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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放弃抢救，家属于心不忍，继续抢救一旦超过时限，又可能错失工亡认定机会——
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抢救时限、死亡标准等也应与时俱进调整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阅读提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李凌云进一步解释称，将时限设置为48小时，是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结合医学规律、社会现实与制度承受能力做出的综合判断。至于48小时的起点和终点，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以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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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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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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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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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李女士外公于2019年入住广州市番禺区某养老机构，家人为其交了20万元保证金。2023年10月，李女士外公去世，按合同约定，机构应全额退还保证金，对方却以各种理由搪塞，经多番沟通，至今只退回5万元。
记者在李女士提供的合同中看到，2019年，其家人为外公购买了养老服务类型为“缴纳保证金的服务套餐”，期限为15年，保证金共20万元。
李女士告诉记者，除了20万元保证金，其家人还需每月向养老机构交三人房床位费1600元、管理费600元、伙食费1200元、养护一级护理服务费2200元，这些费用合计每月5600元。此外，还有备用金1万元。
记者注意到，上述合同中还列有“关于保证金退还的特别约定”，写明“乙方实际入住一年后申请退住的，无息退还本金”。“外公去世后，对方却以各种借口拖延，不退保证金。”李女士表示，多次协商后，目前只要回5万元。
在李女士提供的沟通记录中，记者看到，该养老机构于2024年2月29日发来一张银行转账截图，同时说明“第一期5万元已支付”。“这就表明不止一期，但后面就没下文了，机构再也没回复。”李女士说。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到李女士外公入住的养老机构，在对方发来的服务价格表中，记者看到，有床位费、管理费、伙食费、护理费、套餐外费用、押金等项目。
其中护理费部分，该机构将其分为颐养、养护三级、养护二级、养护一级、认知三级、认知二级、认知一级7个类型，护理费从1050元至3550元不等。
对于记者提出的护理费如何确定、是否有服务内容细则等疑问，对方表示，“护理等级不能选，是评估出来的，由中心医院、护士、社工三方评估”“护理等级不同，服务内容不同”。但对方并未向记者提供具体服务明细与评估标准。
预约式养老退费难
养老机构服务费不透明
面对上述问题
怎么解决？
就在今年11月，民政部、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要求养老机构原则上通过存管银行收取押金、会员费。通过其他支付机构或者现金收取的，应于收取当日（至迟次日）划转或者存入专用存款账户。
在退费方面，《指引》要求，对符合养老服务协议约定和按照相关规定应当退费的，养老机构应及时向存管银行提交退费申请。存管银行核对相关信息后，应于退费申请提交当日（最晚次日）按原渠道一次性退还剩余费用。
近年来，多地出台针对性措施，加强预付式养老服务监管。例如，上海市民政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实施办法》，提出养老机构一次性预收取的床位费、照料护理费、膳食费等养老服务费最多不超过3个月，鼓励养老机构根据预收养老服务费的月份数收费并提供相应的折扣优惠。
除了《指引》文件的印发
还有无更好的建议
听听专家怎么说？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
预付式养老服务本质上属于预付费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消费者提前预付费用、延后享受服务。在此情形下，卖方会迅速形成一个资金池，因此也容易出现卖方收了钱却另作他用，或设置极为苛刻的退款条件等情况。
可以通过政策设定预付费金额上限、加强专项账户监管，能有效避免大额资金难以退还等问题。“但同时需要考虑，这是否会影响资金利用效率，导致部分养老机构面临资金压力。”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
部分养老机构资金管理不规范，如未使用专户存放预收费，资金被挪用至扩张、运营等其他用途，导致无足额资金支撑退费。
也有少数机构存在恶意拖延退费的主观意愿，利用老人及家属信息不对称、维权意识薄弱的特点，规避责任。
可以搭建全国统一的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信息平台，实现专用账户资金流向实时可视化，自动预警资金异常流动，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和效率。此外，还应逐步将小型、民办非登记养老机构纳入预收费监管体系，避免监管盲区，细化风险保证金的计提比例与管理方式，进一步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原标题：交了20万元保证金，老人去世后，某养老机构却只退还5万元，拖延退费成养老痛点——预付式养老服务“退费难”如何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