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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5岁儿子的近30万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块！法院判了

　　5岁男孩29万压岁钱被妈转剩40元

　　法律如何守护孩子们的“小金库”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孩子们都期盼收到礼物，但对于5岁男孩小诺(化名)来说，他专属账户中近30万元却在父母离异前被支取，最后只剩下40多元。昨天，松江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母亲擅自处分5岁儿子银行账户资金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母亲在离婚前私自转出孩子名下大额存款，无法证明用于子女利益的行为构成侵权，判令其限期返还22万元。这起看似普通的家庭财产纠纷，折射出当下社会一个日益凸显的现实：随着家庭财富积累，未成年人早已不是“无财产群体”，房产、存款、理财、礼金等构成了他们的专属资产，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正从家庭隐秘处走向司法前台，成为值得全社会反思的课题。

　　五岁孩童的“专属账户”为何在父母离婚前夕被清空？

　　2020年，男孩小诺(化名)出生不久，父亲王先生与母亲李女士共同决定，以小诺名义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门存放长辈亲友赠与的红包、礼金、逢年过节的压岁钱等。账户资金流水清晰显示，入账多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点，账户设立初衷是为了给孩子留存一笔专属成长资金。

　　此后五年间，账户陆续存入29万余元，成为小诺名下一笔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父母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账户也由双方共同管理，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孩子的教育、医疗等未来开支。2024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从当年8月起，小诺的专用账户出现异常：多笔大额整数资金被陆续转出，账户余额迅速缩水，最终仅剩40多元。

　　婚姻关系终结后，父亲王先生接手孩子监护相关事宜，发现这笔“成长基金”几乎被掏空。多次沟通无果后，王先生以小诺法定代理人身份，将李女士诉至松江法院，要求返还被擅自处分的全部款项。

　　“这些钱也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我自己的钱款。”庭审中，李女士委屈地说，自己对孩子的成长尽心尽力。“转出的钱也都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及生活的必要支出上。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但李女士拿不出清晰的支出记录，无法举证这些钱尤其后期频繁大额支出的合理用途。

　　最终法院审理查明，账户内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小诺兴趣班及日常开销，但账户中大部分大额转出款项发生在双方产生矛盾、准备离婚阶段，李女士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这些资金用于小诺的大额消费、教育或医疗，也无法说明合理去向。

　　法院明确指出，案涉账户为小诺专属设立，账户内资金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未成年人个人所有，父母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母亲在非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擅自转出大额资金，已构成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侵害。最终，法院综合小诺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从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财产早已超出想象

　　小诺的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上海浦东、北京海淀等地法院接连审理多起涉未成年人财产权案件，涉案财产从数万元压岁钱到价值千万的房产，类型之多、金额之大，颠覆了“孩子没有财产”的传统认知。

　　女孩晓晨(化名)出生后，父母将其百日宴红包、长辈压岁钱存入专属银行卡，共计12万余元。父亲吴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将这笔钱转入自己账户，后又转至爷爷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幼儿园学费，部分则在离婚纠纷中用途不明。

　　浦东法院最终认定这笔存款属晓晨个人财产。其中，孩子实际出勤期间的合理学费可予扣除，但父亲在双方分居、争夺抚养权期间，擅自为孩子保留高价民办幼儿园学位产生的费用，并非出于子女利益考量，而是服务于抚养权争夺，应由父亲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父亲返还8万余元。

　　2007年，王先生与张女士以未成年女儿王粒(化名)名义购买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女儿个人名下，属于女儿个人财产，二人离婚时也明确该房屋不属夫妻共同财产，仍归女儿所有。然而，离婚仅数日，王先生便擅自以监护人身份，代女儿签订赠与合同，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随后迅速出售给第三人，获利1160万元。

　　直至2023年，王粒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时，才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早已被父亲私自处分。愤怒之下，她将父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赔偿房屋损失。

　　北京海淀法院最终认定，王先生以监护人身份私自将女儿个人房产赠与自己并出售的行为无效，因房屋已过户至善意第三人名下无法返还，判令王先生按实际成交价款，赔偿王粒损失1160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起案件成为司法捍卫未成年人不动产权益的典型标杆。

　　监护权≠所有权

　　为何父母总在孩子财产上“越界”？

　　从几万块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是拥有独立合法财产的“小业主”。房产、礼金、存款、保险、理财收益、继承财产等，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的财产版图，其财产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不因年龄小而减损，更不因亲情关系而模糊。

　　法院梳理多起案件发现，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大多源于三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

　　第一个误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年幼无劳动能力，压岁钱、礼金、房产等财产本质上来自家庭或亲属，所有权理应归家庭共有，父母随意支配、使用天经地义。但司法实践明确，未成年人接受赠与、登记房产等纯获利益行为合法有效，财产一旦交付、登记，所有权即转移至未成年人个人名下，与父母财产相互独立，离婚时不得分割，日常不得随意处分。

　　第二个误区：“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民法典》明确：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教育、医疗、必要生活开支等直接服务于未成年人的支出，属于合法使用；而用于父母消费、家庭开支、偿还父母债务、个人理财、争夺抚养权博弈等非子女利益用途，均属越界侵权。

　　第三个误区：“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不少监护人觉得，自己只是“暂时用一下”，等孩子长大再补上，家庭内部纠纷不会闹上法庭。但现实是，婚姻破裂、家庭变故往往成为矛盾爆发点，昔日隐秘处分行为被摆上台面，未成年子女或另一方监护人通过诉讼维权，最终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承担利息、诉讼费用。

　　如何守护孩子的“私人财富”？

　　当下，随着社会法治化、财富多元化，个体财产权意识觉醒，未成年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地位被强化，法律不再允许以亲情名义侵蚀子女财产权益。当财产权成为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避免类似纠纷，让监护权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利表示，可以通过物理隔离，即建立未成年人专属财产账户，杜绝混同。他建议：“孩子出生后，父母可为其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属理财账户，将压岁钱、礼金、赠与款项等单独存入，不与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资金或夫妻共同财产混用。”专属账户、清晰流水是法院认定子女个人财产的关键证据。

　　父母作为监护人，确因子女教育、医疗、重大生活需要使用子女财产时，应坚持双方协商一致，留存合同、票据、转账记录等完整证据，证明资金用途与子女利益直接相关。张利法官特别提醒，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完全用子女个人财产替代。

　　而对于未成年人房产等不动产，严禁随意过户、出售。司法实践表明，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属于子女个人财产，监护人仅在完全为子女利益(如子女重大疾病、出国留学必需资金等极端情形)且经法定程序，才可依法处分；私自赠与、过户、出售均属无效，无法返还的须折价赔偿。现实中，父母为规避限购、债务等，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后续又想擅自处分，几乎都会被司法认定为侵权，风险极高。

　　张利法官强调，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本质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未来与尊严。父母应清醒认识到，监护权是职责而非权利，代管财产是义务而非特权。尊重孩子的财产权，不仅是守法，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上海法治报 记者 陈颖婷)

本月研究机构传达行业新动向5岁儿子的近30万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块！法院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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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岁孩童的“专属账户”为何在父母离婚前夕被清空？

　　2020年，男孩小诺(化名)出生不久，父亲王先生与母亲李女士共同决定，以小诺名义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门存放长辈亲友赠与的红包、礼金、逢年过节的压岁钱等。账户资金流水清晰显示，入账多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点，账户设立初衷是为了给孩子留存一笔专属成长资金。

　　此后五年间，账户陆续存入29万余元，成为小诺名下一笔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父母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账户也由双方共同管理，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孩子的教育、医疗等未来开支。2024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从当年8月起，小诺的专用账户出现异常：多笔大额整数资金被陆续转出，账户余额迅速缩水，最终仅剩40多元。

　　婚姻关系终结后，父亲王先生接手孩子监护相关事宜，发现这笔“成长基金”几乎被掏空。多次沟通无果后，王先生以小诺法定代理人身份，将李女士诉至松江法院，要求返还被擅自处分的全部款项。

　　“这些钱也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我自己的钱款。”庭审中，李女士委屈地说，自己对孩子的成长尽心尽力。“转出的钱也都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及生活的必要支出上。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但李女士拿不出清晰的支出记录，无法举证这些钱尤其后期频繁大额支出的合理用途。

　　最终法院审理查明，账户内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小诺兴趣班及日常开销，但账户中大部分大额转出款项发生在双方产生矛盾、准备离婚阶段，李女士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这些资金用于小诺的大额消费、教育或医疗，也无法说明合理去向。

　　法院明确指出，案涉账户为小诺专属设立，账户内资金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未成年人个人所有，父母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母亲在非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擅自转出大额资金，已构成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侵害。最终，法院综合小诺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从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财产早已超出想象

　　小诺的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上海浦东、北京海淀等地法院接连审理多起涉未成年人财产权案件，涉案财产从数万元压岁钱到价值千万的房产，类型之多、金额之大，颠覆了“孩子没有财产”的传统认知。

　　女孩晓晨(化名)出生后，父母将其百日宴红包、长辈压岁钱存入专属银行卡，共计12万余元。父亲吴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将这笔钱转入自己账户，后又转至爷爷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幼儿园学费，部分则在离婚纠纷中用途不明。

　　浦东法院最终认定这笔存款属晓晨个人财产。其中，孩子实际出勤期间的合理学费可予扣除，但父亲在双方分居、争夺抚养权期间，擅自为孩子保留高价民办幼儿园学位产生的费用，并非出于子女利益考量，而是服务于抚养权争夺，应由父亲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父亲返还8万余元。

　　2007年，王先生与张女士以未成年女儿王粒(化名)名义购买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女儿个人名下，属于女儿个人财产，二人离婚时也明确该房屋不属夫妻共同财产，仍归女儿所有。然而，离婚仅数日，王先生便擅自以监护人身份，代女儿签订赠与合同，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随后迅速出售给第三人，获利1160万元。

　　直至2023年，王粒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时，才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早已被父亲私自处分。愤怒之下，她将父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赔偿房屋损失。

　　北京海淀法院最终认定，王先生以监护人身份私自将女儿个人房产赠与自己并出售的行为无效，因房屋已过户至善意第三人名下无法返还，判令王先生按实际成交价款，赔偿王粒损失1160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起案件成为司法捍卫未成年人不动产权益的典型标杆。

　　监护权≠所有权

　　为何父母总在孩子财产上“越界”？

　　从几万块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是拥有独立合法财产的“小业主”。房产、礼金、存款、保险、理财收益、继承财产等，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的财产版图，其财产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不因年龄小而减损，更不因亲情关系而模糊。

　　法院梳理多起案件发现，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大多源于三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

　　第一个误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年幼无劳动能力，压岁钱、礼金、房产等财产本质上来自家庭或亲属，所有权理应归家庭共有，父母随意支配、使用天经地义。但司法实践明确，未成年人接受赠与、登记房产等纯获利益行为合法有效，财产一旦交付、登记，所有权即转移至未成年人个人名下，与父母财产相互独立，离婚时不得分割，日常不得随意处分。

　　第二个误区：“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民法典》明确：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教育、医疗、必要生活开支等直接服务于未成年人的支出，属于合法使用；而用于父母消费、家庭开支、偿还父母债务、个人理财、争夺抚养权博弈等非子女利益用途，均属越界侵权。

　　第三个误区：“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不少监护人觉得，自己只是“暂时用一下”，等孩子长大再补上，家庭内部纠纷不会闹上法庭。但现实是，婚姻破裂、家庭变故往往成为矛盾爆发点，昔日隐秘处分行为被摆上台面，未成年子女或另一方监护人通过诉讼维权，最终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承担利息、诉讼费用。

　　如何守护孩子的“私人财富”？

　　当下，随着社会法治化、财富多元化，个体财产权意识觉醒，未成年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地位被强化，法律不再允许以亲情名义侵蚀子女财产权益。当财产权成为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避免类似纠纷，让监护权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利表示，可以通过物理隔离，即建立未成年人专属财产账户，杜绝混同。他建议：“孩子出生后，父母可为其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属理财账户，将压岁钱、礼金、赠与款项等单独存入，不与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资金或夫妻共同财产混用。”专属账户、清晰流水是法院认定子女个人财产的关键证据。

　　父母作为监护人，确因子女教育、医疗、重大生活需要使用子女财产时，应坚持双方协商一致，留存合同、票据、转账记录等完整证据，证明资金用途与子女利益直接相关。张利法官特别提醒，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完全用子女个人财产替代。

　　而对于未成年人房产等不动产，严禁随意过户、出售。司法实践表明，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属于子女个人财产，监护人仅在完全为子女利益(如子女重大疾病、出国留学必需资金等极端情形)且经法定程序，才可依法处分；私自赠与、过户、出售均属无效，无法返还的须折价赔偿。现实中，父母为规避限购、债务等，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后续又想擅自处分，几乎都会被司法认定为侵权，风险极高。

　　张利法官强调，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本质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未来与尊严。父母应清醒认识到，监护权是职责而非权利，代管财产是义务而非特权。尊重孩子的财产权，不仅是守法，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上海法治报 记者 陈颖婷)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飞机自主工程总设计师张彦仲投身航空工业六十余载——

孜孜以求，逐梦万米蓝天（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

本报记者  刘涓溪  李俊杰

图①：张彦仲（左二）在向科研人员了解试验进展。

图②：张彦仲近照。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伊霄摄

2017年5月5日，C919首飞现场，张彦仲与C919合影。

受访者供图

人物小传

张彦仲，1940年3月生，陕西三原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专家咨询委主任、国家“两机”重大专项专家咨询委主任、大飞机自主工程总设计师。主持研究制定了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两个国家重大项目实施方案，负责多个型号飞机和直升机的立项及研制工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11项，出版专著15部、英汉词典1部。

启动，轰鸣，机翼上的襟翼缓缓展开，飞机开始滑行。随着机轮在跑道上不断加速，机翼承受的升力越来越大。倏地，前轮离地，整个机身昂首向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国产大飞机C919，如同一只展翅雄鹰，以优雅的姿态直冲云霄。

由于高度集成高新技术，能够带动新材料、现代制造、先进动力、电子信息、自动控制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大飞机被誉为“现代制造业的一颗明珠”。大飞机自主工程总设计师张彦仲经历了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全过程，他说：“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历经起起落落、艰难求索，是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无私奉献与默默坚守，才让我国自主研制的大飞机能在万米蓝天翱翔。”

铺路

牵头国产大飞机研制调研论证工作

中国要不要造大飞机？能不能造大飞机？自上世纪60年代起，这样的质疑声从未停止。

“买国外的飞机，终归是受制于人。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是换不来的，要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航空系统工程专家，张彦仲始终全力主张并推动我国自主建造大飞机。

2006年1月，大型飞机被列为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同年7月，国务院成立大型飞机重大专项方案论证委员会，张彦仲作为论证委员会主任之一，负责大型飞机总体技术方案、技术途径等问题的论证工作。此时的张彦仲，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摸排国内已有技术水平，走访重点企业、科研院所，研判大型飞机市场需求……历时6个月，专家组成员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听取了上千份系统报告，走访了近百家企业，最终提交了《大型飞机重大专项方案论证报告》。这份报告，解决了国产大飞机制造的“大小之争”“内外之争”等四大争论。

“以‘大小之争’为例，造多大，市场和能力说了算。”张彦仲在调研中发现，150座级客机是市场需求的主要机型，仅国内就有几千架的市场需求。综合考虑当时我国技术水平、机场配套与人才结构，从150座级客机开始自主研制更为科学合理。

2007年，国产大飞机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张彦仲也开启了与大飞机研制相伴的时光。一架大型客机由数以百万计的零部件组成，涉及航电、环控、飞控等数十个复杂的系统，需开展几千个科目的试验飞行，从四川绵阳深山风洞实验室，到甘肃嘉峪关机场横风试验现场，再到为做结冰试验在全国各地“追着冰跑”……哪里有大飞机的关键试验，哪里就有张彦仲的身影。

2011年12月，C919通过国家级初步设计评审；

2015年11月，C919首架机总装下线；

2017年3月，C919通过首飞技术评审；

…………

2017年5月5日，C919大飞机首飞。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时年77岁的张彦仲，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讲台，高声宣布C919大飞机技术评审意见：“现飞机已取得特许飞行证，可以首飞！”随着总指挥一声令下，C919腾空而起，全场掌声雷动。“中国人造大飞机的梦想，在这一刻终于实现。”张彦仲眼含热泪。

钻研

开展飞机故障诊断，挽回国家经济损失

C919是张彦仲最重要的成果，却不是他唯一的成果。

1962年，张彦仲从西北大学物理系毕业，之后来到新成立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原航空工业部前身）304所，从事机械振动声学方面的工作。

那段时间，他总是所里最早来上班的，也是最晚离开的。白天，他认真工作，仔细观察，向前辈和同事们讨教。晚上，则在办公室进行他的“三部曲”：总结一天的工作和遇到的问题；查阅相关资料，弄清概念和原理，找出解决办法；按计划系统学习机械领域的理论知识，夯实基本功。

很快，张彦仲的专业能力有了大幅提升。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套加速度校准系统，解决了飞机弹射救生等大加速度的校准问题。这项成果后来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3年，33岁的张彦仲为国家进口的55架安—24飞机进行故障诊断。当时，飞机故障诊断业务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张彦仲接受挑战，带领团队花费3年多时间，冒风雨、顶烈日、迎严寒，在机场对55架飞机逐个进行测试、积累数据、进行分析，最终找出飞机叶片断裂的原因。退回的13架飞机，为国家挽回1亿多元的经济损失。

1978年，38岁的张彦仲被任命为304所副所长。然而隔年，他却做出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放弃副所长职位，报考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信息工程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留学期间，张彦仲要学完信息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全部课程。他每天宿舍、图书馆、实验室三点一线，仅用3年时间，就顺利取得博士学位。

攻坚

带领团队建设大飞机研制试验设施

博士毕业后，国外不少科研院所邀请张彦仲入职，都被他一一拒绝。“国内‘四个现代化’建设急需大批人才，我要尽快回到祖国去。”1984年10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一周内，张彦仲便回到国内，回归他熟悉的304所，立刻投入科研工作。

仅用一年时间，他发明了数字信号处理领域的“快速递归傅里叶变换算法”，通过优化算法路径，节省大量计算机内存，大幅降低成本。“我就是要证明，很多关键性研究，中国学者也能做到。”张彦仲说。

1985年，原航空工业部任命张彦仲为航空工业部副总工程师，分管航空科学技术工作。超临界机翼、脉冲多普勒雷达、高推比涡扇发动机……对于没有学过航空专业知识的张彦仲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领域。他边干边学，虚心向内行请教，认真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家住得远，交通不便，他就索性住在办公室里；晚上下班晚，食堂关门了，他就凑合着啃一口饼。“既然来了就要好好干，干就要干好。”他说。

风洞是研制飞机的关键试验设施。张彦仲牵头筹措资金建成1.2米×1.2米的风洞，后为适应未来民用飞机研制需要，张彦仲又经手批准建设了更高等级的风洞，这些风洞至今仍在新飞机研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事航空系统工程工作后，张彦仲带领团队突破三代飞机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创建了航空科学基金与航空奖学金，推动把航空工业列入高科技产业。他还主持过10多项重大航空项目的决策、立项，其中，运—12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运—8C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传承

全力培养航空工业领域后备人才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夯实基础、培养青年，才有未来。”张彦仲深知，航空工业事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一代代人才接续奋斗。1985年，张彦仲便开始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带研究生。

2006年，随着大飞机方案论证工作启动，人才短缺问题开始凸显。于是，张彦仲在北航推动开设大飞机高级人才培训班。从学科架构到课程设计，再到人才培养体系制定，他都是亲力亲为，还经常到现场授课。他治学严谨、迎难而上的态度，影响了许多航空工业科研工作者。截至目前，大飞机高级人才培训班累计培养了1100多名高级人才。

闲暇时间，张彦仲喜欢写诗。参与大飞机论证，他写下“奉献终生全不悔，顽强拼搏向朝晖”；记录取证试飞，他写下“夏去疆南迎酷暑，冬来漠北盼严寒”；面对青年一代，他又有“莫道航途有风雪，雏鹰胜过老鹰飞”的期待……每一首诗都与大飞机紧密相关。

如今，C919承运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年过八旬的张彦仲也还在为航空事业努力：解决航空发动机研发难题，推动大飞机国际适航验收，开展280座级的C929更大飞机研制……他说：“大飞机事业要走的路还很长，要抓紧时间，再为国家多作贡献。”

有人说，“张彦仲是航空战线的勇士”。而张彦仲说，功劳是大家的，“从2006年立项到2023年商飞，这架‘东方之翼’上，凝结着来自1000多家企业、36个高等院校的20多万名科研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科学，付出自己的一切，我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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