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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放弃抢救，家属于心不忍，继续抢救一旦超过时限，又可能错失工亡认定机会——

　　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抢救时限、死亡标准等也应与时俱进调整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阅读提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李凌云进一步解释称，将时限设置为48小时，是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结合医学规律、社会现实与制度承受能力做出的综合判断。至于48小时的起点和终点，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以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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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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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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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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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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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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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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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12月26日早上，杭衢高铁在大家的期待中呼啸而来。

这条高铁贯穿杭州建德市，衢州龙游县、衢江区、柯城区、江山市，最终抵达江山站，设计时速350公里，总投资约236亿元，被誉为“浙西命脉”。

它全长仅131公里，沿线多为能级不高的中小城市，却承载着远超物理长度的战略期待——这131公里，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价值？

衢州县县通高铁

翻开浙江地图，衢州地处浙、闽、赣、皖四省交界，本应具备“通南联北”的区位优势，但在以往的高铁路网中，反而略显边缘。杭衢高铁的开通，正悄然改变这一格局。

它虽是一条“短线”，却串起了江山、衢州、龙游、建德等节点。更重要的是，它并不是孤立的，北连杭黄铁路，南接沪昆高铁，中连九景衢铁路。在高铁网络的叠加作用之下，沿线站点的价值都会被放大。尤其把常山、开化两个山区县真正带进“高铁生活圈”，实现衢州县县通高铁。

过去，九景衢铁路虽然开行了动车，但是由于这条铁路在衢州接轨沪昆普速线，常山、开化的旅客去杭州，或坐绿皮车，或衢州换乘高铁，中转麻烦、耗时漫长。这一切，不久的将来都会发生改变。

对于“末梢”的开化，高铁带来的红利最为直接。手机信令数据显示，赴开化旅游的省外游客主要来自江西、上海和江苏，省内游客除衢州外是杭州、金华和宁波。可见，长三角市场是开化旅游市场的主要客源地。

开化县副县长吕建透露，面向杭州、上海等都市圈客源，将推出“乘着高铁游开化”系列线路，打造长三角新兴旅游目的地。开化1.5小时直达杭州、3小时直通上海，“上午在开化吃气糕，中午在陆家嘴喝咖啡”成为可感的现实。

此外，浙赣交界的江山有望成为浙西南的新枢纽。杭衢高铁与沪昆高铁在这里形成交汇，两条高铁相连的联络线已经建成，杭衢汇入沪昆的接口尚未完全启用，但江山作为区域性铁路枢纽的地位已清晰可见。

杭衢高铁的开通，不单是一条拉近地理空间的“交通线”，更是转化发展势能的“共富线”。严州古城的古韵、龙游石窟的神秘、江郎山的奇秀、紫微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清幽……这里汇聚了大量文旅资源，更遍布了无数浙西特色美食。

衢州这座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含金量”会越来越高。

沪昆浙江二通道

杭衢高铁的优势不在长度和速度，而在于“串联”和“取直”。

此前，杭州与衢州之间仅有一条沪昆高铁，需绕行诸暨、义乌、金华等地，呈现“C”字形弯道；杭衢高铁则“裁弯取直”，经杭黄铁路、湖杭高铁直达杭州西站，形成双通道格局。通车后，衢州西至杭州西约1小时、至上海虹桥约2.5小时，通勤效率显著提升。

杭衢两地，原本就有高铁相通，路途不过1小时左右，何必再多出第二通道？衢州市发改委副主任傅纪军认为，“十四五”以来，杭衢两地持续深化山海协作，共建“发展飞地”7个，累计实施产业合作项目270余个。其中，很多项目都在杭衢两地中间地带，正是杭衢高铁的必经之地。

作为全省首个“科创飞地”，衢州海创园距离杭州西站不远，这里招引入驻了140余家企业，大多与衢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一套“研发设计在杭州、中试量产在衢州”模式。

企业的获得感最为直观。12月26日上午，弘诺新能源（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姜俊杰坐上首趟杭衢高铁“衢州有礼号”前往杭州城西的海创园。“上午在衢州上班，中午到杭州谈合作，晚上随时返衢。”周姜俊杰说，高铁带来的同城化效应，不仅能提升两地协作效率，也为吸引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从全省视野来看，这条高铁的意义更为凸显。

沪昆高铁是省内最繁忙的高铁，早已处于满负荷状态。杭衢高铁开通后，沪昆高铁从上海贯穿浙江全境的第二通道被基本打通，有效分担沪昆高铁压力。

从地图上看，这条新动脉由沪苏湖、湖杭、杭黄、杭衢四段高铁接力组成。从上海虹桥站出发，沿沪苏湖高铁到湖州东站，接入湖杭高铁到杭州西站，汇入杭黄铁路到建德站，再从杭衢高铁到衢州西站，最终在江山重新链接沪昆高铁，通向中西部。

这些串联让浙江出现了一批高铁新枢纽。以建德为例，常住人口不过50万人，7年前投运的建德站年客运量已突破80万人次，如今进入“双高铁”时代，不久后金建高铁也将建成通车。建德境内将实现浙西三线汇合，成为浙西铁路网络中的县级枢纽。

一条轨道，联动的是城市，通往的是未来。

“沪杭衢经济走廊”

杭衢高铁带来的深远影响，远不止“多一条路”的范畴。它正推动区域发展从“串点成线”向“由线及面”演进。

“杭衢高铁开通后，衢州将进一步融入杭州都市圈，并接轨上海，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区域所高级工程师胡思琪提到了一个新概念：沪杭衢经济走廊。

这些年，沪杭衢区域合作基础良好，有形成跨区域合作经济带的趋势。一方面，高能级创新平台多点布局，已形成良好创新合作生态。目前，上海、杭州、嘉兴、衢州等地创新合作活动，集聚了各类异地科技创新合作平台超百家；另一方面，杭衢主动承接上海外溢，已形成较为清晰的产业格局。2021年至2024年，沪杭衢区域内企业投资合作持续活跃，超半数落地杭州、嘉兴、衢州等区域范围内。

最直接的就是创新要素。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郑芳深有感触地说，对科研工作者而言，跨省学术交流变得便捷，很多跨省科研项目有了合作机会，极大减少了科研交流的时间成本与沟通壁垒。

时空距离的拉近，让衢州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有了更多底气。傅纪军表示，衢州将更好发挥衢州复旦研究院等功能型平台作用，更深层次融入长三角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和金融圈，全面承接上海产业溢出，发展壮大新材料、新能源、生命健康等产业，每年招引100个以上重大项目。

“沪杭衢经济走廊”能够有效贯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东部率先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要素资源向江西省等中部地区延伸，为浙江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创造机会。

杭衢高铁，这131公里，是一条突破地理界限的发展动脉。它缩短的不仅是城与城之间的时空距离，更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心理距离与能级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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