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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
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专家建议
严守流程规范倾听业主意见满足投放需求
法治日报记者 韩丹东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近年来，全国多地推行“撤桶并点(站)”，通过减少分散垃圾桶、合理设置集中投放点，引导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提升垃圾分类效率。
比如，山西运城盐湖区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优化垃圾桶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事这类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居民感到了不便。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后，每日清晨6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小区白天看着整洁有序，可这份干净却是用深夜的脏乱和清晨的噪声换来的。”刘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道出了满心无奈。
受访专家认为，“撤桶并点”本身是优化垃圾分类、提升小区环境的良策，但执行中少数地区出现程序缺失、权责失衡、服务缺位的情况，导致公共管理成本单向转嫁给居民，便民举措异化为扰民负担。唯有以民主决策筑牢根基、以精细服务破解痛点、以多元共治实现长效，才能真正平衡管理效率与居民便利。
居民对此评价不一
采访时，刘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在小区“撤桶并点”更像是“走过场”。物业公司一纸通知，把垃圾桶集中到几个点位，但是清运次数并没有增加，原来分散投放还能做到及时清理，可合并之后反而脏乱。
更令居民难受的是，其中一个垃圾投放点位紧贴着居民楼，因为时常出现垃圾袋破损、脏水四处飞溅的情况，难闻的气味会飘到低楼层居民家中。
“离点位近扔垃圾确实方便，但要面对噪声和气味的困扰。离点位远，扔垃圾要走挺远，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扔一次垃圾像是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刘女士说，“很多居民和我一样质疑，这样的‘撤桶并点’，是为了保护环境还是为了图省事？”
比噪声和臭味更让人无奈的，是“扔不上”的尴尬。
浙江杭州一小区“撤桶并点”之后，单元楼下空荡荡的，所有垃圾都必须送到几百米外的集中投放点，并且投放时间定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时间并不十分友好。
“我早上7点半已经在地铁上了，晚上9点才能回到家，扔垃圾的时间点根本对不上”居民李女士无奈地说，夏天的厨余垃圾放家里一晚就发酸发臭，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只能先放在楼道里，等有时间再扔，结果又被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指责。
有被居民抱怨的，也有被居民称赞的。
北京顺义一社区原来有14个垃圾投放站，“撤桶并站”之后精简到7个，数量少了一半，可居民的抱怨反而少了。社区没有简单地一撤了之，而是提前制定规划图，一步步调整点位，避开楼门口、紧贴绿化带；新站点全都装上了遮雨棚、照明灯、脚踏开盖等装置，空间干净又密闭。社区还设置了体验日，让大家提前熟悉路线，建立2小时响应机制，垃圾桶一旦满溢、破损就会马上处理。
“以前垃圾桶周围气味难闻，扔完垃圾后要捂着鼻子跑开，现在投放站干干净净、气味很小，距离也合适。”家住该小区的王女士笑着称赞，“真正的‘撤桶并站’不是少放几个桶，而是让人扔得放心、住得舒心。”
治理方式存在偏差
为何同样是“撤桶并点”的做法，在有些地方广受居民好评，在有些地方却不被认可？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广童在接受采访时说，冲突的核心根源在于执行环节民事权利义务配置的失衡。一些小区未严格履行民法典的规定，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涉及业主共有部分的重大事项，未提交业主大会表决，也未调研居民生活动线，而是以物业公告、社区通知代替民主决策，程序合法性先天不足。
“与此同时，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的成本被单向转嫁给居民：高龄、残障群体承担额外出行成本，相邻住户承受噪声、异味等负外部性(一个人的行为给无关的第三方造成了损失、负面影响，但行为人不用为此担责)；而物业公司在清运频次、消杀标准、设施维护等方面的义务，在管理规约与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笼统，违约责任模糊，业主监督追责难度极大，长期忍受后自然对此不满，甚至可能导致纠纷产生。”高广童说。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说，便民服务之所以异化为扰民负担，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物业公司、居民三方权责不清，社区越权决策、物业敷衍履职、居民被动接受，形成“管理—抵触—乱象”的恶性循环，垃圾治理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撤桶并点’的核心是环保与便民双赢，而非以牺牲居民权益换取管理便利。程序合法、需求导向、服务配套三者缺一不可，任何环节缺位，都会让良策变痛点。”姜孝贤说。
高广童说：“‘撤桶并点’落地遇阻，可能制约垃圾分类开展，造成环境受损、环卫成本上升。配套缺失易激化矛盾，加重调解压力，也让社区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持续忙于处置乱象，一线工作负担随之加重。”
构建长效平衡机制
如何让居民更易接受“撤桶并点”，实现管理与便民的长效平衡？
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今日相关部门发布新政策通报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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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山西运城盐湖区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优化垃圾桶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事这类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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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后，每日清晨6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小区白天看着整洁有序，可这份干净却是用深夜的脏乱和清晨的噪声换来的。”刘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道出了满心无奈。
受访专家认为，“撤桶并点”本身是优化垃圾分类、提升小区环境的良策，但执行中少数地区出现程序缺失、权责失衡、服务缺位的情况，导致公共管理成本单向转嫁给居民，便民举措异化为扰民负担。唯有以民主决策筑牢根基、以精细服务破解痛点、以多元共治实现长效，才能真正平衡管理效率与居民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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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中央航空学校同学录上的刘领赐档案中的个人照。（浙江档案数据库供图）
访问刘领赐行都大空战散记（《青年空军》1940年第2卷第3期72-73页作者章君）
《江声报》1931年9月27日第三版
厦门网讯（文/厦门日报记者罗子泓谢瑞真通讯员刘莉丽图/厦门市档案馆提供除署名外）当烈焰吞噬战机，他从千米高空纵身跃入湖中。冰冷的湖水没有将他淹没，而是唤醒了他的泳将本能，助他逃出生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经厦门文史研究者李世伟提供线索，厦门市档案馆调出了这份85年前的重庆版《大公报》剪报。
剪报上的报道，将菲律宾归侨、抗日英雄刘领赐重新带回大众视野。这位曾经叱咤泳坛的运动健儿，在祖国危难之际成为骁勇善战的蓝天雄鹰，用信念与勇气谱写了报国篇章。
是双十中学校友体育健将尤为善泳
刘领赐出生于1911年，身份是第二代华侨。他的父亲原籍厦门，后在菲律宾马尼拉从事商业活动，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厦门市政协出版的《厦门抗战岁月》介绍刘领赐时，提及他是厦门双十中学校友，这一说法得到了厦门收藏家陈亚元手中藏品的印证——1926年12月由厦门倍文印书馆印刷的双十中学校刊《炉炭》中，便有刘领赐署名的文章《“读书”——“救国”》。刘领赐在这篇文章中痛陈中国积弱的原因，强烈呼吁培养青年的爱国情操，认为这是振兴国家的根本。
1928年10月，刘领赐考入位于厦门五通的福建民用航空学校，1933年考取中央航空学校第四期飞行班。1935年毕业后，刘领赐在飞机队服务，第二年回中央航空学校任初级飞行及驱逐科飞行教官。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航空军官同时还是一位体育健将。他曾先后参加闽南联合第三届运动大会、闽南公开运动会、浙江省运会、全运会及远东运动会，并参与了其中的200米赛跑、跳高、跳远、铁饼、标枪和游泳等多个项目的角逐。尤其在游泳项目上，刘领赐更是一把好手——1931年9月27日的《江声报》，报道了刘领赐在厦门参加青年会万国长途游泳比赛时的情景：“（刘领赐）一马争先、锐不可当、艇上之观者皆以为水怪，第一可无虞。”不料，因被海上观赛的船只挤至下游，刘领赐最终与冠军只差数米，夺得第二名。1935年9月的《江西民报》在报道全国运动会游泳预选会时则提到，“冠军多为空军刘领赐所获”——他横扫泳池：斩获百米仰泳、自由泳及二百米蛙泳第一名，五十米自由泳第二名等奖项。
蓝天雄鹰令敌丧胆坠机中跳湖逃出生天
刘领赐强健的体魄和坚韧的意志，铸就了他在空战中掠云俯冲、一击即离的雷霆战风。从1938年《福建民报》（福州）、1940年重庆版《大公报》、1940年《青年空军》杂志等报道中可以看到，刘领赐的航迹始终贯穿在为争夺抗日制空权而展开的一系列浴血奋战之中。
1937年8月14日，淞沪战场“八一三”烽火燃起的次日，身处杭州的刘领赐便奉命率领数架驱逐机，护送轰炸机飞往上海执行任务，“轰炸日本总司令营房（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其弹药库，和敌水上驱逐机格斗……”198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明确记载，刘领赐携带炸弹由杭州出发，沿铁路飞上海轰炸公大纱厂，并掩护友机，16时30分到达目标上空但见敌军集中于此，当即自八千尺高度俯冲投弹，命中百分之九十以上。
1937年8月19日，刘领赐在南京上空迎来了与敌机的首次正面交锋。当时，8架日军轰炸机来犯，他迅速与战友李文祥组成作战编队，前往安徽广德空域实施“交叉绞杀”战术——二人通过佯攻吸引敌军火力，默契配合之下，成功将其中一架敌机击落于荒山之中。
1938年8月3日，日军70余架战机如黑云压城般侵袭汉口。彼时参与武汉会战的刘领赐，与战友们不顾强敌压境，毅然驾机迎敌，在距离汉口约四十里外的空域，与敌机展开了激烈厮杀。《大公报》记载了他这段骁勇驱敌、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咬住一架敌机，将其击中。不料，未及凯旋，敌军从背后突袭，用子弹击穿了刘领赐所驾飞机的油箱。飞机从三千多米的高度向下俯冲，就在天旋地转之时，刘领赐发现下方是一片湖水，果断跳机，利用自己善泳的优势逃出生天。在湖里，体力不支的刘领赐利用降落伞的伞衣，裹住空气封闭后形成气囊，充当救生圈。他在水中漂浮了50分钟，最终被渔民救起。
“对于水我是不怕的，人家曾称我为水蛙，在海水里起伏过。”“碧波涅槃”的刘领赐事后回忆道。
刘领赐英勇的表现，赢得了空军的荣誉奖章——一枚金质的蓝星奖章。
1939年6月的重庆保卫战中，6月10日的那场战斗，成了刘领赐作战生涯里最满意也最难忘的一次。战斗中，他果断率队潜伏于云层之下，待时机成熟，便与战友们如利剑般骤然突刺，集中火力首攻并成功击落了敌方的领队机，日军机群随即陷入溃散。事后回忆起自己座机上的七处弹孔，他仍坦言道：“我尚认为攻击得不够艺术，如果打得好，我可以不叫敌弹挨着我，而能取下他们的贼首。”
战事未了轻嫁娶病愈丹心卫家国
1940年，《大公报》记者林有在武汉汉口见到刘领赐时，他正饱受疟疾折磨，面色蜡黄，坐在藤椅上讲述作战经过，即便身染重病、难掩疲态，仍在回忆那段烽火岁月。林有在其《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飞航员》一文中，记录下了这一幕。
然而一年后，两人再度相见时，刘领赐的状态已然判若两人。“这个矮个头的独身飞行员却变得如此粗壮……”林有对此倍感惊讶。他提及，此前刘领赐还是“典型的菲律宾式的清瘦”模样，如今却脸变圆了、脖子变粗了，手臂孔武有力，整个人身材健壮了不少。原来，为了重返苍穹，刘领赐每天通过打篮球等运动锻炼身体。时年31岁的刘领赐表示：“我连结婚的事都未想到，只希望好好打几次仗。”
“中国之伟大，皆由牺牲铸就；空军之荣誉，以血火铭刻……民众如火如荼的期盼，这些眼睛看着我们，这些心在等着我们，我们怎么又不格外感到职责之深重！”1940年《青年空军》杂志一篇题为《访问刘领赐——行都大空战散记》的文章中，刘领赐这样道出自己的战斗意志：“军人没有别的，更勇敢更拼命的（地）打下去而已。”
关于刘领赐的最后记载，见于1946年6月26日的《民国日报》一篇关于留美空军学员的报道中，明确提及他是其中一员。自那以后，这位屡立战功的传奇“雄鹰”，便再无更多书面记录留存。
即便如此，他在抗战烽火中搏击长空、誓死守护家国的挺拔英姿，早已永远镌刻在中华史册之上，为后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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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空军飞行员多为爱国华侨
2015年9月《福建侨报》一篇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文章《海外华侨抗日救国被誉为抗日战争四大支柱之一》提到刘领赐，并称：“美国、菲律宾、印尼、泰国、缅甸等众多华侨青年，回国参加空军对日作战。当时国内战场上我国空军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飞行员几乎占了3/4。”
福建是侨乡，华侨飞行员占比相对较高。除了本报最近报道的陈镇和、郭彩玲、黄金沙，壮烈殉国的著名英烈还有1939年在重庆空战中捐躯，年仅26岁的南安籍印尼华侨飞行员梁添成；1942年5月4日在云南省武定县上空与日机战斗中献身的德化籍马来西亚华侨萧德清……
最令人动容的是闽籍印尼富商许启兴及其弟弟、妹妹。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印尼的许启兴发动华侨捐款购买战机。他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并变卖一些家产，筹资兴建飞机制造厂，计划在印度尼西亚为中国空军制造战机。1938年，正当许启兴夜以继日建设飞机厂时，在雅加达的一次防空演习中，拥有飞行员资格证书并被中央航空学校外聘为空军教练员的许启兴驾机上天，不幸失事遇难身亡，年仅31岁。
许启兴的胞弟许启新、胞妹许庆娘，继承兄长抗日救国遗志，先后报考航空学校，获得航空合格证书后，驾机回国参战。在与日军空战中，兄妹英勇杀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