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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如何实现长效平衡？
部分地区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使居民产生困扰 专家建议
严守流程规范倾听业主意见满足投放需求
法治日报记者 韩丹东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近年来，全国多地推行“撤桶并点(站)”，通过减少分散垃圾桶、合理设置集中投放点，引导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提升垃圾分类效率。
比如，山西运城盐湖区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优化垃圾桶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事这类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居民感到了不便。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后，每日清晨6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小区白天看着整洁有序，可这份干净却是用深夜的脏乱和清晨的噪声换来的。”刘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道出了满心无奈。
受访专家认为，“撤桶并点”本身是优化垃圾分类、提升小区环境的良策，但执行中少数地区出现程序缺失、权责失衡、服务缺位的情况，导致公共管理成本单向转嫁给居民，便民举措异化为扰民负担。唯有以民主决策筑牢根基、以精细服务破解痛点、以多元共治实现长效，才能真正平衡管理效率与居民便利。
居民对此评价不一
采访时，刘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在小区“撤桶并点”更像是“走过场”。物业公司一纸通知，把垃圾桶集中到几个点位，但是清运次数并没有增加，原来分散投放还能做到及时清理，可合并之后反而脏乱。
更令居民难受的是，其中一个垃圾投放点位紧贴着居民楼，因为时常出现垃圾袋破损、脏水四处飞溅的情况，难闻的气味会飘到低楼层居民家中。
“离点位近扔垃圾确实方便，但要面对噪声和气味的困扰。离点位远，扔垃圾要走挺远，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扔一次垃圾像是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刘女士说，“很多居民和我一样质疑，这样的‘撤桶并点’，是为了保护环境还是为了图省事？”
比噪声和臭味更让人无奈的，是“扔不上”的尴尬。
浙江杭州一小区“撤桶并点”之后，单元楼下空荡荡的，所有垃圾都必须送到几百米外的集中投放点，并且投放时间定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时间并不十分友好。
“我早上7点半已经在地铁上了，晚上9点才能回到家，扔垃圾的时间点根本对不上”居民李女士无奈地说，夏天的厨余垃圾放家里一晚就发酸发臭，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只能先放在楼道里，等有时间再扔，结果又被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指责。
有被居民抱怨的，也有被居民称赞的。
北京顺义一社区原来有14个垃圾投放站，“撤桶并站”之后精简到7个，数量少了一半，可居民的抱怨反而少了。社区没有简单地一撤了之，而是提前制定规划图，一步步调整点位，避开楼门口、紧贴绿化带；新站点全都装上了遮雨棚、照明灯、脚踏开盖等装置，空间干净又密闭。社区还设置了体验日，让大家提前熟悉路线，建立2小时响应机制，垃圾桶一旦满溢、破损就会马上处理。
“以前垃圾桶周围气味难闻，扔完垃圾后要捂着鼻子跑开，现在投放站干干净净、气味很小，距离也合适。”家住该小区的王女士笑着称赞，“真正的‘撤桶并站’不是少放几个桶，而是让人扔得放心、住得舒心。”
治理方式存在偏差
为何同样是“撤桶并点”的做法，在有些地方广受居民好评，在有些地方却不被认可？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广童在接受采访时说，冲突的核心根源在于执行环节民事权利义务配置的失衡。一些小区未严格履行民法典的规定，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涉及业主共有部分的重大事项，未提交业主大会表决，也未调研居民生活动线，而是以物业公告、社区通知代替民主决策，程序合法性先天不足。
“与此同时，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的成本被单向转嫁给居民：高龄、残障群体承担额外出行成本，相邻住户承受噪声、异味等负外部性(一个人的行为给无关的第三方造成了损失、负面影响，但行为人不用为此担责)；而物业公司在清运频次、消杀标准、设施维护等方面的义务，在管理规约与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笼统，违约责任模糊，业主监督追责难度极大，长期忍受后自然对此不满，甚至可能导致纠纷产生。”高广童说。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说，便民服务之所以异化为扰民负担，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物业公司、居民三方权责不清，社区越权决策、物业敷衍履职、居民被动接受，形成“管理—抵触—乱象”的恶性循环，垃圾治理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撤桶并点’的核心是环保与便民双赢，而非以牺牲居民权益换取管理便利。程序合法、需求导向、服务配套三者缺一不可，任何环节缺位，都会让良策变痛点。”姜孝贤说。
高广童说：“‘撤桶并点’落地遇阻，可能制约垃圾分类开展，造成环境受损、环卫成本上升。配套缺失易激化矛盾，加重调解压力，也让社区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持续忙于处置乱象，一线工作负担随之加重。”
构建长效平衡机制
如何让居民更易接受“撤桶并点”，实现管理与便民的长效平衡？
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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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广童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要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排需求，必要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环评、空间规划建议，由社区联合专业力量科学选址，所有方案全程公示，以专业依据与透明流程化解争议。”姜孝贤补充道。
为此，高广童建议，应细化权责对等的合同约束。在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中量化清运频次、消杀标准、噪声管控、设施维护等义务，明确违约责任与业主监督渠道，让物业公司责任可落地、可考核，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管理与服务同步。
“建议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对‘撤桶并点’实施精细化管理，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优化方案，让垃圾分类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高广童说。
记者手记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居民都发自内心地支持这项政策——症结在于，一些地区的落地细节做得还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接受度。有居民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定点投放，但目前部分小区投放点规划不尽合理：点位分布稀疏、高峰时段排队拥堵、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只要相关部门能结合小区实际，优化点位布局、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大家非常愿意主动配合。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蒋肖斌）在中国杂技团建团75周年、北京民族乐团成立10周年之际，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的大型文艺演出《国风雅韵·奇技华章》在北京上演。
演出以“国风”为魂，以“奇技”为体，分为“盛典欢歌”“栉风沐雨”“闪光历程”“荣耀时刻”4个篇章，呈现一场既有传统底蕴、又具现代质感的艺术盛宴。著名音乐剧演员阿云嘎献唱《何处是远方》，北京歌剧舞剧院独唱演员周旋献唱《今夜茉莉花》，为这场技艺盛宴跨界助演。
阿云嘎。主办方供图
1950年，为筹备新中国首次重要外事出访，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遴选优秀艺人，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杂技表演团体——中华杂技团，后于1953年更名为中国杂技团。这支队伍作为“开展人民外交的先行官”率先走出国门，开创“杂技外交”，也拉开了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大幕。
自1957年夺得首个国际金奖以来，中国杂技团迄今已在国内外主要赛场上累计斩获76枚金奖，其中包括4尊被誉为杂技界“奥斯卡”的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金小丑”奖，以及10尊中国杂技最高奖“金菊奖”。
《驭风凌霄——集体车技》。主办方供图
本次演出集中展示了获奖经典节目。在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圣斗——地圈》中，演员如骁勇战士般穿越层层高圈；在《俏花旦——集体空竹》中，京剧韵味与空竹技巧交织；在《驭风凌霄——集体车技》中，自行车技艺升华为凌空飞舞的惊险诗篇……这些节目代表了当代中国杂技的最高水平。
《俏花旦——集体空竹》。主办方供图
北京民族乐团作为北京市属专业国乐表演团体，自2015年成立以来，始终立足北京、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积极探索民族音乐的当代化表达。乐团还积极拥抱互联网，推出“国乐最现场”竖屏直播、打造虚拟音乐厅“国乐府”，为国乐在新时代的传播开拓了新空间。
北京民族乐团现场演奏。主办方供图
本次演出，北京民族乐团与福建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合作，为杂技进行现场演奏。《庆典序曲》《胜利之光》等经典及原创曲目，与杂技动作的节奏与情绪精准契合。【沈杰群郭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