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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国家机构传递新政策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很高兴为您解答这个问题，让我来帮您详细说明一下:售后服务维修中心电话，支持多渠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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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
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专家建议
严守流程规范倾听业主意见满足投放需求
法治日报记者 韩丹东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近年来，全国多地推行“撤桶并点(站)”，通过减少分散垃圾桶、合理设置集中投放点，引导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提升垃圾分类效率。
比如，山西运城盐湖区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优化垃圾桶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事这类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居民感到了不便。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后，每日清晨6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小区白天看着整洁有序，可这份干净却是用深夜的脏乱和清晨的噪声换来的。”刘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道出了满心无奈。
受访专家认为，“撤桶并点”本身是优化垃圾分类、提升小区环境的良策，但执行中少数地区出现程序缺失、权责失衡、服务缺位的情况，导致公共管理成本单向转嫁给居民，便民举措异化为扰民负担。唯有以民主决策筑牢根基、以精细服务破解痛点、以多元共治实现长效，才能真正平衡管理效率与居民便利。
居民对此评价不一
采访时，刘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在小区“撤桶并点”更像是“走过场”。物业公司一纸通知，把垃圾桶集中到几个点位，但是清运次数并没有增加，原来分散投放还能做到及时清理，可合并之后反而脏乱。
更令居民难受的是，其中一个垃圾投放点位紧贴着居民楼，因为时常出现垃圾袋破损、脏水四处飞溅的情况，难闻的气味会飘到低楼层居民家中。
“离点位近扔垃圾确实方便，但要面对噪声和气味的困扰。离点位远，扔垃圾要走挺远，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扔一次垃圾像是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刘女士说，“很多居民和我一样质疑，这样的‘撤桶并点’，是为了保护环境还是为了图省事？”
比噪声和臭味更让人无奈的，是“扔不上”的尴尬。
浙江杭州一小区“撤桶并点”之后，单元楼下空荡荡的，所有垃圾都必须送到几百米外的集中投放点，并且投放时间定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时间并不十分友好。
“我早上7点半已经在地铁上了，晚上9点才能回到家，扔垃圾的时间点根本对不上”居民李女士无奈地说，夏天的厨余垃圾放家里一晚就发酸发臭，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只能先放在楼道里，等有时间再扔，结果又被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指责。
有被居民抱怨的，也有被居民称赞的。
北京顺义一社区原来有14个垃圾投放站，“撤桶并站”之后精简到7个，数量少了一半，可居民的抱怨反而少了。社区没有简单地一撤了之，而是提前制定规划图，一步步调整点位，避开楼门口、紧贴绿化带；新站点全都装上了遮雨棚、照明灯、脚踏开盖等装置，空间干净又密闭。社区还设置了体验日，让大家提前熟悉路线，建立2小时响应机制，垃圾桶一旦满溢、破损就会马上处理。
“以前垃圾桶周围气味难闻，扔完垃圾后要捂着鼻子跑开，现在投放站干干净净、气味很小，距离也合适。”家住该小区的王女士笑着称赞，“真正的‘撤桶并站’不是少放几个桶，而是让人扔得放心、住得舒心。”
治理方式存在偏差
为何同样是“撤桶并点”的做法，在有些地方广受居民好评，在有些地方却不被认可？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广童在接受采访时说，冲突的核心根源在于执行环节民事权利义务配置的失衡。一些小区未严格履行民法典的规定，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涉及业主共有部分的重大事项，未提交业主大会表决，也未调研居民生活动线，而是以物业公告、社区通知代替民主决策，程序合法性先天不足。
“与此同时，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的成本被单向转嫁给居民：高龄、残障群体承担额外出行成本，相邻住户承受噪声、异味等负外部性(一个人的行为给无关的第三方造成了损失、负面影响，但行为人不用为此担责)；而物业公司在清运频次、消杀标准、设施维护等方面的义务，在管理规约与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笼统，违约责任模糊，业主监督追责难度极大，长期忍受后自然对此不满，甚至可能导致纠纷产生。”高广童说。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说，便民服务之所以异化为扰民负担，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物业公司、居民三方权责不清，社区越权决策、物业敷衍履职、居民被动接受，形成“管理—抵触—乱象”的恶性循环，垃圾治理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撤桶并点’的核心是环保与便民双赢，而非以牺牲居民权益换取管理便利。程序合法、需求导向、服务配套三者缺一不可，任何环节缺位，都会让良策变痛点。”姜孝贤说。
高广童说：“‘撤桶并点’落地遇阻，可能制约垃圾分类开展，造成环境受损、环卫成本上升。配套缺失易激化矛盾，加重调解压力，也让社区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持续忙于处置乱象，一线工作负担随之加重。”
构建长效平衡机制
如何让居民更易接受“撤桶并点”，实现管理与便民的长效平衡？
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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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飞机自主工程总设计师张彦仲投身航空工业六十余载——
孜孜以求，逐梦万米蓝天（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
本报记者 刘涓溪 李俊杰
图①：张彦仲（左二）在向科研人员了解试验进展。
图②：张彦仲近照。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伊霄摄
2017年5月5日，C919首飞现场，张彦仲与C919合影。
受访者供图
人物小传
张彦仲，1940年3月生，陕西三原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专家咨询委主任、国家“两机”重大专项专家咨询委主任、大飞机自主工程总设计师。主持研究制定了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两个国家重大项目实施方案，负责多个型号飞机和直升机的立项及研制工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11项，出版专著15部、英汉词典1部。
启动，轰鸣，机翼上的襟翼缓缓展开，飞机开始滑行。随着机轮在跑道上不断加速，机翼承受的升力越来越大。倏地，前轮离地，整个机身昂首向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国产大飞机C919，如同一只展翅雄鹰，以优雅的姿态直冲云霄。
由于高度集成高新技术，能够带动新材料、现代制造、先进动力、电子信息、自动控制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大飞机被誉为“现代制造业的一颗明珠”。大飞机自主工程总设计师张彦仲经历了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全过程，他说：“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历经起起落落、艰难求索，是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无私奉献与默默坚守，才让我国自主研制的大飞机能在万米蓝天翱翔。”
铺路
牵头国产大飞机研制调研论证工作
中国要不要造大飞机？能不能造大飞机？自上世纪60年代起，这样的质疑声从未停止。
“买国外的飞机，终归是受制于人。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是换不来的，要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航空系统工程专家，张彦仲始终全力主张并推动我国自主建造大飞机。
2006年1月，大型飞机被列为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同年7月，国务院成立大型飞机重大专项方案论证委员会，张彦仲作为论证委员会主任之一，负责大型飞机总体技术方案、技术途径等问题的论证工作。此时的张彦仲，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摸排国内已有技术水平，走访重点企业、科研院所，研判大型飞机市场需求……历时6个月，专家组成员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听取了上千份系统报告，走访了近百家企业，最终提交了《大型飞机重大专项方案论证报告》。这份报告，解决了国产大飞机制造的“大小之争”“内外之争”等四大争论。
“以‘大小之争’为例，造多大，市场和能力说了算。”张彦仲在调研中发现，150座级客机是市场需求的主要机型，仅国内就有几千架的市场需求。综合考虑当时我国技术水平、机场配套与人才结构，从150座级客机开始自主研制更为科学合理。
2007年，国产大飞机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张彦仲也开启了与大飞机研制相伴的时光。一架大型客机由数以百万计的零部件组成，涉及航电、环控、飞控等数十个复杂的系统，需开展几千个科目的试验飞行，从四川绵阳深山风洞实验室，到甘肃嘉峪关机场横风试验现场，再到为做结冰试验在全国各地“追着冰跑”……哪里有大飞机的关键试验，哪里就有张彦仲的身影。
2011年12月，C919通过国家级初步设计评审；
2015年11月，C919首架机总装下线；
2017年3月，C919通过首飞技术评审；
…………
2017年5月5日，C919大飞机首飞。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时年77岁的张彦仲，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讲台，高声宣布C919大飞机技术评审意见：“现飞机已取得特许飞行证，可以首飞！”随着总指挥一声令下，C919腾空而起，全场掌声雷动。“中国人造大飞机的梦想，在这一刻终于实现。”张彦仲眼含热泪。
钻研
开展飞机故障诊断，挽回国家经济损失
C919是张彦仲最重要的成果，却不是他唯一的成果。
1962年，张彦仲从西北大学物理系毕业，之后来到新成立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原航空工业部前身）304所，从事机械振动声学方面的工作。
那段时间，他总是所里最早来上班的，也是最晚离开的。白天，他认真工作，仔细观察，向前辈和同事们讨教。晚上，则在办公室进行他的“三部曲”：总结一天的工作和遇到的问题；查阅相关资料，弄清概念和原理，找出解决办法；按计划系统学习机械领域的理论知识，夯实基本功。
很快，张彦仲的专业能力有了大幅提升。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套加速度校准系统，解决了飞机弹射救生等大加速度的校准问题。这项成果后来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3年，33岁的张彦仲为国家进口的55架安—24飞机进行故障诊断。当时，飞机故障诊断业务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张彦仲接受挑战，带领团队花费3年多时间，冒风雨、顶烈日、迎严寒，在机场对55架飞机逐个进行测试、积累数据、进行分析，最终找出飞机叶片断裂的原因。退回的13架飞机，为国家挽回1亿多元的经济损失。
1978年，38岁的张彦仲被任命为304所副所长。然而隔年，他却做出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放弃副所长职位，报考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信息工程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留学期间，张彦仲要学完信息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全部课程。他每天宿舍、图书馆、实验室三点一线，仅用3年时间，就顺利取得博士学位。
攻坚
带领团队建设大飞机研制试验设施
博士毕业后，国外不少科研院所邀请张彦仲入职，都被他一一拒绝。“国内‘四个现代化’建设急需大批人才，我要尽快回到祖国去。”1984年10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一周内，张彦仲便回到国内，回归他熟悉的304所，立刻投入科研工作。
仅用一年时间，他发明了数字信号处理领域的“快速递归傅里叶变换算法”，通过优化算法路径，节省大量计算机内存，大幅降低成本。“我就是要证明，很多关键性研究，中国学者也能做到。”张彦仲说。
1985年，原航空工业部任命张彦仲为航空工业部副总工程师，分管航空科学技术工作。超临界机翼、脉冲多普勒雷达、高推比涡扇发动机……对于没有学过航空专业知识的张彦仲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领域。他边干边学，虚心向内行请教，认真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家住得远，交通不便，他就索性住在办公室里；晚上下班晚，食堂关门了，他就凑合着啃一口饼。“既然来了就要好好干，干就要干好。”他说。
风洞是研制飞机的关键试验设施。张彦仲牵头筹措资金建成1.2米×1.2米的风洞，后为适应未来民用飞机研制需要，张彦仲又经手批准建设了更高等级的风洞，这些风洞至今仍在新飞机研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事航空系统工程工作后，张彦仲带领团队突破三代飞机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创建了航空科学基金与航空奖学金，推动把航空工业列入高科技产业。他还主持过10多项重大航空项目的决策、立项，其中，运—12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运—8C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传承
全力培养航空工业领域后备人才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夯实基础、培养青年，才有未来。”张彦仲深知，航空工业事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一代代人才接续奋斗。1985年，张彦仲便开始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带研究生。
2006年，随着大飞机方案论证工作启动，人才短缺问题开始凸显。于是，张彦仲在北航推动开设大飞机高级人才培训班。从学科架构到课程设计，再到人才培养体系制定，他都是亲力亲为，还经常到现场授课。他治学严谨、迎难而上的态度，影响了许多航空工业科研工作者。截至目前，大飞机高级人才培训班累计培养了1100多名高级人才。
闲暇时间，张彦仲喜欢写诗。参与大飞机论证，他写下“奉献终生全不悔，顽强拼搏向朝晖”；记录取证试飞，他写下“夏去疆南迎酷暑，冬来漠北盼严寒”；面对青年一代，他又有“莫道航途有风雪，雏鹰胜过老鹰飞”的期待……每一首诗都与大飞机紧密相关。
如今，C919承运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年过八旬的张彦仲也还在为航空事业努力：解决航空发动机研发难题，推动大飞机国际适航验收，开展280座级的C929更大飞机研制……他说：“大飞机事业要走的路还很长，要抓紧时间，再为国家多作贡献。”
有人说，“张彦仲是航空战线的勇士”。而张彦仲说，功劳是大家的，“从2006年立项到2023年商飞，这架‘东方之翼’上，凝结着来自1000多家企业、36个高等院校的20多万名科研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科学，付出自己的一切，我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