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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放弃抢救，家属于心不忍，继续抢救一旦超过时限，又可能错失工亡认定机会——

　　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抢救时限、死亡标准等也应与时俱进调整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阅读提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李凌云进一步解释称，将时限设置为48小时，是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结合医学规律、社会现实与制度承受能力做出的综合判断。至于48小时的起点和终点，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以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昨日行业协会发布新政策报告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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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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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阅读提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李凌云进一步解释称，将时限设置为48小时，是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结合医学规律、社会现实与制度承受能力做出的综合判断。至于48小时的起点和终点，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以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一、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绿色经济与平台生态的深度融合，新经济环境已呈现“要素重构、生态重塑、约束强化、风险常态化”的特征，对企业传统管理模式形成系统性挑战。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绿色经济成为新经济的核心载体。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41.5%；同时，“双碳”目标推动产业绿色转型，2024年我国绿色制造体系覆盖企业超万家。新经济环境下，企业面临的不再是单一技术或市场的变革，而是“技术迭代加速（如AI大模型普及）、市场需求碎片化、政策约束刚性化（如ESG披露要求）、供应链风险常态化（如地缘政治冲击）”的多重挑战，传统“层级制、规模化、低成本”的管理模式已难以适配。

二、新经济环境的核心特征分析

新经济并非单一领域的变革，而是“技术、市场、政策、生态”多维度叠加形成的新型经济形态，新经济环境具有知识密集、信息化、网络化等特点，市场变化快速、消费者需求个性化等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数字化与信息化主导：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核心基础设施，企业运营、市场交易、用户互动等环节全面向数字化迁移，数据贯穿企业研发、生产、销售全过程，成为关键要素。

市场动态化与需求个性化：受供求关系影响，技术迭代加速推动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格局快速变化；消费者需求从标准化转向定制化、多样化，对产品体验和服务响应速度要求更高。

创新驱动化与边界模糊化：创新不再局限于技术领域，商业模式、管理模式创新成为核心竞争力；企业边界逐渐打破，跨界合作、平台化生态（如供应链协同、产业互联网）成为主流形态。

可持续化与不确定性：绿色低碳发展成为企业生存的基本要求，ESG（环境、社会、治理）表现纳入企业评价体系；企业需兼顾经济利益、社会责任与环境影响，实现长期价值增长；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成为常态。

全球化与本地化交织：跨界跨领域合作成为常态，数字技术推动资源全球流动，但地缘政治、文化差异促使企业在全球化布局中注重本地化运营，平衡全球效率与区域适应性。

三、当前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基于新经济环境的特征，当前企业管理存在四大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形成“短板效应”：

（一）战略规划不合理：缺乏协同思维

部分企业的战略规划短视，仍聚焦“短期市场份额”或“单一技术突破”。一是缺乏对数字经济等趋势的前瞻形研判，数字化转型战略缺乏系统性，数据价值为充分发挥；二是“重竞争轻生态”，传统企业仍将同行视为竞争对手，不愿参与平台生态合作，如部分零售企业拒绝接入第三方配送平台，错失流量红利；三是“战略调整滞后”，面对技术迭代（如AI大模型），企业多采取“被动跟随”策略，而非主动布局，导致错失技术窗口。

（二）组织架构僵化：科层制管理效率低下

传统科层制“金字塔式”架构存在“层级多、决策慢、部门壁垒”的问题，决策效率低，市场响应迟缓，影响运营效能。一是决策链条长，如某传统制造企业一项生产线调整决策需经过“车间-分部-总部”多个层级，耗时长，错过市场窗口期；二是部门协同弱，销售部门与研发部门数据不互通，导致研发产品与市场需求脱节；三是组织弹性不足，面对突发风险，企业难以快速组建临时团队应对，只能依赖固定部门流程，效率低下。

（三）运营管理低效：“数据孤岛”问题普遍存在

企业成本控制精细化程度不高，资源利用效率低。尽管多数企业已开展数字化建设，导致运营效率难以提升。一是内部数据割裂，生产部门的设备数据、财务部门的成本数据、销售部门的订单数据分别存储于不同系统，无法实现“生产-成本-销售”的联动分析；二是外部数据协同不足，企业与供应链伙伴（如供应商、物流商）的数据未打通，导致供应链响应滞后；三是智能化技术应用深度不够，数据驱动决策机制未有效建立。

（四）人才体系断层：缺乏“数字+绿色+业务”复合型人才

新经济对人才的需求从“单一技能”转向“复合能力”，但企业人才体系存在明显短板。一是人才结构失衡，传统技术人才（如机械工程师）过剩，而“数字+业务”（如数据分析师）、“绿色+业务”（如碳管理师）的复合型人才短缺，据智联招聘2024年数据，我国碳管理师岗位缺口超50万人；二是培养机制滞后，企业仍以“内部培训”为主，缺乏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协同培养，导致人才技能跟不上技术迭代；三是激励机制僵化，多数企业仍采用“固定薪酬+绩效奖金”的传统激励方式，对核心人才（如AI算法工程师）缺乏长期激励（如股权激励、项目分红），导致人才流失率高。

四、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管理的提升策略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战略-组织-运营-人才”四维协同视角，提出系统性的管理提升策略，强调“策略之间的联动性”。

（一）更新管理理念：构建“绿色-预警”协同战略

推进“绿色”转型，实现“绿色降本”：将绿色目标纳入企业战略，实现“绿色降本”。例如，三一重工建设“灯塔工厂”时，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设备能耗，结合AI算法优化生产流程，使工厂能耗降低20%，同时生产效率提升30%；某钢铁企业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模拟炼钢过程，优化原料配比，减少碳排放15%，年节约成本超亿元。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应对不确定性：加强预警监测，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监测技术迭代、政策变化、市场需求等风险信号，定期调整战略。例如，某互联网企业建立“AI技术跟踪小组”，实时关注AI大模型的发展趋势，2024年及时将AI技术融入产品研发，推出智能客服系统，用户满意度提升25%。

（二）优化组织结构：打造“敏捷-协同”新型组织架构

推行扁平化架构，缩短决策链条：减少中间管理层级，下放决策权，建立“总部-业务单元”两级架构，赋予业务单元更多决策权，提高决策效率。例如，海尔推行“人单合一”模式，将企业拆分为数千个“小微组织”，每个小微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决策周期从“月级”缩短至“日级”，2023年海尔小微组织推出的创新产品占比达70%。

组建跨域敏捷团队，打破部门壁垒：针对特定任务，组建由研发、销售、财务、供应链等部门人员构成的敏捷团队，实行项目制管理，任务完成后团队解散。例如，某汽车企业在芯片短缺时，快速组建“芯片替代研发团队”，联合研发、采购、生产部门人员，仅用2个月就完成替代芯片的测试与生产，避免了生产线停工。

（三）加强运营管理：推进“数据驱动+资源循环”的运营革新

搭建数字化协同平台，赋能组织协作：构建企业级数据中台，整合内部各部门数据与外部生态伙伴数据，引入企业微信、飞书等协同工具，实现“文档共享、实时沟通、数据互通”。例如，某零售企业通过飞书平台整合“门店销售数据、总部库存数据、物流配送数据”，门店可实时查看库存并发起补货申请，补货周期从3天缩短至1天，库存周转率提升40%。

推行循环经济模式，提升资源效率：通过“产品回收-再制造-二次销售”的循环模式，降低资源消耗与成本。例如，某手机企业推出“以旧换新+再制造”业务，回收旧手机后拆解零部件，重新用于新手机生产，原材料成本降低15%，同时减少电子垃圾污染，提升品牌形象。

（四）发挥人才作用：建立“复合型人才培养+柔性激励”体系

校企协同培养，共育复合型人才：制定科学人才引进政策，加强员工培训，与高校共建“数字+绿色”特色专业（如碳管理、数据科学），设立实习基地，定向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例如，某新能源企业与清华大学共建“新能源与碳管理学院”，2024年培养的复合型人才入职后，快速推动企业碳排放监测系统建设，使碳核算效率提升50%。

推行“轮岗+项目制”培养，提升人才复合能力：安排员工在不同部门（如数字部门、绿色部门、业务部门）轮岗，参与跨域项目，培养“一专多能”的能力。例如，某制造企业安排机械工程师参与数据中台建设项目，使其掌握数据分析技能，成为“机械+数据”复合型人才，推动生产线数字化改造效率提升30%。

实施柔性激励，留住核心人才：针对不同类型人才设计差异化激励方案，如对AI算法工程师采用“股权激励+项目分红”，对碳管理师采用“低碳目标奖金+职业晋升通道”。例如，某互联网企业对核心AI团队给予项目利润10%的分红，2024年该团队推出的智能推荐系统使平台交易额增长28%，团队留存率达95%。

五、结论与展望

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管理提升不是“单点优化”，而是“战略-组织-运营-人才”的系统性变革。本文通过分析新经济的“要素重构、生态重塑、约束强化、风险常态化”特征，指出企业存在的“战略短视化、组织刚性化、数据孤岛化、人才断层化”问题，并提出“三维战略、新型组织、绿色运营、柔性激励”的提升策略，核心逻辑是“以战略为引领、以组织为载体、以运营为核心、以人才为支撑”，实现多维度协同。

在新经济浪潮下，企业唯有打破传统管理思维，主动拥抱“数字、绿色、生态”趋势，发挥人才引领作用，通过系统性管理提升，创新运营管理模式，才能在不确定性中把握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

（南昌职业大学：高习文）【吴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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