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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放弃抢救，家属于心不忍，继续抢救一旦超过时限，又可能错失工亡认定机会——

　　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抢救时限、死亡标准等也应与时俱进调整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阅读提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李凌云进一步解释称，将时限设置为48小时，是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结合医学规律、社会现实与制度承受能力做出的综合判断。至于48小时的起点和终点，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以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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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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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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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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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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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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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应加中贸易理事会、美国商会邀请，中国贸促会12月初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美国。浙江有3家企业受邀参团，分别是浙江盈和国际物流、新德集团和阿里巴巴达摩院。其中，盈和国际物流董事长程科源全程参与代表团行程。作为行业中颇具规模的国际物流企业掌舵者，我们翻开程科源的行程日记，了解他如何从物流环节观察全球供应链变化，如何通过交流找到商机，又如何看待中国制造出海的新机遇。

我是盈和国际物流董事长程科源。盈和是一家扎根义乌的跨境物流企业，专注为亚马逊、Temu等电商平台提供海外仓和物流服务。

我们70%的业务量来自亚马逊卖家，这意味着，北美市场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命脉。因此，当我意外收到了中国贸促会的随团邀请时，我立即调整了行程，决定跟随这支“国家队”去看看。

这次随团企业涵盖领域之广令人惊讶——从三一重工这样的装备制造巨头，到泡泡玛特这样的潮流文化新锐，再到我们这种服务跨境电商的物流企业。这种组合背后，似乎预示着中国企业的出海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结构性变革。

12月1日星期一多伦多晴转雪

早上8点，到达加拿大后的一早，我们就开始了高强度的行程。翻看接下来几天的行程表，四天，两国，四城。走进博枫公司会议室时，我还没完全倒过时差。

这家管理着1万亿美元资产、拥有125年历史的加拿大巨头，其CEO尼古拉斯·古德曼亲自为我们做PPT演示。他展示在中国580亿元的商业地产布局和15吉瓦新能源项目时，我突然意识到：CEO亲自做介绍，这体现了加拿大企业的重视程度，他们迫切地想要和中国企业交流。全球资本正在用脚投票，而中国市场的权重明显在增加。

下午的中加贸易投资论坛上，我向加方提了个具体问题：“加拿大如何看待跨境电商发展？”

加中贸易理事会执行董事安毕江的回应让我印象深刻——“中加间的货运航班已多起来，且很多装载着跨境电商货物。”这句话，让我这个做物流的人听到了市场的脉搏。

这天行程有多紧呢？我们团甚至没来得及坐下吃一口午餐。

12月2日星期二渥太华大雪

今天的渥太华投资署让我见识了加拿大的“产业孵化元宇宙”。他们墙上那张巨大的企业成长地图，每个企业按发展阶段用不同颜色标注，从初创到千亿级企业一目了然。

署里一位华裔副总悄悄给我推荐了当地一家尾程配送公司DragonFly：“他们和亚马逊关系密切，你在渥太华建仓可以考虑合作。”

更让我惊喜的是，他提到：亚马逊在渥太华周边建有两个配送中心。这对我们物流企业来说，简直是黄金信息。和亚马逊的本地服务牵上线，就能把货物更快地送达最后一站。

星夜兼程，我们今晚还要赶往美国华盛顿。

12月3日星期三华盛顿晴

在距离白宫200米的美国德汇律师事务所，我和随团的企业家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许多困扰我们很久的疑惑得到了解答。

团组安排的这个行程十分有意义。对于企业出海而言，最怕的就是不了解本地政策和法规，无法真正适应本土。

德汇在连接中美商业与法律事务方面很有经验，处理过许多个中资企业在美的知识产权领域、投资并购等案例，非常了解中资企业在美国的诉求。

行程结束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待解，意犹未尽。

下午我们与美中贸委会的交流则透着微妙信号。

这场合汇聚了礼来、康宁、赛默飞等30多家美企的副总裁，他们中许多都分管全球事务和政府关系。

这种阵容的对话，表面上谈的是宏观关系，实则每个眼神交流都在传递合作可能性。

一位中方代表提到“希望美方企业能在政界多说真话，推动中美经贸交流”时，我看到对面美国企业代表纷纷点头。

12月4日星期四华盛顿—旧金山晴

普华永道的早餐会上，分析师展示了美国经济预测数据，有权威机构的具体分析，我们对生意更有把握了。

但更吸引我的，是会后自由交流时与一家上海袜业老板的对话。

他的发热袜子在美国供不应求，正愁物流解决方案——我们交换名片不到3分钟，就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飞行6小时抵达旧金山时，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这次随团的企业涵盖物流、生物医药、潮流文化、农业食品等领域，不像以往偏重重工业。

这种变化恰恰暗示着，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正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卖文化”升级。

12月5日星期五旧金山晴

今天的中美企业创新对话会上，泡泡玛特副总裁陈晓芸的分享引发热议。有一个让人深思的细节：当她说起潮玩IP的全球化运营时，多位美企代表主动索要联系方式。

“创新”“合作”，这个对话会的主题本身就是信号。

对盈和来说，如何打造在跨境物流领域内的知名度、影响力？如何服务好中国制造、中国智造，乃至中国IP的出海物流之路？同时，如何在北美寻找本地的合作伙伴？这些都是我接下来要考虑的命题。

我知道，我作为企业代表团成员的入选绝非偶然——

浙江作为全国首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落户地，探索了跨境物流领域的许多个“第一”，我们的物流网络，正是中国产品出海的关键血脉。

明天就要结束随团行程，但我的美国之行才刚刚开始，我还要去洛杉矶和新泽西的盈和分公司、仓库，带着笔记本上满满20多页的思考，继续努力。

这趟“星际商务”让我最深的感悟是：越是数字化时代，线下交流越显珍贵。

当加拿大投资署的华裔副总拍着我肩膀说“浙江人做生意靠谱”，当美中贸委会的美方企业热情伸出手做自我介绍，我知道，这种温度永远无法被线上取代。

（注：时间均为当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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