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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面对儿童玩具新风险 法律与监管如何护安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媒体关注。6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涉及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等新型风险。发布这些案例，法律到底要明确哪些界定标准和责任？治理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等新型风险，法律和行政监管，又该如何协同发力？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有哪些典型性和普遍性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蔡金芳：选择这些案例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多有接触。比如针筒糖，里面是糖果，外包装是针筒形状，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也受广大青少年喜爱。
二是考虑到这些问题属于新颖性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比如针管糖，它既属于食品，又属于玩具。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容易陷入误区，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我们通过案例明确，对于这种可玩性食品，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玩具安全标准，这也为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企业明确了红线。发布典型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释放哪些明确的信息
蔡金芳：一是我们会加强对下指导。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来明确这样的案件如何处理，让地方法院能够掌握如何裁判，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二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对于违规经营的，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既让受害人得到实质的救济，又起到威慑的作用，警示经营者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的保护。
三是要深化、协同、联动，构建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短板，我们会通过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目的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保护体系，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律顾问 薛军：6月2日公布的这一系列典型案例，聚焦于儿童玩具领域新类型的问题，比如可食性玩具的认定、儿童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问题，不合格儿童玩具的责任追究，对儿童用品添加的问题。这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发布，针对当前儿童玩具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和一些疑难定性问题给出了法律上的定性，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提高和完善对于儿童权益的安全保障。
公布典型案例体现出儿童玩具、儿童用品的哪些新风险
薛军：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一个新类型的风险出现了，就是销售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平台化、碎片化，这让儿童玩具到达用户手上的管控难度增加了。所以，如何在这种多元化的渠道下，更好管控这些风险，实现对儿童玩具质量和安全性的保障，这是一个新的需要应对的风险。
把好质量关和安全关，售卖平台该发挥什么作用
薛军：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门槛低，需要的前期投入并不大，这就导致一些生产商是小规模的小作坊，导致监管上有一些难度。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可行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的，就是着力发力管好销售端。只要销售端能够管好，有问题的玩具就无法到达儿童的手上。在销售端，特别是购物平台，要切实履行好进货的查验义务，履行好相关的选品责任，对于经销的儿童玩具要切实检查生产许可、合格的资质文件。这样的话，无论是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的产品，在销售端能够把好关，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儿童玩具被刻意植入暴力、色情、惊悚等不良元素，如何遏制和监管
薛军：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普遍高度关注儿童玩具外观上的低俗设计，甚至惊悚不良的一些诱导。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要强化社会共治的机制。比如学校老师、家长发现不合适、不安全的儿童玩具，可以有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机制，提醒相关部门对不良产品进行整治，及时让不良产品下线、下架，这样就可以起到很好的管控作用。
法律和行政监管如何加强协同
薛军：这方面一定要强调协同治理机制，比如法院在处理涉及儿童伤害的一些事件上，相应的案件线索要及时移送到行政执法部门；同时，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相关的问题，要及时提请召回。各部门要协同起来，把与儿童玩具有关的问题线索及时移送到职权部门进行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制片人丨王晓琛 孔茜
策划丨杨婷
编导丨张进 魏雪娇 毕浩云 张昊
技术丨李昊 江宇 解超全 段昊辰 吕洋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今日官方披露行业研究成果面对儿童玩具新风险 法律与监管如何护安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媒体关注。6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涉及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等新型风险。发布这些案例，法律到底要明确哪些界定标准和责任？治理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等新型风险，法律和行政监管，又该如何协同发力？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有哪些典型性和普遍性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蔡金芳：选择这些案例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多有接触。比如针筒糖，里面是糖果，外包装是针筒形状，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也受广大青少年喜爱。
二是考虑到这些问题属于新颖性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比如针管糖，它既属于食品，又属于玩具。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容易陷入误区，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我们通过案例明确，对于这种可玩性食品，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玩具安全标准，这也为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企业明确了红线。发布典型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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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芳：一是我们会加强对下指导。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来明确这样的案件如何处理，让地方法院能够掌握如何裁判，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二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对于违规经营的，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既让受害人得到实质的救济，又起到威慑的作用，警示经营者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的保护。
三是要深化、协同、联动，构建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短板，我们会通过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目的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保护体系，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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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律顾问 薛军：6月2日公布的这一系列典型案例，聚焦于儿童玩具领域新类型的问题，比如可食性玩具的认定、儿童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问题，不合格儿童玩具的责任追究，对儿童用品添加的问题。这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发布，针对当前儿童玩具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和一些疑难定性问题给出了法律上的定性，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提高和完善对于儿童权益的安全保障。
公布典型案例体现出儿童玩具、儿童用品的哪些新风险
薛军：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一个新类型的风险出现了，就是销售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平台化、碎片化，这让儿童玩具到达用户手上的管控难度增加了。所以，如何在这种多元化的渠道下，更好管控这些风险，实现对儿童玩具质量和安全性的保障，这是一个新的需要应对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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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军：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门槛低，需要的前期投入并不大，这就导致一些生产商是小规模的小作坊，导致监管上有一些难度。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可行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的，就是着力发力管好销售端。只要销售端能够管好，有问题的玩具就无法到达儿童的手上。在销售端，特别是购物平台，要切实履行好进货的查验义务，履行好相关的选品责任，对于经销的儿童玩具要切实检查生产许可、合格的资质文件。这样的话，无论是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的产品，在销售端能够把好关，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儿童玩具被刻意植入暴力、色情、惊悚等不良元素，如何遏制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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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行政监管如何加强协同
薛军：这方面一定要强调协同治理机制，比如法院在处理涉及儿童伤害的一些事件上，相应的案件线索要及时移送到行政执法部门；同时，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相关的问题，要及时提请召回。各部门要协同起来，把与儿童玩具有关的问题线索及时移送到职权部门进行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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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12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通知，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支持信用受损但积极还款的个人高效便捷重塑信用。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单笔逾期金额不超过1万元，在2026年3月31日前足额还清的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打破“一朝失信终身受限”困境，从单纯惩戒转向“惩戒与修复并重”。为什么要实施个人信用修复？长期信用修复机制建设，又该如何去推进？《新闻1+1》本期节目关注：个人信用修复，如何建立长效机制？
关于信用问题，在观念上有何转变？
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石新中：通过这一次政策调整，如果说相关主体因为外在因素、不可抗力的因素，他本身没有主观故意过失的原因引起失信情况的话，不会影响相对人对他的信任，这种情形下，根据目前的政策只要及时还款，认定为他没有失信的主观故意，他再借款，应该会及时还款，我想这是政策的观念转变。
长期信用修复机制建设，应有怎样的期待？
从明年的4月1日起，我们国家将正式实施叫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如果把两个信息放在一起看，我们对未来的信用修复长远机制应该有什么样的期待?
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石新中：信用修复是他有失信表现了，才需要修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要反思失信的概念。失信通常是失去相对人对他的信任，我们认定为失信。但是我们目前很多的相关规则，没有区分当事人是因为外在原因或者是主观故意过失的原因没有及时履约的，这种情况下认定为失信的话，对当事人或者对全社会的理解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或者信任上不被认可的。在这种情形下，未来在构建信用修复制度的话，首先需要反思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把哪些主体认定是属于失信，哪些行为认定为失信行为，这次的规定也提供了对这个问题思考的契机。
第二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大家可以进一步思考，即对小额的借款，或者是大额的借款，目前统一规定都是五年的保存期限，我们认为将来应该根据这次政策体现的善意，进一步思考，如果当事人高额、大量的数额没有及时还款的话，负面记录可以保存期限长一点，相反，如果数额较小，没有及时还款的期限不长，他的负面信息期限可以保存相对短一点。
如何看待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章政：央行推出的一次性信用修复，应该是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非常大的进步，是质的发展和飞跃。因为过去我们在谈信用体系建设的时候，很多说到奖和惩，但是奖惩中，惩可能往往容易做，但是如何实现奖、如何实现宽容、如何实现适当给予在修复后的恢复，以及最后的发展，在这点上存在短板。
这次央行的一次性修复，我希望能注意到一些细节，第一，它是在央行的征信系统。第二，它是在2020年到2025年期间，也就是疫情之后和疫情当中时间内发生的问题。再有，它是对于小额一万元以下，这些都体现了奖和惩的得当。
此外，我们认为也是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完善。因为市场经济中，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了四个重要观点，即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但社会信用究竟怎么理解，其实它既是一种对不良失信的惩罚，同时也是对于在信用中出现问题给予一些救济，所以这次央行的政策其实是救济措施很好的体现，我们认为是积极的一面。
如何建设信用修复机制实现提振消费？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章政：扩大消费，消费者要有足够的信心，同时消费者包含了全体的消费者。对于有一部分消费者，在个人市场行为、借贷行为和往来行为中，如果发生了轻微的问题，我们要善于提醒他，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修复不等于洗白，即不等于你把钱花了以后就能删除，这是本质性的问题。就像到医院看病，为什么要保留五年，甚至有些国家保留七年或者更长时间，其实是让你对自身信用高度重视，同时也引起社会的关注。
如当一个人失信以后会形成一种效应，经济学上叫破窗效应，就是窗坏了就任其发展，那很多人会出现破罐子破摔的问题，所以给他修复、宽容。一方面是为了让消费者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找到解决办法，同时也是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意识和诚信价值。
最重要的一点，这个过程的背后是法律和法律依据，即整个修复过程是依法进行的，所以大家提高的是法治的自律意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说通过信用修复，对于整体消费的积极作用。再有通过信用修复，惩戒期是五年，五年如果你不修复，那就是五年。一旦修复以后，存在修复期，那就要提醒他本人重视，还会促进他发展，这个过程能够帮助原来已经产生了信用危机和信用问题的自然人、个人能更好回归正常状态。它对于信用市场，对于未来的消费有积极作用。这方面它是对全体消费者，所以它是一种公平的方法，我们认为符合市场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奖惩得当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