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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放弃抢救，家属于心不忍，继续抢救一旦超过时限，又可能错失工亡认定机会——
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抢救时限、死亡标准等也应与时俱进调整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阅读提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李凌云进一步解释称，将时限设置为48小时，是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结合医学规律、社会现实与制度承受能力做出的综合判断。至于48小时的起点和终点，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以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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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天还没亮透，我已将那本裹着油布的登记册塞进我的挎包里。每季度一次的牲畜清点，作为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日松乡德汝村党总支书记助理，我要跟村干部们一起去村子最偏远的牧业点。德汝村紧靠边境，著名的班公湖就在我村范围内。最偏远的牧业点海拔5000米，常年没信号，手机揣在兜里，屏幕比冻硬的奶渣还冰凉。
一路颠簸，终于到了牧场。“宝辉，把羊耳标带上。”村委会主任拖拉石确往我手里塞了一堆耳标，耳标的数字是羊的编号，黄色耳标是种公羊，蓝色耳标是高产母羊。记错了，年底的绒产量就会差出几只绵羊的价钱。
邱宝辉（中间举白板者）给村民培训普通话。（德汝村村委会供图）
在第一户牧民格旦扎巴家的羊圈前，2000多只白绒山羊正排队出圈。德汝村党总支组织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多美坚参吹了声口哨，羊群立刻放慢脚步。他指着3只公羊的倒八角：“这几只去年梳的肩部绒，绒细度最细10微米，平均在14.5微米，登记册上得标‘特级’，收绒商就认这个数。”我赶紧翻开本子，藏文名字旁用铅笔打了星号，纸页边缘还沾着上次清点时蹭的羊毛，细得能透光。
最费神的是数羔羊。50多只羊羔躲在各自母羊肚子下，只露出毛茸茸的脑袋。多美坚参弯腰一只只扒拉，用冻红的手指捏住羊羔耳朵说：“这只耳标号是03587，上周刚生的，防疫针得按时打。”我一一记下，哈出的白气在纸页上洇出小水斑。
我来德汝村快两年了。刚来时，连牲畜的年龄段都分不清，现在成了清点工作离不得的熟手——各组组长都想跟我分在一个组：“邱助理一抓一个准，体力还顶呱呱。”
我是四川自贡人，参加工作前一直生活在低海拔地区，从未到过高原。初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阿里地区，身体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头痛欲裂，像有钢针在太阳穴里搅动，走两步就喘得像破旧风箱，夜里常因缺氧突然惊醒，嘴唇和指甲盖也泛着青紫色。医生说这是急性高原反应，红细胞在拼命增殖以携带更多氧气，身体正经历一场“缺氧反击战”。
适应的过程像一场漫长的拉锯。前两周严格遵循“三不原则”：不跑跳、不洗澡、不贪食，每天抱着氧气瓶入睡，床头堆着葡萄糖口服液，头疼就吃布洛芬胶囊缓解。当地人教我喝酥油茶抗高反，初尝时不习惯，后来身体竟然依赖上那股酥油茶的暖意。头一个月我就像行走在一条漫长的缺氧隧道，看不到光。终于有一天，我出关了，能跟牧民一起爬上海拔5000米的牧场了。虽然现在登高，仍会气短，但身体已形成记忆，停下深吸三口气就能缓过来。当地人称赞说：“你身上有了高原的钝感力。”
刚到村里，最窘迫的还是语言不通。听村民说“休垫甲”，我以为是问好，原来是请我坐下休息。有人说“梅朵”（花朵），我却听成“面条”，捧着面碗递过去，惹得全桌大笑。方言更不好懂，遇到老人说方言，连“临时翻译”都要猜半天。
要想扎根边疆服务群众，不懂藏语是不行的。对我来说，学藏语像啃“硬骨头”，藏语辅音有30多个，很多发音要卷着舌头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做到语音准确并不容易，我练了3天，舌头都卷得有点木。我把藏语常用语句写在小本子上，让干部群众教我说，然后标注中文谐音。就这样，通过不断学习，我能听懂70%的日常对话，还能用藏语简单会话。我第一次用藏语连贯地在群众大会上说“我是德汝村的村干部，叫邱宝辉，今年25岁，老家是四川的”，台下村民一阵欢呼，纷纷鼓掌说“宝辉亚布嘟”（宝辉很不错），那一刻我感觉到了“邱宝辉”扎根阿里的幸福。
到村任职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我的师父、村党总支书记扎西德庆处处都带着我，帮助我加快成长，我左冲右突，全力破围。去年，村里遇到脱贫户家中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脱贫户德吉旺姆告诉我，她女儿普布卓玛去年毕业回来没找到合适工作，天天帮家里捻羊毛，夜里就躲在被子里哭，说对不起政府给的助学金，咋办呢？
她沉重的叹息像鼓槌敲在我们心上。恰逢日土县干部下乡调研，他们在脱贫户家里开起现场会，研究通过村里新的超市项目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村里落实县委部署、扎实推进，我和村监督委员会主任吴杰努布一起对接项目相关方，把超市的配货标准、配送流程摸得清清楚楚。接着我们跑了不少部门，理清资质办理流程。超市建了起来，脱贫户家庭的普布卓玛、格桑石杰等4名毕业生到超市上班。超市每月营业额2万元左右，4位大学生有了稳定工资，家里还能拿到分红。普布卓玛再也不哭了，她学着做台账。格桑石杰则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家里添了台洗衣机。
德汝村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今天也是。清点完牲畜，我们坐在牧民的帐篷外休息，夕阳把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一天下来，登记册新添了10页数据。师父往我手里塞了块酥油饼。风卷着班公柳掠过，我摸着被体温焐热的纸页，突然领悟到，牧场里可以没有信号，但不能少了这些重要基础数据，它们正如信号一样，传播着致富的渴望和奋斗的激情。
邱宝辉（曾挂任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日松乡德汝村党总支书记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