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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
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专家建议
严守流程规范倾听业主意见满足投放需求
法治日报记者 韩丹东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近年来，全国多地推行“撤桶并点(站)”，通过减少分散垃圾桶、合理设置集中投放点，引导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提升垃圾分类效率。
比如，山西运城盐湖区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优化垃圾桶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事这类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居民感到了不便。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后，每日清晨6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小区白天看着整洁有序，可这份干净却是用深夜的脏乱和清晨的噪声换来的。”刘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道出了满心无奈。
受访专家认为，“撤桶并点”本身是优化垃圾分类、提升小区环境的良策，但执行中少数地区出现程序缺失、权责失衡、服务缺位的情况，导致公共管理成本单向转嫁给居民，便民举措异化为扰民负担。唯有以民主决策筑牢根基、以精细服务破解痛点、以多元共治实现长效，才能真正平衡管理效率与居民便利。
居民对此评价不一
采访时，刘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在小区“撤桶并点”更像是“走过场”。物业公司一纸通知，把垃圾桶集中到几个点位，但是清运次数并没有增加，原来分散投放还能做到及时清理，可合并之后反而脏乱。
更令居民难受的是，其中一个垃圾投放点位紧贴着居民楼，因为时常出现垃圾袋破损、脏水四处飞溅的情况，难闻的气味会飘到低楼层居民家中。
“离点位近扔垃圾确实方便，但要面对噪声和气味的困扰。离点位远，扔垃圾要走挺远，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扔一次垃圾像是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刘女士说，“很多居民和我一样质疑，这样的‘撤桶并点’，是为了保护环境还是为了图省事？”
比噪声和臭味更让人无奈的，是“扔不上”的尴尬。
浙江杭州一小区“撤桶并点”之后，单元楼下空荡荡的，所有垃圾都必须送到几百米外的集中投放点，并且投放时间定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时间并不十分友好。
“我早上7点半已经在地铁上了，晚上9点才能回到家，扔垃圾的时间点根本对不上”居民李女士无奈地说，夏天的厨余垃圾放家里一晚就发酸发臭，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只能先放在楼道里，等有时间再扔，结果又被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指责。
有被居民抱怨的，也有被居民称赞的。
北京顺义一社区原来有14个垃圾投放站，“撤桶并站”之后精简到7个，数量少了一半，可居民的抱怨反而少了。社区没有简单地一撤了之，而是提前制定规划图，一步步调整点位，避开楼门口、紧贴绿化带；新站点全都装上了遮雨棚、照明灯、脚踏开盖等装置，空间干净又密闭。社区还设置了体验日，让大家提前熟悉路线，建立2小时响应机制，垃圾桶一旦满溢、破损就会马上处理。
“以前垃圾桶周围气味难闻，扔完垃圾后要捂着鼻子跑开，现在投放站干干净净、气味很小，距离也合适。”家住该小区的王女士笑着称赞，“真正的‘撤桶并站’不是少放几个桶，而是让人扔得放心、住得舒心。”
治理方式存在偏差
为何同样是“撤桶并点”的做法，在有些地方广受居民好评，在有些地方却不被认可？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广童在接受采访时说，冲突的核心根源在于执行环节民事权利义务配置的失衡。一些小区未严格履行民法典的规定，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涉及业主共有部分的重大事项，未提交业主大会表决，也未调研居民生活动线，而是以物业公告、社区通知代替民主决策，程序合法性先天不足。
“与此同时，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的成本被单向转嫁给居民：高龄、残障群体承担额外出行成本，相邻住户承受噪声、异味等负外部性(一个人的行为给无关的第三方造成了损失、负面影响，但行为人不用为此担责)；而物业公司在清运频次、消杀标准、设施维护等方面的义务，在管理规约与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笼统，违约责任模糊，业主监督追责难度极大，长期忍受后自然对此不满，甚至可能导致纠纷产生。”高广童说。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说，便民服务之所以异化为扰民负担，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物业公司、居民三方权责不清，社区越权决策、物业敷衍履职、居民被动接受，形成“管理—抵触—乱象”的恶性循环，垃圾治理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撤桶并点’的核心是环保与便民双赢，而非以牺牲居民权益换取管理便利。程序合法、需求导向、服务配套三者缺一不可，任何环节缺位，都会让良策变痛点。”姜孝贤说。
高广童说：“‘撤桶并点’落地遇阻，可能制约垃圾分类开展，造成环境受损、环卫成本上升。配套缺失易激化矛盾，加重调解压力，也让社区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持续忙于处置乱象，一线工作负担随之加重。”
构建长效平衡机制
如何让居民更易接受“撤桶并点”，实现管理与便民的长效平衡？
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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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梅生
由北京市曲剧团新近创排，白爱莲编剧、导演的北京曲剧《城南旧事》日前在京首演。该剧改编自林海音的同名自传体小说集，以京腔京韵再现作家对北京南城童年生活的深情回望，用无场次、流动式、抒情化的舞台语汇，还原原著散文化的语言神韵。该剧将主人公英子对成长和生命的情感体验娓娓道来，铺展出具有时代特征、历史底蕴、地域风情与市井气息的生活画卷。
以童心书写悲欢离合
《城南旧事》自1960年问世以来，备受包括茅盾、丁玲等文学名家在内的读者喜爱。序言《冬阳童年骆驼队》及《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等五篇故事，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正如《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为《城南旧事》写的导赏文章所言：“全书应作一本长篇小说看……不仅全书故事有连贯性，时间、空间、人物的造型、叙述的风格全都有连贯性。”
1923年到1929年，英子随父母自台湾迁到北京生活，她从临上小学到小学毕业期间的经历化为五个故事：疯女人秀贞与妞儿母女刚相认，两人便遭遇车祸丧命，喜事变成悲剧；小偷为家人的生计铤而走险被抓；兰姨娘与德先叔冲破封建束缚相恋；宋妈丢下亲生的孩子来到英子家当奶妈，痛失自己的一双儿女；父亲病逝，英子一夜长大。
面对秀贞、妞儿、小偷、宋妈等人物的命运悲剧，林海音并没有控诉社会、评判是非，而是以儿童的视角和口吻，书写成人世界的离合悲欢、新旧时代的冲突、女性的多样面貌。她淡化了某些世俗的标准，凸显身陷命运漩涡的小人物的真善美，同时在字里行间融入成年的她对于童年的无限思念，将骆驼队的驼铃声、胡同口井窝子的水流声、课堂上的读书声、话匣子发出的洋人笑声，还有种满花草的四合院、长满蒿草的荒地、冬日暖阳、香山红叶等巧妙置入故事，令人物与环境都呈现出自然真切、可感可触的立体面貌。
谈及《城南旧事》的创作，林海音表示是为了“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坦言“是以愚騃（音同‘皑’）童心的眼光写些记忆深刻的人物和故事，有的有趣，有的感人，真真假假，却着实地把那时代的生活形态如北平的大街小巷、日常用物、城墙骆驼、富连成学戏的孩子……都在无意中写入我的小说”。
林海音以朴拙诚挚之笔记下的私人回忆，让不同代际的读者都能产生共鸣——每个人的童年往事都有差别，但其中的童真童趣、怀着好奇心探索世界的方式，却有跨越时空的共通性。
1983年，电影《城南旧事》上映。导演吴贻弓说，自己在读过原著后，便“一直沉浸在作者心灵中的童年里，也一直沉浸在我自己心灵中的童年里”，慢慢地，“作者的童年和我的童年变成两条交相辉映的彩虹”。吴贻弓借鉴留白、复沓等中国古典文学的修辞手法来设计抒情镜头，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含蓄之美，让原著的主旨与气韵跃然于银幕，流动的人物与流动的风景实现了情景交融、心景互融，让这部电影至今仍被观众喜爱。
电影《城南旧事》的诗意调性，依循着原著的抒情风格；而吴贻弓给影片定下的“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基调，又在北京曲剧《城南旧事》的舞台上延续。
童年与成年交织出独特韵味
北京曲剧是唯一孕育诞生于北京的地方剧种，音乐唱腔与道白带有浓郁的京腔京味，格外适合演绎“京人京事”，与林海音笔下的故事有天然的契合度。导演白爱莲用北京曲剧的特质还原《城南旧事》中的人物与故事，让该剧既有与小说和电影一脉相承的气质，又有不同于小说和电影的独特韵味。
北京曲剧版以回忆引出叙事，林海音首先出场，她的年龄设定在40多岁、正在写作《城南旧事》的时期，并且具象化展现了她写作小说的过程。
该剧使用双线结构推动剧情。辅线中，中年林海音手拿洋火棍儿和碎布头等做成的玩具“小脚儿娘”上场，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北倾诉对北京的苦念。她与去世多年的父亲隔空对话，引出主线中英子的童年生活。此后，成年的林海音没有完全退出，而是如说书人般在转场之际继续讲述，还会与英子互动——英子的初次登场，是从成年林海音手中拿走“小脚儿娘”；英子被她拉着第一次见到惠安馆的疯子秀贞。似乎，林海音正以时忆时写的方式，进行着《城南旧事》的创作。
全剧的台词与唱词没有全然依照原著，而是以更为丰富的意象和细节，营造出年代质感与生活氛围。比如英子出场不久演唱的“沙营的葡萄、郎家园的枣、赛梨的萝卜、开口的石榴”等北京物产，便出自林海音的另一篇文章《苦念北平》。
童年会重临于我们心头
《城南旧事》使用虚实相生的舞台手段，让英子的玩具“小脚儿娘”化为童年时光的精灵有了人形，承担歌队的功能演绎角色，教初到北京的英子学说方言、看景瞧热闹；英子的玩伴妞儿死后，变成了小麻雀继续陪伴着她。
此外，导演用高度写意、充满象征色彩的视觉符号，展示英子眼中的世界，简单质朴却散发着哲思。该剧的舞美主体是矗立在蓝色沙丘上的一扇门和散落的行李箱。门，既是物理之门，也是心理之门。它让中年林海音打开记忆重回童年，也是英子探索世界的入口，同时指向兰姨娘与德先叔的离开，以及秀贞、妞儿、宋妈的儿女、父亲等人的死亡。看着这扇门将生死区隔，英子也告别童年长大成人。
蓝色沙丘，叠加了小说中时光、大海等意象。它可以具体地指向英子初到北京时快乐玩耍的胡同、街道，也象征着时间如沙慢慢流逝，让英子明白遗憾会与成长常伴。行李箱，无疑是人在旅途的隐喻，提着它，父母带着英子从台湾来到北京，宋妈从农村老家来到英子家，兰姨娘与德先叔携手离开，英子和母亲、弟弟、妹妹从北京去往台湾。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小说结尾，林海音用这句美好又伤感的话道出英子的一夜长大。北京曲剧《城南旧事》的结尾，与英子告别过的宋妈、小偷、兰姨娘、德先叔、父亲再次出现，叮嘱她好好长大。她抒发着不愿长大的心声，歌声停在“回故乡”三个字上。成长，的确是一场场告别，但这些人并不会从林海音的生命中消失，就像她说的，写作《城南旧事》时，“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她会变回英子，那个和同学们一起唱着“长亭外，古道边”从小学毕业的英子，那个还分不清海与天、好人与坏人的英子。
童年，也会在不轻易间，重临于每个成年人的心头。
供图/北京市曲剧团任芯仪(EN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