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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放弃抢救，家属于心不忍，继续抢救一旦超过时限，又可能错失工亡认定机会——
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抢救时限、死亡标准等也应与时俱进调整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阅读提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李凌云进一步解释称，将时限设置为48小时，是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结合医学规律、社会现实与制度承受能力做出的综合判断。至于48小时的起点和终点，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以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本周行业协会公开重要研究成果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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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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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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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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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时报讯近日，海安法院民一庭收到一份特殊的快递——一面印有“尽职尽责，厚德尚法”八个鎏金大字的鲜红锦旗。这面锦旗的背后，是一起僵持多年的纷争，更承载着海安法院干警“把案子办到当事人心里”的执着坚守。
时间回溯至2018年，苏州某装饰公司承接了海安某医院的装饰装修工程。工程结束后，医院以木门霉变、瓷砖开裂等质量问题影响医疗服务正常开展为由，未向装饰公司足额结算工程款；装饰公司则认为，质量问题的根源在于疫情期间医院频繁消杀，而合同约定的木门材质本身并不具备防水功能。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矛盾逐渐升级。今年1月，装饰公司向海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拖欠的300余万元工程款。
案件分配至员额法官杨云霞、法官助理马跻峰所在的审判团队。翻开厚厚的卷宗，杨云霞意识到这绝非一起简单的合同纠纷。五百多页材料中，合同文件、竣工验收证明、工程结算书、质量问题照片、双方往来函件等纷繁复杂，每一份都需要细致研读、深入分析。
按照常规流程，案件大概率需要启动鉴定程序。然而，司法鉴定不仅耗时长，鉴定费也会给双方带来额外负担。“能否找到一条既节约司法资源，又能实质性化解矛盾的路径？”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审判团队心中。
为推动矛盾纠纷高效、实质化解，审判团队决定由马跻峰先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逐一理清核心争议焦点，找准纠纷化解方向：哪些属于施工质量问题？合同中材料标准的约定是否明确？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是否应纳入考量？
证据交换过程中，马跻峰敏锐察觉到双方的核心诉求：装饰公司急于收回工程款，医院则希望尽快解决质量问题、恢复正常运营。找准症结后，审判团队初步判定，调解才是打破僵局的最佳选择。
然而，调解之路布满荆棘。第一次调解时，双方情绪激动，险些不欢而散。装饰公司坚持工程已验收合格，要求按合同支付全款；医院则坚决主张扣除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双方在金额上分歧巨大，调解一度陷入停滞。杨云霞建议采取“背对背”调解方式，先平息双方情绪，再弥合分歧。在杨云霞的指导下，马跻峰一方面向装饰公司细致分析诉讼风险和鉴定成本，另一方面向医院耐心阐释合同义务及诉讼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她引导双方跳出“对抗思维”，转向“解决问题思维”，换位思考、理性沟通。
经过团队的不懈努力，最终解决方案逐渐成型：医院保留尚可使用的五金部件，自行委托第三方公司更换存在质量问题的部件，相关费用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医院一次性支付装饰公司210余万元工程款，此次纠纷一次性处理终结。
数月后，随着210余万元工程款顺利到账，装饰公司特意定制锦旗并邮寄至海安法院，表达谢意。一面锦旗，两行金字，凝聚着五百余页卷宗背后的严谨细致，承载着海安法院干警们耐心沟通中的为民情怀，更彰显了“如我在诉”的司法温度。
这起案件的圆满解决，不仅化解了双方多年矛盾，更印证了海安法院民一庭在建设工程领域“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专业追求。下一步，海安法院民一庭将在建设工程审判领域持续深耕、笃行不怠，以专业审判筑牢公正司法基石，以多元解纷机制疏通矛盾梗阻，全方位、深层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司法“路基”，护航建设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