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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

　　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专家建议

　　严守流程规范倾听业主意见满足投放需求

　　法治日报记者 韩丹东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近年来，全国多地推行“撤桶并点(站)”，通过减少分散垃圾桶、合理设置集中投放点，引导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提升垃圾分类效率。

　　比如，山西运城盐湖区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优化垃圾桶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事这类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居民感到了不便。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后，每日清晨6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小区白天看着整洁有序，可这份干净却是用深夜的脏乱和清晨的噪声换来的。”刘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道出了满心无奈。

　　受访专家认为，“撤桶并点”本身是优化垃圾分类、提升小区环境的良策，但执行中少数地区出现程序缺失、权责失衡、服务缺位的情况，导致公共管理成本单向转嫁给居民，便民举措异化为扰民负担。唯有以民主决策筑牢根基、以精细服务破解痛点、以多元共治实现长效，才能真正平衡管理效率与居民便利。

　　居民对此评价不一

　　采访时，刘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在小区“撤桶并点”更像是“走过场”。物业公司一纸通知，把垃圾桶集中到几个点位，但是清运次数并没有增加，原来分散投放还能做到及时清理，可合并之后反而脏乱。

　　更令居民难受的是，其中一个垃圾投放点位紧贴着居民楼，因为时常出现垃圾袋破损、脏水四处飞溅的情况，难闻的气味会飘到低楼层居民家中。

　　“离点位近扔垃圾确实方便，但要面对噪声和气味的困扰。离点位远，扔垃圾要走挺远，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扔一次垃圾像是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刘女士说，“很多居民和我一样质疑，这样的‘撤桶并点’，是为了保护环境还是为了图省事？”

　　比噪声和臭味更让人无奈的，是“扔不上”的尴尬。

　　浙江杭州一小区“撤桶并点”之后，单元楼下空荡荡的，所有垃圾都必须送到几百米外的集中投放点，并且投放时间定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时间并不十分友好。

　　“我早上7点半已经在地铁上了，晚上9点才能回到家，扔垃圾的时间点根本对不上”居民李女士无奈地说，夏天的厨余垃圾放家里一晚就发酸发臭，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只能先放在楼道里，等有时间再扔，结果又被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指责。

　　有被居民抱怨的，也有被居民称赞的。

　　北京顺义一社区原来有14个垃圾投放站，“撤桶并站”之后精简到7个，数量少了一半，可居民的抱怨反而少了。社区没有简单地一撤了之，而是提前制定规划图，一步步调整点位，避开楼门口、紧贴绿化带；新站点全都装上了遮雨棚、照明灯、脚踏开盖等装置，空间干净又密闭。社区还设置了体验日，让大家提前熟悉路线，建立2小时响应机制，垃圾桶一旦满溢、破损就会马上处理。

　　“以前垃圾桶周围气味难闻，扔完垃圾后要捂着鼻子跑开，现在投放站干干净净、气味很小，距离也合适。”家住该小区的王女士笑着称赞，“真正的‘撤桶并站’不是少放几个桶，而是让人扔得放心、住得舒心。”

　　治理方式存在偏差

　　为何同样是“撤桶并点”的做法，在有些地方广受居民好评，在有些地方却不被认可？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广童在接受采访时说，冲突的核心根源在于执行环节民事权利义务配置的失衡。一些小区未严格履行民法典的规定，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涉及业主共有部分的重大事项，未提交业主大会表决，也未调研居民生活动线，而是以物业公告、社区通知代替民主决策，程序合法性先天不足。

　　“与此同时，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的成本被单向转嫁给居民：高龄、残障群体承担额外出行成本，相邻住户承受噪声、异味等负外部性(一个人的行为给无关的第三方造成了损失、负面影响，但行为人不用为此担责)；而物业公司在清运频次、消杀标准、设施维护等方面的义务，在管理规约与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笼统，违约责任模糊，业主监督追责难度极大，长期忍受后自然对此不满，甚至可能导致纠纷产生。”高广童说。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说，便民服务之所以异化为扰民负担，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物业公司、居民三方权责不清，社区越权决策、物业敷衍履职、居民被动接受，形成“管理—抵触—乱象”的恶性循环，垃圾治理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撤桶并点’的核心是环保与便民双赢，而非以牺牲居民权益换取管理便利。程序合法、需求导向、服务配套三者缺一不可，任何环节缺位，都会让良策变痛点。”姜孝贤说。

　　高广童说：“‘撤桶并点’落地遇阻，可能制约垃圾分类开展，造成环境受损、环卫成本上升。配套缺失易激化矛盾，加重调解压力，也让社区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持续忙于处置乱象，一线工作负担随之加重。”

　　构建长效平衡机制

　　如何让居民更易接受“撤桶并点”，实现管理与便民的长效平衡？

　　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昨日相关部门传达重要研究成果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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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山西运城盐湖区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优化垃圾桶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事这类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居民感到了不便。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后，每日清晨6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小区白天看着整洁有序，可这份干净却是用深夜的脏乱和清晨的噪声换来的。”刘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道出了满心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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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对此评价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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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令居民难受的是，其中一个垃圾投放点位紧贴着居民楼，因为时常出现垃圾袋破损、脏水四处飞溅的情况，难闻的气味会飘到低楼层居民家中。

　　“离点位近扔垃圾确实方便，但要面对噪声和气味的困扰。离点位远，扔垃圾要走挺远，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扔一次垃圾像是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刘女士说，“很多居民和我一样质疑，这样的‘撤桶并点’，是为了保护环境还是为了图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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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被居民抱怨的，也有被居民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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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不久前，四川成都警方成功打掉一个伪装成住房租赁公司的“套路贷”犯罪团伙，5名核心嫌疑人悉数落网。这起刚刚告破的案件，揭开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债务陷阱：被害人借款13万元，不到1年半的时间，债务竟然利滚利到将近1300万元，名下近千万的房产也被迫抵押。

伪装租赁公司“套路贷”

揭开债务陷阱

被害人叶女士的遭遇还要从2年前说起，2023年11月，叶女士需要资金周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声称自己与“金融管理部门”合作，能提供“内部绿色渠道”进行贷款。更让叶女士惊讶的是，对方准确报出了她刚被银行拒贷的额度、用途，甚至连征信查询次数都了如指掌。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李代华：这种精准信息打击是套路贷的新手段，它会瞬间打破受害人的心理防线，让受害人误以为对方有资源、够专业，从而放下警惕。

三天后，叶女士与电话中的业务员见了面，在了解了叶女士的详细信息后，对方为叶女士量身定制了三份合同：

第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借款13万元，期限6个月，月息1.5%，这笔钱用于帮助叶女士解决燃眉之急。

第二份则是一份《房屋托管合同》，在了解到叶女士有一套空置房屋后，对方提出可以帮助叶女士找到合适的租户，无论是否有租客入住，叶女士每月都能拿到2.3万元的固定收益，既可以用这笔钱偿还贷款，也能为她提供长期稳定的收入。

这看似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但真正的陷阱隐藏在第三份合同中。

第三份是《授权委托书》，其中有一条款注明：如果叶女士违约导致房屋无法出租，公司可代为清退、换锁、申请仲裁，并收取“年租金30%”的违约金，急于用钱的叶女士签约时并未在意这一条款。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蒋鹏：这三份合同就是嫌疑人设计的组合拳。他们用低息贷款、固定租金做诱饵，把真正的陷阱藏在《房屋托管合同》和《授权委托书》里，表面看是商业合作，实则是用“租金+违约金”取代了传统的“砍头息+服务费”，把非法高息拆分成看似合法的条款。

借款到账当天，叶女士就被以渠道服务费、房屋评估费的名义扣减了2.6万元，13万元借款实际到手仅10.4万元。而此后，租赁公司从未按约定支付过一分钱租金，却开始以“未按照约定腾空房屋”“叶女士的房屋被认定为群租房无法出租”为由，持续计收高额违约金，叶女士的债务雪球，就此开始滚动。

裂变游戏

债务如何滚成“天文数字”

当叶女士还以为“低息贷款+固定租金”是双赢合作时，第一份《违约告知函》已悄然送达，自此开始，叶女士陷入了更深的债务陷阱。

2024年3月，叶女士收到了公司发来的第一份《违约告知函》，称她的房屋被认定为群租房需要清退，依据房屋托管合同，她需支付年租金30%的违约金，共计8.28万元。叶女士想解除合同，却被告知托管期限是五年，提前终止要赔偿剩余四年租金的30%，合计33.12万元。

就在叶女士焦虑不已时，业务员引荐了第二家“资产管理公司”，提出“债务优化”方案：再借45万元，月息仍为1.5%，既能结清违约金，又能“赎回”房屋。

在这样的数字游戏中，叶女士的债务从2023年11月的13万，飙升至2025年3月的1260万。为了“保住房子”，她先后抵押了个人及父母名下的两套房产；当债务升至900万时，公司又要求她追加弟弟名下的学区房作为担保；当债务定格在1260万时，公司直接向仲裁机构申请裁决，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三套涉案房产全部进入司法拍卖流程。

看似合规资质

背后暗藏连环陷阱

需要警惕的是，涉案的租赁公司并非“黑作坊”，据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成立于2018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持有备案证书且缴纳监管资金，资质合规。但这家看似正规的企业，却暗藏违规操作，正规牌照为何会沦为违法犯罪的工具？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看似合规的资质背后，是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这家所谓的租赁公司的经营模式远超正常租赁范畴，表面按市场规则收租、履约，实则通过一系列隐蔽操作引导租户“违约”，进而赚取高额费用，其收入结构早已偏离租赁行业常态。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钟臻：经过深入调查后我们发现，这家公司的真正盈利点根本不是租金。两年半内，该公司“租金收入”仅632万元，而“违约金收入”却高达4271万元，占比87%。

首先，备案完成后，企业可合法调取房管局的租赁网签数据，精准筛选“有房、有贷”的群体，比如像叶女士这样有闲置住宅、曾被银行拒贷的人，成为他们的“精准围猎”目标。

其次，公司的合同模板套用住建部门发布的《住房租赁示范文本》，只是在补充协议里悄悄加入“30%违约金”条款，仲裁机构往往会认定这是“双方意思自治”，难以直接判定无效。

最后，公司还与多家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签订了“联合授信”协议，资金成本年息8%至12%，通过合同里的文字游戏，以年息180%贷给借款人，赚取巨额差价。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钟臻：我们通过股权穿透发现，所谓的“联合授信”方，幕后股东与这家住房租赁公司高度重合。也就是说，这些看似独立的金融机构，其实都是“一家人”，而正规的租赁牌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非法放贷的本质。

套路贷团伙暴露

源于一次“异常仲裁”

通过层层套路和数家公司的跳转，被害人根本无法察觉这背后的猫腻，而这个套路贷团伙的暴露，源于一次“异常仲裁”。2025年7月，成都仲裁委连续受理多起“住房租赁合同纠纷”，这些案件有三个共同点：

被申请人无一出庭，全部“默认”巨额违约金。

申请人都是同一家公司，代理人相同。

每套房屋在仲裁前都被申请了财产保全。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李代华：我们成立专案组后，立即对嫌疑人非法所得的4900万元出借资金进行溯源，发现多笔资金最终回流至嫌疑人个人账户。通过大量数据将仲裁记录、抵押合同、110警情交叉对比，最终串并出200余名具有套路贷特征的被害人。同时，立即固定了嫌疑人的话术剧本、放款流程、催收录音等关键电子证据。

2025年11月，警方在五处窝点同时收网，现场控制涉案人员73名，扣押服务器12台，合同档案2000余份，冻结资金2600万元，彻底摧毁了这个以租赁房屋为掩护的套路贷团伙。警方提醒，面对低息贷款、固定收益的诱惑，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谨慎面对。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李代华：一旦发现自己陷入套路贷，要及时保留合同、转账记录、催收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保护个人信息、规范征信查询权限，已不仅是隐私问题，更是关乎百姓个人财产安全的安全防线。唯有从源头堵住信息漏洞、规范使用范围、强化制度监管，才能斩断隐藏在合规外衣之下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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