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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
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专家建议
严守流程规范倾听业主意见满足投放需求
法治日报记者 韩丹东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近年来，全国多地推行“撤桶并点(站)”，通过减少分散垃圾桶、合理设置集中投放点，引导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提升垃圾分类效率。
比如，山西运城盐湖区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优化垃圾桶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事这类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居民感到了不便。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后，每日清晨6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小区白天看着整洁有序，可这份干净却是用深夜的脏乱和清晨的噪声换来的。”刘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道出了满心无奈。
受访专家认为，“撤桶并点”本身是优化垃圾分类、提升小区环境的良策，但执行中少数地区出现程序缺失、权责失衡、服务缺位的情况，导致公共管理成本单向转嫁给居民，便民举措异化为扰民负担。唯有以民主决策筑牢根基、以精细服务破解痛点、以多元共治实现长效，才能真正平衡管理效率与居民便利。
居民对此评价不一
采访时，刘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在小区“撤桶并点”更像是“走过场”。物业公司一纸通知，把垃圾桶集中到几个点位，但是清运次数并没有增加，原来分散投放还能做到及时清理，可合并之后反而脏乱。
更令居民难受的是，其中一个垃圾投放点位紧贴着居民楼，因为时常出现垃圾袋破损、脏水四处飞溅的情况，难闻的气味会飘到低楼层居民家中。
“离点位近扔垃圾确实方便，但要面对噪声和气味的困扰。离点位远，扔垃圾要走挺远，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扔一次垃圾像是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刘女士说，“很多居民和我一样质疑，这样的‘撤桶并点’，是为了保护环境还是为了图省事？”
比噪声和臭味更让人无奈的，是“扔不上”的尴尬。
浙江杭州一小区“撤桶并点”之后，单元楼下空荡荡的，所有垃圾都必须送到几百米外的集中投放点，并且投放时间定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时间并不十分友好。
“我早上7点半已经在地铁上了，晚上9点才能回到家，扔垃圾的时间点根本对不上”居民李女士无奈地说，夏天的厨余垃圾放家里一晚就发酸发臭，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只能先放在楼道里，等有时间再扔，结果又被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指责。
有被居民抱怨的，也有被居民称赞的。
北京顺义一社区原来有14个垃圾投放站，“撤桶并站”之后精简到7个，数量少了一半，可居民的抱怨反而少了。社区没有简单地一撤了之，而是提前制定规划图，一步步调整点位，避开楼门口、紧贴绿化带；新站点全都装上了遮雨棚、照明灯、脚踏开盖等装置，空间干净又密闭。社区还设置了体验日，让大家提前熟悉路线，建立2小时响应机制，垃圾桶一旦满溢、破损就会马上处理。
“以前垃圾桶周围气味难闻，扔完垃圾后要捂着鼻子跑开，现在投放站干干净净、气味很小，距离也合适。”家住该小区的王女士笑着称赞，“真正的‘撤桶并站’不是少放几个桶，而是让人扔得放心、住得舒心。”
治理方式存在偏差
为何同样是“撤桶并点”的做法，在有些地方广受居民好评，在有些地方却不被认可？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广童在接受采访时说，冲突的核心根源在于执行环节民事权利义务配置的失衡。一些小区未严格履行民法典的规定，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涉及业主共有部分的重大事项，未提交业主大会表决，也未调研居民生活动线，而是以物业公告、社区通知代替民主决策，程序合法性先天不足。
“与此同时，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的成本被单向转嫁给居民：高龄、残障群体承担额外出行成本，相邻住户承受噪声、异味等负外部性(一个人的行为给无关的第三方造成了损失、负面影响，但行为人不用为此担责)；而物业公司在清运频次、消杀标准、设施维护等方面的义务，在管理规约与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笼统，违约责任模糊，业主监督追责难度极大，长期忍受后自然对此不满，甚至可能导致纠纷产生。”高广童说。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说，便民服务之所以异化为扰民负担，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物业公司、居民三方权责不清，社区越权决策、物业敷衍履职、居民被动接受，形成“管理—抵触—乱象”的恶性循环，垃圾治理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撤桶并点’的核心是环保与便民双赢，而非以牺牲居民权益换取管理便利。程序合法、需求导向、服务配套三者缺一不可，任何环节缺位，都会让良策变痛点。”姜孝贤说。
高广童说：“‘撤桶并点’落地遇阻，可能制约垃圾分类开展，造成环境受损、环卫成本上升。配套缺失易激化矛盾，加重调解压力，也让社区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持续忙于处置乱象，一线工作负担随之加重。”
构建长效平衡机制
如何让居民更易接受“撤桶并点”，实现管理与便民的长效平衡？
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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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云路协同
杭州日报讯钱塘区的清晨，吉利钱塘基地焊装车间里数百台机械臂精准舞动，不到两分钟就有一台智能新车下线；桐庐的乡村道路上，新石器无人物流车穿梭配送，激光雷达扫描着每一处路况；市级云控平台的屏幕上，7374个红绿灯数据实时流转，500毫秒内即可同步至车端。
这不是科幻场景，而是杭州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日常。作为全国首批“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杭州以6910平方公里的全国最大测试区域为基石，以千亿级产业集群为支撑，正从技术验证向规模化商业应用加速跨越。
从全国最大的自动驾驶测试“沃土”，到赋能全局的智能云控“大脑”，再到龙头企业引领的千亿级产业集群，杭州凭借其独特的“双自联动”制度优势、深厚的数字基因与完备的制造底蕴，正在将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从单一的“制造标签”，锻造为参与全球科技竞合、定义未来出行模式的“世界级地标”。
企业
从智造“样本间”到生态“共同体”
走进吉利钱塘基地，工业4.0的气息扑面而来。
冲压车间里，国内首条近七千吨位的伺服冲压线以每小时能生产近千件冲压件的节奏高速运转，GUDEL机械臂精准抓取钢板，一张张钢板瞬间被塑造成精确的部件轮廓。移步焊装车间，数百台ABB与库卡机器人组成了一片钢铁森林，它们挥舞手臂，完成着焊接、铆接、搬运等一系列复杂动作。“这里的焊接车间自动化率极高，”基地工作人员指向正在进行激光焊接的车身，“尤其是激光焊接，这种焊接工艺提高了生产效率，不仅让焊缝更美观，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杜绝了传统车身可能存在的漏雨、异响等隐患。”
高效的制造能力背后，是极致柔性的生产体系。“我们可以实现燃油、纯电、插混、换电四种不同动力车型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的混线生产”，基地工作人员补充道。
在总装车间的传送带上，每辆缓缓移动的车身上都贴着一张专属的“身份证”——制造序列单，上面清晰标注着车型、配置、颜色甚至客户的个性化选装。系统读取信息后，会自动指挥机械臂和物料配送系统，为每一台车匹配专属的零部件。“传统生产线追求批量一致，而我们的目标是‘千车千面’，”该工作人员补充道，“这让我们每天能稳定产出几百台整车，平均不到两分钟就有一台新车下线，同时又能灵活应对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下线的整车中，几款银河系列的旗舰车型等智能网联车型是绝对的明星。它们所搭载的FlymeAuto2.0智能座舱系统和高通骁龙超高算力芯片，定义了座舱交互的新高度。全场景语音交互可以同时理解并执行多个指令，就像一位高度协同的副驾，而在驾驶辅助方面，这些车型依托吉利自研的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这背后，一项看不见的技术正在发挥巨大作用。
“这里就是让汽车‘大脑’快速进化的‘高级驾校’。”在吉利汽车研究院的仿真实验室，人工智能中心主任陈勇指着电脑屏幕上川流不息的虚拟路口说道。这不是游戏画面，而是由大模型生成的仿真测试场景，是训练和提升辅助驾驶系统的关键。
在这个无限趋近真实的世界里，不仅有常规车流，系统还能模拟“鬼探头”、加塞急刹、行人“S形”穿行等极端危险场景，天气、光线均可一键切换。“过去依赖实车路测，覆盖百万公里也难遇到几次‘极端状况’，效率低、风险高，”陈勇解释，“现在通过大模型仿真，我们可以高效、安全地生成海量训练数据，数据采集效率提升了500倍，预计能减少约30%的实车验证量，让系统在上市前就‘见多识广’。”
对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安全、稳定的驾驶体验。目前，陈勇团队参与研究的辅助驾驶系统已应用于吉利星越L、银河E8、银河E5、领克07、领克08等多款车型。
顶尖制造与前沿研发的落地，离不开人才与机制的坚实支撑。在基地里，省派“科技副总”杨爱喜扮演着特殊而关键的角色。
“我的职责不局限于单一技术攻关，而是从技术、人才、工艺到战略，为基地高质量发展提供多维度的支撑。”杨爱喜这样概括他的工作。作为杭州职业技术大学的教授与浙江省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主任，他深入生产线，带领团队攻克智能泊车等具体功能的技术难点；同时，他搭建起产教融合的“资源高架桥”，通过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为产业源源不断地输送高技能人才。
“这种‘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学校答题、市场验题’的‘四题模式’，有效打通了产学研协同的关键链路。”杨爱喜指出。这套机制让高校的智力与科研资源，能够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的真实需求，推动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
一个龙头企业的价值，远不止于自身的壮大，更在于其对整个产业生态的牵引与塑造。在钱塘区，以吉利、长安福特等整车企业为核心，已串联起超百家核心零部件企业，形成了“3家整车企业、1家关键总成企业、N家配套企业”的千亿级产业集群格局。龙头企业正通过系统性的举措，将自身的“智慧”转化为区域产业的共同财富。
对于区域产业发展，杨爱喜有着深刻的观察：“龙头企业的落地，就像一颗定海神针，其带来的区域协同效应是巨大的。”他以优科豪马智能轮胎工厂落户钱塘为例分析，“这不仅为本地整车企业降低了物流成本，助力绿色制造，更强化了整个产业链的韧性，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面对中国汽车产业蓬勃发展的机遇，杨爱喜认为杭州的眼光应更加聚焦：“不能只盯着整车制造，必须深耕‘智能网联赛道’中附加值更高的核心环节，如传感器、先进算法、芯片等，并推动传统零部件企业向智能化、电子化转型，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
从钱塘基地高度自动化的智能制造“样本间”，到辐射广阔、共生共荣的产业创新“共同体”，杭州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路径清晰而坚实。它不再局限于单一工厂的产出，而是着眼于构建一个以龙头企业为引擎、大中小企业紧密协作、研发与制造高效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技术、标准、人才与数据持续流动、相互滋养，共同驱动着杭州在“车路云一体化”的新赛道上，向世界级产业地标稳步迈进。
产业
乘势而上，杭州如何打造全国智能网联新标杆？
企业的创新活力，根植于丰沃的产业土壤。2024年，杭州汽车制造业增加值以29.3%的高增速领跑全市工业，智能网联汽车产值增速超20%，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杭州从顶层设计到毛细血管的全面布局，一幅“车路云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宏大产业图景正徐徐展开。
2024年5月1日，《杭州市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用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让杭州成为全国首个明确自动驾驶上路流程的非经济特区城市。配套出台的测试道路标准、运行管理指引等文件，形成“114X”工作体系，为技术创新筑牢法治保障。“该条例的出台有助于测试活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确保智能网联车辆在道路上的安全运行。”在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熊树生看来，该条例还将有助于智能网联车辆行业的市场规范化。
制度保障下，产业实践快速落地。截至目前，杭州已发放测试与应用牌照614辆，累计测试里程达592万公里，且保持了主动事故率为零的安全纪录。
为赋能智能驾驶技术发展，杭州着力推行系统级的“车路云一体化”方略，并成功获批全国首批试点城市。通过一年建设，智能网联汽车服务管理平台（市级云控平台）已升级为城市“智慧中枢”，实时接入全市32000多辆智能网联汽车、超过7200个红绿灯和230个智慧路口，并将路侧、云侧信息以低于500毫秒的时延推送至车端。
“我们通过‘5G+云技术’建立低时延链路，形成车道级路权服务，以数据驱动让出行更安全高效。”杭州市智能网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叶君介绍，这套系统更是全国首个全过程数字化监管机制，为智能驾驶的规模化推广探索着独特的“杭州路径”。
从全国格局看，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正处在关键转型期。“2025年是产业从技术验证向规模化商业应用过渡点，全国L2级乘用车新车渗透率超62%，但高阶自动驾驶核心技术仍需突破。”郭叶君认为，未来技术突破点在于复杂路况下的感知、决策与协同，商业爆发点将率先出现在无人物流、智慧公交等B端场景。
一场轰轰烈烈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竞逐已然展开，只有抢抓机遇做好战略谋划，才能在发展过程中赢得主动。杭州如何乘势而上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先行示范城市的标杆？市咨询委委员、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辛金国曾提出，可以设立专门机构推动长三角数据互通与标准互认，重点发展无人驾驶物流，引进检验检测机构，打造车路协同测试环境。
展望“十五五”，杭州的目标清晰而坚定。依托“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优势，持续扩大测试场景开放，推动Robotaxi规模化运营；聚焦车规芯片、核心算法等“卡脖子”领域，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攻关；深化长三角产业协同，实现测试牌照互认与基础设施互联；完善商业生态，让智能网联汽车从“技术产品”变为“出行服务”。
“杭州正以产业集群之力，在全球智能网联汽车竞争中抢占先机。”杭州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周旭霞表示，随着技术、政策、场景的深度融合，这座数字经济先行城市，必将成为世界级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重要一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当政策、技术、场景与人才在这里发生“化学反应”，杭州锚定的，正是下一个时代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的新高地。
锻造智能网联汽车世界级地标的梦想，杭州已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