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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公示治理完成，复核水体仍为重度黑臭！一批环境问题典型案例被曝光

　　6月2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

　　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明显

　　督察指出，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突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严不实。该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城区约四分之一区域存在雨污混流，污水晴天溢流、直排现象多发。当地污水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多处公示已治理完成、排查无黑臭的水体，经督察复核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

　　吉林省四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仍存短板

　　吉林省四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明显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当地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双辽市建成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却未配套建设收集管网，导致设施长期闲置，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沟渠，水体污染严重。辖区多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环保措施缺失，未配套粪污收集存储设施，养殖废水、粪污随意堆放直排，形成大面积污染积水，污染物超标数十倍。同时，农村垃圾治理缺位，铁东区、梨树县、伊通县等地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堆，违规占用耕地、林地，破坏乡村生态环境。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环境整治滞后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滞后，多项污染监管漏洞凸显。宁安市养殖密集区粪污污染问题严峻，部分养殖企业私设暗管、搭建无防渗暂存设施，高浓度养殖废水直排沟渠、耕地，部分污水汇入牡丹江支流，水体沦为劣Ⅴ类。当地黑臭水体排查流于表面，多条垃圾、粪污堆积的污染河沟长期未纳入整治清单。此外，东宁市对农业固体废物监管不力，大量木耳废弃菌袋违规占用耕地露天堆放，未采取防扬散、防渗漏措施，造成土壤和水体环境污染。

　　广东省部分地区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突出

　　广东省肇庆、潮州两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十分突出。肇庆四会市多处坑塘被非法倾倒填埋大量固体废物，违规侵占农用地，造成严重水土污染。潮州市饶平县十余处点位无序堆放超十万吨废弃蚝壳，违规占用农用地且无环保处置措施，积水污染物超标百倍。两地还存在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非法倾倒现象，大量垃圾侵占林地、耕地、坑塘，混杂各类废弃物，形成多重生态污染，暴露出地方固废监管巡查履职不力。

　　下一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对上述问题深入核查，持续跟进整改问责工作，督促各地压实环保责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

　　(总台央视记者 牟媞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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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

　　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明显

　　督察指出，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突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严不实。该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城区约四分之一区域存在雨污混流，污水晴天溢流、直排现象多发。当地污水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多处公示已治理完成、排查无黑臭的水体，经督察复核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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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台央视记者 牟媞媞)

一张张终身禁业罚单，正以强硬姿态推动着金融行业秩序的规范与优化。从国有大行高管到一线业务员，从保险公司负责人到非银机构管理者，无一不感受到监管穿透式问责的压力。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截至11月份，金融监管部门共对139名金融从业人员作出终身禁业处罚，其中银行业91人，保险业48人。这份名单不仅宣告了相关从业者职业生涯的终结，也清晰地勾勒出金融领域持续深化治理、筑牢合规防线的发展轨迹。

银保“重灾区”分布揭示治理短板

监管铁拳正精准打击行业积弊。截至11月25日的数据显示，共有139人被处以终身禁业，其中银行业占比66.19%，保险业占比33.81%。

细看银行业内部结构，国有大行和农商行成为“重灾区”。国有六大银行有31人，占比34.07%，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均有多名员工位列其中。农商行及农信社达34.07%，凸显了中小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方面的薄弱环节。股份制银行有13人被禁业，占比14.29%，违规问题多集中在员工行为管理、贷款审查等领域。

保险业方面，48名从业人员被禁业，覆盖国有大型险企到中小保险公司。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利用职务便利实施诈骗、编制虚假承保理赔材料、挪用客户资金等方面。

值得关注的是，监管指向个人的趋势愈发明显。李兆廷、刘震民等多人被处以“取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终身、罚款人民币五十万元”的顶格处罚；王兰、钟磊、陈明果三人均因“利用业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被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上述处罚通报均未提及具体机构名称。这种“精准追责”的监管范式，正在重塑金融行业的责任体系，使问责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威慑力。

另一个典型案例来自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陈家山，作为政策性银行员工，因“转嫁经营成本、贷款管理不尽职”被终身禁入银行业。这一处罚打破了外界对政策性银行风险较低的刻板印象，表明监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覆盖所有金融业态。

违规类型凸显行业痼疾

禁业名单所反映的违规类型呈现出鲜明的行业特征。银行业最常见的问题是“贷款管理不尽职”，尤其在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的“三查”环节存在系统性缺失。

农业银行邯郸分行一案尤为典型。该行张福祥、贾勇、刘龙山、李世玺四名员工因“保理融资业务‘三查’不尽职”集体被终身禁业，暴露出部分机构在业务扩张过程中内控机制严重缺失、集体违规的风险。

员工行为管理是另一大短板。光大银行上海徐汇支行陈颖、光大银行上海北外滩支行张伟来，均因“员工行为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禁。交通银行盐城城南支行的金晶也因类似问题受罚。这些案例表明，部分机构对员工异常行为缺乏有效监测和干预机制，致使个人失范行为演变为机构整体风险。

在保险领域，虚假承保理赔和欺骗投保人成为主要违规类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公司的王军因“虚假承保，虚假理赔”被终身禁入保险业。华夏人寿保险的李飞、彭晓东等人，则因报送虚假报告、客户信息不实、虚列费用、违规运用资金等一系列问题被终身禁业。

更有甚者，一些保险从业人员直接涉及刑事犯罪。中国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的鹿永来、李庆、王加权三人，分别因集资诈骗、职务侵占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诈骗和合同诈骗被禁业，反映出保险销售环节与刑事犯罪相交织的严重风险，其性质已超出一般行业违规范畴。

跨行业、跨机构追责的趋势日益明显。华夏久盈资产管理公司的丁德胜、赵瑜纲等五人，因在关联方报告中造假、协助虚增偿付能力、违规运用资金造成重大损失等问题被终身禁业。交银金融租赁公司的马宾、方修志也因员工行为管理违规被罚，这说明即便作为银行系子公司，其从业人员同样适用严格的合规标准。

处罚的精准性也在提升。监管部门开始区分直接责任与管理责任，实施差异化惩处。例如，曲靖市麒麟区农信社的王石所、亚所华被同时取消任职资格并终身禁业，体现了对管理人员的“双罚”原则。海东市兴乐农村资金互助社的邓云祥被取消高管资格并终身禁业，而邓显荣仅被禁业，进一步彰显了责任划分的细致程度。

重点案例折射深层问题

天安系保险公司成为今年保险业禁业的“重灾区”。天安财险四名高管与天安人寿三名高管，因公司治理报告造假、高管未经许可履职、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等问题集体被禁，相关公司也被吊销业务许可证。这类处罚表明，表面业务违规往往源于失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对此类系统性问题的整肃，显示了根治行业乱象的决心。

国有大行亦未能在监管中“豁免”。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的周杰因贷款与保函业务“三查”违规、越权办理业务等问题被终身禁业。工商银行的陈琪、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的吴福山、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的张恪理等人也因相关违规相继受罚。这些案例说明，金融机构的规模与历史并非“护身符”，大机构更应成为合规经营的行业标杆。

非银金融机构同样受到关注。东方集团财务公司的姜建平因违规开展担保业务、长期未整改业务比例问题被禁；东旭集团财务公司的韩冰、郭轩因同业拆入违规、票据业务不审慎、财务信息不实等问题被终身禁业，其公司金融许可证亦被吊销。

金融租赁行业亦现典型案例。江苏金融租赁公司的王翔、李裕勇因将所有权有瑕疵的财产作为售后回租租赁物被禁业。该案例直指融资租赁业务的核心风险——租赁物的真实合法与确权管理，为整个行业敲响警钟。

此外，中信保诚人寿北京分公司的周新江、王俊辉因虚构中介业务套取费用、财务数据不真实被终身禁业，反映出保险中介链条中虚列费用、套取资金的顽疾依然存在，监管正从保险公司端着力，切断违规利益链。

走向深层治理：从惩戒到预防

终身禁业的震慑效应已然显现，但金融业要真正走出“违规—处罚”的循环，仍需推动更深层次的变革。

企业文化的重塑是首要任务。一些机构长期存在的“重业绩、轻合规”倾向必须扭转。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朱慧民、邹建旭因掩盖贷款质量被禁，正是这种为完成业绩而牺牲风控的典型表现。改革需从优化考核机制入手，在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之间建立平衡，将合规要求内嵌于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

中小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亟待加强。农村金融机构成为禁业重灾区，反映出其在股权结构、董事会运作等方面的短板。例如，余干县农信社的夏金平因“股东违规持股超比例”被禁，暴露出股权管理中的漏洞。必须通过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治理机制，防范内部人控制与股东不当干预。

金融科技滥用的风险值得警惕。部分违规行为借助技术手段更趋隐蔽，如通过复杂交易掩盖利益输送。监管部门需提升科技监管能力，实现“以科技监管科技”。金融机构也应强化科技伦理与数据治理，防止技术沦为违规工具。

终身禁业是手段而非目的。未来金融监管应继续坚持“零容忍”原则，同时推动机构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治理，真正构筑起“不愿违规、不能违规、不敢违规”的体制机制，为中国金融业的稳健发展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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