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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行业协会发布重大通报5岁儿子的近30万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块!法院判了,很高兴为您解答这个问题,让我来帮您详细说明一下:官方服务专线,支持多品牌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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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5岁儿子的近30万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块!法院判了
5岁男孩29万压岁钱被妈转剩40元
法律如何守护孩子们的“小金库”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孩子们都期盼收到礼物,但对于5岁男孩小诺(化名)来说,他专属账户中近30万元却在父母离异前被支取,最后只剩下40多元。昨天,松江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母亲擅自处分5岁儿子银行账户资金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母亲在离婚前私自转出孩子名下大额存款,无法证明用于子女利益的行为构成侵权,判令其限期返还22万元。这起看似普通的家庭财产纠纷,折射出当下社会一个日益凸显的现实:随着家庭财富积累,未成年人早已不是“无财产群体”,房产、存款、理财、礼金等构成了他们的专属资产,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正从家庭隐秘处走向司法前台,成为值得全社会反思的课题。
五岁孩童的“专属账户”为何在父母离婚前夕被清空?
2020年,男孩小诺(化名)出生不久,父亲王先生与母亲李女士共同决定,以小诺名义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门存放长辈亲友赠与的红包、礼金、逢年过节的压岁钱等。账户资金流水清晰显示,入账多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点,账户设立初衷是为了给孩子留存一笔专属成长资金。
此后五年间,账户陆续存入29万余元,成为小诺名下一笔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父母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账户也由双方共同管理,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孩子的教育、医疗等未来开支。2024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从当年8月起,小诺的专用账户出现异常:多笔大额整数资金被陆续转出,账户余额迅速缩水,最终仅剩40多元。
婚姻关系终结后,父亲王先生接手孩子监护相关事宜,发现这笔“成长基金”几乎被掏空。多次沟通无果后,王先生以小诺法定代理人身份,将李女士诉至松江法院,要求返还被擅自处分的全部款项。
“这些钱也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我自己的钱款。”庭审中,李女士委屈地说,自己对孩子的成长尽心尽力。“转出的钱也都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及生活的必要支出上。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但李女士拿不出清晰的支出记录,无法举证这些钱尤其后期频繁大额支出的合理用途。
最终法院审理查明,账户内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小诺兴趣班及日常开销,但账户中大部分大额转出款项发生在双方产生矛盾、准备离婚阶段,李女士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这些资金用于小诺的大额消费、教育或医疗,也无法说明合理去向。
法院明确指出,案涉账户为小诺专属设立,账户内资金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未成年人个人所有,父母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母亲在非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擅自转出大额资金,已构成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侵害。最终,法院综合小诺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从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财产早已超出想象
小诺的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上海浦东、北京海淀等地法院接连审理多起涉未成年人财产权案件,涉案财产从数万元压岁钱到价值千万的房产,类型之多、金额之大,颠覆了“孩子没有财产”的传统认知。
女孩晓晨(化名)出生后,父母将其百日宴红包、长辈压岁钱存入专属银行卡,共计12万余元。父亲吴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将这笔钱转入自己账户,后又转至爷爷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幼儿园学费,部分则在离婚纠纷中用途不明。
浦东法院最终认定这笔存款属晓晨个人财产。其中,孩子实际出勤期间的合理学费可予扣除,但父亲在双方分居、争夺抚养权期间,擅自为孩子保留高价民办幼儿园学位产生的费用,并非出于子女利益考量,而是服务于抚养权争夺,应由父亲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父亲返还8万余元。
2007年,王先生与张女士以未成年女儿王粒(化名)名义购买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女儿个人名下,属于女儿个人财产,二人离婚时也明确该房屋不属夫妻共同财产,仍归女儿所有。然而,离婚仅数日,王先生便擅自以监护人身份,代女儿签订赠与合同,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随后迅速出售给第三人,获利1160万元。
直至2023年,王粒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时,才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早已被父亲私自处分。愤怒之下,她将父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赔偿房屋损失。
北京海淀法院最终认定,王先生以监护人身份私自将女儿个人房产赠与自己并出售的行为无效,因房屋已过户至善意第三人名下无法返还,判令王先生按实际成交价款,赔偿王粒损失1160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起案件成为司法捍卫未成年人不动产权益的典型标杆。
监护权≠所有权
为何父母总在孩子财产上“越界”?
从几万块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是拥有独立合法财产的“小业主”。房产、礼金、存款、保险、理财收益、继承财产等,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的财产版图,其财产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不因年龄小而减损,更不因亲情关系而模糊。
法院梳理多起案件发现,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大多源于三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
第一个误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年幼无劳动能力,压岁钱、礼金、房产等财产本质上来自家庭或亲属,所有权理应归家庭共有,父母随意支配、使用天经地义。但司法实践明确,未成年人接受赠与、登记房产等纯获利益行为合法有效,财产一旦交付、登记,所有权即转移至未成年人个人名下,与父母财产相互独立,离婚时不得分割,日常不得随意处分。
第二个误区:“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民法典》明确: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教育、医疗、必要生活开支等直接服务于未成年人的支出,属于合法使用;而用于父母消费、家庭开支、偿还父母债务、个人理财、争夺抚养权博弈等非子女利益用途,均属越界侵权。
第三个误区:“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不少监护人觉得,自己只是“暂时用一下”,等孩子长大再补上,家庭内部纠纷不会闹上法庭。但现实是,婚姻破裂、家庭变故往往成为矛盾爆发点,昔日隐秘处分行为被摆上台面,未成年子女或另一方监护人通过诉讼维权,最终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承担利息、诉讼费用。
如何守护孩子的“私人财富”?
当下,随着社会法治化、财富多元化,个体财产权意识觉醒,未成年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地位被强化,法律不再允许以亲情名义侵蚀子女财产权益。当财产权成为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避免类似纠纷,让监护权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利表示,可以通过物理隔离,即建立未成年人专属财产账户,杜绝混同。他建议:“孩子出生后,父母可为其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属理财账户,将压岁钱、礼金、赠与款项等单独存入,不与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资金或夫妻共同财产混用。”专属账户、清晰流水是法院认定子女个人财产的关键证据。
父母作为监护人,确因子女教育、医疗、重大生活需要使用子女财产时,应坚持双方协商一致,留存合同、票据、转账记录等完整证据,证明资金用途与子女利益直接相关。张利法官特别提醒,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完全用子女个人财产替代。
而对于未成年人房产等不动产,严禁随意过户、出售。司法实践表明,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属于子女个人财产,监护人仅在完全为子女利益(如子女重大疾病、出国留学必需资金等极端情形)且经法定程序,才可依法处分;私自赠与、过户、出售均属无效,无法返还的须折价赔偿。现实中,父母为规避限购、债务等,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后续又想擅自处分,几乎都会被司法认定为侵权,风险极高。
张利法官强调,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本质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未来与尊严。父母应清醒认识到,监护权是职责而非权利,代管财产是义务而非特权。尊重孩子的财产权,不仅是守法,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上海法治报 记者 陈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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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男孩29万压岁钱被妈转剩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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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孩童的“专属账户”为何在父母离婚前夕被清空?
2020年,男孩小诺(化名)出生不久,父亲王先生与母亲李女士共同决定,以小诺名义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门存放长辈亲友赠与的红包、礼金、逢年过节的压岁钱等。账户资金流水清晰显示,入账多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点,账户设立初衷是为了给孩子留存一笔专属成长资金。
此后五年间,账户陆续存入29万余元,成为小诺名下一笔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父母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账户也由双方共同管理,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孩子的教育、医疗等未来开支。2024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从当年8月起,小诺的专用账户出现异常:多笔大额整数资金被陆续转出,账户余额迅速缩水,最终仅剩40多元。
婚姻关系终结后,父亲王先生接手孩子监护相关事宜,发现这笔“成长基金”几乎被掏空。多次沟通无果后,王先生以小诺法定代理人身份,将李女士诉至松江法院,要求返还被擅自处分的全部款项。
“这些钱也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我自己的钱款。”庭审中,李女士委屈地说,自己对孩子的成长尽心尽力。“转出的钱也都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及生活的必要支出上。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但李女士拿不出清晰的支出记录,无法举证这些钱尤其后期频繁大额支出的合理用途。
最终法院审理查明,账户内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小诺兴趣班及日常开销,但账户中大部分大额转出款项发生在双方产生矛盾、准备离婚阶段,李女士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这些资金用于小诺的大额消费、教育或医疗,也无法说明合理去向。
法院明确指出,案涉账户为小诺专属设立,账户内资金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未成年人个人所有,父母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母亲在非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擅自转出大额资金,已构成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侵害。最终,法院综合小诺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从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财产早已超出想象
小诺的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上海浦东、北京海淀等地法院接连审理多起涉未成年人财产权案件,涉案财产从数万元压岁钱到价值千万的房产,类型之多、金额之大,颠覆了“孩子没有财产”的传统认知。
女孩晓晨(化名)出生后,父母将其百日宴红包、长辈压岁钱存入专属银行卡,共计12万余元。父亲吴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将这笔钱转入自己账户,后又转至爷爷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幼儿园学费,部分则在离婚纠纷中用途不明。
浦东法院最终认定这笔存款属晓晨个人财产。其中,孩子实际出勤期间的合理学费可予扣除,但父亲在双方分居、争夺抚养权期间,擅自为孩子保留高价民办幼儿园学位产生的费用,并非出于子女利益考量,而是服务于抚养权争夺,应由父亲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父亲返还8万余元。
2007年,王先生与张女士以未成年女儿王粒(化名)名义购买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女儿个人名下,属于女儿个人财产,二人离婚时也明确该房屋不属夫妻共同财产,仍归女儿所有。然而,离婚仅数日,王先生便擅自以监护人身份,代女儿签订赠与合同,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随后迅速出售给第三人,获利1160万元。
直至2023年,王粒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时,才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早已被父亲私自处分。愤怒之下,她将父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赔偿房屋损失。
北京海淀法院最终认定,王先生以监护人身份私自将女儿个人房产赠与自己并出售的行为无效,因房屋已过户至善意第三人名下无法返还,判令王先生按实际成交价款,赔偿王粒损失1160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起案件成为司法捍卫未成年人不动产权益的典型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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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父母总在孩子财产上“越界”?
从几万块压岁钱到千万房产,未成年人是拥有独立合法财产的“小业主”。房产、礼金、存款、保险、理财收益、继承财产等,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的财产版图,其财产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不因年龄小而减损,更不因亲情关系而模糊。
法院梳理多起案件发现,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大多源于三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
第一个误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年幼无劳动能力,压岁钱、礼金、房产等财产本质上来自家庭或亲属,所有权理应归家庭共有,父母随意支配、使用天经地义。但司法实践明确,未成年人接受赠与、登记房产等纯获利益行为合法有效,财产一旦交付、登记,所有权即转移至未成年人个人名下,与父母财产相互独立,离婚时不得分割,日常不得随意处分。
第二个误区:“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民法典》明确: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教育、医疗、必要生活开支等直接服务于未成年人的支出,属于合法使用;而用于父母消费、家庭开支、偿还父母债务、个人理财、争夺抚养权博弈等非子女利益用途,均属越界侵权。
第三个误区:“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不少监护人觉得,自己只是“暂时用一下”,等孩子长大再补上,家庭内部纠纷不会闹上法庭。但现实是,婚姻破裂、家庭变故往往成为矛盾爆发点,昔日隐秘处分行为被摆上台面,未成年子女或另一方监护人通过诉讼维权,最终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承担利息、诉讼费用。
如何守护孩子的“私人财富”?
当下,随着社会法治化、财富多元化,个体财产权意识觉醒,未成年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地位被强化,法律不再允许以亲情名义侵蚀子女财产权益。当财产权成为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避免类似纠纷,让监护权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利表示,可以通过物理隔离,即建立未成年人专属财产账户,杜绝混同。他建议:“孩子出生后,父母可为其开设专用银行账户、专属理财账户,将压岁钱、礼金、赠与款项等单独存入,不与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资金或夫妻共同财产混用。”专属账户、清晰流水是法院认定子女个人财产的关键证据。
父母作为监护人,确因子女教育、医疗、重大生活需要使用子女财产时,应坚持双方协商一致,留存合同、票据、转账记录等完整证据,证明资金用途与子女利益直接相关。张利法官特别提醒,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完全用子女个人财产替代。
而对于未成年人房产等不动产,严禁随意过户、出售。司法实践表明,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属于子女个人财产,监护人仅在完全为子女利益(如子女重大疾病、出国留学必需资金等极端情形)且经法定程序,才可依法处分;私自赠与、过户、出售均属无效,无法返还的须折价赔偿。现实中,父母为规避限购、债务等,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后续又想擅自处分,几乎都会被司法认定为侵权,风险极高。
张利法官强调,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本质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未来与尊严。父母应清醒认识到,监护权是职责而非权利,代管财产是义务而非特权。尊重孩子的财产权,不仅是守法,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上海法治报 记者 陈颖婷)
中国消费者报报道(记者薛晶晶)“银发浪潮”来袭,居家养老已成为无数家庭的头等大事。然而,当前家政中介市场却乱象丛生:定金难退、合同无效、保姆说走就走、中介推诿甩责……让本想花钱买省心的消费者陷入维权无门的困境。近期,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消费者协会梳理多起投诉,直击家政中介消费四大“坑”,并发出警示与提醒。
乱象一:钱款进门不退
“交了定金才给找保姆,带上门就算‘服务完成’,钱坚决不退。”这样的遭遇让消费者刘女士既气愤又无奈。为照顾失能母亲,刘女士在开发区宝带小区某中介缴纳200元定金,中介承诺“收了钱就用心找人”。然而,中介带来的保姆面谈后未达成服务意向,刘女士要求退定金,却被中介以“已付出劳动”为由拒绝。
邗江消协表示,中介收取的定金性质应该是服务费的预收部分,应属订金性质,不是定金。依据《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一条,中介合同的核心是促成双方达成服务协议,中介有权在合同成功订立后收取报酬。此案中双方未签订服务合同,中介理应退还定金。
乱象二:合同形同虚设
刘女士的遭遇并非首次。此前她曾通过该中介雇佣一名住家保姆,然而保姆工作两个月、领取工资后,以“回家休息”为由突然离职,且未按合同约定提前七天告知。当刘女士拿着合同找中介维权时,中介竟荒唐回应“你生的娃都不听你话,何况保姆?找我也没用”。中介甚至提议刘女士给阿姨每月加薪500元“请回”对方,疑似“双簧抬价”。
无独有偶,高邮消费者韩女士的经历更令人揪心。她通过小红书上宣传位于邗江区望月路的某“专业”的家政中介,为家中老人聘请住家保姆,缴纳了中介费及3个月服务费用。不料签约一周后老人去世,韩女士要求退还部分费用,中介虽满口答应却屡屡拖延。直到保姆告知韩女士“中介还拖欠自己工资”,她才意识到退费无望,最终不得不诉诸法律。
邗江消协表示,若合同中约定“中介费一律不退”,此类格式条款可能因不合理加重雇主责任被认定无效。此前已有法院判定类似条款无效,支持雇主退还部分费用的诉求。中介以“服务关系已建立”拒绝退费缺乏法律依据,雇主可凭合同、沟通记录等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乱象三:薪酬规则不清
除了退费和违约问题,节假日薪资纠纷也成为消费投诉新热点。消费者杨女士雇佣的外地保姆在过年过节期间未返乡,却向其索要3倍工资,让杨女士陷入两难:“保姆不休息确实省心,但3倍工资负担过重”。
邗江消协表示,消费者与保姆之间属于个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劳务报酬主要依据双方约定发放。若未在书面协议中明确节假日薪酬标准,雇主有权拒绝支付3倍工资。律师建议,双方应提前明确节假日工作安排及薪资规则,并签订书面协议规避纠纷。
乱象四:中介冷嘲热讽
消费者张女士通过邗江区美琪小区某中介聘请的保姆无故离职后,更换了新中介。半年后,原中介发来微信询问保姆情况,张女士吐槽“保姆说走就走”,却遭到对方冷嘲热讽“你家的情况你自己清楚”。“家里老人生病已经够难了,中介拿了钱还说这种话,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张女士说。
低价宣传背后的“逐利逻辑”
据了解,当前多数家政中介的运作模式粗放。中介主要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招聘信息,内容包括雇主家庭情况(人口、房屋面积、老人病情、起夜次数、孩子年龄等)、保姆年龄要求、健康证、月工资等,随后等待求职者主动联系。之后中介仅负责约见阿姨与雇主面谈,双方敲定细节后签订合同,中介收取一次性中介费(通常为保姆第一个月工资的10%)即完成“服务”。
据业内人士透露,部分中介为追求更多收益,存在刻意制造服务纠纷的行为。例如,在服务满一个月后,中介会怂恿保姆“另寻高就”,以“事更少、钱更多”为诱饵鼓动其离职。同时以“有更好保姆”为由向雇主推荐新的服务人员,从而再次收取中介费。这种“一锤子买卖”的逐利模式导致保姆流动性大、服务稳定性差,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
邗江消协指出,家政中介行业属于社会养老服务范畴,但当前多数中介严重缺乏服务意识。除了未严格把关保姆健康状况、技能水平、薪资标准不透明外,服务合同中的违约条款极为模糊,对保姆擅自离职、中介违规收费等情况未明确追责方式,后续服务更是形同虚设,消费者遇到问题时往往求助无门。
多方合力破解养老服务“痛点”
针对行业乱象,现有法律法规已明确部分规范边界。《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一条界定了中介合同的核心权责,明确中介在促成合同后有权收取报酬;2012年商务部公布的《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等。邗江消协强调,消费者遭遇违规收费、合同违约等情况时,可依据上述法律条款维护自身权益。
邗江消协认为,在国家高度重视养老服务改革的背景下,家政中介应主动提高服务规范性:一是严格把关保姆健康状况,确保服务人员具备相应资质;二是细化服务合同条款,明确费用标准、违约追责、服务期限等核心内容;三是加强后续服务,建立保姆跟踪管理机制,及时处理消费者投诉。
同时,邗江消协呼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商务、民政、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加大对违规中介的查处力度,规范行业秩序。
邗江消协特别提醒消费者,选择家政服务时需注意三点:一是仔细审查合同内容,重点关注费用收取、服务范围、违约处理等条款,避免签订“霸王合同”;二是拒绝中介强制收费或变相收费要求,缴纳费用时索要正规票据;三是保留合同、沟通记录、缴费凭证等证据,若遇纠纷可先与中介协商,协商不成可向消协或相关部门投诉,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