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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放弃抢救，家属于心不忍，继续抢救一旦超过时限，又可能错失工亡认定机会——
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抢救时限、死亡标准等也应与时俱进调整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阅读提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李凌云进一步解释称，将时限设置为48小时，是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结合医学规律、社会现实与制度承受能力做出的综合判断。至于48小时的起点和终点，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以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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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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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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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在金鸡年度演讲现场。
厦门网讯（文/厦门日报记者郭睿图/厦门日报记者林铭鸿)昨晚，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授予《志愿军：存亡之战》。在昨日上午举行的金鸡年度演讲现场，该片导演、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陈凯歌回溯了自己的电影初心，也对AI（人工智能）与电影的关系前瞻直言。这位祖籍福建的电影人评价金鸡与厦门的深度结缘：“厦门就是我们的家。”
好电影让人触动
个人感动要转为观众情绪出口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AI时代就要来了，从我的角度讲，几十年前的旧事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呢？想了想，一个词在我心里出现，那就是‘时代的力量’。”陈凯歌表示，他在北京出生长大，但祖籍在福建，他的成长、他的电影人生都与时代的力量息息相关。比如，恢复高考后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和同学们在大学里如饥似渴看国内外经典影片；赶上改革开放，做好了在电影创作方面的准备；遇到中国电影市场化发展浪潮，思考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电影……“那种传统的刻意求功，追求艺术完美，深思熟虑而后成的方式已经适应不了新时代的形势需要。今天个人的感动，必须转化为我们观众的情绪出口，才能获得成功。”但陈凯歌始终认为，电影是描写人类的痴情和天真，好电影让人触动，心中自有所感，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从《黄土地》对文化根脉的思考，到《荆轲刺秦王》描绘战国传奇，《搜索》捕捉网络时代的社会心理、《长津湖》和《志愿军》三部曲展现宏大的家国叙事，陈凯歌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但他对人与土地的关注始终如一。“《黄土地》是我的第一部电影，我对它非常重视。其实我当时一直在寻找《黄土地》的主题是什么，直到到了陕北之后，那片土地和黄河给了我们很大的灵感，激发了一个拍电影的年轻人内心的激情和想法，我们最终发现土地和人有依存和对立的关系。”陈凯歌说，“土地是中国人的心结，我们永远眷恋我们家乡的土地，直到今天拍《志愿军》，我仍然在想土地对于这些年轻战士的意义。”
谈到时代的力量，陈凯歌也分享了他对“AI与电影”的思考。“我始终感觉AI的算力目前跟人脑的算力还是不能比。比如我今天就愣用AI做出一个片子来，要上大银幕，它上不了。”陈凯歌说，AI是机器不是人，它不具备人性，没有热血，可能一个任务完成得挺好但是它不是全部。但他也认为，AI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得为之做好准备。
“人”是电影核心
把人物写好最难也最重要
在陈凯歌看来，“人”是电影的核心。“人物没选好剧本没法写，把人物写好，最难也最重要。”陈凯歌表示，像《志愿军》三部曲这样拍了1.2万多个镜头的鸿篇巨制，也依然是从立住人物开始的，是一部群像戏。
“我们非常仔细地讨论过每一个人的命运。”陈凯歌认为，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背景，每个人物都有或轻或重的描写方式，要让他在群像中有自己的鲜明度，就需要把他的性格、命运、情境联系起来。他以《志愿军》里陈飞宇饰演的孙醒为例，这位非常能战斗的战士牺牲在敌人的冷枪下，命运令人唏嘘也更能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他的人物性格和命运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
陈凯歌坦言，《志愿军》是很难拍的电影，“你要把事情讲清楚，而且能让观众跟着你想要表达的情感走。”他还表示，《志愿军》对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电影，“用什么词汇都很难形容志愿军的功绩和独属于他们的光荣，我每年都会去一次烈士陵园，能够感到那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激荡。”陈凯歌说，和平是和平年代甚少被提起的词，但它万般珍贵。
有人说《志愿军》三部曲是具有史诗气质的作品，陈凯歌认为，“史”和“诗”是不一样的。“对于基本的历史事实你得尊重，诗则是不经意流露出来的。”他说，“我们最终要回到今天的生活里面去，来表达史诗和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统一感。”在他看来，史诗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有很多因素聚合到一起，变成一个很结实的东西。
陈凯歌不愿意对年轻电影人说教，“自己的路自己走，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我过去也是年轻人，我也想和上一代不一样。”他表示，电影要注重观众自身对影片的感受：“如果说你希望观众带走什么，或者你想告诉观众什么，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点居高临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