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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5岁儿子的近30万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块！法院判了

　　5岁男孩29万压岁钱被妈转剩40元

　　法律如何守护孩子们的“小金库”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孩子们都期盼收到礼物，但对于5岁男孩小诺(化名)来说，他专属账户中近30万元却在父母离异前被支取，最后只剩下40多元。昨天，松江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母亲擅自处分5岁儿子银行账户资金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母亲在离婚前私自转出孩子名下大额存款，无法证明用于子女利益的行为构成侵权，判令其限期返还22万元。这起看似普通的家庭财产纠纷，折射出当下社会一个日益凸显的现实：随着家庭财富积累，未成年人早已不是“无财产群体”，房产、存款、理财、礼金等构成了他们的专属资产，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正从家庭隐秘处走向司法前台，成为值得全社会反思的课题。

　　五岁孩童的“专属账户”为何在父母离婚前夕被清空？

　　2020年，男孩小诺(化名)出生不久，父亲王先生与母亲李女士共同决定，以小诺名义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门存放长辈亲友赠与的红包、礼金、逢年过节的压岁钱等。账户资金流水清晰显示，入账多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点，账户设立初衷是为了给孩子留存一笔专属成长资金。

　　此后五年间，账户陆续存入29万余元，成为小诺名下一笔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父母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账户也由双方共同管理，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孩子的教育、医疗等未来开支。2024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从当年8月起，小诺的专用账户出现异常：多笔大额整数资金被陆续转出，账户余额迅速缩水，最终仅剩40多元。

　　婚姻关系终结后，父亲王先生接手孩子监护相关事宜，发现这笔“成长基金”几乎被掏空。多次沟通无果后，王先生以小诺法定代理人身份，将李女士诉至松江法院，要求返还被擅自处分的全部款项。

　　“这些钱也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我自己的钱款。”庭审中，李女士委屈地说，自己对孩子的成长尽心尽力。“转出的钱也都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及生活的必要支出上。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但李女士拿不出清晰的支出记录，无法举证这些钱尤其后期频繁大额支出的合理用途。

　　最终法院审理查明，账户内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小诺兴趣班及日常开销，但账户中大部分大额转出款项发生在双方产生矛盾、准备离婚阶段，李女士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这些资金用于小诺的大额消费、教育或医疗，也无法说明合理去向。

　　法院明确指出，案涉账户为小诺专属设立，账户内资金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未成年人个人所有，父母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母亲在非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擅自转出大额资金，已构成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侵害。最终，法院综合小诺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从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财产早已超出想象

　　小诺的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上海浦东、北京海淀等地法院接连审理多起涉未成年人财产权案件，涉案财产从数万元压岁钱到价值千万的房产，类型之多、金额之大，颠覆了“孩子没有财产”的传统认知。

　　女孩晓晨(化名)出生后，父母将其百日宴红包、长辈压岁钱存入专属银行卡，共计12万余元。父亲吴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将这笔钱转入自己账户，后又转至爷爷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幼儿园学费，部分则在离婚纠纷中用途不明。

　　浦东法院最终认定这笔存款属晓晨个人财产。其中，孩子实际出勤期间的合理学费可予扣除，但父亲在双方分居、争夺抚养权期间，擅自为孩子保留高价民办幼儿园学位产生的费用，并非出于子女利益考量，而是服务于抚养权争夺，应由父亲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父亲返还8万余元。

　　2007年，王先生与张女士以未成年女儿王粒(化名)名义购买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女儿个人名下，属于女儿个人财产，二人离婚时也明确该房屋不属夫妻共同财产，仍归女儿所有。然而，离婚仅数日，王先生便擅自以监护人身份，代女儿签订赠与合同，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随后迅速出售给第三人，获利1160万元。

　　直至2023年，王粒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时，才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早已被父亲私自处分。愤怒之下，她将父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赔偿房屋损失。

　　北京海淀法院最终认定，王先生以监护人身份私自将女儿个人房产赠与自己并出售的行为无效，因房屋已过户至善意第三人名下无法返还，判令王先生按实际成交价款，赔偿王粒损失1160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起案件成为司法捍卫未成年人不动产权益的典型标杆。

　　监护权≠所有权

　　为何父母总在孩子财产上“越界”？

　　从几万块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是拥有独立合法财产的“小业主”。房产、礼金、存款、保险、理财收益、继承财产等，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的财产版图，其财产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不因年龄小而减损，更不因亲情关系而模糊。

　　法院梳理多起案件发现，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大多源于三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

　　第一个误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年幼无劳动能力，压岁钱、礼金、房产等财产本质上来自家庭或亲属，所有权理应归家庭共有，父母随意支配、使用天经地义。但司法实践明确，未成年人接受赠与、登记房产等纯获利益行为合法有效，财产一旦交付、登记，所有权即转移至未成年人个人名下，与父母财产相互独立，离婚时不得分割，日常不得随意处分。

　　第二个误区：“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民法典》明确：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教育、医疗、必要生活开支等直接服务于未成年人的支出，属于合法使用；而用于父母消费、家庭开支、偿还父母债务、个人理财、争夺抚养权博弈等非子女利益用途，均属越界侵权。

　　第三个误区：“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不少监护人觉得，自己只是“暂时用一下”，等孩子长大再补上，家庭内部纠纷不会闹上法庭。但现实是，婚姻破裂、家庭变故往往成为矛盾爆发点，昔日隐秘处分行为被摆上台面，未成年子女或另一方监护人通过诉讼维权，最终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承担利息、诉讼费用。

　　如何守护孩子的“私人财富”？

　　当下，随着社会法治化、财富多元化，个体财产权意识觉醒，未成年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地位被强化，法律不再允许以亲情名义侵蚀子女财产权益。当财产权成为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避免类似纠纷，让监护权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利表示，可以通过物理隔离，即建立未成年人专属财产账户，杜绝混同。他建议：“孩子出生后，父母可为其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属理财账户，将压岁钱、礼金、赠与款项等单独存入，不与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资金或夫妻共同财产混用。”专属账户、清晰流水是法院认定子女个人财产的关键证据。

　　父母作为监护人，确因子女教育、医疗、重大生活需要使用子女财产时，应坚持双方协商一致，留存合同、票据、转账记录等完整证据，证明资金用途与子女利益直接相关。张利法官特别提醒，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完全用子女个人财产替代。

　　而对于未成年人房产等不动产，严禁随意过户、出售。司法实践表明，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属于子女个人财产，监护人仅在完全为子女利益(如子女重大疾病、出国留学必需资金等极端情形)且经法定程序，才可依法处分；私自赠与、过户、出售均属无效，无法返还的须折价赔偿。现实中，父母为规避限购、债务等，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后续又想擅自处分，几乎都会被司法认定为侵权，风险极高。

　　张利法官强调，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本质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未来与尊严。父母应清醒认识到，监护权是职责而非权利，代管财产是义务而非特权。尊重孩子的财产权，不仅是守法，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上海法治报 记者 陈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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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岁孩童的“专属账户”为何在父母离婚前夕被清空？

　　2020年，男孩小诺(化名)出生不久，父亲王先生与母亲李女士共同决定，以小诺名义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门存放长辈亲友赠与的红包、礼金、逢年过节的压岁钱等。账户资金流水清晰显示，入账多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点，账户设立初衷是为了给孩子留存一笔专属成长资金。

　　此后五年间，账户陆续存入29万余元，成为小诺名下一笔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父母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账户也由双方共同管理，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孩子的教育、医疗等未来开支。2024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从当年8月起，小诺的专用账户出现异常：多笔大额整数资金被陆续转出，账户余额迅速缩水，最终仅剩40多元。

　　婚姻关系终结后，父亲王先生接手孩子监护相关事宜，发现这笔“成长基金”几乎被掏空。多次沟通无果后，王先生以小诺法定代理人身份，将李女士诉至松江法院，要求返还被擅自处分的全部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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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法院审理查明，账户内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小诺兴趣班及日常开销，但账户中大部分大额转出款项发生在双方产生矛盾、准备离婚阶段，李女士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这些资金用于小诺的大额消费、教育或医疗，也无法说明合理去向。

　　法院明确指出，案涉账户为小诺专属设立，账户内资金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未成年人个人所有，父母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母亲在非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擅自转出大额资金，已构成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侵害。最终，法院综合小诺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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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诺的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上海浦东、北京海淀等地法院接连审理多起涉未成年人财产权案件，涉案财产从数万元压岁钱到价值千万的房产，类型之多、金额之大，颠覆了“孩子没有财产”的传统认知。

　　女孩晓晨(化名)出生后，父母将其百日宴红包、长辈压岁钱存入专属银行卡，共计12万余元。父亲吴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将这笔钱转入自己账户，后又转至爷爷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幼儿园学费，部分则在离婚纠纷中用途不明。

　　浦东法院最终认定这笔存款属晓晨个人财产。其中，孩子实际出勤期间的合理学费可予扣除，但父亲在双方分居、争夺抚养权期间，擅自为孩子保留高价民办幼儿园学位产生的费用，并非出于子女利益考量，而是服务于抚养权争夺，应由父亲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父亲返还8万余元。

　　2007年，王先生与张女士以未成年女儿王粒(化名)名义购买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女儿个人名下，属于女儿个人财产，二人离婚时也明确该房屋不属夫妻共同财产，仍归女儿所有。然而，离婚仅数日，王先生便擅自以监护人身份，代女儿签订赠与合同，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随后迅速出售给第三人，获利1160万元。

　　直至2023年，王粒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时，才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早已被父亲私自处分。愤怒之下，她将父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赔偿房屋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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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护权≠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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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几万块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是拥有独立合法财产的“小业主”。房产、礼金、存款、保险、理财收益、继承财产等，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的财产版图，其财产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不因年龄小而减损，更不因亲情关系而模糊。

　　法院梳理多起案件发现，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大多源于三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

　　第一个误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年幼无劳动能力，压岁钱、礼金、房产等财产本质上来自家庭或亲属，所有权理应归家庭共有，父母随意支配、使用天经地义。但司法实践明确，未成年人接受赠与、登记房产等纯获利益行为合法有效，财产一旦交付、登记，所有权即转移至未成年人个人名下，与父母财产相互独立，离婚时不得分割，日常不得随意处分。

　　第二个误区：“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民法典》明确：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教育、医疗、必要生活开支等直接服务于未成年人的支出，属于合法使用；而用于父母消费、家庭开支、偿还父母债务、个人理财、争夺抚养权博弈等非子女利益用途，均属越界侵权。

　　第三个误区：“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不少监护人觉得，自己只是“暂时用一下”，等孩子长大再补上，家庭内部纠纷不会闹上法庭。但现实是，婚姻破裂、家庭变故往往成为矛盾爆发点，昔日隐秘处分行为被摆上台面，未成年子女或另一方监护人通过诉讼维权，最终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承担利息、诉讼费用。

　　如何守护孩子的“私人财富”？

　　当下，随着社会法治化、财富多元化，个体财产权意识觉醒，未成年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地位被强化，法律不再允许以亲情名义侵蚀子女财产权益。当财产权成为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避免类似纠纷，让监护权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利表示，可以通过物理隔离，即建立未成年人专属财产账户，杜绝混同。他建议：“孩子出生后，父母可为其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属理财账户，将压岁钱、礼金、赠与款项等单独存入，不与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资金或夫妻共同财产混用。”专属账户、清晰流水是法院认定子女个人财产的关键证据。

　　父母作为监护人，确因子女教育、医疗、重大生活需要使用子女财产时，应坚持双方协商一致，留存合同、票据、转账记录等完整证据，证明资金用途与子女利益直接相关。张利法官特别提醒，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完全用子女个人财产替代。

　　而对于未成年人房产等不动产，严禁随意过户、出售。司法实践表明，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属于子女个人财产，监护人仅在完全为子女利益(如子女重大疾病、出国留学必需资金等极端情形)且经法定程序，才可依法处分；私自赠与、过户、出售均属无效，无法返还的须折价赔偿。现实中，父母为规避限购、债务等，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后续又想擅自处分，几乎都会被司法认定为侵权，风险极高。

　　张利法官强调，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本质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未来与尊严。父母应清醒认识到，监护权是职责而非权利，代管财产是义务而非特权。尊重孩子的财产权，不仅是守法，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上海法治报 记者 陈颖婷)

中央航空学校同学录上的刘领赐档案中的个人照。（浙江档案数据库供图）

访问刘领赐行都大空战散记（《青年空军》1940年第2卷第3期72-73页作者章君）

《江声报》1931年9月27日第三版

厦门网讯（文/厦门日报记者罗子泓谢瑞真通讯员刘莉丽图/厦门市档案馆提供除署名外）当烈焰吞噬战机，他从千米高空纵身跃入湖中。冰冷的湖水没有将他淹没，而是唤醒了他的泳将本能，助他逃出生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经厦门文史研究者李世伟提供线索，厦门市档案馆调出了这份85年前的重庆版《大公报》剪报。

剪报上的报道，将菲律宾归侨、抗日英雄刘领赐重新带回大众视野。这位曾经叱咤泳坛的运动健儿，在祖国危难之际成为骁勇善战的蓝天雄鹰，用信念与勇气谱写了报国篇章。

是双十中学校友体育健将尤为善泳

刘领赐出生于1911年，身份是第二代华侨。他的父亲原籍厦门，后在菲律宾马尼拉从事商业活动，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厦门市政协出版的《厦门抗战岁月》介绍刘领赐时，提及他是厦门双十中学校友，这一说法得到了厦门收藏家陈亚元手中藏品的印证——1926年12月由厦门倍文印书馆印刷的双十中学校刊《炉炭》中，便有刘领赐署名的文章《“读书”——“救国”》。刘领赐在这篇文章中痛陈中国积弱的原因，强烈呼吁培养青年的爱国情操，认为这是振兴国家的根本。

1928年10月，刘领赐考入位于厦门五通的福建民用航空学校，1933年考取中央航空学校第四期飞行班。1935年毕业后，刘领赐在飞机队服务，第二年回中央航空学校任初级飞行及驱逐科飞行教官。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航空军官同时还是一位体育健将。他曾先后参加闽南联合第三届运动大会、闽南公开运动会、浙江省运会、全运会及远东运动会，并参与了其中的200米赛跑、跳高、跳远、铁饼、标枪和游泳等多个项目的角逐。尤其在游泳项目上，刘领赐更是一把好手——1931年9月27日的《江声报》，报道了刘领赐在厦门参加青年会万国长途游泳比赛时的情景：“（刘领赐）一马争先、锐不可当、艇上之观者皆以为水怪，第一可无虞。”不料，因被海上观赛的船只挤至下游，刘领赐最终与冠军只差数米，夺得第二名。1935年9月的《江西民报》在报道全国运动会游泳预选会时则提到，“冠军多为空军刘领赐所获”——他横扫泳池：斩获百米仰泳、自由泳及二百米蛙泳第一名，五十米自由泳第二名等奖项。

蓝天雄鹰令敌丧胆坠机中跳湖逃出生天

刘领赐强健的体魄和坚韧的意志，铸就了他在空战中掠云俯冲、一击即离的雷霆战风。从1938年《福建民报》（福州）、1940年重庆版《大公报》、1940年《青年空军》杂志等报道中可以看到，刘领赐的航迹始终贯穿在为争夺抗日制空权而展开的一系列浴血奋战之中。

1937年8月14日，淞沪战场“八一三”烽火燃起的次日，身处杭州的刘领赐便奉命率领数架驱逐机，护送轰炸机飞往上海执行任务，“轰炸日本总司令营房（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其弹药库，和敌水上驱逐机格斗……”198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明确记载，刘领赐携带炸弹由杭州出发，沿铁路飞上海轰炸公大纱厂，并掩护友机，16时30分到达目标上空但见敌军集中于此，当即自八千尺高度俯冲投弹，命中百分之九十以上。

1937年8月19日，刘领赐在南京上空迎来了与敌机的首次正面交锋。当时，8架日军轰炸机来犯，他迅速与战友李文祥组成作战编队，前往安徽广德空域实施“交叉绞杀”战术——二人通过佯攻吸引敌军火力，默契配合之下，成功将其中一架敌机击落于荒山之中。

1938年8月3日，日军70余架战机如黑云压城般侵袭汉口。彼时参与武汉会战的刘领赐，与战友们不顾强敌压境，毅然驾机迎敌，在距离汉口约四十里外的空域，与敌机展开了激烈厮杀。《大公报》记载了他这段骁勇驱敌、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咬住一架敌机，将其击中。不料，未及凯旋，敌军从背后突袭，用子弹击穿了刘领赐所驾飞机的油箱。飞机从三千多米的高度向下俯冲，就在天旋地转之时，刘领赐发现下方是一片湖水，果断跳机，利用自己善泳的优势逃出生天。在湖里，体力不支的刘领赐利用降落伞的伞衣，裹住空气封闭后形成气囊，充当救生圈。他在水中漂浮了50分钟，最终被渔民救起。

“对于水我是不怕的，人家曾称我为水蛙，在海水里起伏过。”“碧波涅槃”的刘领赐事后回忆道。

刘领赐英勇的表现，赢得了空军的荣誉奖章——一枚金质的蓝星奖章。

1939年6月的重庆保卫战中，6月10日的那场战斗，成了刘领赐作战生涯里最满意也最难忘的一次。战斗中，他果断率队潜伏于云层之下，待时机成熟，便与战友们如利剑般骤然突刺，集中火力首攻并成功击落了敌方的领队机，日军机群随即陷入溃散。事后回忆起自己座机上的七处弹孔，他仍坦言道：“我尚认为攻击得不够艺术，如果打得好，我可以不叫敌弹挨着我，而能取下他们的贼首。”

战事未了轻嫁娶病愈丹心卫家国

1940年，《大公报》记者林有在武汉汉口见到刘领赐时，他正饱受疟疾折磨，面色蜡黄，坐在藤椅上讲述作战经过，即便身染重病、难掩疲态，仍在回忆那段烽火岁月。林有在其《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飞航员》一文中，记录下了这一幕。

然而一年后，两人再度相见时，刘领赐的状态已然判若两人。“这个矮个头的独身飞行员却变得如此粗壮……”林有对此倍感惊讶。他提及，此前刘领赐还是“典型的菲律宾式的清瘦”模样，如今却脸变圆了、脖子变粗了，手臂孔武有力，整个人身材健壮了不少。原来，为了重返苍穹，刘领赐每天通过打篮球等运动锻炼身体。时年31岁的刘领赐表示：“我连结婚的事都未想到，只希望好好打几次仗。”

“中国之伟大，皆由牺牲铸就；空军之荣誉，以血火铭刻……民众如火如荼的期盼，这些眼睛看着我们，这些心在等着我们，我们怎么又不格外感到职责之深重！”1940年《青年空军》杂志一篇题为《访问刘领赐——行都大空战散记》的文章中，刘领赐这样道出自己的战斗意志：“军人没有别的，更勇敢更拼命的（地）打下去而已。”

关于刘领赐的最后记载，见于1946年6月26日的《民国日报》一篇关于留美空军学员的报道中，明确提及他是其中一员。自那以后，这位屡立战功的传奇“雄鹰”，便再无更多书面记录留存。

即便如此，他在抗战烽火中搏击长空、誓死守护家国的挺拔英姿，早已永远镌刻在中华史册之上，为后人所铭记。

【链接】

抗战空军飞行员多为爱国华侨

2015年9月《福建侨报》一篇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文章《海外华侨抗日救国被誉为抗日战争四大支柱之一》提到刘领赐，并称：“美国、菲律宾、印尼、泰国、缅甸等众多华侨青年，回国参加空军对日作战。当时国内战场上我国空军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飞行员几乎占了3/4。”

福建是侨乡，华侨飞行员占比相对较高。除了本报最近报道的陈镇和、郭彩玲、黄金沙，壮烈殉国的著名英烈还有1939年在重庆空战中捐躯，年仅26岁的南安籍印尼华侨飞行员梁添成；1942年5月4日在云南省武定县上空与日机战斗中献身的德化籍马来西亚华侨萧德清……

最令人动容的是闽籍印尼富商许启兴及其弟弟、妹妹。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印尼的许启兴发动华侨捐款购买战机。他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并变卖一些家产，筹资兴建飞机制造厂，计划在印度尼西亚为中国空军制造战机。1938年，正当许启兴夜以继日建设飞机厂时，在雅加达的一次防空演习中，拥有飞行员资格证书并被中央航空学校外聘为空军教练员的许启兴驾机上天，不幸失事遇难身亡，年仅31岁。

许启兴的胞弟许启新、胞妹许庆娘，继承兄长抗日救国遗志，先后报考航空学校，获得航空合格证书后，驾机回国参战。在与日军空战中，兄妹英勇杀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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