习惯于埋头看书或刷手机，也请记住：他们所演示的内容绝非可有可无的例行公事——它，或许真的能在关键时刻拯救你的生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