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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放弃抢救，家属于心不忍，继续抢救一旦超过时限，又可能错失工亡认定机会——
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抢救时限、死亡标准等也应与时俱进调整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阅读提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李凌云进一步解释称，将时限设置为48小时，是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结合医学规律、社会现实与制度承受能力做出的综合判断。至于48小时的起点和终点，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以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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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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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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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航空学校同学录上的刘领赐档案中的个人照。（浙江档案数据库供图）
访问刘领赐行都大空战散记（《青年空军》1940年第2卷第3期72-73页作者章君）
《江声报》1931年9月27日第三版
厦门网讯（文/厦门日报记者罗子泓谢瑞真通讯员刘莉丽图/厦门市档案馆提供除署名外）当烈焰吞噬战机，他从千米高空纵身跃入湖中。冰冷的湖水没有将他淹没，而是唤醒了他的泳将本能，助他逃出生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经厦门文史研究者李世伟提供线索，厦门市档案馆调出了这份85年前的重庆版《大公报》剪报。
剪报上的报道，将菲律宾归侨、抗日英雄刘领赐重新带回大众视野。这位曾经叱咤泳坛的运动健儿，在祖国危难之际成为骁勇善战的蓝天雄鹰，用信念与勇气谱写了报国篇章。
是双十中学校友体育健将尤为善泳
刘领赐出生于1911年，身份是第二代华侨。他的父亲原籍厦门，后在菲律宾马尼拉从事商业活动，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厦门市政协出版的《厦门抗战岁月》介绍刘领赐时，提及他是厦门双十中学校友，这一说法得到了厦门收藏家陈亚元手中藏品的印证——1926年12月由厦门倍文印书馆印刷的双十中学校刊《炉炭》中，便有刘领赐署名的文章《“读书”——“救国”》。刘领赐在这篇文章中痛陈中国积弱的原因，强烈呼吁培养青年的爱国情操，认为这是振兴国家的根本。
1928年10月，刘领赐考入位于厦门五通的福建民用航空学校，1933年考取中央航空学校第四期飞行班。1935年毕业后，刘领赐在飞机队服务，第二年回中央航空学校任初级飞行及驱逐科飞行教官。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航空军官同时还是一位体育健将。他曾先后参加闽南联合第三届运动大会、闽南公开运动会、浙江省运会、全运会及远东运动会，并参与了其中的200米赛跑、跳高、跳远、铁饼、标枪和游泳等多个项目的角逐。尤其在游泳项目上，刘领赐更是一把好手——1931年9月27日的《江声报》，报道了刘领赐在厦门参加青年会万国长途游泳比赛时的情景：“（刘领赐）一马争先、锐不可当、艇上之观者皆以为水怪，第一可无虞。”不料，因被海上观赛的船只挤至下游，刘领赐最终与冠军只差数米，夺得第二名。1935年9月的《江西民报》在报道全国运动会游泳预选会时则提到，“冠军多为空军刘领赐所获”——他横扫泳池：斩获百米仰泳、自由泳及二百米蛙泳第一名，五十米自由泳第二名等奖项。
蓝天雄鹰令敌丧胆坠机中跳湖逃出生天
刘领赐强健的体魄和坚韧的意志，铸就了他在空战中掠云俯冲、一击即离的雷霆战风。从1938年《福建民报》（福州）、1940年重庆版《大公报》、1940年《青年空军》杂志等报道中可以看到，刘领赐的航迹始终贯穿在为争夺抗日制空权而展开的一系列浴血奋战之中。
1937年8月14日，淞沪战场“八一三”烽火燃起的次日，身处杭州的刘领赐便奉命率领数架驱逐机，护送轰炸机飞往上海执行任务，“轰炸日本总司令营房（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其弹药库，和敌水上驱逐机格斗……”198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明确记载，刘领赐携带炸弹由杭州出发，沿铁路飞上海轰炸公大纱厂，并掩护友机，16时30分到达目标上空但见敌军集中于此，当即自八千尺高度俯冲投弹，命中百分之九十以上。
1937年8月19日，刘领赐在南京上空迎来了与敌机的首次正面交锋。当时，8架日军轰炸机来犯，他迅速与战友李文祥组成作战编队，前往安徽广德空域实施“交叉绞杀”战术——二人通过佯攻吸引敌军火力，默契配合之下，成功将其中一架敌机击落于荒山之中。
1938年8月3日，日军70余架战机如黑云压城般侵袭汉口。彼时参与武汉会战的刘领赐，与战友们不顾强敌压境，毅然驾机迎敌，在距离汉口约四十里外的空域，与敌机展开了激烈厮杀。《大公报》记载了他这段骁勇驱敌、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咬住一架敌机，将其击中。不料，未及凯旋，敌军从背后突袭，用子弹击穿了刘领赐所驾飞机的油箱。飞机从三千多米的高度向下俯冲，就在天旋地转之时，刘领赐发现下方是一片湖水，果断跳机，利用自己善泳的优势逃出生天。在湖里，体力不支的刘领赐利用降落伞的伞衣，裹住空气封闭后形成气囊，充当救生圈。他在水中漂浮了50分钟，最终被渔民救起。
“对于水我是不怕的，人家曾称我为水蛙，在海水里起伏过。”“碧波涅槃”的刘领赐事后回忆道。
刘领赐英勇的表现，赢得了空军的荣誉奖章——一枚金质的蓝星奖章。
1939年6月的重庆保卫战中，6月10日的那场战斗，成了刘领赐作战生涯里最满意也最难忘的一次。战斗中，他果断率队潜伏于云层之下，待时机成熟，便与战友们如利剑般骤然突刺，集中火力首攻并成功击落了敌方的领队机，日军机群随即陷入溃散。事后回忆起自己座机上的七处弹孔，他仍坦言道：“我尚认为攻击得不够艺术，如果打得好，我可以不叫敌弹挨着我，而能取下他们的贼首。”
战事未了轻嫁娶病愈丹心卫家国
1940年，《大公报》记者林有在武汉汉口见到刘领赐时，他正饱受疟疾折磨，面色蜡黄，坐在藤椅上讲述作战经过，即便身染重病、难掩疲态，仍在回忆那段烽火岁月。林有在其《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飞航员》一文中，记录下了这一幕。
然而一年后，两人再度相见时，刘领赐的状态已然判若两人。“这个矮个头的独身飞行员却变得如此粗壮……”林有对此倍感惊讶。他提及，此前刘领赐还是“典型的菲律宾式的清瘦”模样，如今却脸变圆了、脖子变粗了，手臂孔武有力，整个人身材健壮了不少。原来，为了重返苍穹，刘领赐每天通过打篮球等运动锻炼身体。时年31岁的刘领赐表示：“我连结婚的事都未想到，只希望好好打几次仗。”
“中国之伟大，皆由牺牲铸就；空军之荣誉，以血火铭刻……民众如火如荼的期盼，这些眼睛看着我们，这些心在等着我们，我们怎么又不格外感到职责之深重！”1940年《青年空军》杂志一篇题为《访问刘领赐——行都大空战散记》的文章中，刘领赐这样道出自己的战斗意志：“军人没有别的，更勇敢更拼命的（地）打下去而已。”
关于刘领赐的最后记载，见于1946年6月26日的《民国日报》一篇关于留美空军学员的报道中，明确提及他是其中一员。自那以后，这位屡立战功的传奇“雄鹰”，便再无更多书面记录留存。
即便如此，他在抗战烽火中搏击长空、誓死守护家国的挺拔英姿，早已永远镌刻在中华史册之上，为后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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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空军飞行员多为爱国华侨
2015年9月《福建侨报》一篇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文章《海外华侨抗日救国被誉为抗日战争四大支柱之一》提到刘领赐，并称：“美国、菲律宾、印尼、泰国、缅甸等众多华侨青年，回国参加空军对日作战。当时国内战场上我国空军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飞行员几乎占了3/4。”
福建是侨乡，华侨飞行员占比相对较高。除了本报最近报道的陈镇和、郭彩玲、黄金沙，壮烈殉国的著名英烈还有1939年在重庆空战中捐躯，年仅26岁的南安籍印尼华侨飞行员梁添成；1942年5月4日在云南省武定县上空与日机战斗中献身的德化籍马来西亚华侨萧德清……
最令人动容的是闽籍印尼富商许启兴及其弟弟、妹妹。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印尼的许启兴发动华侨捐款购买战机。他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并变卖一些家产，筹资兴建飞机制造厂，计划在印度尼西亚为中国空军制造战机。1938年，正当许启兴夜以继日建设飞机厂时，在雅加达的一次防空演习中，拥有飞行员资格证书并被中央航空学校外聘为空军教练员的许启兴驾机上天，不幸失事遇难身亡，年仅31岁。
许启兴的胞弟许启新、胞妹许庆娘，继承兄长抗日救国遗志，先后报考航空学校，获得航空合格证书后，驾机回国参战。在与日军空战中，兄妹英勇杀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