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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5岁儿子的近30万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块！法院判了

　　5岁男孩29万压岁钱被妈转剩40元

　　法律如何守护孩子们的“小金库”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孩子们都期盼收到礼物，但对于5岁男孩小诺(化名)来说，他专属账户中近30万元却在父母离异前被支取，最后只剩下40多元。昨天，松江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母亲擅自处分5岁儿子银行账户资金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母亲在离婚前私自转出孩子名下大额存款，无法证明用于子女利益的行为构成侵权，判令其限期返还22万元。这起看似普通的家庭财产纠纷，折射出当下社会一个日益凸显的现实：随着家庭财富积累，未成年人早已不是“无财产群体”，房产、存款、理财、礼金等构成了他们的专属资产，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正从家庭隐秘处走向司法前台，成为值得全社会反思的课题。

　　五岁孩童的“专属账户”为何在父母离婚前夕被清空？

　　2020年，男孩小诺(化名)出生不久，父亲王先生与母亲李女士共同决定，以小诺名义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门存放长辈亲友赠与的红包、礼金、逢年过节的压岁钱等。账户资金流水清晰显示，入账多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点，账户设立初衷是为了给孩子留存一笔专属成长资金。

　　此后五年间，账户陆续存入29万余元，成为小诺名下一笔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父母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账户也由双方共同管理，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孩子的教育、医疗等未来开支。2024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从当年8月起，小诺的专用账户出现异常：多笔大额整数资金被陆续转出，账户余额迅速缩水，最终仅剩40多元。

　　婚姻关系终结后，父亲王先生接手孩子监护相关事宜，发现这笔“成长基金”几乎被掏空。多次沟通无果后，王先生以小诺法定代理人身份，将李女士诉至松江法院，要求返还被擅自处分的全部款项。

　　“这些钱也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我自己的钱款。”庭审中，李女士委屈地说，自己对孩子的成长尽心尽力。“转出的钱也都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及生活的必要支出上。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但李女士拿不出清晰的支出记录，无法举证这些钱尤其后期频繁大额支出的合理用途。

　　最终法院审理查明，账户内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小诺兴趣班及日常开销，但账户中大部分大额转出款项发生在双方产生矛盾、准备离婚阶段，李女士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这些资金用于小诺的大额消费、教育或医疗，也无法说明合理去向。

　　法院明确指出，案涉账户为小诺专属设立，账户内资金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未成年人个人所有，父母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母亲在非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擅自转出大额资金，已构成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侵害。最终，法院综合小诺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从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财产早已超出想象

　　小诺的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上海浦东、北京海淀等地法院接连审理多起涉未成年人财产权案件，涉案财产从数万元压岁钱到价值千万的房产，类型之多、金额之大，颠覆了“孩子没有财产”的传统认知。

　　女孩晓晨(化名)出生后，父母将其百日宴红包、长辈压岁钱存入专属银行卡，共计12万余元。父亲吴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将这笔钱转入自己账户，后又转至爷爷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幼儿园学费，部分则在离婚纠纷中用途不明。

　　浦东法院最终认定这笔存款属晓晨个人财产。其中，孩子实际出勤期间的合理学费可予扣除，但父亲在双方分居、争夺抚养权期间，擅自为孩子保留高价民办幼儿园学位产生的费用，并非出于子女利益考量，而是服务于抚养权争夺，应由父亲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父亲返还8万余元。

　　2007年，王先生与张女士以未成年女儿王粒(化名)名义购买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女儿个人名下，属于女儿个人财产，二人离婚时也明确该房屋不属夫妻共同财产，仍归女儿所有。然而，离婚仅数日，王先生便擅自以监护人身份，代女儿签订赠与合同，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随后迅速出售给第三人，获利1160万元。

　　直至2023年，王粒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时，才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早已被父亲私自处分。愤怒之下，她将父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赔偿房屋损失。

　　北京海淀法院最终认定，王先生以监护人身份私自将女儿个人房产赠与自己并出售的行为无效，因房屋已过户至善意第三人名下无法返还，判令王先生按实际成交价款，赔偿王粒损失1160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起案件成为司法捍卫未成年人不动产权益的典型标杆。

　　监护权≠所有权

　　为何父母总在孩子财产上“越界”？

　　从几万块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是拥有独立合法财产的“小业主”。房产、礼金、存款、保险、理财收益、继承财产等，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的财产版图，其财产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不因年龄小而减损，更不因亲情关系而模糊。

　　法院梳理多起案件发现，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大多源于三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

　　第一个误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年幼无劳动能力，压岁钱、礼金、房产等财产本质上来自家庭或亲属，所有权理应归家庭共有，父母随意支配、使用天经地义。但司法实践明确，未成年人接受赠与、登记房产等纯获利益行为合法有效，财产一旦交付、登记，所有权即转移至未成年人个人名下，与父母财产相互独立，离婚时不得分割，日常不得随意处分。

　　第二个误区：“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民法典》明确：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教育、医疗、必要生活开支等直接服务于未成年人的支出，属于合法使用；而用于父母消费、家庭开支、偿还父母债务、个人理财、争夺抚养权博弈等非子女利益用途，均属越界侵权。

　　第三个误区：“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不少监护人觉得，自己只是“暂时用一下”，等孩子长大再补上，家庭内部纠纷不会闹上法庭。但现实是，婚姻破裂、家庭变故往往成为矛盾爆发点，昔日隐秘处分行为被摆上台面，未成年子女或另一方监护人通过诉讼维权，最终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承担利息、诉讼费用。

　　如何守护孩子的“私人财富”？

　　当下，随着社会法治化、财富多元化，个体财产权意识觉醒，未成年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地位被强化，法律不再允许以亲情名义侵蚀子女财产权益。当财产权成为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避免类似纠纷，让监护权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利表示，可以通过物理隔离，即建立未成年人专属财产账户，杜绝混同。他建议：“孩子出生后，父母可为其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属理财账户，将压岁钱、礼金、赠与款项等单独存入，不与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资金或夫妻共同财产混用。”专属账户、清晰流水是法院认定子女个人财产的关键证据。

　　父母作为监护人，确因子女教育、医疗、重大生活需要使用子女财产时，应坚持双方协商一致，留存合同、票据、转账记录等完整证据，证明资金用途与子女利益直接相关。张利法官特别提醒，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完全用子女个人财产替代。

　　而对于未成年人房产等不动产，严禁随意过户、出售。司法实践表明，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属于子女个人财产，监护人仅在完全为子女利益(如子女重大疾病、出国留学必需资金等极端情形)且经法定程序，才可依法处分；私自赠与、过户、出售均属无效，无法返还的须折价赔偿。现实中，父母为规避限购、债务等，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后续又想擅自处分，几乎都会被司法认定为侵权，风险极高。

　　张利法官强调，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本质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未来与尊严。父母应清醒认识到，监护权是职责而非权利，代管财产是义务而非特权。尊重孩子的财产权，不仅是守法，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上海法治报 记者 陈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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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男孩小诺(化名)出生不久，父亲王先生与母亲李女士共同决定，以小诺名义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门存放长辈亲友赠与的红包、礼金、逢年过节的压岁钱等。账户资金流水清晰显示，入账多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点，账户设立初衷是为了给孩子留存一笔专属成长资金。

　　此后五年间，账户陆续存入29万余元，成为小诺名下一笔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父母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账户也由双方共同管理，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孩子的教育、医疗等未来开支。2024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从当年8月起，小诺的专用账户出现异常：多笔大额整数资金被陆续转出，账户余额迅速缩水，最终仅剩40多元。

　　婚姻关系终结后，父亲王先生接手孩子监护相关事宜，发现这笔“成长基金”几乎被掏空。多次沟通无果后，王先生以小诺法定代理人身份，将李女士诉至松江法院，要求返还被擅自处分的全部款项。

　　“这些钱也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我自己的钱款。”庭审中，李女士委屈地说，自己对孩子的成长尽心尽力。“转出的钱也都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及生活的必要支出上。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但李女士拿不出清晰的支出记录，无法举证这些钱尤其后期频繁大额支出的合理用途。

　　最终法院审理查明，账户内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小诺兴趣班及日常开销，但账户中大部分大额转出款项发生在双方产生矛盾、准备离婚阶段，李女士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这些资金用于小诺的大额消费、教育或医疗，也无法说明合理去向。

　　法院明确指出，案涉账户为小诺专属设立，账户内资金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未成年人个人所有，父母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母亲在非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擅自转出大额资金，已构成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侵害。最终，法院综合小诺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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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诺的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上海浦东、北京海淀等地法院接连审理多起涉未成年人财产权案件，涉案财产从数万元压岁钱到价值千万的房产，类型之多、金额之大，颠覆了“孩子没有财产”的传统认知。

　　女孩晓晨(化名)出生后，父母将其百日宴红包、长辈压岁钱存入专属银行卡，共计12万余元。父亲吴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将这笔钱转入自己账户，后又转至爷爷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幼儿园学费，部分则在离婚纠纷中用途不明。

　　浦东法院最终认定这笔存款属晓晨个人财产。其中，孩子实际出勤期间的合理学费可予扣除，但父亲在双方分居、争夺抚养权期间，擅自为孩子保留高价民办幼儿园学位产生的费用，并非出于子女利益考量，而是服务于抚养权争夺，应由父亲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父亲返还8万余元。

　　2007年，王先生与张女士以未成年女儿王粒(化名)名义购买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女儿个人名下，属于女儿个人财产，二人离婚时也明确该房屋不属夫妻共同财产，仍归女儿所有。然而，离婚仅数日，王先生便擅自以监护人身份，代女儿签订赠与合同，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随后迅速出售给第三人，获利11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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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海淀法院最终认定，王先生以监护人身份私自将女儿个人房产赠与自己并出售的行为无效，因房屋已过户至善意第三人名下无法返还，判令王先生按实际成交价款，赔偿王粒损失1160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起案件成为司法捍卫未成年人不动产权益的典型标杆。

　　监护权≠所有权

　　为何父母总在孩子财产上“越界”？

　　从几万块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是拥有独立合法财产的“小业主”。房产、礼金、存款、保险、理财收益、继承财产等，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的财产版图，其财产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不因年龄小而减损，更不因亲情关系而模糊。

　　法院梳理多起案件发现，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大多源于三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

　　第一个误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年幼无劳动能力，压岁钱、礼金、房产等财产本质上来自家庭或亲属，所有权理应归家庭共有，父母随意支配、使用天经地义。但司法实践明确，未成年人接受赠与、登记房产等纯获利益行为合法有效，财产一旦交付、登记，所有权即转移至未成年人个人名下，与父母财产相互独立，离婚时不得分割，日常不得随意处分。

　　第二个误区：“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民法典》明确：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教育、医疗、必要生活开支等直接服务于未成年人的支出，属于合法使用；而用于父母消费、家庭开支、偿还父母债务、个人理财、争夺抚养权博弈等非子女利益用途，均属越界侵权。

　　第三个误区：“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不少监护人觉得，自己只是“暂时用一下”，等孩子长大再补上，家庭内部纠纷不会闹上法庭。但现实是，婚姻破裂、家庭变故往往成为矛盾爆发点，昔日隐秘处分行为被摆上台面，未成年子女或另一方监护人通过诉讼维权，最终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承担利息、诉讼费用。

　　如何守护孩子的“私人财富”？

　　当下，随着社会法治化、财富多元化，个体财产权意识觉醒，未成年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地位被强化，法律不再允许以亲情名义侵蚀子女财产权益。当财产权成为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避免类似纠纷，让监护权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利表示，可以通过物理隔离，即建立未成年人专属财产账户，杜绝混同。他建议：“孩子出生后，父母可为其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属理财账户，将压岁钱、礼金、赠与款项等单独存入，不与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资金或夫妻共同财产混用。”专属账户、清晰流水是法院认定子女个人财产的关键证据。

　　父母作为监护人，确因子女教育、医疗、重大生活需要使用子女财产时，应坚持双方协商一致，留存合同、票据、转账记录等完整证据，证明资金用途与子女利益直接相关。张利法官特别提醒，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完全用子女个人财产替代。

　　而对于未成年人房产等不动产，严禁随意过户、出售。司法实践表明，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属于子女个人财产，监护人仅在完全为子女利益(如子女重大疾病、出国留学必需资金等极端情形)且经法定程序，才可依法处分；私自赠与、过户、出售均属无效，无法返还的须折价赔偿。现实中，父母为规避限购、债务等，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后续又想擅自处分，几乎都会被司法认定为侵权，风险极高。

　　张利法官强调，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本质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未来与尊严。父母应清醒认识到，监护权是职责而非权利，代管财产是义务而非特权。尊重孩子的财产权，不仅是守法，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上海法治报 记者 陈颖婷)

祁治国在观看“3+N”控告申诉大数据模型矩阵系统运行情况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祁治国

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台以国产算力设备为支撑的人工智能一体机正高速运转。大屏幕上，成千上万的信息数据如潮水般流过，由北京市检察机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N”控告申诉大数据模型矩阵系统逐一“思考”、解析。

不到一分钟，系统就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捕捉到了存在潜在风险的社会矛盾纠纷、可以导入案件程序办理的线索信息并对执法司法工作情况实时开展反向审视——这不是科幻片场景，而是北京市检察机关日常工作中的真实一幕。

近几年，北京检察控告申诉部门一直在思索如何将大数据模型这种新质生产力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相结合，打造出“数智枫桥·数治北京”这一北京样板。

如今，这种“大数据模型”已融入北京检察机关的日常工作之中，形成了“枫控智检”“索迹智见”“法脉智鉴”三大模型领衔的“3+N”数智检察模型矩阵，每天有数以万计的涉法涉诉数据被智能处理。检察官成为“数据指挥官”，从“办一案”走向“治一片”，从“被动应对”走向“提前预防”。“科技赋能，就是为平安北京赋能。检察官的办案思维与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提前预警预防矛盾纠纷，就是我们最大的成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祁治国说。

大数据模型成为检察官办案“助手”矛盾纠纷化解率超九成

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里，不到半米高的人工智能一体机正在高速运转，一体机连接的大屏幕上显示，大数据模型正在对一条条检察信访信息进行分析、处理。没多久，系统就给出了信访信息中反映出的各类检察监督线索信息，供检察官进一步甄别。

“这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研发的‘索迹智见’涉法涉诉监督线索筛查研判大数据模型，检察官可利用这套系统，从群众信访材料中智能、准确、高效地探寻各类矛盾纠纷线索的‘蛛丝马迹’，迅速提取出信访事项中的具体涉法诉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部主任宋文国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通过运用“索迹智见”，检察官能够及时发现各类监督线索信息，导入司法程序办理，实现矛盾纠纷法治化实质化解，化解率超95%。

在祁治国看来，相比叠加大量人力去阅读、分析海量材料，“索迹智见”这样的大数据模型可以大大节约检察机关的时间成本，让检察官们“好钢用在刀刃上”，全力去解决、处理大数据模型发现的监督线索，从而在第一时间处理化解矛盾纠纷。

如今在北京市检察机关中，像“索迹智见”这样的大数据模型并不少见。在北京检察整个控告申诉条线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北京市检察机关已建设起“枫控智检”矛盾纠纷风险评估、“索迹智见”涉法涉诉监督线索筛查研判、“法脉智鉴”案事件反向审视三个主要大数据模型和多个应用于医保欺诈监督、预付卡规范治理等领域的小模型，形成了“3+N”大数据模型矩阵系统。

“枫控智检”大数据模型通过梳理海量的信息材料，对矛盾纠纷风险进行评估研判，高效、准确地发现高风险矛盾纠纷信息，并将相应的高、中风险矛盾纠纷及时通报相关单位，确保将矛盾纠纷的风险消灭于萌芽状态。

而“法脉智鉴”大数据模型则立足于查找引发矛盾纠纷的“缘由”，反向审视司法、执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办案、执法情况。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锁定出群众反映较多的矛盾纠纷、案件类型以及相关的司法或执法工作人员，这有助于检察机关追溯司法办案、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发现并移交违纪违法线索，并提出源头治理的意见建议。

化解矛盾纠纷于未然大数据模型每天处理信息数以万计

在大数据的帮助下，检察官们在调查、处理矛盾纠纷时，随时可以打开智能化的“工具箱”，用最合适的大数据工具辅助开展工作。

“以前检察机关往往是在矛盾纠纷出现之后再介入处理，现在有了大数据模型的帮助，我们可以在矛盾纠纷出现前，就将其化解于未然。”祁治国说，目前这些大数据模型已经全面覆盖了北京市检察机关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业务，每天都可以处理数以万计的数据信息。

西城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西城区某小区居民因为停车纠纷而划车的案件。“按照传统的思维，这起案件判决后，检察官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可引发这起案件背后的矛盾根源并未得到解决。”祁治国表示，检察官们调查后发现，那几年，西城区因停车纠纷引发的各类刑事案件共有48件，其中因停车引发的寻衅滋事类案件占到该罪名案件的61.22%，而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占比更高，达到81.81%。

西城区检察院协调相关部门调取了大量相关数据，形成了一张西城区停车纠纷的热力图，所有需治理的风险点位一目了然。

有了这份热力图，检察官们联合街道建立专项协调机制，在部分胡同增设停车位，并设置了多个非机动车停放区。随后，这一协调机制在整个西城区铺开，随着工作推进，西城区检察院受理的因停车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数量明显下降了。

“回顾这些工作，我们检察机关也思考了很多，得出三点总结。一是通过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溯源治理，就可以实现由‘案’到‘治’的转变。二是通过大数据模型，从批量发现案件线索、办理检察案件，到减少线索、降低案件，可以实现从办案到预防的转变。三是通过检察履职的‘我管’，到各有关职能单位、部门形成合力的‘都管’，可以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系统性解决的转变。”祁治国说。

他表示，总结起来，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解决、创新思维。据此，能帮检察机关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融入社会综合治理。

大数据模型分析数据超22亿条为国家追回税款等超2.4亿元

这样的大数据模型，很快取得了成效。此前检察机关发现，部分加油站会通过“体外账户”收付款、账簿凭证弄虚作假、篡改税控软件数据等手段隐匿收入、偷逃税款。

北京市检察机关运用大数据模型，全面分析超过22亿条数据，发现了大量违法线索，督促相关企业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共计2.4亿余元。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北京市检察院向市税务局制发了检察建议，堵住了存在的税务漏洞。

如今，北京市检察院打造的大数据模型仍在根据各级检察机关的工作需要，不断孵化出新的模块或新的模型。祁治国认为，社会是一个系统，这就要求检察官用系统观念来解决社会所面对的问题。而大数据模型就是在海量数据中系统科学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绝佳帮手。通过不断创新，让检察工作不断走在时代的最前沿。

为预付卡商家“跑路”建起“防火墙”372家企业被责令整改

近年来，在北京市检察院的指导下，各级基层检察院也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模型变为了“数智”好帮手。在这些新质生产力的帮助下，检察机关能够有效地发现社会中问题的征兆，变“被动防控”为“主动预防”。

此前，商家向消费者兜售预付卡后“跑路”的情况，引发了不少消费者投诉。朝阳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想到了利用大数据模型来解决问题。

朝阳区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李静雯说，2024年初经过调研后他们发现，很多销售预付卡的机构“跑路”前，都是有征兆的。不少“跑路”企业的做法都违反了北京的相关备案规定。

李静雯表示，发现这一问题后，检察官们梳理了海量数据进行“碰撞”，发现了100多条发卡企业存在应备案未备案问题的线索。检察官们由此实地调查取证，确认企业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朝阳区检察院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开展了公益诉讼检察履职，制发检察建议。相关部门先后对372家企业责令整改，消费者预存资金的安全性有了显著提升。

大数据模型助检察官升级思维发现行政公益诉讼线索上千条

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王金倩也在办案中尝试用大数据模型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此前辖区基层检察院曾办理过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事故发生在一所学校附近。承办人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平谷区内还有一些学校不同程度地存在周边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缺失的情况，于是着手办理了相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王金倩回忆，该案上报到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后，引起了检察官们的关注。

“在全市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学校周边的道路存在类似的安全隐患呢？”王金倩说，如果没有大数据模型，检察官就需要到各个学校实地调查，花费大量时间成本的同时，最后往往只能就某些个案进行处理。

但现在，检察官们有了大数据模型。检察官根据大数据模型发现的线索，去实地调查走访，工作效率得以大大提高。如今，这款大数据模型已部署到北京各区检察机关，最终发现行政公益诉讼线索1389条。

用数据发掘隐藏的线索查获犯罪嫌疑人180余人

除了通过应用大数据模型为民造福，还有一些以往难以被发现的犯罪线索借助北京检察机关大数据模型被发现。

“医保骗保是一类较特殊的犯罪，这种犯罪一般也不会有被害人报案，且为规避侦查通常使用现金交易，隐蔽性非常强，传统的侦查手段难以有效发现线索。”北京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刘凡石介绍了这样一起案件。

公安机关抓获了一名利用医保买药后倒卖药品的犯罪分子，缴获的手机中发现了海量的涉嫌违规出售、收购医保药品行为的聊天记录。

检察机关在对案件进行研究后，意识到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去深入挖掘这些聊天记录背后的犯罪线索。通过调查，检察机关发现了医保骗保犯罪行为的大量共性特点，设计开发了医保欺诈全链条监督大数据模型。

“我们把医保骗保行为的特点、共性总结出来，将这些共性特点转化为人工智能能够理解的技术路径，然后将海量的医疗大数据交给人工智能进行筛查，帮我们找出其中疑似医保骗保行为的线索。”刘凡石表示，检察机关此后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堵住了漏洞。

这期间，检察机关也得到了市医保局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通过这款大数据模型，北京市检察机关累计筛查出各类医保骗保线索1100余条，在公安机关支持配合下累计查获犯罪嫌疑人180余人。

大数据成为女童守护者医生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落到实处

同样利用大数据模型发现隐藏犯罪的还有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荣杰。他和团队成员通过数据筛查发现有女童遭到性侵后，知情人没有主动报案，这导致受害者无法及时得到法律的救助，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检察机关和卫健委合作，通过大数据“碰撞”的方式发现疑似未成年人遭遇侵害的线索。在大数据模型的帮助下，数起隐藏的恶劣犯罪被发现。

12岁的小静（化名）不幸遭到侵害，由于医生没有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直到检察机关用大数据模型发现了蛛丝马迹，犯罪分子才被警方抓获，并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荣杰介绍，通过大数据模型的帮助，检察机关发现并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线索12条，督促行政主管部门处罚9家单位、8名个人。

“让我倍感欣慰的是，今年以来的案件中，北京检察机关再没有发现一起医生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情况。”荣杰说。

祁治国表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非常注重“3+N”大数据模型矩阵系统在全国的推广应用。截至今年11月，北京市检察院“数智枫桥·数治北京”技术工作室已先后接待30多家相关单位参观调研。“模型采取模块化建设思路，可以方便地实现相关兄弟单位间的共建、共享、共用。”

文/本报记者屈畅摄影/马向峰统筹/孙慧丽

·对话·

祁治国：创新应变，数智赋能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

北青报：打造北京检察“数智枫桥·数治北京”解决方案的初衷是什么？

祁治国：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人口流动频繁，城乡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去“识变”，根据这些变化调整我们的工作思路。北京检察机关在参与化解这些社会矛盾风险的实践中注意到，传统的化解方式还存在一些短板，比如，以往我们很多是风险爆发后才介入处理，是被动处理而非主动处理。在依靠传统方式开展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在主动思考，如何克服这些短板不足？我们注意到，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的高速发展，这种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多个领域改变了原有的工作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与工作成效。能不能把智能工具和我们化解矛盾风险工作相结合，从而坚持好和发展好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这种思考就是我们打造北京检察“数智枫桥·数治北京”解决方案的初衷。

北青报：北京检察是如何打造出了“数智枫桥·数治北京”这一解决方案的？

祁治国：有了之前提到的“识变”，我们就要努力“应变”，用科技的手段，把我们的想法变为工作实效。这要求我们引入人工智能模型，用系统的、大数据的思维去思考。我们建立起了“3+N”控告申诉大数据模型矩阵系统，这个大数据模型矩阵系统可以让我们实现从“办一案”走向“治一片”，从“被动应对”向“提前预防”进行转变。应该讲，是科技的力量与北京检察官的大数据思维，让我们把曾经的不可能，变为了今天的可能。

举例说，拖欠税费的案件因为数据量很大，调查起来非常困难。但我们打造了检察监督税费大数据模型，聚焦水资源税等重点领域，以国有财产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推动了拖欠税费征缴工作的开展。这就是“科技赋能”给检察工作带来的质的飞跃。

北青报：能不能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概况北京检察“数智枫桥·数治北京”的核心内容？

祁治国：在我看来，我们的“数智枫桥·数治北京”的核心内容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系统施治、科技赋能、协同联动、预防在前。这是北京检察机关勇于“求变”的生动体现。

我们通过转变思想观念，应用科技手段，实现了矛盾风险最大程度的预防与化解，这就是我们控告申诉工作的现实意义所在，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出的北京样板。王悦(EN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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