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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极端天气频发，对“三夏”生产影响多大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今年身边的烘干厂都爆满，但小麦水分太大烘得慢，根本不出活儿。”收购版图覆盖湖北、河南多地的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叹道，如果粮食烘干排不上号，被搁置一边，24小时就会发烫、48小时就可能烂掉发霉。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阶段，5月这轮波及我国数十个省区市的强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且与部分作物关键生育期、关键收获期叠加，让伍娟这些粮农焦虑不已。

　　5月28日，持续许久的降雨终于放了晴，伍娟抓紧下地收割小麦，结果刚收10多亩又下起雨。望着剩余几十亩地，她担心收完的小麦发芽、地里的会烂根，又担心一季的辛苦换不来好价钱。

　　5月29日，记者从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获悉，5月以来，全国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5月单日降雨纪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除了伍娟所在的湖北省，安徽、河南等粮食主产省份也遭遇了较强降雨威胁，为农作物生产带来一定影响。

　　不仅是极端强降水，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干旱等天气同样频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穆月英强调，极端天气不是单一自然事件，而是会影响耕地、作物、农机、仓储、物流、市场和农民收益的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构成严峻挑战。

　　5月31日，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泵站与排涝处处长龙海游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调度情况看，全国面上耕地受涝情况总体平稳，大中型灌区运行正常，个别点位有涝情无涝灾，灌区农田涝渍情况总体可控。

　　不过，随着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当极端天气逐渐成为“常客”

　　在分析今年全国雨水情时，水旱灾害防御司指出，自4月1日我国正式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月以来，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五成。正值“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整体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穆月英分析，这轮强降雨从区域看，黄淮海冬麦区受灾风险比较突出。5月正是小麦灌浆后期、乳熟成熟和即将大面积收获的关键阶段，持续阴雨和局地暴雨容易造成影响。她提醒，长江中下游和西南部分地区，还需关注夏收及后续播种环节衔接中的风险。

　　水文水资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认为，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有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世界气象组织(WMO)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急剧上升，已不再是偶然发生的区域性气候灾害，正在重塑全球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成为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核心风险因素。

　　“近年来，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确实在加深。”穆月英表示，其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挑战，与过去更多表现为局部性、阶段性和单一性风险的农业气象灾害不同，不仅表现为灾害次数增加，还有风险形态发生的变化。

　　浙江大学农业风险管理与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易福金也指出，当前高温叠加干旱、强降雨叠加渍涝和病虫害等复合型灾害，正成为农业生产中更加常见的灾害形态。他进一步表示，受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北方暴雨激增影响，我国原有农业灾害分布规律被打破，传统农业风险的空间格局被重构。

　　以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为例，这一固有认知已被改写。北方粮食主产区的防灾重心，正从过去单一的“抗旱为主”被迫转向严峻的“旱涝双防”，而苹果、水稻、莲藕等作物的种植带也不断北移，然而这些新晋的种植区域缺乏适配的防灾技术与管理经验，导致次生风险凸显。

　　“极端天气不仅影响某一块田、某一个生产季的粮食生产，还会在区域，生产全过程扩散。”穆月英说。

　　我们能倚仗些什么

　　“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我们既要保持充分警惕，也要保持战略定力。”穆月英表示，“因为总体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储备调节、产销衔接和应急保供体系完善，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总体供给、保持价格基本平稳，是有制度基础和现实能力的。”

　　农田防灾减灾能力是基础，其中大中型灌区灌溉保证率高，灌排体系相对完善，一直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龙海游指出，入汛以来，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有效应对强降雨天气影响，指导加强灌排沟渠巡检及排涝泵站维修养护，及时发现和处理农田积水受涝等问题。

　　据统计，入汛以来，全国1438座(次)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50.9亿立方米，减淹耕地面积51.27万亩。“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排灌体系、田间道路、烘干仓储设施，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硬核支撑。”穆月英指出，我国农业防灾减灾有组织动员能力强、基础设施不断增强等显著优势。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表示，种粮农民利益得以保障，才能激励和调动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而提供适配的保险产品，正是帮助农民转移灾害风险的关键举措。

　　在5月这轮强降雨过程中，面对大面积农田渍涝、作物倒伏甚至减产绝收的严峻局面，农业保险成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的“压舱石”、粮食安全的风险缓冲器。易福金指出，一方面，保险赔款能够快速弥补农户直接经济损失，避免因灾返贫、弃耕撂荒；另一方面，它能分担政府救灾压力，稳定农户种粮预期，打消“受灾即亏损”的顾虑，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农户张兵朝种植的近300亩小麦处于湖北省宜昌市5月强降雨受灾严重地带，地里小麦整体大片倒伏，浸水腐烂、发芽，大面积受损，之前缴纳了7776元保费，在灾后4天内收到26.5万元理赔款项。

　　截至5月27日，国寿财险湖北宜昌中心支公司下辖当阳市支公司已向259名农户赔付超8000亩因5·17暴雨灾害受损的小麦，合计赔付370.72万元。

　　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配套也至关重要。我国长期开展抗逆作物育种，储备了丰富的耐旱、耐涝及抗病新品种。4月20日以来，河南温县降雨频繁，各乡镇小麦均存在倒伏地块、倒伏率超过10%。然而，在祥云镇夏庄村，中种集团品种“郑麦9134”繁种田里成方连片千亩小麦无倒伏、无穗发芽、无萌动，病穗都少，预计6月5日至10日迎来收割。

　　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湖北省区技术主任刘华介绍，赤霉病是影响小麦安全生产的重要病害，成熟期遭遇强降雨极易引发穗部霉变和穗发芽，严重拉低产量与品质。但使用了“麦甜”制剂的麦田展现出了极强的抗逆性。今年这些田块不仅受“烂场雨”的伤害显著减小，产出的麦穗更是干净金黄、籽粒饱满。在实现平均增产10%的同时，用药量减少了70%。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就提到，这种品质的小麦，每斤收购价高出3到5分钱根本不是问题。

　　堵点依然存在

　　尽管我国农业防灾减灾已具备明显优势，但依然存在设施短板突出、应急预案更新滞后等“堵点”与“卡点”。

　　为此，易福金建议升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结合雨带北移、北方暴雨增多趋势，分区修订农田排涝、抗旱建设标准，重点补齐北方粮食主产区、低洼易涝区田间沟渠、小型泵站等末梢设施，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旱涝双防”作为硬性指标。

　　农业保险方面同样面临挑战。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业保险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17亿元，农业保险向农户支付赔款超1200亿元，成为应对极端天气常态化的重要金融工具。

　　虽然覆盖面持续扩大、产品体系不断丰富，但易福金发现，农业保险的理赔精准度不足、市场过度竞争导致财政资源耗散、巨灾赔付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以及现行产品无法适应日益分化的农户需求等问题依然突出。

　　马九杰提醒，极端天气频发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赔付压力骤升，政策性保险需要增加保费补贴力度。他建议研究如何激励保险公司从“被动赔付”转向“主动防损”。

　　对于“主动防损”，马九杰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双赢机制。保险公司若参与防灾抗灾设施建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客观上会减少风险发生概率，降低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灾害损失赔付，降低赔付压力。当然，做到这些，保险公司需要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且能够将盈余资金用于风险减量措施建设上。

　　国寿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也坦言，近年极端气候致灾性强、影响范围广，让农业保险面临的风险持续聚集，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据统计，国寿财险2026年全国农险接报案超36万件，涉及农田/主要作物面积约395万亩，已完成查勘定损金额近30亿元、支付赔款约29亿元。

　　他建议，因地制宜完善“保险公司+再保险+大灾基金+政府兜底”的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确保行业在巨灾面前能持续稳定发挥保障作用。他也提醒广大农户，投保信息务必准确，受灾后第一时间报案并保留证据。

　　构建适配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立足气候变化新常态，易福金建议推动农业风险防控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综合减灾、风险分担一体化，以“提升农田韧性、强化精准预警、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多元保障”为核心，构建适配极端天气频发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突发性的，又是大范围的。”穆月英认为，农业防灾减灾要做到事后应急、事前预防、过程管理和灾后恢复相结合，让不确定的天气，可识别、可预警、可管理。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大、类型多，农户仍然是重要基础。她提醒，极端天气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信息、技术、设备、保险和组织支持，必须把农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她建议通过社会化服务、合作组织、保险金融和数字化工具，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应对极端气候上的作用。

　　“为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需要从多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穆月英建议，农业技术部门针对极端天气制定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清单，包括秋季播种、品种选择等技术措施；农户自身也要强化防灾减灾意识，积极投保农业保险，若秋季遭遇灾害，就及时做好耕种补种、作物类型调整，防止来年夏季产量受到波及，并切实做到分地块、分作物的精准应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婉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2日 05版

今日行业报告公布最新研究成果极端天气频发，对“三夏”生产影响多大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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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是极端强降水，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干旱等天气同样频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穆月英强调，极端天气不是单一自然事件，而是会影响耕地、作物、农机、仓储、物流、市场和农民收益的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构成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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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随着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当极端天气逐渐成为“常客”

　　在分析今年全国雨水情时，水旱灾害防御司指出，自4月1日我国正式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月以来，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五成。正值“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整体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穆月英分析，这轮强降雨从区域看，黄淮海冬麦区受灾风险比较突出。5月正是小麦灌浆后期、乳熟成熟和即将大面积收获的关键阶段，持续阴雨和局地暴雨容易造成影响。她提醒，长江中下游和西南部分地区，还需关注夏收及后续播种环节衔接中的风险。

　　水文水资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认为，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有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世界气象组织(WMO)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急剧上升，已不再是偶然发生的区域性气候灾害，正在重塑全球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成为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核心风险因素。

　　“近年来，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确实在加深。”穆月英表示，其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挑战，与过去更多表现为局部性、阶段性和单一性风险的农业气象灾害不同，不仅表现为灾害次数增加，还有风险形态发生的变化。

　　浙江大学农业风险管理与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易福金也指出，当前高温叠加干旱、强降雨叠加渍涝和病虫害等复合型灾害，正成为农业生产中更加常见的灾害形态。他进一步表示，受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北方暴雨激增影响，我国原有农业灾害分布规律被打破，传统农业风险的空间格局被重构。

　　以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为例，这一固有认知已被改写。北方粮食主产区的防灾重心，正从过去单一的“抗旱为主”被迫转向严峻的“旱涝双防”，而苹果、水稻、莲藕等作物的种植带也不断北移，然而这些新晋的种植区域缺乏适配的防灾技术与管理经验，导致次生风险凸显。

　　“极端天气不仅影响某一块田、某一个生产季的粮食生产，还会在区域，生产全过程扩散。”穆月英说。

　　我们能倚仗些什么

　　“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我们既要保持充分警惕，也要保持战略定力。”穆月英表示，“因为总体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储备调节、产销衔接和应急保供体系完善，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总体供给、保持价格基本平稳，是有制度基础和现实能力的。”

　　农田防灾减灾能力是基础，其中大中型灌区灌溉保证率高，灌排体系相对完善，一直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龙海游指出，入汛以来，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有效应对强降雨天气影响，指导加强灌排沟渠巡检及排涝泵站维修养护，及时发现和处理农田积水受涝等问题。

　　据统计，入汛以来，全国1438座(次)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50.9亿立方米，减淹耕地面积51.27万亩。“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排灌体系、田间道路、烘干仓储设施，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硬核支撑。”穆月英指出，我国农业防灾减灾有组织动员能力强、基础设施不断增强等显著优势。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表示，种粮农民利益得以保障，才能激励和调动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而提供适配的保险产品，正是帮助农民转移灾害风险的关键举措。

　　在5月这轮强降雨过程中，面对大面积农田渍涝、作物倒伏甚至减产绝收的严峻局面，农业保险成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的“压舱石”、粮食安全的风险缓冲器。易福金指出，一方面，保险赔款能够快速弥补农户直接经济损失，避免因灾返贫、弃耕撂荒；另一方面，它能分担政府救灾压力，稳定农户种粮预期，打消“受灾即亏损”的顾虑，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农户张兵朝种植的近300亩小麦处于湖北省宜昌市5月强降雨受灾严重地带，地里小麦整体大片倒伏，浸水腐烂、发芽，大面积受损，之前缴纳了7776元保费，在灾后4天内收到26.5万元理赔款项。

　　截至5月27日，国寿财险湖北宜昌中心支公司下辖当阳市支公司已向259名农户赔付超8000亩因5·17暴雨灾害受损的小麦，合计赔付370.72万元。

　　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配套也至关重要。我国长期开展抗逆作物育种，储备了丰富的耐旱、耐涝及抗病新品种。4月20日以来，河南温县降雨频繁，各乡镇小麦均存在倒伏地块、倒伏率超过10%。然而，在祥云镇夏庄村，中种集团品种“郑麦9134”繁种田里成方连片千亩小麦无倒伏、无穗发芽、无萌动，病穗都少，预计6月5日至10日迎来收割。

　　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湖北省区技术主任刘华介绍，赤霉病是影响小麦安全生产的重要病害，成熟期遭遇强降雨极易引发穗部霉变和穗发芽，严重拉低产量与品质。但使用了“麦甜”制剂的麦田展现出了极强的抗逆性。今年这些田块不仅受“烂场雨”的伤害显著减小，产出的麦穗更是干净金黄、籽粒饱满。在实现平均增产10%的同时，用药量减少了70%。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就提到，这种品质的小麦，每斤收购价高出3到5分钱根本不是问题。

　　堵点依然存在

　　尽管我国农业防灾减灾已具备明显优势，但依然存在设施短板突出、应急预案更新滞后等“堵点”与“卡点”。

　　为此，易福金建议升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结合雨带北移、北方暴雨增多趋势，分区修订农田排涝、抗旱建设标准，重点补齐北方粮食主产区、低洼易涝区田间沟渠、小型泵站等末梢设施，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旱涝双防”作为硬性指标。

　　农业保险方面同样面临挑战。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业保险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17亿元，农业保险向农户支付赔款超1200亿元，成为应对极端天气常态化的重要金融工具。

　　虽然覆盖面持续扩大、产品体系不断丰富，但易福金发现，农业保险的理赔精准度不足、市场过度竞争导致财政资源耗散、巨灾赔付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以及现行产品无法适应日益分化的农户需求等问题依然突出。

　　马九杰提醒，极端天气频发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赔付压力骤升，政策性保险需要增加保费补贴力度。他建议研究如何激励保险公司从“被动赔付”转向“主动防损”。

　　对于“主动防损”，马九杰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双赢机制。保险公司若参与防灾抗灾设施建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客观上会减少风险发生概率，降低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灾害损失赔付，降低赔付压力。当然，做到这些，保险公司需要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且能够将盈余资金用于风险减量措施建设上。

　　国寿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也坦言，近年极端气候致灾性强、影响范围广，让农业保险面临的风险持续聚集，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据统计，国寿财险2026年全国农险接报案超36万件，涉及农田/主要作物面积约395万亩，已完成查勘定损金额近30亿元、支付赔款约29亿元。

　　他建议，因地制宜完善“保险公司+再保险+大灾基金+政府兜底”的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确保行业在巨灾面前能持续稳定发挥保障作用。他也提醒广大农户，投保信息务必准确，受灾后第一时间报案并保留证据。

　　构建适配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立足气候变化新常态，易福金建议推动农业风险防控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综合减灾、风险分担一体化，以“提升农田韧性、强化精准预警、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多元保障”为核心，构建适配极端天气频发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突发性的，又是大范围的。”穆月英认为，农业防灾减灾要做到事后应急、事前预防、过程管理和灾后恢复相结合，让不确定的天气，可识别、可预警、可管理。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大、类型多，农户仍然是重要基础。她提醒，极端天气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信息、技术、设备、保险和组织支持，必须把农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她建议通过社会化服务、合作组织、保险金融和数字化工具，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应对极端气候上的作用。

　　“为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需要从多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穆月英建议，农业技术部门针对极端天气制定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清单，包括秋季播种、品种选择等技术措施；农户自身也要强化防灾减灾意识，积极投保农业保险，若秋季遭遇灾害，就及时做好耕种补种、作物类型调整，防止来年夏季产量受到波及，并切实做到分地块、分作物的精准应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婉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2日 05版

陈勇

摘要：企业文化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支撑力量，其价值观、行为+准则等核心要素深刻影响企业战略的制定、实施与调整。契合企业发展需求的企业文化，能为战略制定提供方向指引，凝聚员工共识以保障战略有效实施，还能灵活适配战略调整，助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稳定发展；而与战略不匹配的企业文化则可能形成阻碍，导致战略落地困难。明确企业文化对企业战略管理的影响，对企业优化战略管理过程、提升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企业文化企业战略管理战略制定战略实施企业竞争力

一、引言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精神内核，渗透在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与企业战略管理之间存在紧密且复杂的关联。在市场环境不断变化、企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企业战略管理的有效性直接关系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企业文化对战略管理的作用逐渐凸显。深入挖掘企业文化在战略制定时的导向作用、在战略实施中的推动作用以及在战略调整时的适配作用，不仅能明晰二者的互动关系，还能为企业借助文化力量提升战略管理水平提供思路，助力企业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企业文化在企业战略制定环节存在的影响分析

（一）企业文化价值观模糊导致战略方向偏差

部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未能形成清晰、明确的企业文化价值观，使得企业在进行战略制定时缺乏统一的方向指引。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员工对企业发展目标的认知存在差异，在战略研讨过程中难以达成共识，导致制定的战略方向模糊，无法精准契合企业实际发展需求与市场趋势。一些企业既追求短期市场份额的提升，又期望实现长期品牌价值的积累，却因缺乏核心价值观的统筹，战略制定时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制定的战略难以有效指导企业实践，甚至可能使企业陷入发展困境。

（二）企业文化与市场需求脱节影响战略针对性

有些企业的企业文化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未能随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行更新与调整，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在战略制定过程中，企业过度依赖内部传统经验与文化惯性，忽视对市场动态、消费者需求以及竞争对手情况的调研与分析，导致制定的战略缺乏市场针对性。当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时，基于滞后企业文化制定的战略无法及时响应市场变化，使得企业推出的产品或服务难以满足消费者需求，逐渐丧失市场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三）企业文化缺乏独特性致使战略同质化严重

在行业发展过程中，部分企业盲目模仿同行的企业文化，未能结合自身发展历程、资源禀赋与核心优势形成独特的文化体系。这种缺乏独特性的企业文化，直接导致企业在战略制定上陷入同质化困境。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往往参照同行的成功模式，未能从自身独特文化出发挖掘差异化竞争优势，使得市场上出现大量战略相似的企业。这些企业在产品研发、市场推广、客户服务等方面缺乏创新与特色，难以吸引目标客户群体，最终在同质化竞争中面临利润空间压缩、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

三、企业文化对企业战略实施过程的具体作用

（一）积极企业文化增强员工战略执行动力

具有积极导向的企业文化，如强调协作、创新、责任的文化，能够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增强员工对企业战略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当企业明确战略目标后，积极的企业文化会通过宣传、培训等方式将战略理念传递给每一位员工，让员工深刻理解战略实施的意义与自身职责。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员工会主动将个人目标与企业战略目标相结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投入到战略执行工作中，有效提高战略实施的效率与质量，推动企业战略逐步落地。

（二）企业文化凝聚企业内部资源保障战略推进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纽带，能从理念层面统领企业内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通过统一的价值认同让资源分配更贴合战略需求，避免资源分散与闲置。在战略实施中，部门间的协作往往受职责边界影响，而企业文化可通过倡导全局意识，弱化部门隔阂，推动信息在各岗位间高效流转，让资源按需调配。以新产品研发战略为例，研发部门借助文化共识及时同步技术难点，生产部门提前规划产能适配研发进度，销售部门则将市场需求精准反馈，三方在文化引导下形成联动，使物料采购、人力投入等资源精准匹配研发节点，切实减少浪费，为战略落地筑牢资源根基。

（三）消极企业文化引发战略实施阻碍问题

与积极的企业文化相反，消极的企业文化，如缺乏创新意识、存在自我主义、内部沟通不畅的文化，会对战略实施产生严重阻碍。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员工缺乏工作积极性与创新动力，对战略实施持消极态度，甚至会出现抵触情绪。同时，自我主义会导致决策流程繁琐、执行效率低下，内部沟通不畅会造成信息传递失真、部门之间协作困难。企业在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时，消极的企业文化使得员工不愿学习新的数字化技术与工作方法，部门之间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上存在诸多矛盾，导致战略实施进度缓慢，甚至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四、基于企业文化优化企业战略管理的有效策略

（一）塑造契合战略目标的企业文化价值观

企业应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重新梳理与塑造企业文化价值观，确保文化价值观与战略目标高度契合。企业要深入分析战略目标的核心需求，明确实现战略目标所需的精神理念与行为准则，将其融入企业文化价值观。通过企业内部培训、文化活动、榜样宣传等多种方式，向员工传递新的文化价值观，引导员工认可并践行这些价值观。若企业战略目标是成为行业内的创新领导者，就应塑造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价值观，鼓励员工勇于尝试、大胆探索，为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文化基础。

（二）推动企业文化与战略实施深度融合

为确保战略有效实施，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文化与战略实施过程深度融合。在战略实施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引导与支撑作用。在制定战略实施计划时，要结合企业文化特点，设计符合员工行为习惯与认知模式的实施路径；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利用企业文化加强员工沟通与协作，及时解决战略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在战略实施效果评估时，将企业文化对战略实施的影响纳入评估体系，根据评估结果调整文化建设与战略实施策略，形成企业文化与战略实施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建立企业文化动态调整适配战略机制

由于市场环境与企业战略会随时间变化而调整，企业文化也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以适配战略的变化。企业要定期对市场环境、行业趋势和自身战略执行情况进行分析，评估企业文化与当前战略的适配程度。当企业战略发生调整时，及时对企业文化进行优化与更新，确保企业文化始终与战略方向保持一致。当企业从单一业务战略转向多元化业务战略时，企业文化需要从强调专注、高效转变为注重协同、灵活，以适应多元化业务发展的需求，为新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持。

五、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管理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探索

（一）加强企业管理层对文化与战略协同的引领

企业管理层作为企业文化建设与战略管理的核心决策者，其对二者协同发展的重视程度与引领作用至关重要。管理层要深入认识企业文化与战略管理的内在联系，将文化建设与战略管理纳入企业整体发展规划。在制定战略决策时要充分考虑企业文化因素，在推进文化建设时紧密结合战略目标。同时，管理层要以身作则，积极践行企业文化价值观，带头推动战略实施，为员工树立榜样，引导全体员工共同关注并参与到文化与战略协同发展的工作，形成上下一心、共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二）搭建员工参与文化与战略协同的平台

员工是企业文化的践行者与战略实施的执行者，搭建员工参与文化与战略协同的平台，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让员工从战略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企业可依托内部办公系统搭建线上意见征集专栏，搭配定期线下座谈会，鼓励员工结合自身岗位实践，为企业文化理念优化、战略落地细节提出针对性建议，同时建立建议反馈机制，让员工感受到自身意见被重视。组织跨部门项目小组时，可围绕战略推进中的具体任务组建专项小组，如新品推广战略下的“市场-研发-销售”联合小组，让员工在共同攻克任务的过程中，直观感受不同部门对文化的践行方式与战略的落地需求，进而加深对二者协同关系的理解。开展文化与战略主题培训活动时，可引入案例教学，选取行业内文化与战略协同的典型案例，结合企业自身实际进行剖析，还可设置模拟实践环节，让员工在模拟战略执行场景中运用企业文化理念解决问题，切实提升参与协同工作的能力，真正成为推动文化与战略协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完善文化与战略协同发展的监督评估体系

为保障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管理协同发展的有效性，需要完善相应的监督评估体系。企业应制定明确的监督评估指标，涵盖企业文化建设进度、战略实施效果以及二者协同程度等方面内容。定期对文化与战略协同发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协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根据监督评估结果，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不断优化文化建设与战略管理策略，确保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管理始终保持良好的协同状态，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六、结语

本文围绕企业文化对企业战略管理的影响展开深入探究，明确了企业文化在战略制定、实施和调整中的重要作用，分析了二者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与实践路径。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管理的协同发展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企业需充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将其与战略管理紧密结合，不断优化二者互动关系，以文化力量推动战略有效落地，以战略目标引领文化持续完善，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实现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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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如宽。企业战略转型中的组织变革管理研究［C］//重庆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协会，重庆建筑编辑部，重庆市建筑协会。智慧建筑与智能经济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温州金驰科技有限公司，2025：101-105。

作者简介：

陈勇，男，1985年12月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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