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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极端天气频发，对“三夏”生产影响多大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今年身边的烘干厂都爆满，但小麦水分太大烘得慢，根本不出活儿。”收购版图覆盖湖北、河南多地的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叹道，如果粮食烘干排不上号，被搁置一边，24小时就会发烫、48小时就可能烂掉发霉。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阶段，5月这轮波及我国数十个省区市的强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且与部分作物关键生育期、关键收获期叠加，让伍娟这些粮农焦虑不已。
5月28日，持续许久的降雨终于放了晴，伍娟抓紧下地收割小麦，结果刚收10多亩又下起雨。望着剩余几十亩地，她担心收完的小麦发芽、地里的会烂根，又担心一季的辛苦换不来好价钱。
5月29日，记者从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获悉，5月以来，全国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5月单日降雨纪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除了伍娟所在的湖北省，安徽、河南等粮食主产省份也遭遇了较强降雨威胁，为农作物生产带来一定影响。
不仅是极端强降水，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干旱等天气同样频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穆月英强调，极端天气不是单一自然事件，而是会影响耕地、作物、农机、仓储、物流、市场和农民收益的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构成严峻挑战。
5月31日，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泵站与排涝处处长龙海游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调度情况看，全国面上耕地受涝情况总体平稳，大中型灌区运行正常，个别点位有涝情无涝灾，灌区农田涝渍情况总体可控。
不过，随着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当极端天气逐渐成为“常客”
在分析今年全国雨水情时，水旱灾害防御司指出，自4月1日我国正式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月以来，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五成。正值“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整体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穆月英分析，这轮强降雨从区域看，黄淮海冬麦区受灾风险比较突出。5月正是小麦灌浆后期、乳熟成熟和即将大面积收获的关键阶段，持续阴雨和局地暴雨容易造成影响。她提醒，长江中下游和西南部分地区，还需关注夏收及后续播种环节衔接中的风险。
水文水资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认为，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有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世界气象组织(WMO)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急剧上升，已不再是偶然发生的区域性气候灾害，正在重塑全球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成为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核心风险因素。
“近年来，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确实在加深。”穆月英表示，其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挑战，与过去更多表现为局部性、阶段性和单一性风险的农业气象灾害不同，不仅表现为灾害次数增加，还有风险形态发生的变化。
浙江大学农业风险管理与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易福金也指出，当前高温叠加干旱、强降雨叠加渍涝和病虫害等复合型灾害，正成为农业生产中更加常见的灾害形态。他进一步表示，受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北方暴雨激增影响，我国原有农业灾害分布规律被打破，传统农业风险的空间格局被重构。
以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为例，这一固有认知已被改写。北方粮食主产区的防灾重心，正从过去单一的“抗旱为主”被迫转向严峻的“旱涝双防”，而苹果、水稻、莲藕等作物的种植带也不断北移，然而这些新晋的种植区域缺乏适配的防灾技术与管理经验，导致次生风险凸显。
“极端天气不仅影响某一块田、某一个生产季的粮食生产，还会在区域，生产全过程扩散。”穆月英说。
我们能倚仗些什么
“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我们既要保持充分警惕，也要保持战略定力。”穆月英表示，“因为总体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储备调节、产销衔接和应急保供体系完善，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总体供给、保持价格基本平稳，是有制度基础和现实能力的。”
农田防灾减灾能力是基础，其中大中型灌区灌溉保证率高，灌排体系相对完善，一直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龙海游指出，入汛以来，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有效应对强降雨天气影响，指导加强灌排沟渠巡检及排涝泵站维修养护，及时发现和处理农田积水受涝等问题。
据统计，入汛以来，全国1438座(次)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50.9亿立方米，减淹耕地面积51.27万亩。“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排灌体系、田间道路、烘干仓储设施，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硬核支撑。”穆月英指出，我国农业防灾减灾有组织动员能力强、基础设施不断增强等显著优势。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表示，种粮农民利益得以保障，才能激励和调动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而提供适配的保险产品，正是帮助农民转移灾害风险的关键举措。
在5月这轮强降雨过程中，面对大面积农田渍涝、作物倒伏甚至减产绝收的严峻局面，农业保险成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的“压舱石”、粮食安全的风险缓冲器。易福金指出，一方面，保险赔款能够快速弥补农户直接经济损失，避免因灾返贫、弃耕撂荒；另一方面，它能分担政府救灾压力，稳定农户种粮预期，打消“受灾即亏损”的顾虑，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农户张兵朝种植的近300亩小麦处于湖北省宜昌市5月强降雨受灾严重地带，地里小麦整体大片倒伏，浸水腐烂、发芽，大面积受损，之前缴纳了7776元保费，在灾后4天内收到26.5万元理赔款项。
截至5月27日，国寿财险湖北宜昌中心支公司下辖当阳市支公司已向259名农户赔付超8000亩因5·17暴雨灾害受损的小麦，合计赔付370.72万元。
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配套也至关重要。我国长期开展抗逆作物育种，储备了丰富的耐旱、耐涝及抗病新品种。4月20日以来，河南温县降雨频繁，各乡镇小麦均存在倒伏地块、倒伏率超过10%。然而，在祥云镇夏庄村，中种集团品种“郑麦9134”繁种田里成方连片千亩小麦无倒伏、无穗发芽、无萌动，病穗都少，预计6月5日至10日迎来收割。
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湖北省区技术主任刘华介绍，赤霉病是影响小麦安全生产的重要病害，成熟期遭遇强降雨极易引发穗部霉变和穗发芽，严重拉低产量与品质。但使用了“麦甜”制剂的麦田展现出了极强的抗逆性。今年这些田块不仅受“烂场雨”的伤害显著减小，产出的麦穗更是干净金黄、籽粒饱满。在实现平均增产10%的同时，用药量减少了70%。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就提到，这种品质的小麦，每斤收购价高出3到5分钱根本不是问题。
堵点依然存在
尽管我国农业防灾减灾已具备明显优势，但依然存在设施短板突出、应急预案更新滞后等“堵点”与“卡点”。
为此，易福金建议升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结合雨带北移、北方暴雨增多趋势，分区修订农田排涝、抗旱建设标准，重点补齐北方粮食主产区、低洼易涝区田间沟渠、小型泵站等末梢设施，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旱涝双防”作为硬性指标。
农业保险方面同样面临挑战。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业保险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17亿元，农业保险向农户支付赔款超1200亿元，成为应对极端天气常态化的重要金融工具。
虽然覆盖面持续扩大、产品体系不断丰富，但易福金发现，农业保险的理赔精准度不足、市场过度竞争导致财政资源耗散、巨灾赔付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以及现行产品无法适应日益分化的农户需求等问题依然突出。
马九杰提醒，极端天气频发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赔付压力骤升，政策性保险需要增加保费补贴力度。他建议研究如何激励保险公司从“被动赔付”转向“主动防损”。
对于“主动防损”，马九杰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双赢机制。保险公司若参与防灾抗灾设施建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客观上会减少风险发生概率，降低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灾害损失赔付，降低赔付压力。当然，做到这些，保险公司需要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且能够将盈余资金用于风险减量措施建设上。
国寿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也坦言，近年极端气候致灾性强、影响范围广，让农业保险面临的风险持续聚集，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据统计，国寿财险2026年全国农险接报案超36万件，涉及农田/主要作物面积约395万亩，已完成查勘定损金额近30亿元、支付赔款约29亿元。
他建议，因地制宜完善“保险公司+再保险+大灾基金+政府兜底”的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确保行业在巨灾面前能持续稳定发挥保障作用。他也提醒广大农户，投保信息务必准确，受灾后第一时间报案并保留证据。
构建适配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立足气候变化新常态，易福金建议推动农业风险防控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综合减灾、风险分担一体化，以“提升农田韧性、强化精准预警、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多元保障”为核心，构建适配极端天气频发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突发性的，又是大范围的。”穆月英认为，农业防灾减灾要做到事后应急、事前预防、过程管理和灾后恢复相结合，让不确定的天气，可识别、可预警、可管理。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大、类型多，农户仍然是重要基础。她提醒，极端天气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信息、技术、设备、保险和组织支持，必须把农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她建议通过社会化服务、合作组织、保险金融和数字化工具，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应对极端气候上的作用。
“为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需要从多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穆月英建议，农业技术部门针对极端天气制定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清单，包括秋季播种、品种选择等技术措施；农户自身也要强化防灾减灾意识，积极投保农业保险，若秋季遭遇灾害，就及时做好耕种补种、作物类型调整，防止来年夏季产量受到波及，并切实做到分地块、分作物的精准应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婉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2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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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阶段，5月这轮波及我国数十个省区市的强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且与部分作物关键生育期、关键收获期叠加，让伍娟这些粮农焦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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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极端强降水，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干旱等天气同样频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穆月英强调，极端天气不是单一自然事件，而是会影响耕地、作物、农机、仓储、物流、市场和农民收益的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构成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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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当极端天气从“偶发”变为农业生产的“常客”，14亿人的“饭碗”如何才能端稳、端牢？
当极端天气逐渐成为“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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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月以来，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五成。正值“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整体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穆月英分析，这轮强降雨从区域看，黄淮海冬麦区受灾风险比较突出。5月正是小麦灌浆后期、乳熟成熟和即将大面积收获的关键阶段，持续阴雨和局地暴雨容易造成影响。她提醒，长江中下游和西南部分地区，还需关注夏收及后续播种环节衔接中的风险。
水文水资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认为，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有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世界气象组织(WMO)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急剧上升，已不再是偶然发生的区域性气候灾害，正在重塑全球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成为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核心风险因素。
“近年来，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确实在加深。”穆月英表示，其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挑战，与过去更多表现为局部性、阶段性和单一性风险的农业气象灾害不同，不仅表现为灾害次数增加，还有风险形态发生的变化。
浙江大学农业风险管理与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易福金也指出，当前高温叠加干旱、强降雨叠加渍涝和病虫害等复合型灾害，正成为农业生产中更加常见的灾害形态。他进一步表示，受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北方暴雨激增影响，我国原有农业灾害分布规律被打破，传统农业风险的空间格局被重构。
以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为例，这一固有认知已被改写。北方粮食主产区的防灾重心，正从过去单一的“抗旱为主”被迫转向严峻的“旱涝双防”，而苹果、水稻、莲藕等作物的种植带也不断北移，然而这些新晋的种植区域缺乏适配的防灾技术与管理经验，导致次生风险凸显。
“极端天气不仅影响某一块田、某一个生产季的粮食生产，还会在区域，生产全过程扩散。”穆月英说。
我们能倚仗些什么
“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我们既要保持充分警惕，也要保持战略定力。”穆月英表示，“因为总体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储备调节、产销衔接和应急保供体系完善，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总体供给、保持价格基本平稳，是有制度基础和现实能力的。”
农田防灾减灾能力是基础，其中大中型灌区灌溉保证率高，灌排体系相对完善，一直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龙海游指出，入汛以来，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有效应对强降雨天气影响，指导加强灌排沟渠巡检及排涝泵站维修养护，及时发现和处理农田积水受涝等问题。
据统计，入汛以来，全国1438座(次)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50.9亿立方米，减淹耕地面积51.27万亩。“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排灌体系、田间道路、烘干仓储设施，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硬核支撑。”穆月英指出，我国农业防灾减灾有组织动员能力强、基础设施不断增强等显著优势。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表示，种粮农民利益得以保障，才能激励和调动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而提供适配的保险产品，正是帮助农民转移灾害风险的关键举措。
在5月这轮强降雨过程中，面对大面积农田渍涝、作物倒伏甚至减产绝收的严峻局面，农业保险成为农户灾后恢复生产的“压舱石”、粮食安全的风险缓冲器。易福金指出，一方面，保险赔款能够快速弥补农户直接经济损失，避免因灾返贫、弃耕撂荒；另一方面，它能分担政府救灾压力，稳定农户种粮预期，打消“受灾即亏损”的顾虑，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农户张兵朝种植的近300亩小麦处于湖北省宜昌市5月强降雨受灾严重地带，地里小麦整体大片倒伏，浸水腐烂、发芽，大面积受损，之前缴纳了7776元保费，在灾后4天内收到26.5万元理赔款项。
截至5月27日，国寿财险湖北宜昌中心支公司下辖当阳市支公司已向259名农户赔付超8000亩因5·17暴雨灾害受损的小麦，合计赔付370.72万元。
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配套也至关重要。我国长期开展抗逆作物育种，储备了丰富的耐旱、耐涝及抗病新品种。4月20日以来，河南温县降雨频繁，各乡镇小麦均存在倒伏地块、倒伏率超过10%。然而，在祥云镇夏庄村，中种集团品种“郑麦9134”繁种田里成方连片千亩小麦无倒伏、无穗发芽、无萌动，病穗都少，预计6月5日至10日迎来收割。
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湖北省区技术主任刘华介绍，赤霉病是影响小麦安全生产的重要病害，成熟期遭遇强降雨极易引发穗部霉变和穗发芽，严重拉低产量与品质。但使用了“麦甜”制剂的麦田展现出了极强的抗逆性。今年这些田块不仅受“烂场雨”的伤害显著减小，产出的麦穗更是干净金黄、籽粒饱满。在实现平均增产10%的同时，用药量减少了70%。粮食收购商张宝银就提到，这种品质的小麦，每斤收购价高出3到5分钱根本不是问题。
堵点依然存在
尽管我国农业防灾减灾已具备明显优势，但依然存在设施短板突出、应急预案更新滞后等“堵点”与“卡点”。
为此，易福金建议升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结合雨带北移、北方暴雨增多趋势，分区修订农田排涝、抗旱建设标准，重点补齐北方粮食主产区、低洼易涝区田间沟渠、小型泵站等末梢设施，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旱涝双防”作为硬性指标。
农业保险方面同样面临挑战。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业保险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数据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17亿元，农业保险向农户支付赔款超1200亿元，成为应对极端天气常态化的重要金融工具。
虽然覆盖面持续扩大、产品体系不断丰富，但易福金发现，农业保险的理赔精准度不足、市场过度竞争导致财政资源耗散、巨灾赔付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以及现行产品无法适应日益分化的农户需求等问题依然突出。
马九杰提醒，极端天气频发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赔付压力骤升，政策性保险需要增加保费补贴力度。他建议研究如何激励保险公司从“被动赔付”转向“主动防损”。
对于“主动防损”，马九杰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双赢机制。保险公司若参与防灾抗灾设施建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客观上会减少风险发生概率，降低保险公司可能面临的灾害损失赔付，降低赔付压力。当然，做到这些，保险公司需要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且能够将盈余资金用于风险减量措施建设上。
国寿财险相关业务负责人也坦言，近年极端气候致灾性强、影响范围广，让农业保险面临的风险持续聚集，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据统计，国寿财险2026年全国农险接报案超36万件，涉及农田/主要作物面积约395万亩，已完成查勘定损金额近30亿元、支付赔款约29亿元。
他建议，因地制宜完善“保险公司+再保险+大灾基金+政府兜底”的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确保行业在巨灾面前能持续稳定发挥保障作用。他也提醒广大农户，投保信息务必准确，受灾后第一时间报案并保留证据。
构建适配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立足气候变化新常态，易福金建议推动农业风险防控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综合减灾、风险分担一体化，以“提升农田韧性、强化精准预警、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多元保障”为核心，构建适配极端天气频发的现代农业风险治理体系。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突发性的，又是大范围的。”穆月英认为，农业防灾减灾要做到事后应急、事前预防、过程管理和灾后恢复相结合，让不确定的天气，可识别、可预警、可管理。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大、类型多，农户仍然是重要基础。她提醒，极端天气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信息、技术、设备、保险和组织支持，必须把农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她建议通过社会化服务、合作组织、保险金融和数字化工具，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应对极端气候上的作用。
“为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需要从多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穆月英建议，农业技术部门针对极端天气制定适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清单，包括秋季播种、品种选择等技术措施；农户自身也要强化防灾减灾意识，积极投保农业保险，若秋季遭遇灾害，就及时做好耕种补种、作物类型调整，防止来年夏季产量受到波及，并切实做到分地块、分作物的精准应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婉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2日 05版
嘉庚创新实验室氢能示范项目负责人李水荣（左）向记者介绍制氢技术。（厦门日报记者林铭鸿摄）
氢能示范项目沙盘模型。（厦门日报记者林铭鸿摄）
2024年11月，金旅氢燃料电池客车亮相进博会。（金旅客车供图）
厦门网讯（厦门日报记者刘艳)一股强劲的“氢风”，正在鹭岛刮起。
近日，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拿下一个大单。四川省自贡市10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采购结果公告发布，金龙成功中标10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
华商厦庚氢能技术（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厦氢能”）传来新进展：公司600标方碱性电解槽成功出口印度尼西亚，创下“厦门造”制氢装备出口第一单。
从上游制造端制氢装备的“出海”，到下游应用端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市场受捧，种种迹象显示，厦门氢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氢，在元素周期表中位于第一位，为浩瀚宇宙中分布最广泛的物质之一。氢燃烧热值高，燃烧的产物为水。因此，氢能被称为“21世纪的终极能源”，氢能产业成为城市角逐的新赛道。厦门发展氢能产业优势何在？接下来又将如何“氢”装上阵，领跑“零碳”赛道？
用氢：“厦门造”车辆越来越“氢”
冲压、焊接、电泳、涂装、总装，走进金龙位于厦门集美的生产基地，处处可见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我们正在加紧生产氢燃料电池公交车，预计下半年，这些车辆将交付给四川省自贡市。”金龙高级工程师杨福清说。
加入氢气，排出纯水，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带来的是零污染的绿色出行新体验。杨福清介绍，金龙氢燃料电池公交车无需燃油、无需充电，一次加氢只需10分钟，总续航里程可达500公里以上，能够很好满足城市公交的运营需求。
位于湖里的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旅客车”），氢燃料电池客车订单也是接连不断。“氢气的热值是等质量汽油的3倍，是所有化石燃料、化工燃料和生物燃料中最高的。”金旅客车新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康燕语告诉记者，目前，金旅氢燃料电池客车已在上海、淄博、大同、佛山等城市运营，彰显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氢能公交是氢能在交通领域的主要应用场景之一。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汽车集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在2005年，金龙汽车集团便开始对氢燃料电池汽车进行深入的研发、调研。2006年，金龙汽车集团与上海交通大学等多家单位携手，成功研制出我国首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近年来，金龙汽车集团旗下金龙、金旅客车等三家整车企业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发展势头强劲。
除了公交车，“大块头”的重卡也越来越“氢”。今年5月，在厦门工博会上，荣获厦门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金龙49T氢燃料电池半挂牵引车惊艳亮相。该产品通过集成大功率燃料电池、大容量供氢系统及高效率驱动系统，攻克了长续航氢燃料电池重卡整车一体化集成技术，标志着中国在新能源重卡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
“集团氢燃料汽车已覆盖客车、卡车和专用车等全系列商用车型。”金龙汽车集团有关负责人说，集团参与制修订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获得相关专利授权31项，截至2024年底，集团氢燃料商用车累计销量超2800辆，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
令人期待的是，氢能交通应用场景即将“登鹭”，厦门翔南片区将打造光储充氢一体化示范。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参与该项目的前期策划，厦门供电公司高能级配电网建设指挥部常驻成员吴桐告诉记者，该项目利用光伏产生的绿电制氢，实现可再生能源与氢能的耦合。同时，初期建设电解水制氢、加氢、储氢一体化站，为燃料电池汽车提供加氢服务。
制氢：厦门绿氢制造全国领先成功“出海”
氢从哪里来？区别于煤、石油、天然气等可以直接开采的一次能源，氢能是一种二次能源，需要通过各种一次能源制取。
依托厦门大学和嘉庚创新实验室的科研实力，厦门在制氢领域以黑马之姿强势出圈。
四通道电解池测试仪器、非贵金属催化剂、智能绿氢综合应用示范……走进位于翔安的嘉庚创新实验室一楼，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氢元素”。展示墙上，氢能产业核心研发团队赫然在列。嘉庚创新实验室氢能示范项目负责人李水荣向记者一一介绍：“陶华冰副教授专注研究PEM电解水制氢，张秋根教授主要研究AEM电解水制氢，高小平博士主要研究ALK碱性电解水制氢……”
根据制取方式和碳排放量的不同，氢能分为灰氢、蓝氢和绿氢。其中，以电解水制氢为代表的绿氢，基本不产生二氧化碳气体，既清洁又高效。“绿氢，正是嘉庚创新实验室研究的方向、厦门布局的重点。在绿氢制造方面，厦门电解水制氢装备技术全国领先。”李水荣说，嘉庚创新实验室孵化了3家公司，分别对应ALK（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PEM（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AEM（阴离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三种不同的电解水制氢技术路线，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集装箱大小的装备内部，纯水储存罐正在提供水源，层叠有致的电解槽不断有氢气生成，顺着连通的管道进入供氢设备……这是鹭岛氢能（厦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鹭岛氢能”）自主开发的高性能兆瓦级质子交换膜（PEM）电解水制氢装备。
PEM制氢装备过往无法大规模商业生产，主要是因为膜电极上的催化剂依赖铱等贵金属材料，价格昂贵。铱的价格有多高？“铱的全球年产量只有7吨左右，一克价格可达到1200元。”李水荣说，既要减少氧化铱的用量，又要保障高性能，是PEM电解水制氢的关键。
嘉庚创新实验室PEM电解水制氢项目负责人、鹭岛氢能董事长陶华冰带领团队前后做了近千次试验，最终制出符合条件的催化剂，将膜电极材料上铱的用量降低了70%。2023年，鹭岛氢能PEM电解水制氢装备被国家能源局认定为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这意味着我国在该技术线路上实现全链条自主研发，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穿越荆棘，终见繁花。目前，鹭岛氢能PEM电解水制氢装备年产能已达1GW（吉瓦），国内公开招标市场占有率第一。
同样在氢能赛道上加速奔跑的，还有华厦氢能。华厦氢能专注于碱性电解水制氢，这一制氢技术是绿氢领域的“资深前辈”，应用范围较广。
就在这个月，华厦氢能首条幅宽2.2米的碱性电解槽专用复合隔膜智能化产线正式建成，此举标志着该公司在绿氢装备核心材料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我们创新研发的复合隔膜，采用新型聚合物基材与纳米涂层工艺，厚度只有零点几毫米，微孔缩小至50纳米至70纳米，肉眼根本看不到。”嘉庚创新实验室高效碱性电解水制氢项目负责人，华厦氢能创始人、CTO高小平博士告诉记者，复合隔膜的性能是碱性电解水制氢的关键因素，“与传统PPS隔膜相比，复合隔膜的气密性提高40倍，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科技部一个国家重点项目的初步测试结果中，华厦氢能产品的大部分性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凭借硬核技术，华厦氢能叩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不久前，华厦氢能600标方碱性电解槽成功出口印度尼西亚，这是福建省第一单大标方碱性电解槽出口海外。厦门氢能产业发展由此掀开亮丽新篇章。
资本的青睐，从另一个角度佐证厦门绿氢制造的强大竞争力。“华厦氢能获得招商局集团成员企业华商能源公司创业投资近亿元，鹭岛氢能获得德屹资本、悦石基金等机构投资数千万元，嘉膜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厦门嘉氢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启航氢能技术有限公司也均获得千万元产业投资。目前，嘉庚创新实验室在氢能领域落地孵化5家高科技企业，吸引投资超1亿元。”李水荣说。
储氢：全产业链条集聚优势企业
氢能储运，是制氢与用氢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氢是最轻的化学元素。“氢”于鸿毛这一特点，意味着氢易挥发，储存和运输较难。这就对氢能储运提出极高要求。
今年1月，厦钨新能全资子公司厦门厦钨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明阳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在厦进行战略合作签约。双方牵手，合力打通氢能“制-储-运”的难点环节。
事实上，作为国内固态储氢材料的龙头企业，厦钨氢能在氢能储运方面成效显著。固态储氢由于具有体积储氢密度高、安全性能好等优势，被认为是最具前景的下一代储氢技术。厦钨氢能总经理陈跃辉介绍，厦钨氢能利用在贮氢合金方面的技术积累，成功开发并量产了以钛基为主的固态储氢材料，解决了固态储氢在常温常压下进行充放的需求，提高了储氢、运氢的安全性。“厦钨氢能贮氢合金材料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国内第一。”
“厦门氢能产业在经历埋头前进的探索蓄势期后，已悄然崛起。”嘉庚创新实验室主任助理陈伟平一直关注并推动厦门氢能生态圈的发展，在他看来，厦门氢能产业形成了“制-储-输-加-用”的全产业链条，集聚了一批掌握核心技术或在国内有影响力的企业，具备了一定技术优势和产业基础。
陈伟平还介绍，上游制氢环节，嘉庚创新实验室已开展包括电解水制氢、制氢电源、电化学氢泵、燃料电池、催化剂在内的13项关键技术研究，牵头或参与6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拥有超过60项氢能技术核心专利。核心技术完成“样品-产品-商品”转化，正推动以能源科技创新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中游储运加氢环节，厦门有一定产业积累和亮点，代表企业包括厦钨氢能、林德气体等；下游用氢环节，有金龙汽车集团等氢燃料电池汽车头部企业支撑。“近年来，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厦门新能源产业的新增长引擎。”
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是城市对产业的布局。在构建“4+4+6”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厦门明确将氢能与储能作为未来产业布局。
今年6月，市发改委发布《厦门市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年—2027年）（征求意见稿）》。该行动计划为厦门氢能产业发展制定了路线图。
打造氢能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打造氢能先进制造业基地、有序开发氢能示范应用场景、着力拓展多领域示范应用……根据该行动计划，厦门将争创一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重点推动电解水制氢成套装备、固态储氢材料及装备、氢燃料电池成套设备、氢能汽车、氢能备用电源以及对应的关键材料、零部件、系统集成等核心技术取得突破，保持国际领先。实现关键技术装备及零部件本地化生产并鼓励出口，到2027年氢能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
政策加持，“氢”装上阵。可以预测，厦门氢能产业将迈入“黄金发展期”，助力城市能源绿色转型、打造“新能源产业创新之城”。
鹭江茶桌仔
练好“氢”功逐绿未来
●刘艳
氢既是能源，也是重要化工原料。谁在氢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来在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就能抢占先机。
可以看到，作为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凭借零排放、高效能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正引领全球能源变革。
从国内来看，在“双碳”目标下，各大城市对氢能产业表现出极大热情，氢能产业成为各地竞相追逐的热点。
当前，氢能产业处于市场加速培育期，随着关键技术的突破和成熟，即将迎来重要的发展窗口期。
参考锂电、光伏等新能源推广历程，3年至5年制氢装备、电池电堆等部分环节将快速发展，5年至10年有望实现全面商业化市场化。根据相关机构预测，预计2030年全球氢能产业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我国市场规模可达到5300亿元。
厦门氢能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政策引导、企业创新、科研支持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示了这座城市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澎湃动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氢能产业待成长、应用待突破等问题需要破解。以应用场景为例，厦门现有氢气主要作为化工原料用于工业制造，尚无作为能源在交通、电力、建筑等领域的应用场景。
短板就是发力点，痛点就是突破口。练好“氢”功，需要耐心和毅力，需要创新和突破。厦门正加足马力，探索更加广阔的绿色未来。
亮眼成绩
●2006年，金龙汽车集团与上海交通大学等开展合作，成功研制出我国首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金龙汽车集团参与制修订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获得相关专利授权31项，截至2024年底，集团氢燃料商用车累计销量超2800辆，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
●华厦氢能600标方碱性电解槽近日成功出口印度尼西亚，这是福建省第一单大标方碱性电解槽出口海外。
发展目标
根据《厦门市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年—2027年）（征求意见稿）》，我市将争创一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重点推动电解水制氢成套装备、固态储氢材料及装备、氢燃料电池成套设备、氢能汽车、氢能备用电源以及对应的关键材料、零部件、系统集成等核心技术取得突破，保持国际领先。到2027年，氢能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