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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面对儿童玩具新风险 法律与监管如何护安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媒体关注。6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涉及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等新型风险。发布这些案例，法律到底要明确哪些界定标准和责任？治理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等新型风险，法律和行政监管，又该如何协同发力？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有哪些典型性和普遍性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蔡金芳：选择这些案例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多有接触。比如针筒糖，里面是糖果，外包装是针筒形状，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也受广大青少年喜爱。
二是考虑到这些问题属于新颖性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比如针管糖，它既属于食品，又属于玩具。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容易陷入误区，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我们通过案例明确，对于这种可玩性食品，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玩具安全标准，这也为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企业明确了红线。发布典型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释放哪些明确的信息
蔡金芳：一是我们会加强对下指导。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来明确这样的案件如何处理，让地方法院能够掌握如何裁判，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二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对于违规经营的，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既让受害人得到实质的救济，又起到威慑的作用，警示经营者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的保护。
三是要深化、协同、联动，构建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短板，我们会通过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目的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保护体系，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律顾问 薛军：6月2日公布的这一系列典型案例，聚焦于儿童玩具领域新类型的问题，比如可食性玩具的认定、儿童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问题，不合格儿童玩具的责任追究，对儿童用品添加的问题。这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发布，针对当前儿童玩具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和一些疑难定性问题给出了法律上的定性，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提高和完善对于儿童权益的安全保障。
公布典型案例体现出儿童玩具、儿童用品的哪些新风险
薛军：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一个新类型的风险出现了，就是销售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平台化、碎片化，这让儿童玩具到达用户手上的管控难度增加了。所以，如何在这种多元化的渠道下，更好管控这些风险，实现对儿童玩具质量和安全性的保障，这是一个新的需要应对的风险。
把好质量关和安全关，售卖平台该发挥什么作用
薛军：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门槛低，需要的前期投入并不大，这就导致一些生产商是小规模的小作坊，导致监管上有一些难度。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可行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的，就是着力发力管好销售端。只要销售端能够管好，有问题的玩具就无法到达儿童的手上。在销售端，特别是购物平台，要切实履行好进货的查验义务，履行好相关的选品责任，对于经销的儿童玩具要切实检查生产许可、合格的资质文件。这样的话，无论是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的产品，在销售端能够把好关，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儿童玩具被刻意植入暴力、色情、惊悚等不良元素，如何遏制和监管
薛军：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普遍高度关注儿童玩具外观上的低俗设计，甚至惊悚不良的一些诱导。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要强化社会共治的机制。比如学校老师、家长发现不合适、不安全的儿童玩具，可以有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机制，提醒相关部门对不良产品进行整治，及时让不良产品下线、下架，这样就可以起到很好的管控作用。
法律和行政监管如何加强协同
薛军：这方面一定要强调协同治理机制，比如法院在处理涉及儿童伤害的一些事件上，相应的案件线索要及时移送到行政执法部门；同时，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相关的问题，要及时提请召回。各部门要协同起来，把与儿童玩具有关的问题线索及时移送到职权部门进行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制片人丨王晓琛 孔茜
策划丨杨婷
编导丨张进 魏雪娇 毕浩云 张昊
技术丨李昊 江宇 解超全 段昊辰 吕洋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昨日相关部门发布新政策动态面对儿童玩具新风险 法律与监管如何护安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媒体关注。6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涉及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等新型风险。发布这些案例，法律到底要明确哪些界定标准和责任？治理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等新型风险，法律和行政监管，又该如何协同发力？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有哪些典型性和普遍性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蔡金芳：选择这些案例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多有接触。比如针筒糖，里面是糖果，外包装是针筒形状，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也受广大青少年喜爱。
二是考虑到这些问题属于新颖性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比如针管糖，它既属于食品，又属于玩具。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容易陷入误区，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我们通过案例明确，对于这种可玩性食品，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玩具安全标准，这也为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企业明确了红线。发布典型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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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芳：一是我们会加强对下指导。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来明确这样的案件如何处理，让地方法院能够掌握如何裁判，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二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对于违规经营的，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既让受害人得到实质的救济，又起到威慑的作用，警示经营者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的保护。
三是要深化、协同、联动，构建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短板，我们会通过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目的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保护体系，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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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律顾问 薛军：6月2日公布的这一系列典型案例，聚焦于儿童玩具领域新类型的问题，比如可食性玩具的认定、儿童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问题，不合格儿童玩具的责任追究，对儿童用品添加的问题。这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发布，针对当前儿童玩具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和一些疑难定性问题给出了法律上的定性，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提高和完善对于儿童权益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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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军：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门槛低，需要的前期投入并不大，这就导致一些生产商是小规模的小作坊，导致监管上有一些难度。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可行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的，就是着力发力管好销售端。只要销售端能够管好，有问题的玩具就无法到达儿童的手上。在销售端，特别是购物平台，要切实履行好进货的查验义务，履行好相关的选品责任，对于经销的儿童玩具要切实检查生产许可、合格的资质文件。这样的话，无论是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的产品，在销售端能够把好关，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儿童玩具被刻意植入暴力、色情、惊悚等不良元素，如何遏制和监管
薛军：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普遍高度关注儿童玩具外观上的低俗设计，甚至惊悚不良的一些诱导。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要强化社会共治的机制。比如学校老师、家长发现不合适、不安全的儿童玩具，可以有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机制，提醒相关部门对不良产品进行整治，及时让不良产品下线、下架，这样就可以起到很好的管控作用。
法律和行政监管如何加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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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网12月24日讯为规范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工作，2025年12月22日，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制定印发了《山东省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出台背景和目的，主要是针对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多发频发的实际，通过强化事故调查处理，依法实施严肃行政处罚和严厉刑事追责，充分运用法律、经济、行政、舆论等手段强化结果倒逼，让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火灾事故后付出的违法成本远远大于、高于因不讲安全、忽视安全而获得的违法收益，倒逼生产经营单位主动整改火灾事故隐患和消除违法行为，避免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构建火灾事故群防群治治理机制。《办法》是全国首个省级政府专项制定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调查处理的政策文件，也是山东健全完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制度体系的重要举措。主要创新规范了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了火灾调查的牵头部门。《办法》规定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火灾，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按照分级调查的原则，《办法》明确一般、较大、重大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分别由县级、市级、省级政府组织，由本级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调查。事故调查组一般下设综合组、技术组、管理组三个工作组。实践中，应急管理部门具体牵头综合组、管理组工作，组织提出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刑事追责、党纪政务等处理建议，组织形成事故调查管理原因报告，并在管理报告和技术报告的基础上组织形成事故调查报告，报政府批复后对外公布。
二是规范了事故调查组的构成。为了明晰职责分工，构建统一协作的调查体系，《办法》规定，事故调查组可以由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机构、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公安机关、工会等组成，邀请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派员参加。调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由政府或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担任。调查组成员对事故的原因、性质和事故责任者处理建议未能达成一致时，由组长提出结论性意见，并附不同意见及其说明，报请政府决定。
三是明确了起火原因认定在事故调查中的定位。为了强化《消防法》《火灾事故调查规定》和《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对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调查工作的法制衔接，《办法》规定，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查清起火时间、起火部位、起火点以及有证据能够排除和不能排除的起火原因等事项，及时作出起火原因的认定，按规定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火灾事故的证据；事故调查组应当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形成火灾事故技术调查报告，作为事故调查报告的组成部分。实践中，消防救援机构在事故调查组中具体牵头技术组工作，为事故调查提供技术力量支撑。
四是规定了1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事故的调查处理。按照应急管理部《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调查制度》(应急〔2023〕143号)“（八）事故统计一般规则：19.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且直接经济损失小于100万元（不含）的事故，暂不纳入统计。”的规定，《办法》也同步规定了“未造成人员伤亡且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万元以下的一般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暂不纳入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同时，消防救援机构按照《消防法》《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等规定，依法开展火灾事故调查，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但可能迟报、漏报、谎报、瞒报，或者特别复杂，或者社会影响特别重大的，应当由县级政府组织事故调查，上级政府也可以决定提级调查。
五是对过火面积与直接经济损失进行了衔接。《办法》强化了火灾事故中过火面积的报送，要求有关部门进行事故信息报告和统计录入时，在事故基本概况等信息中明确事故造成的过火面积，并根据过火面积的变化情况及时补报、续报、补录；对过火面积应当如实上报，不得回避弱化，更不得刻意隐瞒。同时，《办法》聚焦过火面积，创新建立了分类分级的处置机制，对未造成人员伤亡且第一时间难以判断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以过火面积500平方米为界限，500平方米以下的由县级消防救援机构先行开展调查认定直接经济损失，500平方米以上的由县级政府先行组织事故调查认定直接经济损失。根据直接经济损失情况，由应急管理部门提请有关政府按事故等级和调查权限组织事故调查，确保每起事故的调查处理与其危害程度相匹配，防止小患酿大灾。
六是设定了对事故定性有争议情形的处理。《办法》从强化先行调查、着力化解争议方面入手，创新规定了火灾事故发生后，对是否构成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会同消防救援机构协商解决，或者报请本级政府确定。对是否存在生产经营单位、或者是否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有争议的，对火灾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还是事故造成的后果有争议的，对过火面积有争议的，以上三种争议情形的火灾事故，要按照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调查处理程序先行组织调查，通过调查认定事故性质，确保调查工作依法依规、高质高效开展。
七是强化了对火灾调查的过程监督。《办法》规定，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应当加强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过程监督，及时调度事故调查处理的进展情况，根据需要派员赴事故现场进行业务指导，定期分析研判。同时，提级调查和挂牌督办工作要按照省政府安委会有关规定执行。《办法》要求各级政府要加强火灾事故警示教育工作，按规定组织开展事故现场警示教育、复盘推演和整改防范措施评估等三项工作，通过强化事故调查的“后半篇文章”，深刻吸取教训，推动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实现“查处一例、警示一片、治理一方”的效果。
《办法》的出台实施，标志着山东省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入了有章可循、权责清晰、程序规范的新阶段，对于提升全省火灾防治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山东将抓好《办法》的宣贯落实，并持续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鲁网记者）
李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