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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司法部发布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
6月1日电 据司法部微信公众号消息，司法部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机制。自2024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在专业队伍、专门服务、专项活动等方面发力，在专业性、精准度、规范化上下功夫，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定群体服务需求，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同时，还帮助协调提供心理疏导、社会救助等全方位服务，切实提升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质效。
两年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万余人次，大量未成年人通过法律援助保障了自身合法权益。
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司法部在“六一”儿童节之际，发布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涵盖刑事犯罪和民事侵权，覆盖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在校学生等不同群体，涉及校园欺凌、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温度。
下一步，司法部将持续深化“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优质高效法律援助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
目 录
案例一：陕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张某某请求给付抚养费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二：江苏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卢某健康权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三：上海市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王某某遭受虐待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四：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叶某遭受校园欺凌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五：内蒙古自治区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留守儿童胡某某涉嫌盗窃罪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一
陕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张某某请求给付抚养费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张某某6岁时，其父母协议离婚，约定母亲抚养张某某，父亲按月支付抚养费。但张某某父亲仅支付一千元后，便杳无音讯。张某某母亲因肢体残疾，无固定工作，母子二人依靠低保生活，家庭十分困难。
为索要抚养费，2024年9月，张某某母亲向陕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受理申请后，经审查认为，张某某母亲是未成年人张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申请法律援助，请求给付抚养费属于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根据法律援助法规定，法律援助中心当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指派办案经验丰富的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此案。
承办人员接受指派后，立即约见受援人张某某及其母亲，整理离婚协议、张某某父亲前期支付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在充分了解案情并确定受援人诉求后，承办人员拟定了起诉状并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张某某父亲支付所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6万元。
人民法院立案后，因张某某父亲长期失联，传票无法送达，为推动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确保张某某能够及时获得抚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但提供了具体财产线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承办人员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冻结张某某父亲的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金融账户后，张某某父亲主动联系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告知其因未按约定支付抚养费被起诉，并送达传票。
诉讼过程中，承办人员多次与张某某父亲沟通，阐明拒不支付抚养费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经过反复协商，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明确张某某父亲应当按月支付抚养费直至张某某18周岁，前期所拖欠的抚养费分期支付。
【专家点评】
本案是法律援助精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范例。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是法定强制性义务。张某某父亲长期拖欠抚养费，导致未成年子女生活陷入困顿，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法律援助中心依照法律援助法和“法援护苗”专项行动要求，当日受理、当日审查、当日指派专人承办，为受援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承办人员认真履职，细致梳理案件证据，积极沟通协调，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抚养费拖欠及后续支付问题，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的长远权益，充分彰显了法律援助的温度。(佟丽华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案例二
江苏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卢某健康权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卢某为江苏省某初中在校学生，李某为其同班同学。2023年11月，李某在课间玩耍时，用大功率激光笔照射卢某左眼。次日，卢某左眼突然失明，医院诊断为激光性黄斑区损伤且部分断裂。经鉴定，卢某左眼受损与李某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卢某父亲多次与李某父母沟通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
2024年10月，卢某父亲代卢某向江苏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认为，卢某家庭经济困难，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事项符合《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相关规定。法律援助中心决定给予法律援助，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承办此案。
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立即约见卢某父亲，详细沟通案件细节，向老师学生了解卢某受伤过程，并到医院、鉴定机构等单位收集医院就诊记录、鉴定意见书以及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单据。随后，承办律师代理卢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李某赔偿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辅助器具费等3万余元，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开庭审理时，被告李某父亲就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无异议，但不愿意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承办律师指出：李某违反校规携带大功率强光激光笔至校园且照射卢某眼部，直接侵害卢某健康权。李某的侵权行为不仅导致卢某身体损伤，还产生心理阴影，致其厌学和成绩下滑，应当对卢某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最终，被告李某父亲认可律师意见，在人民法院主持下，与卢某父亲达成调解协议，承诺一次性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等赔偿金3.9万元。2025年3月，李某父亲全部支付到位。
【专家点评】
本案属于典型在校学生伤人导致的健康权纠纷。校园安全直接关系到学生健康，关系到千万家庭。未成年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心理发育未成熟，不能完全识别危险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本案中，李某系未成年人，造成卢某左眼损害，应当由李某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法律援助机构指导承办律师，通过专业服务和细致帮助切实维护了卢某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也为处理未成年人健康权纠纷案件提供了指引。(李炳烁 江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江苏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联盟指导老师)
案例三
上海市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王某某遭受虐待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年仅3岁的幼儿王某某，多次被其母亲张某某以殴打、冻饿、捆绑、凌辱等方式实施虐待，造成王某某严重营养不良、面部软组织挫伤。2024年11月，张某某对王某某施暴致其受伤，公安机关以涉嫌虐待罪立案侦查。
2025年1月，检察机关因王某某年幼无自救能力，将案件情况告知上海市某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法律援助中心认为王某某属于遭受虐待的受害人，符合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法定情形，当即决定给予法律援助，并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库中指派办案经验丰富的律师承办此案。
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第一时间约见王某某及其父亲，发现王某某骨瘦如柴、对陌生人有强烈恐惧情绪。在案件审查逮捕阶段，承办律师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充分沟通，提交法律意见书，指出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未真诚悔罪、不适合取保候审，建议对其批准逮捕。检察机关采纳该意见，依法批准逮捕张某某。在审查起诉阶段，承办律师全面阅卷，调取病历、伤情鉴定及张某某在线上发布的照片等证据，反复与受援人父亲沟通，综合考虑受援人情况，以及张某某拒不认罪悔罪的情形，向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审判阶段，承办律师建议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监禁刑。2025年7月，一审法院采纳承办律师意见，以虐待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张某某未上诉。
刑事案件办结后，王某某父亲担忧张某某刑满释放后会继续威胁孩子安全，再次来到法律援助中心，就撤销张某某监护人资格事宜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继续指派同一承办律师代理。承办律师依据民法典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代理王某某提起诉讼，积极协调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联系妇联作为儿童权益代表人参与诉讼，委托第三方出具监护权评估报告。庭审中，承办律师指出，张某某长期虐待未成年女儿，被人民法院认定构成虐待罪，不再适合担任王某某的监护人。人民法院采纳了承办律师意见，依法判决撤销张某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其父亲为唯一监护人。为帮助王某某早日走出阴影，法律援助中心积极联动属地派出所、妇联、教育部门，帮助王某某就近入托入园，协调心理咨询人员提供免费心理疏导，定期回访王某某情况。2025年9月，王某某父亲向法律援助中心赠送锦旗，表示“法律不仅惩治了恶行，更给了孩子一个全新的未来”。
【专家点评】
本案是法律援助保障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为办理涉未成年人虐待和监护失职案件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案中，受援人的身心健康长期受到严重侵害，且家庭监护力量薄弱，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启动绿色通道，指导律师提供全流程服务，不仅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依法追究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更有效衔接刑事保护与民事监护权保护，帮助受援人脱离不适宜的监护环境，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保护。在诉讼代理层面之外，法律援助机构联动多方力量，将个案中的法律保护延伸至入托幼儿园、心理疏导、家庭监护回访等社会关爱环节，体现了法律援助在重建未成年人安全、稳定成长环境中的重要价值。(郭志媛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律援助工作站教师志愿者)
案例四
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叶某遭受校园欺凌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2025年1月，江西省某初中学生蔡某纠集他人围堵叶某，将其拖至巷子和大桥下，采取体罚、殴打等方式对叶某实施侮辱、伤害，同时拍摄视频上传网络。叶某家长知晓后立即报警。公安机关根据鉴定情形，依法对蔡某等人作出行政拘留、罚款决定。事后，叶某因严重心理创伤长期不敢返校读书。
就蔡某等人给叶某造成的人身及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叶某母亲与蔡某等人家属协商无果，遂代叶某向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受理申请后，经审查认为，叶某家庭经济困难，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当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承办人员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后，及时约见叶某及其父母，详细了解案情，告知相关法律规定和诉讼程序要求。同时，全面调取公安机关笔录、鉴定意见书、医疗费票据、交通凭证、学校履行管理职责情况等证据材料，系统梳理蔡某等人的侵权行为及责任分担问题。征询叶某父母同意后，承办人员以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审理中，承办人员指出，蔡某未能提供证明叶某存在过错的证据，并根据侵权人参与欺凌程度和行为危害性，按照“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划分责任比例，因本案中蔡某等侵权人系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其监护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欺凌行为给叶某带来严重心理创伤，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最终，人民法院采纳了承办人员的代理意见，依法判决蔡某等人及其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共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等赔偿金1.4万余元。经法律援助中心回访，叶某已恢复身心健康、转至其他学校就读。
【专家点评】
本案是在校学生因遭受校园欺凌主张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在校园欺凌案件中，未成年人往往面临身体伤害、人格受辱、心理创伤和法治能力不足等多重困境。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受理申请、快速审查并及时指派承办人员，使未成年人能够获得优质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抓住共同侵权、监护人责任、责任比例和精神损害赔偿等关键问题，依法回应被告抗辩，明确欺凌行为的违法性和责任后果，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没有机械停留于伤情等级，而是结合欺凌行为的侮辱性、传播性以及对未成年人造成的持续影响提出主张，对于类似案件中实现未成年人身心权益的实质保护具有参考意义。(宁虹超 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律援助工作站教师志愿者)
案例五
内蒙古自治区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留守儿童胡某某涉嫌盗窃罪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胡某某5岁时父母离异，一直跟随祖父母生活，家中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拮据。由于常年缺少父母陪伴与管教引导，胡某某性格日渐叛逆，早早辍学在家，后受不良风气影响，三次因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2025年，胡某某因盗窃手机被公安机关抓获，面临刑事追责。因胡某某属于未成年人，且没有委托辩护人，检察机关依照法律援助法，通知法律援助中心为胡某某指派律师提供辩护服务。
法律援助中心接到检察机关通知后，当日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承办该案。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立即会见受援人，并两次与胡某某的爷爷沟通，深入了解孩子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和以往表现。初见时，胡某某言行叛逆、态度嚣张，承办律师从胡某某角度出发，耐心劝导、消解其抵触情绪，帮助他认识到违法与犯罪带来的法律后果。胡某某深受触动、表示悔过。承办律师认为，胡某某犯罪时系未成年人，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并获被害人谅解，家庭失管也是其违法犯罪不利诱因。据此，向检察机关提交了书面辩护意见，建议对胡某某作不起诉处理。检察机关采纳承办律师意见，组织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听证员参加的听证会，最终依法对胡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接到不起诉决定书的那天，胡某某的爷爷眼眶通红，紧紧攥着那张纸，反复看了好几遍。他特意做了一面写有“司法救济多保障，保护少年有律师”的锦旗，送到法律援助中心。如今，胡某某已告别了那个叛逆的自己，开始学习手艺，走上了人生的正轨。
【专家点评】
本案是一起法律援助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针，挽救涉罪留守儿童的典型案例。留守儿童因父母监护缺位、亲情关爱缺失、法治意识淡薄，易误入违法犯罪歧途，本案中胡某某的成长经历与违法轨迹，正是这类群体的典型缩影。法律援助中心快速响应、精准指派专业律师，不仅是提供法律辩护，更注重心理疏导与教育引导。承办律师摒弃简单说教，以耐心沟通唤醒少年悔意，精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避免了对少年成长的终身影响。本案通过法理与情理的融合、惩戒与挽救的平衡，帮助迷途少年重拾人生方向，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教育效果的有机统一。(朱晓宇 中国儿童中心科研部部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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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电 据司法部微信公众号消息，司法部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机制。自2024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在专业队伍、专门服务、专项活动等方面发力，在专业性、精准度、规范化上下功夫，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定群体服务需求，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同时，还帮助协调提供心理疏导、社会救助等全方位服务，切实提升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质效。
两年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万余人次，大量未成年人通过法律援助保障了自身合法权益。
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司法部在“六一”儿童节之际，发布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涵盖刑事犯罪和民事侵权，覆盖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在校学生等不同群体，涉及校园欺凌、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温度。
下一步，司法部将持续深化“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优质高效法律援助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
目 录
案例一：陕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张某某请求给付抚养费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二：江苏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卢某健康权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三：上海市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王某某遭受虐待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四：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叶某遭受校园欺凌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五：内蒙古自治区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留守儿童胡某某涉嫌盗窃罪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一
陕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张某某请求给付抚养费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张某某6岁时，其父母协议离婚，约定母亲抚养张某某，父亲按月支付抚养费。但张某某父亲仅支付一千元后，便杳无音讯。张某某母亲因肢体残疾，无固定工作，母子二人依靠低保生活，家庭十分困难。
为索要抚养费，2024年9月，张某某母亲向陕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受理申请后，经审查认为，张某某母亲是未成年人张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申请法律援助，请求给付抚养费属于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根据法律援助法规定，法律援助中心当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指派办案经验丰富的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此案。
承办人员接受指派后，立即约见受援人张某某及其母亲，整理离婚协议、张某某父亲前期支付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在充分了解案情并确定受援人诉求后，承办人员拟定了起诉状并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张某某父亲支付所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6万元。
人民法院立案后，因张某某父亲长期失联，传票无法送达，为推动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确保张某某能够及时获得抚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但提供了具体财产线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承办人员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冻结张某某父亲的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金融账户后，张某某父亲主动联系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告知其因未按约定支付抚养费被起诉，并送达传票。
诉讼过程中，承办人员多次与张某某父亲沟通，阐明拒不支付抚养费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经过反复协商，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明确张某某父亲应当按月支付抚养费直至张某某18周岁，前期所拖欠的抚养费分期支付。
【专家点评】
本案是法律援助精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范例。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是法定强制性义务。张某某父亲长期拖欠抚养费，导致未成年子女生活陷入困顿，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法律援助中心依照法律援助法和“法援护苗”专项行动要求，当日受理、当日审查、当日指派专人承办，为受援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承办人员认真履职，细致梳理案件证据，积极沟通协调，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抚养费拖欠及后续支付问题，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的长远权益，充分彰显了法律援助的温度。(佟丽华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案例二
江苏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卢某健康权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卢某为江苏省某初中在校学生，李某为其同班同学。2023年11月，李某在课间玩耍时，用大功率激光笔照射卢某左眼。次日，卢某左眼突然失明，医院诊断为激光性黄斑区损伤且部分断裂。经鉴定，卢某左眼受损与李某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卢某父亲多次与李某父母沟通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
2024年10月，卢某父亲代卢某向江苏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认为，卢某家庭经济困难，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事项符合《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相关规定。法律援助中心决定给予法律援助，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承办此案。
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立即约见卢某父亲，详细沟通案件细节，向老师学生了解卢某受伤过程，并到医院、鉴定机构等单位收集医院就诊记录、鉴定意见书以及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单据。随后，承办律师代理卢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李某赔偿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辅助器具费等3万余元，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开庭审理时，被告李某父亲就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无异议，但不愿意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承办律师指出：李某违反校规携带大功率强光激光笔至校园且照射卢某眼部，直接侵害卢某健康权。李某的侵权行为不仅导致卢某身体损伤，还产生心理阴影，致其厌学和成绩下滑，应当对卢某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最终，被告李某父亲认可律师意见，在人民法院主持下，与卢某父亲达成调解协议，承诺一次性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等赔偿金3.9万元。2025年3月，李某父亲全部支付到位。
【专家点评】
本案属于典型在校学生伤人导致的健康权纠纷。校园安全直接关系到学生健康，关系到千万家庭。未成年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心理发育未成熟，不能完全识别危险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本案中，李某系未成年人，造成卢某左眼损害，应当由李某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法律援助机构指导承办律师，通过专业服务和细致帮助切实维护了卢某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也为处理未成年人健康权纠纷案件提供了指引。(李炳烁 江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江苏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联盟指导老师)
案例三
上海市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王某某遭受虐待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年仅3岁的幼儿王某某，多次被其母亲张某某以殴打、冻饿、捆绑、凌辱等方式实施虐待，造成王某某严重营养不良、面部软组织挫伤。2024年11月，张某某对王某某施暴致其受伤，公安机关以涉嫌虐待罪立案侦查。
2025年1月，检察机关因王某某年幼无自救能力，将案件情况告知上海市某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法律援助中心认为王某某属于遭受虐待的受害人，符合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法定情形，当即决定给予法律援助，并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库中指派办案经验丰富的律师承办此案。
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第一时间约见王某某及其父亲，发现王某某骨瘦如柴、对陌生人有强烈恐惧情绪。在案件审查逮捕阶段，承办律师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充分沟通，提交法律意见书，指出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未真诚悔罪、不适合取保候审，建议对其批准逮捕。检察机关采纳该意见，依法批准逮捕张某某。在审查起诉阶段，承办律师全面阅卷，调取病历、伤情鉴定及张某某在线上发布的照片等证据，反复与受援人父亲沟通，综合考虑受援人情况，以及张某某拒不认罪悔罪的情形，向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审判阶段，承办律师建议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监禁刑。2025年7月，一审法院采纳承办律师意见，以虐待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张某某未上诉。
刑事案件办结后，王某某父亲担忧张某某刑满释放后会继续威胁孩子安全，再次来到法律援助中心，就撤销张某某监护人资格事宜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继续指派同一承办律师代理。承办律师依据民法典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代理王某某提起诉讼，积极协调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联系妇联作为儿童权益代表人参与诉讼，委托第三方出具监护权评估报告。庭审中，承办律师指出，张某某长期虐待未成年女儿，被人民法院认定构成虐待罪，不再适合担任王某某的监护人。人民法院采纳了承办律师意见，依法判决撤销张某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其父亲为唯一监护人。为帮助王某某早日走出阴影，法律援助中心积极联动属地派出所、妇联、教育部门，帮助王某某就近入托入园，协调心理咨询人员提供免费心理疏导，定期回访王某某情况。2025年9月，王某某父亲向法律援助中心赠送锦旗，表示“法律不仅惩治了恶行，更给了孩子一个全新的未来”。
【专家点评】
本案是法律援助保障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为办理涉未成年人虐待和监护失职案件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案中，受援人的身心健康长期受到严重侵害，且家庭监护力量薄弱，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启动绿色通道，指导律师提供全流程服务，不仅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依法追究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更有效衔接刑事保护与民事监护权保护，帮助受援人脱离不适宜的监护环境，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保护。在诉讼代理层面之外，法律援助机构联动多方力量，将个案中的法律保护延伸至入托幼儿园、心理疏导、家庭监护回访等社会关爱环节，体现了法律援助在重建未成年人安全、稳定成长环境中的重要价值。(郭志媛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律援助工作站教师志愿者)
案例四
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叶某遭受校园欺凌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2025年1月，江西省某初中学生蔡某纠集他人围堵叶某，将其拖至巷子和大桥下，采取体罚、殴打等方式对叶某实施侮辱、伤害，同时拍摄视频上传网络。叶某家长知晓后立即报警。公安机关根据鉴定情形，依法对蔡某等人作出行政拘留、罚款决定。事后，叶某因严重心理创伤长期不敢返校读书。
就蔡某等人给叶某造成的人身及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叶某母亲与蔡某等人家属协商无果，遂代叶某向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受理申请后，经审查认为，叶某家庭经济困难，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当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承办人员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后，及时约见叶某及其父母，详细了解案情，告知相关法律规定和诉讼程序要求。同时，全面调取公安机关笔录、鉴定意见书、医疗费票据、交通凭证、学校履行管理职责情况等证据材料，系统梳理蔡某等人的侵权行为及责任分担问题。征询叶某父母同意后，承办人员以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审理中，承办人员指出，蔡某未能提供证明叶某存在过错的证据，并根据侵权人参与欺凌程度和行为危害性，按照“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划分责任比例，因本案中蔡某等侵权人系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其监护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欺凌行为给叶某带来严重心理创伤，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最终，人民法院采纳了承办人员的代理意见，依法判决蔡某等人及其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共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等赔偿金1.4万余元。经法律援助中心回访，叶某已恢复身心健康、转至其他学校就读。
【专家点评】
本案是在校学生因遭受校园欺凌主张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在校园欺凌案件中，未成年人往往面临身体伤害、人格受辱、心理创伤和法治能力不足等多重困境。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受理申请、快速审查并及时指派承办人员，使未成年人能够获得优质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抓住共同侵权、监护人责任、责任比例和精神损害赔偿等关键问题，依法回应被告抗辩，明确欺凌行为的违法性和责任后果，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没有机械停留于伤情等级，而是结合欺凌行为的侮辱性、传播性以及对未成年人造成的持续影响提出主张，对于类似案件中实现未成年人身心权益的实质保护具有参考意义。(宁虹超 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律援助工作站教师志愿者)
案例五
内蒙古自治区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留守儿童胡某某涉嫌盗窃罪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胡某某5岁时父母离异，一直跟随祖父母生活，家中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拮据。由于常年缺少父母陪伴与管教引导，胡某某性格日渐叛逆，早早辍学在家，后受不良风气影响，三次因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2025年，胡某某因盗窃手机被公安机关抓获，面临刑事追责。因胡某某属于未成年人，且没有委托辩护人，检察机关依照法律援助法，通知法律援助中心为胡某某指派律师提供辩护服务。
法律援助中心接到检察机关通知后，当日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承办该案。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立即会见受援人，并两次与胡某某的爷爷沟通，深入了解孩子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和以往表现。初见时，胡某某言行叛逆、态度嚣张，承办律师从胡某某角度出发，耐心劝导、消解其抵触情绪，帮助他认识到违法与犯罪带来的法律后果。胡某某深受触动、表示悔过。承办律师认为，胡某某犯罪时系未成年人，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并获被害人谅解，家庭失管也是其违法犯罪不利诱因。据此，向检察机关提交了书面辩护意见，建议对胡某某作不起诉处理。检察机关采纳承办律师意见，组织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听证员参加的听证会，最终依法对胡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接到不起诉决定书的那天，胡某某的爷爷眼眶通红，紧紧攥着那张纸，反复看了好几遍。他特意做了一面写有“司法救济多保障，保护少年有律师”的锦旗，送到法律援助中心。如今，胡某某已告别了那个叛逆的自己，开始学习手艺，走上了人生的正轨。
【专家点评】
本案是一起法律援助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针，挽救涉罪留守儿童的典型案例。留守儿童因父母监护缺位、亲情关爱缺失、法治意识淡薄，易误入违法犯罪歧途，本案中胡某某的成长经历与违法轨迹，正是这类群体的典型缩影。法律援助中心快速响应、精准指派专业律师，不仅是提供法律辩护，更注重心理疏导与教育引导。承办律师摒弃简单说教，以耐心沟通唤醒少年悔意，精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避免了对少年成长的终身影响。本案通过法理与情理的融合、惩戒与挽救的平衡，帮助迷途少年重拾人生方向，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教育效果的有机统一。(朱晓宇 中国儿童中心科研部部长、研究员)
战役结束了，但争议没有消失。战役的胜利者是谁？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可笑，但它在许多年里引发了许多激烈争吵，激起了不少怒火，如今仍然如此。但至少有一种理论可以被否定了。维克多·雨果在他的名著《悲惨世界》中满怀激情地描写了滑铁卢战役，但创立了好几个至今仍然被法国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他声称：“法军胸甲骑兵消灭了英荷军13个方阵中的7个，缴获或破坏了60门火炮，并缴获了英军的6面团旗。三名胸甲骑兵和三名近卫军猎兵将这些旗帜呈给了皇帝。”这是假的。英荷军没有一个方阵被突破，没有一门大炮被法军破坏，也没有一面英军旗帜被俘获。雨果还声称，乌古蒙守军将战俘活活扔下了农庄的水井：
这井很深，变成了一座墓穴。三百具死尸被投入井里。或许投得太匆忙了。他们全都死了吗？传说他们并没有全死。在他们被埋葬于井内的夜晚，有人听见井里传出微弱的呼喊。
（威灵顿）
考古学家勘察了这口井，没有发现任何人类的遗迹。活人在井底缓缓死去的传说是维克多·雨果虚构的。他问道：“拿破仑有没有可能打赢这场战役？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是由于布吕歇尔吗？不，是由于上帝。”这种说法让胜利者的身份有些模糊不清了，这也是雨果有意为之。他宣称，滑铁卢战役不是一场战役，而是“宇宙的运转改变了方向”。这样的传说和抒情将滑铁卢战役提升到了神话层面，仿佛法军不是被光明正大地打败的，而是宇宙命运的牺牲品。
苗条的比利相信自己是本次战役的胜利者。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今天大败拿破仑……作战主力是我的军，我们赢得胜利要感谢它。”更公正的说法应当是，联军的胜利与其感谢他，不如感谢那个一枪打中奥兰治亲王肩膀的法军散兵。
威廉·利克牧师提出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观点。1866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西顿勋爵团（第52轻步兵团）在滑铁卢战役的历史》。该书的前言写道：“世人越来越普遍地理解到，西顿勋爵和第52轻步兵团蒙受了极大冤屈。”西顿勋爵就是约翰·科尔伯恩爵士，他在担任上加拿大副总督期间表现突出，于1839年获封爵位。利克抱怨称，科尔伯恩和第52团是打败帝国近卫军的功臣，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该书的广告词用粗体字印在书名页上，写道：
本书作者认为，西顿勋爵和第52团在未曾得到第1近卫步兵团或其他部队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光荣地击败了正在向英军阵地发动最后总攻的法兰西帝国近卫军一部，约1万人。利克声称，第52团：
独自从英军阵地前进了300或400码，然后单枪匹马地攻打并击溃了法兰西帝国近卫军的2个强大纵队，共约1万人。我们还亲眼看到，法军吃了这个亏之后，全军就败退了……
（约翰·科尔伯恩爵士）
利克是个肌肉发达、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信守安息日而受到很大磨砺，他在很多年里奉行安息日的礼拜仪式。他还长期为英国陆军信奉新教的官兵“被强迫”参加“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教会的亵渎神灵的仪式”而愤愤不平。所谓英国官兵“被强迫”，指的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参战时做的一些无伤大雅、无关紧要的临时性措施。利克牧师虽然是个教士，却非常激情澎湃，他的著作造成了不少轰动。
约翰·科尔伯恩爵士在滑铁卢的行动无疑是非常勇敢的，也收到了奇效。他自行决断，率领第52团离开横队，将其带到帝国近卫军第4猎兵团侧翼，向其队列倾泻了毁天灭地的火力。有一个问题是，帝国近卫军的最后一次进攻有没有抵达山岭中路。第52团的军官帕特里克·坎贝尔曾历过半岛战争的一些最艰苦的战役，他写道，第52团发动侧翼攻击的时候，法国近卫军已经“在混乱地撤退”，这说明英国近卫军已经击败了敌人，第52团是补了一刀而已。让这个问题愈发复杂的是，第52团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约翰·克罗斯上尉相信，是科尔伯恩营的火力迫使法军纵队停止前进：“法军纵队被第52团散兵的火力击中的那一瞬间，他们就止步不前，似乎出现了混乱，向第52团猛烈射击。”克罗斯声称当时英国近卫军“静止不动，没有开枪”，这说明法军的这最后一个营还没有进入英国近卫军的射程。那么，如果克罗斯和利克是正确的，第52团就是打退帝国近卫军最后一次进攻的大功臣。但利克说第52团“单枪匹马地”打败法国近卫军，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英国近卫军已经击败了法国近卫军的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山岭较远处的荷兰和比利时部队也打退了法国近卫军。
利克可能根本不知道法国近卫军的那些较早的进攻。战场上有太多硝烟、噪音和混乱，所以利克极不可能知晓他所在的营左侧上坡处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大可能知道山坡更东方的情况。何况他是个十七岁的小角色，第一次参加实战，在第52团横队的中央捧着团旗。该营的横队有两排，每排半个连，两排间隔十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利克在横队最后方，那里最容易保护团旗。如果是这样，他的视野肯定更加有限。第52团也没有像利克说的那样击败了法军2个纵队。他们攻击的是法国近卫军的最后1个营，但另外4个营已经被打下山坡了。1万人？在恐怖的交火中，科尔伯恩的士兵损失惨重，一定觉得敌人非常强大，足有1万人，但法国近卫军的总人数不到1万。
约翰·科尔伯恩爵士本人的记载的说法是，击败法国近卫军的功劳应当由第52团、英国近卫军和“F.亚当爵士的旅和亨利·克林顿爵士的师向敌人侧翼发动总攻”来分享。这些友军的帮忙都不会减少约翰·科尔伯恩爵士的积极主动性和辉煌战绩的光辉。他的举动非常勇敢而光荣，利克和第52团的其他一些军官觉得自己的团没有在公爵的报告中得到特别嘉奖，感到委屈。他们这么感觉，是有道理的。公爵提及了英国近卫军，说他们“树立了榜样，受到全军的效仿”。这话让利克十分不满，他觉得自己的营理应得到同等的表扬。其他团的幸存者也可能有同样的感觉。第92团以寡敌众，用刺刀遏制住了埃尔隆的纵队之一，将其击退。第27团防守着公爵战线最薄弱的环节，几乎全军覆没。这些单位都为胜利作出了贡献。公爵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他最遗憾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他遗憾自己没有多多赞扬别人。利克的抱怨肯定来源于此。利克看到公爵在报告中将主要功劳给了英国近卫军，感到委屈，于是写了一本言辞激烈的书来驳斥，但第52团并没有“单枪匹马地”击溃法军，英国近卫军也没有这样的功绩。
最激烈的争吵发生在格奈森瑙支持者与威灵顿拥护者之间。格奈森瑙对公爵的苛评和谩骂一直延续到今日。宽泛地讲，格奈森瑙对威灵顿的指控是，威灵顿没有认可普军的功劳，将胜利全部攫为己有。但也有一些更具体的指控。格奈森瑙认为，威灵顿在利尼和四臂村战役之前故意欺骗盟友；没有兑现去利尼援助布吕歇尔的诺言；在战役之后，威灵顿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地位来压制“普军挽救战局”的说法。
（威灵顿在滑铁卢战场）
第一项指控最严重。格奈森瑙说，早在6月15日，即利尼和四臂村战役的前一天，威灵顿就得知了法军的集结，但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假装直到当晚才知道。如果我们要相信这种指控，就还要相信，给威灵顿送去消息的那名普鲁士军官在布鲁塞尔只告诉威灵顿一人，法军即将发动进攻。我们不禁要问，公爵隐瞒这个消息，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通常的回答是，那样的话就可以使得布吕歇尔暴露在敌军面前，威灵顿就有了撤退的时间。这毫无道理。如果公爵这么害怕与法军交锋，他为何不在得知消息后立刻撤军？这个问题实在太愚蠢。还有，如果布吕歇尔被打败，对公爵有什么好处？整个战役的前提就是联军必须互相配合。联军一开始就知道，仅凭威灵顿或布吕歇尔，都不足以打败皇帝，所以他们必须合兵一处。如果公爵故意让布吕歇尔暴露在敌军兵锋下并被击败，那么等于是确保自己的军队也一定会失败。布吕歇尔的确吃了败仗，但普军并未被击溃，而是顽强生存下来再战，所以本次战役于千钧一发之际维系下来。联军最后取得胜利，是因为布吕歇尔作出了撤往瓦夫尔而非列日的勇敢决定，而他之所以能这样决定，是因为他坚信威灵顿做好了战斗准备。威灵顿之所以愿意死守圣约翰山，是因为他坚信布吕歇尔一定会来援助他。简言之，联军之所以打赢了本次战役，是因为布吕歇尔和威灵顿互相信任。要说威灵顿不顾盟友对自己的信任去欺骗盟友，是极不可能的，也不符合我们所知的威灵顿的性格。
第二项指控是，威灵顿有没有向布吕歇尔承诺，要去利尼支援他？答案很简单，他作了承诺，但条件是他自己没有遭到攻击。他确实遭到了攻击，所以没有机会去援助普军。他的承诺是有条件的，是在布吕歇尔与威灵顿在布里的风车会面时作出的。普鲁士方面对此次会面的记载没有提及“如果我自己没有遭到攻击的话”这样的条件。而冯·穆弗林记载了这句话。冯·多恩伯格将军是普鲁士人，但在英国陆军服役，他回忆了类似的话；他说，威灵顿的说法是：“我要看看敌人的情况，我有多少兵力已经抵达，然后见机行事。”但普鲁士方面有三份记载称，公爵不仅承诺要来援助，甚至告诉了布吕歇尔，他将在何时抵达。不过其中一份资料说公爵预计自己抵达的时间是下午2点，第二份资料说是3点，第三份资料来自冯·克劳塞维茨（他根本不在现场），说是下午4点。这些说法是非常可疑的。威灵顿已经亲眼看到位于四臂村的法军，极不可能作出一个自己知道很难兑现的诺言。他预计在四臂村必有一战，一定提醒了他的普鲁士盟友这种很大的可能性。格奈森瑙一直责怪威灵顿造成了利尼战役的结果，说此役是“我们被他害得输掉了”，但此事更能揭露格奈森瑙的心胸狭隘，而不是威灵顿不诚实。
还有一个问题是，两位统帅是面对面直接交谈的，还是借助于翻译。威灵顿的法语很流利，但不懂德语。布吕歇尔不懂英语，法语很差。滑铁卢战役结束后，布吕歇尔与威灵顿见面时说：“多么厉害的一仗啊！”公爵开玩笑说，布吕歇尔只会说这么一句法语。但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格奈森瑙既懂法语，也会说英语。我们怀疑，在布里，是格奈森瑙说了大部分的话。我们知道，威灵顿建议普军将步兵部署在利尼的背坡上，回答他的不是布吕歇尔，而是格奈森瑙，而且格奈森瑙的答复非常愚蠢：“普鲁士人喜欢看着敌人。”格奈森瑙不是傻瓜，这个回答的轻蔑怠慢几乎到了狂妄无礼的程度。这说明格奈森瑙即便到此时仍然无法克服自己对英国人的憎恶和对威灵顿的不信任。布里的风车下可能有一次会议，但留存至今的文献表明，双方的交流并不多。对此事的讨论充满了猜疑和误解。布吕歇尔似乎对他的“朋友”威灵顿没有怨言，如果布吕歇尔觉得自己被威灵顿骗了，肯定不会默不作声的。
（格奈森瑙）
何况格奈森瑙自己也有食言的行为。18日，他派遣普军去援助威灵顿时，他的参谋工作可以说是粗心大意，或者是故意制造障碍。他为什么将离战场最远的军首先派去？他为什么作了那样的安排，导致两个军的行军路线在一个十字路口交叉？难道格奈森瑙坚信威灵顿一定会输，所以故意延缓了普军的行军？真相最有可能是，这些安排是在匆忙混乱中做出的，派遣冯·比洛的军先去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没有参加利尼血战，实力完好，而且没有人能预料到一个粗心的面包师竟然点燃了自己的房子。但如果一定要用责难来玷污联军的伟大胜利，我们必须记住，指控不应当是单方面的。
威灵顿有没有贬低普军的贡献？有证据表明他有这样的意思，不过是在战役结束很久之后。在正式报告中，他用溢美之词认可了普军的贡献：
我必须承认，这艰苦一日的胜利，要归功于我从布吕歇尔和普军那里得到的热情而及时的支援。若不承认这一点，就违逆了我的自己的情感，对布吕歇尔和普军也不公正。比洛将军对敌军侧翼的打击是一个非常有决定性的行动，即便我没有机会发动致胜的攻击，比洛将军的行动也会迫使敌军在败阵之后撤退。即便敌军的攻势得手，比洛将军的行动也能阻止他们继续扩大战果。
（布吕歇尔）
这似乎很清楚了：普军的干预是“非常有决定性的”。格奈森瑙阵营抱怨称，公爵仍然将最终胜利归于自己的进攻，但他这么说肯定是有道理的。法军崩溃的直接动因是帝国近卫军被打败，而他们是被威灵顿军队打败的。公爵没有否认，如果不是普军吸走了拿破仑的预备队去保卫普朗斯努瓦，法国近卫军的进攻一定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胜利是联军共同取得的。
但随着时光流逝，公爵无疑希望独占大部分功劳。滑铁卢战役是他战功的巅峰，是打败了拿破仑的胜利，公爵由此获得了不可撼动的英国最伟大英雄的地位。他拒绝谈论滑铁卢战役，也不肯向作家们提供任何信息（他非常讨厌作家）。他说，讲述一场战役的故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陆军军官威廉·西伯恩想出了一个主意，即建造一个巨大的滑铁卢战役模型，比例尺为9英尺：1英里。模型被制作出来，今天存放在切尔西的国家陆军博物馆。这是一座庞大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模型，有超过7万个兵人展现了“危机”时刻（西伯恩指的是打败帝国近卫军的时刻）三支大军的状态。西伯恩在滑铁卢居住了几个月，以熟悉战场地形地貌，并在陆军的协助下，给几乎每一位仍然在世的参战军官写信，请求他们写下对战役的回忆。由此产生的回信构成了一套独特的目击者记述档案。
公爵不肯撰写自己的回忆，尽管他似乎对西伯恩的工作不满意。1837年3月，菲茨罗伊·萨默塞特勋爵写信给西伯恩。在滑铁卢战役期间，菲茨罗伊·萨默塞特是公爵的军事秘书（他后来的称号是拉格伦勋爵，在克里米亚战争扬名），与公爵很亲近。他给西伯恩的信的笔调相当和蔼，但指出：
我仍然觉得，对于你希望展现的那个时刻而言，普军的位置不对。看到你的作品的人会觉得，战役胜利的原因不是英军的英勇奋战和英军统帅的卓越领导，而是普军的侧翼行动。
（威灵顿在滑铁卢战场）
西伯恩表示愿意对模型作修改，但政府已经购买了模型，所以来不及修改了，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模型仍然是菲茨罗伊·萨默塞特反对的那种样子。模型很可能是准确的。公爵随着年岁增长，可能的确贬低了普军的贡献。这是虚荣的表现，但他就是一个虚荣的人，也有很多值得虚荣的功绩。1821年，公爵得知拿破仑死讯后，对哈丽雅特·阿巴思诺特（可能是他所有女性朋友中与他最亲近的一位）说：“现在，我或许可以说，我是在世的所有将军中最成功的一位！”他对此肯定很自豪，而讨厌看到任何东西减损他的名望。
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是联军的胜利。联军的打算是这样，后来的结果也是这样。如果威灵顿有一瞬间觉得普军会辜负他，就绝不会留下来决战。如果布吕歇尔觉得威灵顿会临阵脱逃，也不会进军。普军抵达战场的时间确实比威灵顿希望的要晚，但恰恰这一点可能促成了战役的胜利。如果布吕歇尔早到两三个小时，拿破仑就可能脱离接触，率军撤退。但普军发起干预的时候，法军已经几乎完全卷入战斗，无法脱离战场。皇帝不仅仅是吃了败仗，而且是一败涂地。
雪莱夫人弗朗西丝曾问威灵顿，他在四臂村战役之前是否感到措手不及。她指的是里士满公爵夫人舞会的那个夜晚，当时公爵宣称自己上了拿破仑的当。他于1820年3月回信给她：“关于我是否感到措手不及……假设我的确如此，我毕竟还是打赢了。即便我没有感到措手不及，还能做的更好吗？”
公爵对所有批评者都是这么答复的：“我打赢了。”
本文节选自：
滑铁卢：四天、三支大军和三场战役的历史
1815年6月18日，法国、英国和普鲁士三支大军兵锋直指布鲁塞尔以南一座宁静的山谷。此前三天内，法军在利尼打败了普军，在四臂村与英军棋逢对手。英军与法军决战的战场以北有座小村庄，叫做滑铁卢。以此得名的这场血腥战役，将成为欧洲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这是伯纳德•康沃尔的首部非虚构作品，融合了绘声绘色地讲故事的高超技艺和一丝不苟的历史研究，叙述了每一个引人入胜的瞬间，从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到三场战役的硝烟与鲜血，及至战役的后续。通过引用拿破仑皇帝、威灵顿公爵和普通官兵的书信与日记，康沃尔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参加这些著名的战役是怎样一种体验。他对这些战役的详尽理解和生动描绘，也清晰地展现了这四天的跌宕起伏。在这部历史中，有很多至关重要的决策，双方都有展现出惊人勇气的时刻，战局难测，直到惨痛的结局。
《滑铁卢》一书出版恰逢滑铁卢战役两百周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而扣人心弦的故事，讲述了英雄业绩和莫大悲剧，以及裁定欧洲命运的最后战役。
作者简介······
伯纳德•康沃尔（BernardCornwell），生于伦敦，目前居住在美国。他是一位畅销书作家，著有极其成功的“沙普”系列小说（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斯塔巴克”编年史、“军阀”系列小说、“圣杯”系列小说和“武士”系列小说，以及独立的战争历史小说《阿金库尔》和《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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