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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

　　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专家建议

　　严守流程规范倾听业主意见满足投放需求

　　法治日报记者 韩丹东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近年来，全国多地推行“撤桶并点(站)”，通过减少分散垃圾桶、合理设置集中投放点，引导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提升垃圾分类效率。

　　比如，山西运城盐湖区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优化垃圾桶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事这类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居民感到了不便。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后，每日清晨6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小区白天看着整洁有序，可这份干净却是用深夜的脏乱和清晨的噪声换来的。”刘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道出了满心无奈。

　　受访专家认为，“撤桶并点”本身是优化垃圾分类、提升小区环境的良策，但执行中少数地区出现程序缺失、权责失衡、服务缺位的情况，导致公共管理成本单向转嫁给居民，便民举措异化为扰民负担。唯有以民主决策筑牢根基、以精细服务破解痛点、以多元共治实现长效，才能真正平衡管理效率与居民便利。

　　居民对此评价不一

　　采访时，刘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在小区“撤桶并点”更像是“走过场”。物业公司一纸通知，把垃圾桶集中到几个点位，但是清运次数并没有增加，原来分散投放还能做到及时清理，可合并之后反而脏乱。

　　更令居民难受的是，其中一个垃圾投放点位紧贴着居民楼，因为时常出现垃圾袋破损、脏水四处飞溅的情况，难闻的气味会飘到低楼层居民家中。

　　“离点位近扔垃圾确实方便，但要面对噪声和气味的困扰。离点位远，扔垃圾要走挺远，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扔一次垃圾像是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刘女士说，“很多居民和我一样质疑，这样的‘撤桶并点’，是为了保护环境还是为了图省事？”

　　比噪声和臭味更让人无奈的，是“扔不上”的尴尬。

　　浙江杭州一小区“撤桶并点”之后，单元楼下空荡荡的，所有垃圾都必须送到几百米外的集中投放点，并且投放时间定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时间并不十分友好。

　　“我早上7点半已经在地铁上了，晚上9点才能回到家，扔垃圾的时间点根本对不上”居民李女士无奈地说，夏天的厨余垃圾放家里一晚就发酸发臭，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只能先放在楼道里，等有时间再扔，结果又被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指责。

　　有被居民抱怨的，也有被居民称赞的。

　　北京顺义一社区原来有14个垃圾投放站，“撤桶并站”之后精简到7个，数量少了一半，可居民的抱怨反而少了。社区没有简单地一撤了之，而是提前制定规划图，一步步调整点位，避开楼门口、紧贴绿化带；新站点全都装上了遮雨棚、照明灯、脚踏开盖等装置，空间干净又密闭。社区还设置了体验日，让大家提前熟悉路线，建立2小时响应机制，垃圾桶一旦满溢、破损就会马上处理。

　　“以前垃圾桶周围气味难闻，扔完垃圾后要捂着鼻子跑开，现在投放站干干净净、气味很小，距离也合适。”家住该小区的王女士笑着称赞，“真正的‘撤桶并站’不是少放几个桶，而是让人扔得放心、住得舒心。”

　　治理方式存在偏差

　　为何同样是“撤桶并点”的做法，在有些地方广受居民好评，在有些地方却不被认可？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广童在接受采访时说，冲突的核心根源在于执行环节民事权利义务配置的失衡。一些小区未严格履行民法典的规定，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涉及业主共有部分的重大事项，未提交业主大会表决，也未调研居民生活动线，而是以物业公告、社区通知代替民主决策，程序合法性先天不足。

　　“与此同时，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的成本被单向转嫁给居民：高龄、残障群体承担额外出行成本，相邻住户承受噪声、异味等负外部性(一个人的行为给无关的第三方造成了损失、负面影响，但行为人不用为此担责)；而物业公司在清运频次、消杀标准、设施维护等方面的义务，在管理规约与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笼统，违约责任模糊，业主监督追责难度极大，长期忍受后自然对此不满，甚至可能导致纠纷产生。”高广童说。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说，便民服务之所以异化为扰民负担，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物业公司、居民三方权责不清，社区越权决策、物业敷衍履职、居民被动接受，形成“管理—抵触—乱象”的恶性循环，垃圾治理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撤桶并点’的核心是环保与便民双赢，而非以牺牲居民权益换取管理便利。程序合法、需求导向、服务配套三者缺一不可，任何环节缺位，都会让良策变痛点。”姜孝贤说。

　　高广童说：“‘撤桶并点’落地遇阻，可能制约垃圾分类开展，造成环境受损、环卫成本上升。配套缺失易激化矛盾，加重调解压力，也让社区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持续忙于处置乱象，一线工作负担随之加重。”

　　构建长效平衡机制

　　如何让居民更易接受“撤桶并点”，实现管理与便民的长效平衡？

　　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本月官方发布行业重要事件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

　　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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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日报记者 韩丹东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近年来，全国多地推行“撤桶并点(站)”，通过减少分散垃圾桶、合理设置集中投放点，引导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提升垃圾分类效率。

　　比如，山西运城盐湖区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优化垃圾桶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事这类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居民感到了不便。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后，每日清晨6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小区白天看着整洁有序，可这份干净却是用深夜的脏乱和清晨的噪声换来的。”刘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道出了满心无奈。

　　受访专家认为，“撤桶并点”本身是优化垃圾分类、提升小区环境的良策，但执行中少数地区出现程序缺失、权责失衡、服务缺位的情况，导致公共管理成本单向转嫁给居民，便民举措异化为扰民负担。唯有以民主决策筑牢根基、以精细服务破解痛点、以多元共治实现长效，才能真正平衡管理效率与居民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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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时，刘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在小区“撤桶并点”更像是“走过场”。物业公司一纸通知，把垃圾桶集中到几个点位，但是清运次数并没有增加，原来分散投放还能做到及时清理，可合并之后反而脏乱。

　　更令居民难受的是，其中一个垃圾投放点位紧贴着居民楼，因为时常出现垃圾袋破损、脏水四处飞溅的情况，难闻的气味会飘到低楼层居民家中。

　　“离点位近扔垃圾确实方便，但要面对噪声和气味的困扰。离点位远，扔垃圾要走挺远，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扔一次垃圾像是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刘女士说，“很多居民和我一样质疑，这样的‘撤桶并点’，是为了保护环境还是为了图省事？”

　　比噪声和臭味更让人无奈的，是“扔不上”的尴尬。

　　浙江杭州一小区“撤桶并点”之后，单元楼下空荡荡的，所有垃圾都必须送到几百米外的集中投放点，并且投放时间定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时间并不十分友好。

　　“我早上7点半已经在地铁上了，晚上9点才能回到家，扔垃圾的时间点根本对不上”居民李女士无奈地说，夏天的厨余垃圾放家里一晚就发酸发臭，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只能先放在楼道里，等有时间再扔，结果又被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指责。

　　有被居民抱怨的，也有被居民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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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桶并点’的核心是环保与便民双赢，而非以牺牲居民权益换取管理便利。程序合法、需求导向、服务配套三者缺一不可，任何环节缺位，都会让良策变痛点。”姜孝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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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让居民更易接受“撤桶并点”，实现管理与便民的长效平衡？

　　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让俄中友谊故事世代流传

——俄罗斯援华抗日老战士后代坚定做历史记忆的守护者

“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深厚情谊，如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似伏尔加河宽广深沉，成为中俄世代友好的不竭源泉。”5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深情回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俄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相互支援的历史。俄罗斯援华抗日老战士的后代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追溯先辈的英勇事迹，讲述他们与中国的故事，表示要坚定做历史记忆的守护者，让俄中友谊故事世代流传。

“我们都是这份友谊的见证者”

每年5月9日，俄罗斯内务部内卫部队中将、苏联第六近卫坦克集团军老战士委员会主席尤里·扎维齐奥诺夫都会早早来到莫斯科市中心的文化公园，与父亲加夫里尔·扎维齐翁的战友们及其后代共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扎维齐翁是苏联第六近卫坦克集团军的高级指挥官，曾率领这支部队在中国参加对日作战。

扎维齐奥诺夫清晰地记得父亲曾经讲述的抗战经历：“当时，中国正值酷暑，这给坦克部队的机动性带来了很大困扰。坦克内部温度超过45摄氏度，根本无法忍受；倾盆大雨又使得道路泥泞难行。中国军民知道，苏联红军是来赶走日本侵略者的，纷纷伸出援手，为我们提供必需品。”

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会见18位俄罗斯老战士代表，并向他们颁发纪念奖章。扎维齐奥诺夫作为老战士后代代表参加了会见。回想起10年前的场景，他仍然激动不已：“习近平主席和善亲切，热情地与我们交流，并且发表讲话强调‘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了深厚友谊’。”

“习近平主席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体现出对俄中友谊的高度重视。”扎维齐奥诺夫说：“俄罗斯与中国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患难与共的真朋友、相互成就的好伙伴，我们都是这份友谊的见证者。习近平主席的来访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扎维齐奥诺夫将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10年前，我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对阅兵式上中国军队严整的列阵和昂扬的斗志印象深刻。俄中人民是二战中并肩战斗的伙伴，我期待再次与中国朋友共同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他说。

“感受到中国对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重视”

悠悠黄河畔，兰州白塔山公园东侧山麓有一座兰州空战纪念亭。亭内的纪念碑上，讲述了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航空队在兰州上空并肩作战的壮举。纪念亭正面的台阶之中，一块黑色大理石纪念碑用俄文镌刻着苏军烈士的姓名和牺牲时间。

“这是我的祖父尼古拉·马特维耶夫。”安德烈·马特维耶夫向记者展示手机里保存的纪念碑照片，指着一个名字对记者说。近20年来，这位俄罗斯援华抗日老战士后代不断搜集、整理苏联援华航空队的相关资料，并组织纪念活动，让更多人铭记那段历史。

1936年，从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指挥系毕业的尼古拉·马特维耶夫成为苏军航空支队的指挥官，并于1938年3月被派往中国支援中国空军抗击日本侵略者。他曾在武汉、南昌等地参加13次空战，击落5架敌机，还帮助培训近百名中国飞行员。同年，尼古拉·马特维耶夫在兰州附近牺牲。

“在我小时候，祖母经常讲起祖父的英勇事迹。”祖母去世后，安德烈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不少与祖父有关的物件，“祖母一生思念着祖父，一直保留着他赴华参战以及牺牲日期的泛黄台历页。祖父离开家时，父亲尚未出生。祖父直到牺牲也没能回家一次，但从祖父的家书中，我看到了一个父亲对家庭的牵挂。”

此后，安德烈开始在档案馆和网上搜寻相关历史资料，对祖父在中国的经历以及那段历史有了更多了解。这项工作得到了俄罗斯老战士协会、俄罗斯援华志愿飞行员后代协会等组织的支持。安德烈一边向记者展示他收藏的俄文和中文资料复印件，一边讲述当时的情况：“敌机试图摧毁中国城市中的基础设施，遭到苏联和中国飞行员的坚决抵抗。在一次战斗中，祖父的飞机被击中而迫降，他自己严重受伤并失去意识，一名中国女性将他救了出来，带到附近的村庄休养。中国农民虽然生活贫困，但还是尽心竭力为祖父提供食物和药物，这让他深受感动。”

近年来，安德烈与中国的联系不断增多。他是俄中友好协会成员，结识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援华抗日老战士后代。2016年，安德烈造访祖父曾战斗过的武汉，拜谒了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与研究苏联援华航空队的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受到中国对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重视。”安德烈说。

“忘记历史的人没有未来，企图篡改历史的人更没有未来”

中国人民永远怀念那些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而英勇捐躯的俄罗斯军民。二战结束后，中国在9个省区68座城市修建了百余座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纪念塔、陵园等，这些设施保存完好。重庆一对母子为苏联援华飞行员英雄库里申科默默守墓长达半个世纪，这样的感人故事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真实写照。

今年4月，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举办俄罗斯援华抗日老战士后代招待会暨《伟大邻邦的航空纪事》(中文版)新书发布会。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图片展”，展出的60幅图片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苏联空军志愿队在华参加对日作战、苏联红军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历史。

一些俄罗斯援华抗日老战士先后离世，但他们的后代依然活跃在中俄友好的第一线，将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深厚友谊代代相传。

苏联飞行员、空军中将西多尔·斯柳萨列夫曾作为苏联援华航空队成员在武汉等地作战。新中国成立后，斯柳萨列夫再次来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帮助培训飞行员，并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中苏友谊奖章。他的女儿娜塔莉娅·斯柳萨列娃在为父亲所作传记中用大量篇幅描写了父亲在中国的经历，还创作了关于苏联和中国飞行员友谊的纪录片剧本。

苏联传奇飞行员格里高利·克拉夫琴科于1938年3月至8月参加苏联援华航空队，在广州、武汉等地作战时击落10架左右日军飞机。多年来，其侄孙伊利亚·杰姆琴科积极在俄罗斯各地的学校和博物馆向俄罗斯青少年宣传苏联援华航空队的英雄事迹。

历史的记忆和真相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带给我们的启迪永远映照现实、昭示未来。杰姆琴科表示，希望更多人了解真实的历史：“一些国家和组织存在歪曲二战历史真相的图谋，这种想法十分危险，完全不能被接受。忘记历史的人没有未来，企图篡改历史的人更没有未来。希望俄中两国加强合作，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与任何想要开历史倒车的行径作坚决斗争。”

(人民日报莫斯科5月8日电记者谢亚宏)【编辑:张燕玲】

安：逸桂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