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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极端天气频发，对“三夏”生产影响多大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今年身边的烘干厂都爆满，但小麦水分太大烘得慢，根本不出活儿。”收购版图覆盖湖北、河南多地的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叹道，如果粮食烘干排不上号，被搁置一边，24小时就会发烫、48小时就可能烂掉发霉。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阶段，5月这轮波及我国数十个省区市的强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且与部分作物关键生育期、关键收获期叠加，让伍娟这些粮农焦虑不已。

　　5月28日，持续许久的降雨终于放了晴，伍娟抓紧下地收割小麦，结果刚收10多亩又下起雨。望着剩余几十亩地，她担心收完的小麦发芽、地里的会烂根，又担心一季的辛苦换不来好价钱。

　　5月29日，记者从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获悉，5月以来，全国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5月单日降雨纪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除了伍娟所在的湖北省，安徽、河南等粮食主产省份也遭遇了较强降雨威胁，为农作物生产带来一定影响。

　　不仅是极端强降水，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干旱等天气同样频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穆月英强调，极端天气不是单一自然事件，而是会影响耕地、作物、农机、仓储、物流、市场和农民收益的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构成严峻挑战。

　　5月31日，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泵站与排涝处处长龙海游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调度情况看，全国面上耕地受涝情况总体平稳，大中型灌区运行正常，个别点位有涝情无涝灾，灌区农田涝渍情况总体可控。

　　不过，随着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当极端天气逐渐成为“常客”

　　在分析今年全国雨水情时，水旱灾害防御司指出，自4月1日我国正式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月以来，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五成。正值“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整体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穆月英分析，这轮强降雨从区域看，黄淮海冬麦区受灾风险比较突出。5月正是小麦灌浆后期、乳熟成熟和即将大面积收获的关键阶段，持续阴雨和局地暴雨容易造成影响。她提醒，长江中下游和西南部分地区，还需关注夏收及后续播种环节衔接中的风险。

　　水文水资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认为，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有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世界气象组织(WMO)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急剧上升，已不再是偶然发生的区域性气候灾害，正在重塑全球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成为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核心风险因素。

　　“近年来，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确实在加深。”穆月英表示，其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挑战，与过去更多表现为局部性、阶段性和单一性风险的农业气象灾害不同，不仅表现为灾害次数增加，还有风险形态发生的变化。

　　浙江大学农业风险管理与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易福金也指出，当前高温叠加干旱、强降雨叠加渍涝和病虫害等复合型灾害，正成为农业生产中更加常见的灾害形态。他进一步表示，受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北方暴雨激增影响，我国原有农业灾害分布规律被打破，传统农业风险的空间格局被重构。

　　以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为例，这一固有认知已被改写。北方粮食主产区的防灾重心，正从过去单一的“抗旱为主”被迫转向严峻的“旱涝双防”，而苹果、水稻、莲藕等作物的种植带也不断北移，然而这些新晋的种植区域缺乏适配的防灾技术与管理经验，导致次生风险凸显。

　　“极端天气不仅影响某一块田、某一个生产季的粮食生产，还会在区域，生产全过程扩散。”穆月英说。

　　我们能倚仗些什么

　　“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我们既要保持充分警惕，也要保持战略定力。”穆月英表示，“因为总体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储备调节、产销衔接和应急保供体系完善，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总体供给、保持价格基本平稳，是有制度基础和现实能力的。”

　　农田防灾减灾能力是基础，其中大中型灌区灌溉保证率高，灌排体系相对完善，一直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龙海游指出，入汛以来，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有效应对强降雨天气影响，指导加强灌排沟渠巡检及排涝泵站维修养护，及时发现和处理农田积水受涝等问题。

　　据统计，入汛以来，全国1438座(次)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50.9亿立方米，减淹耕地面积51.27万亩。“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排灌体系、田间道路、烘干仓储设施，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硬核支撑。”穆月英指出，我国农业防灾减灾有组织动员能力强、基础设施不断增强等显著优势。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表示，种粮农民利益得以保障，才能激励和调动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而提供适配的保险产品，正是帮助农民转移灾害风险的关键举措。

　　在5月这轮强降雨过程中，面对大面积农田渍涝、作物倒伏甚至减产绝收的严峻局面，农业保险成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的“压舱石”、粮食安全的风险缓冲器。易福金指出，一方面，保险赔款能够快速弥补农户直接经济损失，避免因灾返贫、弃耕撂荒；另一方面，它能分担政府救灾压力，稳定农户种粮预期，打消“受灾即亏损”的顾虑，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农户张兵朝种植的近300亩小麦处于湖北省宜昌市5月强降雨受灾严重地带，地里小麦整体大片倒伏，浸水腐烂、发芽，大面积受损，之前缴纳了7776元保费，在灾后4天内收到26.5万元理赔款项。

　　截至5月27日，国寿财险湖北宜昌中心支公司下辖当阳市支公司已向259名农户赔付超8000亩因5·17暴雨灾害受损的小麦，合计赔付370.72万元。

　　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配套也至关重要。我国长期开展抗逆作物育种，储备了丰富的耐旱、耐涝及抗病新品种。4月20日以来，河南温县降雨频繁，各乡镇小麦均存在倒伏地块、倒伏率超过10%。然而，在祥云镇夏庄村，中种集团品种“郑麦9134”繁种田里成方连片千亩小麦无倒伏、无穗发芽、无萌动，病穗都少，预计6月5日至10日迎来收割。

　　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湖北省区技术主任刘华介绍，赤霉病是影响小麦安全生产的重要病害，成熟期遭遇强降雨极易引发穗部霉变和穗发芽，严重拉低产量与品质。但使用了“麦甜”制剂的麦田展现出了极强的抗逆性。今年这些田块不仅受“烂场雨”的伤害显著减小，产出的麦穗更是干净金黄、籽粒饱满。在实现平均增产10%的同时，用药量减少了70%。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就提到，这种品质的小麦，每斤收购价高出3到5分钱根本不是问题。

　　堵点依然存在

　　尽管我国农业防灾减灾已具备明显优势，但依然存在设施短板突出、应急预案更新滞后等“堵点”与“卡点”。

　　为此，易福金建议升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结合雨带北移、北方暴雨增多趋势，分区修订农田排涝、抗旱建设标准，重点补齐北方粮食主产区、低洼易涝区田间沟渠、小型泵站等末梢设施，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旱涝双防”作为硬性指标。

　　农业保险方面同样面临挑战。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业保险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17亿元，农业保险向农户支付赔款超1200亿元，成为应对极端天气常态化的重要金融工具。

　　虽然覆盖面持续扩大、产品体系不断丰富，但易福金发现，农业保险的理赔精准度不足、市场过度竞争导致财政资源耗散、巨灾赔付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以及现行产品无法适应日益分化的农户需求等问题依然突出。

　　马九杰提醒，极端天气频发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赔付压力骤升，政策性保险需要增加保费补贴力度。他建议研究如何激励保险公司从“被动赔付”转向“主动防损”。

　　对于“主动防损”，马九杰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双赢机制。保险公司若参与防灾抗灾设施建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客观上会减少风险发生概率，降低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灾害损失赔付，降低赔付压力。当然，做到这些，保险公司需要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且能够将盈余资金用于风险减量措施建设上。

　　国寿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也坦言，近年极端气候致灾性强、影响范围广，让农业保险面临的风险持续聚集，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据统计，国寿财险2026年全国农险接报案超36万件，涉及农田/主要作物面积约395万亩，已完成查勘定损金额近30亿元、支付赔款约29亿元。

　　他建议，因地制宜完善“保险公司+再保险+大灾基金+政府兜底”的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确保行业在巨灾面前能持续稳定发挥保障作用。他也提醒广大农户，投保信息务必准确，受灾后第一时间报案并保留证据。

　　构建适配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立足气候变化新常态，易福金建议推动农业风险防控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综合减灾、风险分担一体化，以“提升农田韧性、强化精准预警、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多元保障”为核心，构建适配极端天气频发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突发性的，又是大范围的。”穆月英认为，农业防灾减灾要做到事后应急、事前预防、过程管理和灾后恢复相结合，让不确定的天气，可识别、可预警、可管理。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大、类型多，农户仍然是重要基础。她提醒，极端天气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信息、技术、设备、保险和组织支持，必须把农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她建议通过社会化服务、合作组织、保险金融和数字化工具，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应对极端气候上的作用。

　　“为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需要从多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穆月英建议，农业技术部门针对极端天气制定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清单，包括秋季播种、品种选择等技术措施；农户自身也要强化防灾减灾意识，积极投保农业保险，若秋季遭遇灾害，就及时做好耕种补种、作物类型调整，防止来年夏季产量受到波及，并切实做到分地块、分作物的精准应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婉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2日 05版

本周监管部门披露重要研究成果极端天气频发，对“三夏”生产影响多大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今年身边的烘干厂都爆满，但小麦水分太大烘得慢，根本不出活儿。”收购版图覆盖湖北、河南多地的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叹道，如果粮食烘干排不上号，被搁置一边，24小时就会发烫、48小时就可能烂掉发霉。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阶段，5月这轮波及我国数十个省区市的强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且与部分作物关键生育期、关键收获期叠加，让伍娟这些粮农焦虑不已。

　　5月28日，持续许久的降雨终于放了晴，伍娟抓紧下地收割小麦，结果刚收10多亩又下起雨。望着剩余几十亩地，她担心收完的小麦发芽、地里的会烂根，又担心一季的辛苦换不来好价钱。

　　5月29日，记者从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获悉，5月以来，全国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5月单日降雨纪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除了伍娟所在的湖北省，安徽、河南等粮食主产省份也遭遇了较强降雨威胁，为农作物生产带来一定影响。

　　不仅是极端强降水，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干旱等天气同样频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穆月英强调，极端天气不是单一自然事件，而是会影响耕地、作物、农机、仓储、物流、市场和农民收益的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构成严峻挑战。

　　5月31日，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泵站与排涝处处长龙海游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调度情况看，全国面上耕地受涝情况总体平稳，大中型灌区运行正常，个别点位有涝情无涝灾，灌区农田涝渍情况总体可控。

　　不过，随着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当极端天气逐渐成为“常客”

　　在分析今年全国雨水情时，水旱灾害防御司指出，自4月1日我国正式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月以来，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五成。正值“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整体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穆月英分析，这轮强降雨从区域看，黄淮海冬麦区受灾风险比较突出。5月正是小麦灌浆后期、乳熟成熟和即将大面积收获的关键阶段，持续阴雨和局地暴雨容易造成影响。她提醒，长江中下游和西南部分地区，还需关注夏收及后续播种环节衔接中的风险。

　　水文水资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认为，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有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世界气象组织(WMO)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急剧上升，已不再是偶然发生的区域性气候灾害，正在重塑全球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成为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核心风险因素。

　　“近年来，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确实在加深。”穆月英表示，其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挑战，与过去更多表现为局部性、阶段性和单一性风险的农业气象灾害不同，不仅表现为灾害次数增加，还有风险形态发生的变化。

　　浙江大学农业风险管理与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易福金也指出，当前高温叠加干旱、强降雨叠加渍涝和病虫害等复合型灾害，正成为农业生产中更加常见的灾害形态。他进一步表示，受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北方暴雨激增影响，我国原有农业灾害分布规律被打破，传统农业风险的空间格局被重构。

　　以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为例，这一固有认知已被改写。北方粮食主产区的防灾重心，正从过去单一的“抗旱为主”被迫转向严峻的“旱涝双防”，而苹果、水稻、莲藕等作物的种植带也不断北移，然而这些新晋的种植区域缺乏适配的防灾技术与管理经验，导致次生风险凸显。

　　“极端天气不仅影响某一块田、某一个生产季的粮食生产，还会在区域，生产全过程扩散。”穆月英说。

　　我们能倚仗些什么

　　“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我们既要保持充分警惕，也要保持战略定力。”穆月英表示，“因为总体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储备调节、产销衔接和应急保供体系完善，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总体供给、保持价格基本平稳，是有制度基础和现实能力的。”

　　农田防灾减灾能力是基础，其中大中型灌区灌溉保证率高，灌排体系相对完善，一直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龙海游指出，入汛以来，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有效应对强降雨天气影响，指导加强灌排沟渠巡检及排涝泵站维修养护，及时发现和处理农田积水受涝等问题。

　　据统计，入汛以来，全国1438座(次)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50.9亿立方米，减淹耕地面积51.27万亩。“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排灌体系、田间道路、烘干仓储设施，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硬核支撑。”穆月英指出，我国农业防灾减灾有组织动员能力强、基础设施不断增强等显著优势。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表示，种粮农民利益得以保障，才能激励和调动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而提供适配的保险产品，正是帮助农民转移灾害风险的关键举措。

　　在5月这轮强降雨过程中，面对大面积农田渍涝、作物倒伏甚至减产绝收的严峻局面，农业保险成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的“压舱石”、粮食安全的风险缓冲器。易福金指出，一方面，保险赔款能够快速弥补农户直接经济损失，避免因灾返贫、弃耕撂荒；另一方面，它能分担政府救灾压力，稳定农户种粮预期，打消“受灾即亏损”的顾虑，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农户张兵朝种植的近300亩小麦处于湖北省宜昌市5月强降雨受灾严重地带，地里小麦整体大片倒伏，浸水腐烂、发芽，大面积受损，之前缴纳了7776元保费，在灾后4天内收到26.5万元理赔款项。

　　截至5月27日，国寿财险湖北宜昌中心支公司下辖当阳市支公司已向259名农户赔付超8000亩因5·17暴雨灾害受损的小麦，合计赔付370.72万元。

　　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配套也至关重要。我国长期开展抗逆作物育种，储备了丰富的耐旱、耐涝及抗病新品种。4月20日以来，河南温县降雨频繁，各乡镇小麦均存在倒伏地块、倒伏率超过10%。然而，在祥云镇夏庄村，中种集团品种“郑麦9134”繁种田里成方连片千亩小麦无倒伏、无穗发芽、无萌动，病穗都少，预计6月5日至10日迎来收割。

　　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湖北省区技术主任刘华介绍，赤霉病是影响小麦安全生产的重要病害，成熟期遭遇强降雨极易引发穗部霉变和穗发芽，严重拉低产量与品质。但使用了“麦甜”制剂的麦田展现出了极强的抗逆性。今年这些田块不仅受“烂场雨”的伤害显著减小，产出的麦穗更是干净金黄、籽粒饱满。在实现平均增产10%的同时，用药量减少了70%。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就提到，这种品质的小麦，每斤收购价高出3到5分钱根本不是问题。

　　堵点依然存在

　　尽管我国农业防灾减灾已具备明显优势，但依然存在设施短板突出、应急预案更新滞后等“堵点”与“卡点”。

　　为此，易福金建议升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结合雨带北移、北方暴雨增多趋势，分区修订农田排涝、抗旱建设标准，重点补齐北方粮食主产区、低洼易涝区田间沟渠、小型泵站等末梢设施，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旱涝双防”作为硬性指标。

　　农业保险方面同样面临挑战。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业保险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17亿元，农业保险向农户支付赔款超1200亿元，成为应对极端天气常态化的重要金融工具。

　　虽然覆盖面持续扩大、产品体系不断丰富，但易福金发现，农业保险的理赔精准度不足、市场过度竞争导致财政资源耗散、巨灾赔付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以及现行产品无法适应日益分化的农户需求等问题依然突出。

　　马九杰提醒，极端天气频发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赔付压力骤升，政策性保险需要增加保费补贴力度。他建议研究如何激励保险公司从“被动赔付”转向“主动防损”。

　　对于“主动防损”，马九杰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双赢机制。保险公司若参与防灾抗灾设施建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客观上会减少风险发生概率，降低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灾害损失赔付，降低赔付压力。当然，做到这些，保险公司需要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且能够将盈余资金用于风险减量措施建设上。

　　国寿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也坦言，近年极端气候致灾性强、影响范围广，让农业保险面临的风险持续聚集，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据统计，国寿财险2026年全国农险接报案超36万件，涉及农田/主要作物面积约395万亩，已完成查勘定损金额近30亿元、支付赔款约29亿元。

　　他建议，因地制宜完善“保险公司+再保险+大灾基金+政府兜底”的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确保行业在巨灾面前能持续稳定发挥保障作用。他也提醒广大农户，投保信息务必准确，受灾后第一时间报案并保留证据。

　　构建适配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立足气候变化新常态，易福金建议推动农业风险防控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综合减灾、风险分担一体化，以“提升农田韧性、强化精准预警、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多元保障”为核心，构建适配极端天气频发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突发性的，又是大范围的。”穆月英认为，农业防灾减灾要做到事后应急、事前预防、过程管理和灾后恢复相结合，让不确定的天气，可识别、可预警、可管理。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大、类型多，农户仍然是重要基础。她提醒，极端天气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信息、技术、设备、保险和组织支持，必须把农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她建议通过社会化服务、合作组织、保险金融和数字化工具，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应对极端气候上的作用。

　　“为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需要从多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穆月英建议，农业技术部门针对极端天气制定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清单，包括秋季播种、品种选择等技术措施；农户自身也要强化防灾减灾意识，积极投保农业保险，若秋季遭遇灾害，就及时做好耕种补种、作物类型调整，防止来年夏季产量受到波及，并切实做到分地块、分作物的精准应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婉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2日 05版

美国造“大家伙”的能力越来越堪忧了，不光有波折不断波音，还有人造工业产品中“最大的大家伙”——船。

虽然美国跑遍全球的航母依然威风，但最近的一个新闻，毫无疑问暴露了美国在造船空心化上的一败涂地。

为了扶持本国造船业，去年12月，两党下了一剂猛药，在国会推出《美国船舶法案》，提议对在“受关注国家”（就是中国）船厂维修的、悬挂美国船旗的船只，征收200%关税。

如果不是衰落得太厉害，美国政界也开不出这样极端的药方。

在二战及战后的巅峰期，各大造船厂如同下饺子一样。直到50年前的1975年，美国造船业还是响当当的世界第一。那时的中国，造船量恐怕都赶不上美国的零头。

美国造船业，曾经“很有精神”

（图：壹图网）▼

而现在，美国民用造船业在全球仅排第19，占比不足1%，共和、民主两党甚至直呼“中国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30倍”。几十年的时间，形势逆转了上万倍，对比太强烈。

但200%的关税，真的能让美国造船业GreatAgain吗？

辉煌不再

美国造船业曾经并不是这个苦哈哈的样子。在二战中，美国人把造船玩成了下饺子比赛，28小时生产一条排水量上万吨“自由轮”的纪录至今仍在。无论“昭和男儿”怎么“很有精神”，还是敌不过一座座造船厂的轰鸣。

二战期间，美国建立了一批应急船厂以适应战争需求

（图：壹图网）▼

但是，为美国全球霸权立下汗马功劳的造船业，也躲不开去工业化的浪潮。作为典型的重工业，在美国后工业化的进程中逐渐不为人们青睐，和钢铁、煤炭等“傻大黑粗”的行业一同逐渐向亚洲转移。

1975年时，美国还是全球头号造船强国。如今，中日韩占据了全球90%以上的民用造船市场，欧美的份额已近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相比之下，欧洲至少还保留了几个高附加值品类，造的不多但也钱不少挣。

近年来，德国MeyerWerft和法国大西洋船厂还成功交付了多艘大型新型LNG动力豪华油轮这样的高技术产品，法国GTT公司的LNG船专用殷瓦钢、荷兰阿克苏诺贝尔的涂料和芬兰瓦锡兰公司的动力系统，也还是世界第一流的船用产品。

大西洋造船厂的海上风力涡轮机工业基地

（图：壹图网）▼

而美国造船业别说这样的大工程，就连普通的船也造不好。现在，美国造船厂一条3000多TEU（标准集装箱单位）的普通船，造价比中国船厂24000TEU的巨型船都要高，工期还要长。

照理说，这样的生产效率早就该完犊子了。但1920年的《琼斯法案》规定，美国两个港口之间通过海上运输的任何货物，必须使用美国拥有、美国建造、大部分船员是美国公民的船只。

20世纪初期美国船只上的船员们

每天面对风浪与潜在的危险，这活儿也不是好干的

（图：壹图网）▼

这项法案本意是对当时发展中的美国造船业进行保护，却在百年后成为整个行业的救命稻草。现在美国船厂接到的少数民用订单，几乎都依赖这项法案。

整个航运业也一起跟着倒霉：一个集装箱从洛杉矶运到夏威夷，成本价格是从洛杉矶到上海的10倍多。夏威夷的物价也随之水涨船高。

夏威夷州火奴鲁鲁港口的货运集装箱

（图：壹图网）▼

逐渐萎缩的产业导致大量熟练工人的流失，供应商大批破产，产品质量也随之下降；质量不行，更没有订单，人员加速流失，更多供应商破产——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综合工业之冠”

造船业投入高昂，是典型的重资产行业。对日益金融化的美国来说，肯定不是一个赚钱的选项。

但民用造船业的彻底衰落，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战略支柱——“一等人”海军。

对于海军来说，各类舰船是不可或缺的利器

（图：壹图网）▼

2018年，美国最新型“福特”级航母在海上航行时发生轴承过热情况，被迫返回港口维修。海军官方直指是制造问题。去年10月，美国海军又发现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生产的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和2艘攻击型核潜艇的焊接工作存在明显质量问题。

由此，美国海军近年来开始把部分舰艇的维护保养外包给韩国船厂，在当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时，还鼓励日韩企业收购美国船厂，以此提升造船业水准。

汽车、造船和电子产品这样供应链复杂的民用工业，能支撑上下游大量企业并创造大批就业岗位。对美国两党来说，能带来宝贵的选票。比如韩国造船业，在本国创造了6万个专业技术岗位，光造船厂雇佣的工人就超过10万，创造了韩国近10%的GDP。

整个造船产业链需要各类技术人才与大量工人

产业发展也便带动着就业

（图：壹图网）▼

能支撑如此庞大的供应链，是因为现代船舶的体量和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造船业“综合工业之冠”之名，来得不虚。

举个例子：去年下水的国产豪华游轮“爱达·魔都”号，排水量13.55万吨，立起来快和东方明珠电视塔一样高，能让几千人在船上舒舒服服地吃喝拉撒，相当于将一座城市搬到海上。

“爱达·魔都”号是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其长度和宽度分别达到324米和37米

拥有超过2000间舱房，载客量超过5000人

（图：壹图网）▼

造这样一艘船，需要消耗3.5万吨基础钢材；4000多千米的电缆联通全船，长度相当于从北京飞到喀什的距离；120千米的通风管道，为每个客房和舱室提供新鲜空气。

许多在陆地上简简单单的事情到了船上都是难题。拿做饭来说，游轮上度假的几千人自然要吃好喝好，但厨房里有很多易燃物，这也需要专门的厂商来供货。

为了让乘客吃得满意，自然要准备好大量食物

（图：shutterstock）▼

大型船只上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一条“爱达·魔都”号，需要230万个设计工时和1800万个建造工时，并对接361家一级供应商和上千家二级供应商。

可见，造船业需要的不只是船厂，更是全套供应链。

造船有着复杂的上下游产业链

需要各行业共同努力、共同发展▼

衰落的美国造船业早已没有进行如此大工程的能力。200%的关税，无疑是希望用非常手段迫使美国船东的订单返回本土，MakeAmericanBoatGreatAgain。但现在中美造船业和供应链水平已经是天差地别。

中国=230个美国

2024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项指标均为世界第一。而全美国所有船厂手头的民用订单加起来，只有23.5万吨，相当于中国的1/230，且这些单子还都是因为《琼斯法案》才有的。

不光数量上完全不成比例，技术水平上中国也断崖式领先。LNG、豪华游轮和超大型集装箱船等高难度船舶都已经成为中国船厂的常客：2024年4月，中船集团和卡塔尔能源公司签署了价值55.8亿美元（约合404.8亿人民币）的18艘大型LNG船订单，直接刷新了全球单笔造船订单记录。

反观美国，《独立宣言》诞生地费城的费城造船厂，在二战中生产过多级战列舰，现在却连连推迟本国船东订单。一是生产能力实在不行；二是反正还有《琼斯法案》，倒也饿不死。如今，这座船厂已经被韩国韩华集团收购。

辉煌一时的费城船厂能否重振旗鼓？

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图：壹图网）▼

中国造船“霸榜”的背后，是完整的工业体系。

2024年，中国造船业消耗了约1500万吨钢，仅相当于中国钢铁产量的零头。但全球钢铁年产量能超过这个数字的国家（地区），也不过十几个。同时，哈工程、上海交大等学校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也已经位列世界顶尖。各大院校还在源源不断培养机械、能动等行业的人才。

与造船业的繁荣同步的是中国航运业的快速增长。

航运业是全球化的重要支柱。对出口导向性经济的东亚国家而言，工业制成品的外运和大宗商品的进口，都需要强劲航运业的支持。上世纪以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海运业也随着本地工业化的进程逐渐壮大，诞生出韩进、三井商船和长荣等一批巨头。

目前全球最大的海运商是丹麦的马士基、瑞士的地中海航运，依然属于欧洲。不过在2024年，中国超越日本，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船东国；中国远洋海运公司也已经成为世界前几大海运商（按集装箱数计）。

停靠在港口的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货船

（图：shutterstock）▼

而美国航运业，还在为《琼斯法案》苦恼：为了符合法案要求，船东只好把40岁的老船再修一修，继续用。至于在本国船厂再订两条？天知道什么时候能造好，毕竟海军这样的大客户的单子，都已经一拖再拖了。

目前，美国的200%修船关税还未形成法案，但即使真通过了，对中国造船业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造船业“综合工业之冠”的背后，是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无论是二战时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21世纪初的韩国还是现在的中国，登上造船业巅峰的背后，都是一个工业强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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