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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放弃抢救，家属于心不忍，继续抢救一旦超过时限，又可能错失工亡认定机会——

　　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抢救时限、死亡标准等也应与时俱进调整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阅读提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李凌云进一步解释称，将时限设置为48小时，是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结合医学规律、社会现实与制度承受能力做出的综合判断。至于48小时的起点和终点，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以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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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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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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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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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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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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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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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浙江省政府官网发布决定，给予17位见义勇为先进人物记功奖励——

为邵瑞、陆凯旋、王嘉曼、高武、罗宇权、柳子炎、周法明追记一等功，为张文英、童怀军、毛位明、钱云剑、蒋成磊、谭弟咸、黄军军、蒋炎旺、朱智敏、卢启侠记一等功。

这份荣誉背后，是这些勇士们挺身而出的勇气，是舍己为人的担当，更是浙江大地崇德向善的浓厚风尚。

他们中，有戍边十三载的军人，有坚守岗位的保安，有在城市打工的外来务工者，也有年过花甲的长者。

他们没有显赫的头衔，全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却在危难发生的瞬间，都做出了同样的人生选择——不顾自身安危，奋勇救人！

现役军人邵瑞，今年9月2日在杭州休假探亲时，看到一名女子落水，立即将背包交给妻子，“再不救就来不及了！”随后纵身一跃，跳入湍急的河水，拼尽全力救起落水者，自己却因体力耗尽，不幸牺牲，年仅34岁。

他曾是坚守“世界屋脊”的戍边战士。13年军旅生涯，邵瑞扎根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阿里高原，多次立功。他的壮举不是偶然，保家卫国的历练锻造了他的刚毅，守护生命已成为他的本能。

在浙江大地上，这样的勇敢从未缺席。

2024年10月22日，宁波海曙某小区门口突发持刀伤人事件。“60后”保安童怀军、毛位明闻声赶来，面对明晃晃的利刃没有丝毫退缩。两人奋力夺下歹徒手中的凶器，并成功将其制服。

还有温州保安公司负责人高武，在千钧一发之际纵身跃入激流，用生命为落水孩童托起生的希望；乐清村民钱云剑和城建办副主任（事发时职务）蒋成磊，从一辆不慎冲入河的轿车中，奋力救出5人；在绍兴上虞务工的谭弟咸，在湍急水流中拼尽全力救起3名溺水儿童……

此次记功奖励的17人中，有7人英勇牺牲。其中，在宁波务工的王嘉曼、陆凯旋，在永康务工的罗宇权，都因为挺身而出施救溺水者，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十七八岁的花样年纪。

生命只有一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正因如此，这些英雄更显可贵。

是什么，让他们一往无前？

同样因见义勇为曾被记功奖励的嘉善个体经营户陈灼的回答很简单：是本能、是勇气。

勇士们身上闪耀的，是人性至善的光芒，是刻在骨子里的正义。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当代传承，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诠释。

从“最美妈妈”吴菊萍、“外卖勇士”彭清林、保安队长倪关林，到这次记功奖励的17位勇士……浙江之所以能持续涌现“平民英雄”，离不开制度保障与社会氛围的双重滋养。

作为较早完成见义勇为表彰和保障地方立法的省份之一，浙江一直对英雄“高看一眼、厚爱三分”。

早在1989年，省公安厅联合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对见义勇为先进人物进行第一次评选表彰。

1999年12月，省九届人大通过《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2009年9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见义勇为工作的意见》出台，进一步完善见义勇为奖励和保障措施。

2011年8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工作若干规定》，明确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公安牵头具体负责、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全社会形成合力的见义勇为权益保障体制。

这意味着，见义勇为正式上升为党委、政府主导的依法开展的行政工作。

近10年来，浙江相继出台16个见义勇为相关法律和保障办法，不仅在医疗救治、伤残抚恤、就业援助、子女教育、住房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面，为见义勇为人员提供保障，还着重做好对他们和家属慰问的后半篇文章，鼓励更多人在关键时刻勇敢站出来。

全省各地也纷纷加大对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

杭州、温州、嘉兴、绍兴等地为有关人员落实劳动模范医疗待遇。各地还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帮他们解决岗位、子女入学等问题，提供重病等困难补助。

今年9月，宁波发出首批“平安四明卡”，见义勇为人员及家属可在一些企业门店消费时享受多项专属优惠。

每一次表彰、每一份保障、每一句致敬，都传递着一个强烈的价值导向：好人有好报，英雄被铭记，善行被守护。

每年11月22日的“浙江省见义勇为宣传日”，已成为浙江坚守10年的温暖约定。英雄的故事已融入城市记忆，个体的善举已变为社会风尚，勇士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该不该救”这道社会道德考题。

已阅君了解到，2011年以来，省政府已为240人记（追记）一等功；市、县两级政府按规定奖励2400余人次。

新时代为何要如此隆重地表彰和激励见义勇为精神？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每年的选树和宣传活动，最终推动形成“人人崇尚见义勇为、人人乐于见义勇为、人人支持见义勇为”的良好氛围。

见义勇为精神，是平凡生活中最动人的“微光”，更是精神富有的核心载体。它打破了“精致利己”的价值迷思，对冲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心态，为社会注入温暖与信任，汇聚成照亮社会文明进程的“星河”。

“平民英雄”的事迹，让人们明白：见义勇为不必惊天动地，可能是公交车上的一次挺身而出，可能是路边的一次紧急救助，可能是面对不法行为的一次勇敢发声……这种“触手可及”的榜样力量，会激发更多人心中的善意，形成“一人行善，众人跟风”的良性循环。这也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浙江、夯实共同富裕精神根基的强大动力。

让英雄事迹广为人知，让崇尚正义成为社会共识，见义勇为便不是孤军奋战。当越来越多人敢于挺身而出，我们的社会、国家就会越来越美好。

图源：浙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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