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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放弃抢救,家属于心不忍,继续抢救一旦超过时限,又可能错失工亡认定机会——
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抢救时限、死亡标准等也应与时俱进调整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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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李凌云进一步解释称,将时限设置为48小时,是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结合医学规律、社会现实与制度承受能力做出的综合判断。至于48小时的起点和终点,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以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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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讯经济负担、子女照料、对职业发展的担忧,这三方面已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如何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增加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呢?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河南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政策措施》),推出了13条生育支持政策措施,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让育龄群众愿意生、养得起、教得好。
困惑丨“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成了拦路虎
今年是郑州市张女士结婚的第三个年头了,面对家里老人的催生,张女士夫妻俩却一直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
这和两个词有关——一个是意愿、一个是成本,后者直接导致前者的动力不足。
前段时间偶然看到的一份《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直接将她的顾虑具象化了。
报告里提到,0~17岁孩子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养育到本科毕业平均要花费68万元。而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
不想生、不敢生、不愿生,成为同年龄段朋友间常聊的一个话题。
当前生孩子,已不只是生孩子这么简单了,张女士说,这是一个涵盖了生育、托育、养育、教育等的系统工程。
每一个环节,现在都打着问号。孩子生下来后,产妇和伴侣如何拥有一个完整的不被侵扰的产假?恢复上班后,单位能否考虑产妇需求,给予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的待遇?
居所附近是否有靠谱的托育机构?孩子上幼儿园能否免费?单位能否提供托育服务,帮助职工减轻育儿负担?如果生育的是二胎,在购买住房上能否享受到贷款额度提高的待遇?
“生孩子是个大工程,也不是我一个人、不是一个家庭的事。”张女士说,希望政府部门能出台切实的扶持措施,真正提高他们的生育预期和意愿。
保障丨鼓励用人单位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等方式
针对张女士的困惑,《政策措施》重在推动重点领域突破。
通过积极降低“三育”成本,在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健全普惠托育支持政策体系、减轻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方面进一步细化,河南省要让育龄群众愿意生、养得起、教得好。
《政策措施》细化了十三类生育支持政策措施,涵盖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氛围等四个方面。
首先是生孩子时少花钱。持续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同时,落实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
孩子生下后,产妇和伴侣产假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政策措施》提出,完善生育休假政策,用人单位可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灵活安排育儿假等方式,帮助有照顾居家子女需求的职工解决育儿困难。
还有一个硬核规定,便是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指导,强化纠纷协商调解,将《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婚假、产假、配偶护理假、育儿假及相关待遇落实情况纳入劳动监察范围。
托育丨学前教育免费,有条件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
如何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真正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
《政策措施》提出,开展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和公办托育服务网络建设。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
同时,积极支持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模式发展,在全省公立医院开展普惠托育机构建设试点工作。用人单位开展职工子女普惠托育服务所需的有关支出,可按照规定从职工福利费中列支,用人单位工会经费可适当补充。
《政策措施》也积极支持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模式发展,在全省公立医院开展普惠托育机构建设试点工作。鼓励用人单位配建母婴设施,提供福利性托育、寒暑假期和课后儿童托管服务,帮助职工解决育儿困难。
在孩子入园问题上,《政策措施》提出,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力度,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扶持政策,着力解决“入园难”“入园贵”,按照国家要求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
优惠丨已有住房多子家庭再购房,认定为首套住房
住房问题,往往和育儿问题交叉在一起。
针对多子女家庭,《政策措施》明确了住房政策方面的支持性措施。
一是合理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对多子女家庭可提高20%的贷款额度。在当地已有一套住房的多子女家庭再次购买的商品住房,可认定为首套住房。
二是创新个人住房信贷模式,面向无房青年群体推出匹配度更高的特色住房金融产品。多渠道增加保障性住房用地供给,加力推进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
三是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子女家庭统筹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分配上给予适当照顾。(刘瑞朝杨露露)
陈静审核:郭同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