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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行业报告发布研究成果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很高兴为您解答这个问题,让我来帮您详细说明一下:官方服务专线,支持多品牌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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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行业协会披露重大成果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很高兴为您解答这个问题,让我来帮您详细说明一下:售后服务维修中心电话,支持多渠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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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
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专家建议
严守流程规范倾听业主意见满足投放需求
法治日报记者 韩丹东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近年来,全国多地推行“撤桶并点(站)”,通过减少分散垃圾桶、合理设置集中投放点,引导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提升垃圾分类效率。
比如,山西运城盐湖区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优化垃圾桶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事这类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居民感到了不便。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后,每日清晨6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小区白天看着整洁有序,可这份干净却是用深夜的脏乱和清晨的噪声换来的。”刘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道出了满心无奈。
受访专家认为,“撤桶并点”本身是优化垃圾分类、提升小区环境的良策,但执行中少数地区出现程序缺失、权责失衡、服务缺位的情况,导致公共管理成本单向转嫁给居民,便民举措异化为扰民负担。唯有以民主决策筑牢根基、以精细服务破解痛点、以多元共治实现长效,才能真正平衡管理效率与居民便利。
居民对此评价不一
采访时,刘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在小区“撤桶并点”更像是“走过场”。物业公司一纸通知,把垃圾桶集中到几个点位,但是清运次数并没有增加,原来分散投放还能做到及时清理,可合并之后反而脏乱。
更令居民难受的是,其中一个垃圾投放点位紧贴着居民楼,因为时常出现垃圾袋破损、脏水四处飞溅的情况,难闻的气味会飘到低楼层居民家中。
“离点位近扔垃圾确实方便,但要面对噪声和气味的困扰。离点位远,扔垃圾要走挺远,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扔一次垃圾像是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刘女士说,“很多居民和我一样质疑,这样的‘撤桶并点’,是为了保护环境还是为了图省事?”
比噪声和臭味更让人无奈的,是“扔不上”的尴尬。
浙江杭州一小区“撤桶并点”之后,单元楼下空荡荡的,所有垃圾都必须送到几百米外的集中投放点,并且投放时间定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时间并不十分友好。
“我早上7点半已经在地铁上了,晚上9点才能回到家,扔垃圾的时间点根本对不上”居民李女士无奈地说,夏天的厨余垃圾放家里一晚就发酸发臭,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只能先放在楼道里,等有时间再扔,结果又被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指责。
有被居民抱怨的,也有被居民称赞的。
北京顺义一社区原来有14个垃圾投放站,“撤桶并站”之后精简到7个,数量少了一半,可居民的抱怨反而少了。社区没有简单地一撤了之,而是提前制定规划图,一步步调整点位,避开楼门口、紧贴绿化带;新站点全都装上了遮雨棚、照明灯、脚踏开盖等装置,空间干净又密闭。社区还设置了体验日,让大家提前熟悉路线,建立2小时响应机制,垃圾桶一旦满溢、破损就会马上处理。
“以前垃圾桶周围气味难闻,扔完垃圾后要捂着鼻子跑开,现在投放站干干净净、气味很小,距离也合适。”家住该小区的王女士笑着称赞,“真正的‘撤桶并站’不是少放几个桶,而是让人扔得放心、住得舒心。”
治理方式存在偏差
为何同样是“撤桶并点”的做法,在有些地方广受居民好评,在有些地方却不被认可?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广童在接受采访时说,冲突的核心根源在于执行环节民事权利义务配置的失衡。一些小区未严格履行民法典的规定,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涉及业主共有部分的重大事项,未提交业主大会表决,也未调研居民生活动线,而是以物业公告、社区通知代替民主决策,程序合法性先天不足。
“与此同时,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的成本被单向转嫁给居民:高龄、残障群体承担额外出行成本,相邻住户承受噪声、异味等负外部性(一个人的行为给无关的第三方造成了损失、负面影响,但行为人不用为此担责);而物业公司在清运频次、消杀标准、设施维护等方面的义务,在管理规约与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笼统,违约责任模糊,业主监督追责难度极大,长期忍受后自然对此不满,甚至可能导致纠纷产生。”高广童说。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说,便民服务之所以异化为扰民负担,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物业公司、居民三方权责不清,社区越权决策、物业敷衍履职、居民被动接受,形成“管理—抵触—乱象”的恶性循环,垃圾治理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撤桶并点’的核心是环保与便民双赢,而非以牺牲居民权益换取管理便利。程序合法、需求导向、服务配套三者缺一不可,任何环节缺位,都会让良策变痛点。”姜孝贤说。
高广童说:“‘撤桶并点’落地遇阻,可能制约垃圾分类开展,造成环境受损、环卫成本上升。配套缺失易激化矛盾,加重调解压力,也让社区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持续忙于处置乱象,一线工作负担随之加重。”
构建长效平衡机制
如何让居民更易接受“撤桶并点”,实现管理与便民的长效平衡?
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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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日报记者 韩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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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山西运城盐湖区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优化垃圾桶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事这类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居民感到了不便。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后,每日清晨6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小区白天看着整洁有序,可这份干净却是用深夜的脏乱和清晨的噪声换来的。”刘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道出了满心无奈。
受访专家认为,“撤桶并点”本身是优化垃圾分类、提升小区环境的良策,但执行中少数地区出现程序缺失、权责失衡、服务缺位的情况,导致公共管理成本单向转嫁给居民,便民举措异化为扰民负担。唯有以民主决策筑牢根基、以精细服务破解痛点、以多元共治实现长效,才能真正平衡管理效率与居民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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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点位近扔垃圾确实方便,但要面对噪声和气味的困扰。离点位远,扔垃圾要走挺远,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扔一次垃圾像是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刘女士说,“很多居民和我一样质疑,这样的‘撤桶并点’,是为了保护环境还是为了图省事?”
比噪声和臭味更让人无奈的,是“扔不上”的尴尬。
浙江杭州一小区“撤桶并点”之后,单元楼下空荡荡的,所有垃圾都必须送到几百米外的集中投放点,并且投放时间定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时间并不十分友好。
“我早上7点半已经在地铁上了,晚上9点才能回到家,扔垃圾的时间点根本对不上”居民李女士无奈地说,夏天的厨余垃圾放家里一晚就发酸发臭,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只能先放在楼道里,等有时间再扔,结果又被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指责。
有被居民抱怨的,也有被居民称赞的。
北京顺义一社区原来有14个垃圾投放站,“撤桶并站”之后精简到7个,数量少了一半,可居民的抱怨反而少了。社区没有简单地一撤了之,而是提前制定规划图,一步步调整点位,避开楼门口、紧贴绿化带;新站点全都装上了遮雨棚、照明灯、脚踏开盖等装置,空间干净又密闭。社区还设置了体验日,让大家提前熟悉路线,建立2小时响应机制,垃圾桶一旦满溢、破损就会马上处理。
“以前垃圾桶周围气味难闻,扔完垃圾后要捂着鼻子跑开,现在投放站干干净净、气味很小,距离也合适。”家住该小区的王女士笑着称赞,“真正的‘撤桶并站’不是少放几个桶,而是让人扔得放心、住得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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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同样是“撤桶并点”的做法,在有些地方广受居民好评,在有些地方却不被认可?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广童在接受采访时说,冲突的核心根源在于执行环节民事权利义务配置的失衡。一些小区未严格履行民法典的规定,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涉及业主共有部分的重大事项,未提交业主大会表决,也未调研居民生活动线,而是以物业公告、社区通知代替民主决策,程序合法性先天不足。
“与此同时,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的成本被单向转嫁给居民:高龄、残障群体承担额外出行成本,相邻住户承受噪声、异味等负外部性(一个人的行为给无关的第三方造成了损失、负面影响,但行为人不用为此担责);而物业公司在清运频次、消杀标准、设施维护等方面的义务,在管理规约与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笼统,违约责任模糊,业主监督追责难度极大,长期忍受后自然对此不满,甚至可能导致纠纷产生。”高广童说。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说,便民服务之所以异化为扰民负担,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物业公司、居民三方权责不清,社区越权决策、物业敷衍履职、居民被动接受,形成“管理—抵触—乱象”的恶性循环,垃圾治理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撤桶并点’的核心是环保与便民双赢,而非以牺牲居民权益换取管理便利。程序合法、需求导向、服务配套三者缺一不可,任何环节缺位,都会让良策变痛点。”姜孝贤说。
高广童说:“‘撤桶并点’落地遇阻,可能制约垃圾分类开展,造成环境受损、环卫成本上升。配套缺失易激化矛盾,加重调解压力,也让社区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持续忙于处置乱象,一线工作负担随之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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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居民更易接受“撤桶并点”,实现管理与便民的长效平衡?
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陈凯歌在金鸡年度演讲现场。
厦门网讯(文/厦门日报记者郭睿图/厦门日报记者林铭鸿)昨晚,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授予《志愿军:存亡之战》。在昨日上午举行的金鸡年度演讲现场,该片导演、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陈凯歌回溯了自己的电影初心,也对AI(人工智能)与电影的关系前瞻直言。这位祖籍福建的电影人评价金鸡与厦门的深度结缘:“厦门就是我们的家。”
好电影让人触动
个人感动要转为观众情绪出口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AI时代就要来了,从我的角度讲,几十年前的旧事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呢?想了想,一个词在我心里出现,那就是‘时代的力量’。”陈凯歌表示,他在北京出生长大,但祖籍在福建,他的成长、他的电影人生都与时代的力量息息相关。比如,恢复高考后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和同学们在大学里如饥似渴看国内外经典影片;赶上改革开放,做好了在电影创作方面的准备;遇到中国电影市场化发展浪潮,思考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电影……“那种传统的刻意求功,追求艺术完美,深思熟虑而后成的方式已经适应不了新时代的形势需要。今天个人的感动,必须转化为我们观众的情绪出口,才能获得成功。”但陈凯歌始终认为,电影是描写人类的痴情和天真,好电影让人触动,心中自有所感,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从《黄土地》对文化根脉的思考,到《荆轲刺秦王》描绘战国传奇,《搜索》捕捉网络时代的社会心理、《长津湖》和《志愿军》三部曲展现宏大的家国叙事,陈凯歌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但他对人与土地的关注始终如一。“《黄土地》是我的第一部电影,我对它非常重视。其实我当时一直在寻找《黄土地》的主题是什么,直到到了陕北之后,那片土地和黄河给了我们很大的灵感,激发了一个拍电影的年轻人内心的激情和想法,我们最终发现土地和人有依存和对立的关系。”陈凯歌说,“土地是中国人的心结,我们永远眷恋我们家乡的土地,直到今天拍《志愿军》,我仍然在想土地对于这些年轻战士的意义。”
谈到时代的力量,陈凯歌也分享了他对“AI与电影”的思考。“我始终感觉AI的算力目前跟人脑的算力还是不能比。比如我今天就愣用AI做出一个片子来,要上大银幕,它上不了。”陈凯歌说,AI是机器不是人,它不具备人性,没有热血,可能一个任务完成得挺好但是它不是全部。但他也认为,AI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得为之做好准备。
“人”是电影核心
把人物写好最难也最重要
在陈凯歌看来,“人”是电影的核心。“人物没选好剧本没法写,把人物写好,最难也最重要。”陈凯歌表示,像《志愿军》三部曲这样拍了1.2万多个镜头的鸿篇巨制,也依然是从立住人物开始的,是一部群像戏。
“我们非常仔细地讨论过每一个人的命运。”陈凯歌认为,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背景,每个人物都有或轻或重的描写方式,要让他在群像中有自己的鲜明度,就需要把他的性格、命运、情境联系起来。他以《志愿军》里陈飞宇饰演的孙醒为例,这位非常能战斗的战士牺牲在敌人的冷枪下,命运令人唏嘘也更能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他的人物性格和命运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
陈凯歌坦言,《志愿军》是很难拍的电影,“你要把事情讲清楚,而且能让观众跟着你想要表达的情感走。”他还表示,《志愿军》对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电影,“用什么词汇都很难形容志愿军的功绩和独属于他们的光荣,我每年都会去一次烈士陵园,能够感到那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激荡。”陈凯歌说,和平是和平年代甚少被提起的词,但它万般珍贵。
有人说《志愿军》三部曲是具有史诗气质的作品,陈凯歌认为,“史”和“诗”是不一样的。“对于基本的历史事实你得尊重,诗则是不经意流露出来的。”他说,“我们最终要回到今天的生活里面去,来表达史诗和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统一感。”在他看来,史诗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有很多因素聚合到一起,变成一个很结实的东西。
陈凯歌不愿意对年轻电影人说教,“自己的路自己走,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我过去也是年轻人,我也想和上一代不一样。”他表示,电影要注重观众自身对影片的感受:“如果说你希望观众带走什么,或者你想告诉观众什么,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点居高临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