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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5岁儿子的近30万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块！法院判了
5岁男孩29万压岁钱被妈转剩40元
法律如何守护孩子们的“小金库”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孩子们都期盼收到礼物，但对于5岁男孩小诺(化名)来说，他专属账户中近30万元却在父母离异前被支取，最后只剩下40多元。昨天，松江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母亲擅自处分5岁儿子银行账户资金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母亲在离婚前私自转出孩子名下大额存款，无法证明用于子女利益的行为构成侵权，判令其限期返还22万元。这起看似普通的家庭财产纠纷，折射出当下社会一个日益凸显的现实：随着家庭财富积累，未成年人早已不是“无财产群体”，房产、存款、理财、礼金等构成了他们的专属资产，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正从家庭隐秘处走向司法前台，成为值得全社会反思的课题。
五岁孩童的“专属账户”为何在父母离婚前夕被清空？
2020年，男孩小诺(化名)出生不久，父亲王先生与母亲李女士共同决定，以小诺名义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门存放长辈亲友赠与的红包、礼金、逢年过节的压岁钱等。账户资金流水清晰显示，入账多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点，账户设立初衷是为了给孩子留存一笔专属成长资金。
此后五年间，账户陆续存入29万余元，成为小诺名下一笔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父母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账户也由双方共同管理，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孩子的教育、医疗等未来开支。2024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从当年8月起，小诺的专用账户出现异常：多笔大额整数资金被陆续转出，账户余额迅速缩水，最终仅剩40多元。
婚姻关系终结后，父亲王先生接手孩子监护相关事宜，发现这笔“成长基金”几乎被掏空。多次沟通无果后，王先生以小诺法定代理人身份，将李女士诉至松江法院，要求返还被擅自处分的全部款项。
“这些钱也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我自己的钱款。”庭审中，李女士委屈地说，自己对孩子的成长尽心尽力。“转出的钱也都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及生活的必要支出上。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但李女士拿不出清晰的支出记录，无法举证这些钱尤其后期频繁大额支出的合理用途。
最终法院审理查明，账户内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小诺兴趣班及日常开销，但账户中大部分大额转出款项发生在双方产生矛盾、准备离婚阶段，李女士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这些资金用于小诺的大额消费、教育或医疗，也无法说明合理去向。
法院明确指出，案涉账户为小诺专属设立，账户内资金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未成年人个人所有，父母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母亲在非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擅自转出大额资金，已构成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侵害。最终，法院综合小诺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从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财产早已超出想象
小诺的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上海浦东、北京海淀等地法院接连审理多起涉未成年人财产权案件，涉案财产从数万元压岁钱到价值千万的房产，类型之多、金额之大，颠覆了“孩子没有财产”的传统认知。
女孩晓晨(化名)出生后，父母将其百日宴红包、长辈压岁钱存入专属银行卡，共计12万余元。父亲吴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将这笔钱转入自己账户，后又转至爷爷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幼儿园学费，部分则在离婚纠纷中用途不明。
浦东法院最终认定这笔存款属晓晨个人财产。其中，孩子实际出勤期间的合理学费可予扣除，但父亲在双方分居、争夺抚养权期间，擅自为孩子保留高价民办幼儿园学位产生的费用，并非出于子女利益考量，而是服务于抚养权争夺，应由父亲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父亲返还8万余元。
2007年，王先生与张女士以未成年女儿王粒(化名)名义购买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女儿个人名下，属于女儿个人财产，二人离婚时也明确该房屋不属夫妻共同财产，仍归女儿所有。然而，离婚仅数日，王先生便擅自以监护人身份，代女儿签订赠与合同，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随后迅速出售给第三人，获利1160万元。
直至2023年，王粒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时，才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早已被父亲私自处分。愤怒之下，她将父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赔偿房屋损失。
北京海淀法院最终认定，王先生以监护人身份私自将女儿个人房产赠与自己并出售的行为无效，因房屋已过户至善意第三人名下无法返还，判令王先生按实际成交价款，赔偿王粒损失1160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起案件成为司法捍卫未成年人不动产权益的典型标杆。
监护权≠所有权
为何父母总在孩子财产上“越界”？
从几万块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是拥有独立合法财产的“小业主”。房产、礼金、存款、保险、理财收益、继承财产等，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的财产版图，其财产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不因年龄小而减损，更不因亲情关系而模糊。
法院梳理多起案件发现，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大多源于三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
第一个误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年幼无劳动能力，压岁钱、礼金、房产等财产本质上来自家庭或亲属，所有权理应归家庭共有，父母随意支配、使用天经地义。但司法实践明确，未成年人接受赠与、登记房产等纯获利益行为合法有效，财产一旦交付、登记，所有权即转移至未成年人个人名下，与父母财产相互独立，离婚时不得分割，日常不得随意处分。
第二个误区：“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民法典》明确：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教育、医疗、必要生活开支等直接服务于未成年人的支出，属于合法使用；而用于父母消费、家庭开支、偿还父母债务、个人理财、争夺抚养权博弈等非子女利益用途，均属越界侵权。
第三个误区：“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不少监护人觉得，自己只是“暂时用一下”，等孩子长大再补上，家庭内部纠纷不会闹上法庭。但现实是，婚姻破裂、家庭变故往往成为矛盾爆发点，昔日隐秘处分行为被摆上台面，未成年子女或另一方监护人通过诉讼维权，最终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承担利息、诉讼费用。
如何守护孩子的“私人财富”？
当下，随着社会法治化、财富多元化，个体财产权意识觉醒，未成年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地位被强化，法律不再允许以亲情名义侵蚀子女财产权益。当财产权成为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避免类似纠纷，让监护权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利表示，可以通过物理隔离，即建立未成年人专属财产账户，杜绝混同。他建议：“孩子出生后，父母可为其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属理财账户，将压岁钱、礼金、赠与款项等单独存入，不与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资金或夫妻共同财产混用。”专属账户、清晰流水是法院认定子女个人财产的关键证据。
父母作为监护人，确因子女教育、医疗、重大生活需要使用子女财产时，应坚持双方协商一致，留存合同、票据、转账记录等完整证据，证明资金用途与子女利益直接相关。张利法官特别提醒，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完全用子女个人财产替代。
而对于未成年人房产等不动产，严禁随意过户、出售。司法实践表明，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属于子女个人财产，监护人仅在完全为子女利益(如子女重大疾病、出国留学必需资金等极端情形)且经法定程序，才可依法处分；私自赠与、过户、出售均属无效，无法返还的须折价赔偿。现实中，父母为规避限购、债务等，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后续又想擅自处分，几乎都会被司法认定为侵权，风险极高。
张利法官强调，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本质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未来与尊严。父母应清醒认识到，监护权是职责而非权利，代管财产是义务而非特权。尊重孩子的财产权，不仅是守法，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上海法治报 记者 陈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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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男孩小诺(化名)出生不久，父亲王先生与母亲李女士共同决定，以小诺名义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门存放长辈亲友赠与的红包、礼金、逢年过节的压岁钱等。账户资金流水清晰显示，入账多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点，账户设立初衷是为了给孩子留存一笔专属成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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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明确指出，案涉账户为小诺专属设立，账户内资金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未成年人个人所有，父母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母亲在非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擅自转出大额资金，已构成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侵害。最终，法院综合小诺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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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法院最终认定这笔存款属晓晨个人财产。其中，孩子实际出勤期间的合理学费可予扣除，但父亲在双方分居、争夺抚养权期间，擅自为孩子保留高价民办幼儿园学位产生的费用，并非出于子女利益考量，而是服务于抚养权争夺，应由父亲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父亲返还8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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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误区：“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民法典》明确：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教育、医疗、必要生活开支等直接服务于未成年人的支出，属于合法使用；而用于父母消费、家庭开支、偿还父母债务、个人理财、争夺抚养权博弈等非子女利益用途，均属越界侵权。
第三个误区：“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不少监护人觉得，自己只是“暂时用一下”，等孩子长大再补上，家庭内部纠纷不会闹上法庭。但现实是，婚姻破裂、家庭变故往往成为矛盾爆发点，昔日隐秘处分行为被摆上台面，未成年子女或另一方监护人通过诉讼维权，最终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承担利息、诉讼费用。
如何守护孩子的“私人财富”？
当下，随着社会法治化、财富多元化，个体财产权意识觉醒，未成年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地位被强化，法律不再允许以亲情名义侵蚀子女财产权益。当财产权成为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避免类似纠纷，让监护权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利表示，可以通过物理隔离，即建立未成年人专属财产账户，杜绝混同。他建议：“孩子出生后，父母可为其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属理财账户，将压岁钱、礼金、赠与款项等单独存入，不与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资金或夫妻共同财产混用。”专属账户、清晰流水是法院认定子女个人财产的关键证据。
父母作为监护人，确因子女教育、医疗、重大生活需要使用子女财产时，应坚持双方协商一致，留存合同、票据、转账记录等完整证据，证明资金用途与子女利益直接相关。张利法官特别提醒，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完全用子女个人财产替代。
而对于未成年人房产等不动产，严禁随意过户、出售。司法实践表明，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属于子女个人财产，监护人仅在完全为子女利益(如子女重大疾病、出国留学必需资金等极端情形)且经法定程序，才可依法处分；私自赠与、过户、出售均属无效，无法返还的须折价赔偿。现实中，父母为规避限购、债务等，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后续又想擅自处分，几乎都会被司法认定为侵权，风险极高。
张利法官强调，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本质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未来与尊严。父母应清醒认识到，监护权是职责而非权利，代管财产是义务而非特权。尊重孩子的财产权，不仅是守法，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上海法治报 记者 陈颖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导演毕赣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雪儿实习生马思洋
11月22日，导演毕赣的新电影《狂野时代》上映。这距离他2016年上映的《路边野餐》，正好过去十年。
过去十年，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很多变化。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超过该年内地电影市场的总规模。与此同时，毕赣仍然在坚持做一个“小众”的艺术电影导演，一如十年前。
“很多人问我说，你拍电影，但现在观众越来越少，电影行业不好。我的回答都很简单，拍电影是因为喜欢电影。”毕赣说，十年间，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创作节奏——不追逐热点，不频繁露面，投入生活。
这位青年导演家境普通，妈妈开理发店，奶奶开麻将馆，爸爸是个司机。在26岁时，他导演了《路边野餐》。凭借这部在亲人、老师和朋友的资助下完成的影片，他在33个国际电影节获得13个奖项。
就在几个月前，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朱丽叶·比诺什坚持要设立一个奖项给他的新作《狂野时代》，她说它打开了一场梦，你需要去猜想它的意义。“我没有完全看明白，但没关系，我们需要这种打破语言屏障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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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赣的电影具有极强的作者主观性，他擅长把现实、幻觉和梦境交织在一起，复杂的长镜头和诗歌一般的对白是他的标志，他形容自己的电影是把无数的拼图扔给观众，靠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拼凑出一种可以共通的情感。十年间的三部电影标记着他与时间、记忆、死亡等终极命题的对话。
《路边野餐》的拍摄地，是毕赣的家乡——贵州凯里，1989年，他出生在这里。毕赣小时候是一个“特别爱听故事的小孩”。每到亲戚家，他就会拉着人讲故事，而故事最后常常以鬼故事收尾。这让他很早就建立起一种独特的讲述视角。
他从小跟奶奶长大，奶奶在生活上要求严格，但在精神世界上从不限制他，“一旦我想做什么事情，我从来不会考虑应该遵循什么规律。”
妈妈开的理发店距离奶奶家很近，成为毕赣观察人的另一个通道。理发店作为一个公共场所，汇聚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闲聊的环境培养了他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
在普通人看似平淡的对话中，毕赣能够捕捉到他们生活中的诗意时刻。《路边野餐》让他成名后，有个表哥忽然开始和他聊艺术，提到路遥书中“一个人花了自己的一生买了一头牛”的情节，觉得特别感动。“那一下我觉得可能普通人在生活当中，他的诗意是绽放式的，他绽放完了可能就要回到他的轨迹上，而我因为幸运，所以可以不断地触发这些灵感。”
读大学时，他只想离家远点。在那之前，他没出过贵州，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贵阳。后来，他选择去要坐24个小时绿皮火车才能抵达的太原读电视编导专业，没想过当电影导演，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回当地的电视台工作。
山西传媒学院教师丁建国是毕赣的大学老师，也是《路边野餐》重要的投资人之一，丁建国仍然能回忆起那个坐在教室角落里，沉默寡言的学生，早早开始在影片中表达某些终极议题——关于人的存在、时间与梦。
那时丁建国组织学生作业集中放映，毕赣的影片是最特别的那一个，在同学们拍摄故事多是校园生活时，毕赣已经用打散的时间线讲人的孤独，讲他对空间的感知——学校里有人欣赏，也有人说“不懂”。
后来在交流中，丁建国才知道，初中时，毕赣就开始阅读一些哲学书籍，理由很简单——小城的书店里就摆着那些书。毕赣说，“说实话那时也看不懂，现在也未必真懂”，但这些哲学的书籍让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想找到那些哲学命题的答案，“最后找到了艺术这个途径”。
在那家书店里，毕赣还读了《白鹿原》《挪威的森林》，以及张爱玲的书等，这家小城里的书店成为了他创作最重要的启蒙地。
后来，一位同学给了他一本《书城》杂志——“如果我唱它就是一首歌，如果我不唱它就是一首诗。”书里汤姆·维茨的这句歌词让他震撼，奶奶随后为他订阅了《书城》。
他开始写小说，初中时，受到港台流行歌词的影响，写了一些类似诗歌的文字。
在高中时，毕赣有个同桌，两人经常比赛写故事。“有一期写的是一个童话故事，我写的是一条河，河里面有个河神，然后河神和上面放的祝愿的灯产生了爱情。"
直到今天，当有年轻人问他，为什么始终有保持“小众”电影的勇气，他直接反驳：“需要勇气的前提是害怕。但我不害怕成为一名非主流的艺术片导演，所以我不需要用勇气来保持小众。”
导演毕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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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赣电影的评论区，有人会直接评价不懂，有人会解读出不一样的意思。
他说，自己的电影启蒙来自“周星驰”，也曾“看不懂”一些艺术电影。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这位被公认为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导演拍摄的影片，也是很多学电影学的学生第一次“看睡着”的电影。
毕赣为了批评这部电影，强迫自己每天看一小段，花了半个月才看完，最后一天看完，他突然找到了电影美感是什么，但没办法表述，就一直用创作去和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对话。
在大学时，他写诗，也念给丁建国听。丁建国任用他自己的方式“学习”，对他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挂科，拿到毕业证。”
大学时光，他总共看了5000多部电影。毕赣说，自己后来习惯用长镜头表达和打游戏相关，因为游戏多数是“第一视角，一镜到底”
在丁建国看来，毕赣或许从那个时候就建立了自己对电影的审美。
大二时，他用姑妈给的一万元拍摄了第一部作品《老虎》。毕赣带着4个同学回到凯里，却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拍电影"。最终完成的《老虎》一半素材没有声音，到处穿帮，他迷茫过，“我可能不是拍电影的这块料。”
毕业后，毕赣和录音师在贵阳开了一家婚庆工作室，很快以倒闭告终。他们搬进毛坯房，拍出了《金刚经》，并在国内的一些影展上获奖。与此同时，家人希望他找份稳定工作。
“他后来考了爆破员证，想去炸山。”丁建国回忆道。看到自己眼中"天分最高的学生"可能荒废才华，他前往凯里与毕赣父母沟通。
丁建国把毕赣接回太原，租房让他专心写剧本，拿着他的诗集，到处找投资，但当时没有投资方愿意给这样一个年轻人机会。
但丁建国觉得，《路边野餐》必须要开始拍了——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最旺盛的生命力与创作欲。丁建国描述那时的拍摄条件，“组里二十几个人租民居，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人，没钱住酒店”“拍摄设备也是东拼西凑借来的”。经费紧张时，丁建国一点一点地支持。后来毕赣母亲也出资2万元支持。
《路边野餐》粗剪完成后，才有影视公司找到他们，愿意追加投资。而后，才开始了毕赣看似“一帆风顺”的职业导演生涯。
如今的毕赣回顾二十岁出头那段日子，并不觉得自己是“义无反顾”地拍电影。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也考虑赚钱和生存。奶奶曾为他找好工厂的工作，姑妈安排他去车站上班，但真要去报到时，他还是选择离开。
拍电影更像是一种本能的选择。他意识到，人生很长，“要什么”可以慢慢寻找，但“不要什么”必须坚决。
如今丁建国仍然在大学教书，他看到不少有天分的学生，也犹豫是否该像挽留毕赣那样挽留这些学生，他总要让这些学生先能生存，“哪怕未来再回来拍电影”。
毕赣在大学时期曾差点放弃拍电影，但他如今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和定力去面对失败，“我也每天很害怕，很担忧，但失败了以后要再来一次，因为我的目的是拍好电影。”
2018年完成《地球最后的夜晚》时，毕赣才开始理解“电影工业”，“规矩地拍”。
谈及与前作的区别，毕赣形容“野餐”好像一颗好宝石没有被打磨，但“地球”像用很好的工艺手段，把一颗没那么昂贵的宝石变成一个好的宝石的样子。
导演毕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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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后，他说，自己想讲的话在电影里已经讲完了。此后，他7年没有再拍长片。
这7年间，毕赣拍了一个广告，为一个猫粮品牌，拍了7天，准备了3个月，最终入围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
毕赣开玩笑，他靠赚零花钱，非常少的成本维持着团队的运转。
“突然有一天，我想换一种方式看待世界。”谈及新作《狂野时代》的创作契机，毕赣说，他逐渐意识到世界发生显著变化的当下，艺术与人心灵的距离正在拉近，“在平静的年代，艺术可能更多承担的是美的功能。”
《狂野时代》是一个跨越百年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并没有用线性的时间叙述，而是通过五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加上意识，构建了六个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篇章，“人和世界的关系是通过感官建立的”，但毕赣对当代人生活状态的观察是：“试着三五天不碰手机，你会自我感知到世界变得不一样了。”
他认为，现代人最可怕的不是虚无，而是“参与感弱化”，“信息繁殖到一定程度，真伪已难以分辨，人们也不再关心真假。信息成了主观情绪的宣泄载体，这是很可怕的。”
有人说，毕赣选择用易烊千玺做新片主角，是一次冒险又大胆的选择。一个拥有巨大流量的年轻演员，和一个注重个人表达的艺术片导演，看起来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多年来，他一直在回应这样的担心——艺术片导演一旦和商业走得太近，就容易失去自我。毕赣并不回避选择“明星演员”所能带来的好处，“一个演员有号召力，并且有演技，就会被很多项目作为最优选。”
面对过去十年电影市场的变化，毕赣表示创作逻辑始终未变，“拍电影只是因为我喜欢拍电影”，电影行业目前处于调整期，关键是思考“拍什么”和“看什么”的问题。
他说，简单地做电影，“电影再复杂，核心仍是朴实的情感。”【从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