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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放弃抢救，家属于心不忍，继续抢救一旦超过时限，又可能错失工亡认定机会——
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抢救时限、死亡标准等也应与时俱进调整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阅读提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李凌云进一步解释称，将时限设置为48小时，是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结合医学规律、社会现实与制度承受能力做出的综合判断。至于48小时的起点和终点，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以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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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报报道（记者万晓东）近期，天津市消费者协会联合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共同开展网约车服务消费者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网约车基础服务功能已趋成熟，消费者满意度水平总体较高，但在运营精度、价格透明度、驾驶员规范服务及安全保障等方面仍存在突出问题，消费者对提升服务质量、完善法规制度、加强监督管理的诉求强烈。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体验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问卷调查涵盖消费经历、服务认知、问题遭遇、满意度评价及行业发展建议等核心内容。体验调查则由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滴滴出行、首汽约车、曹操出行等8个主流网约车自营及聚合平台完成，每个平台开展3次消费体验，累计形成24个有效体验样本，重点核查预订流程、价格收费、服务质量、安全保障、售后服务等环节。
受访者对网约车服务各环节满意度情况（数据来源：天津市消协）
焦虑人为风险困扰多在运营
调查显示，消费者对网约车服务的核心焦虑集中于人为风险与体验细节，而实际遭遇的问题多集中在运营层面，二者存在明显错位。
在担忧问题方面，46.9%的受访者最担心“司机绕路”，43.51%的受访者担忧“司机服务态度差”，均指向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
在实际消费中，38.35%的消费者遭遇“不合理收费”，33.25%的消费者遇到过“系统定位不准”，运营层面问题占比更高。这一现象表明，平台在防范重大服务风险上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日常运营中的细节问题仍高频发生，持续拉低消费者的体验感知。
受访者在网约车消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数据来源：天津市消协）
系统功能存短板老年群体待关注
系统功能与操作体验的不完善是消费者反映的主要痛点之一。尽管各平台下单流程总体便捷，但系统精度、功能完善性及选择灵活性有待提升。
体验调查结果显示，24个体验样本中，12个样本实际全程用时超过预计用时，4个样本实际等待时长超出预估，2个样本出现上车地点定位不准确问题；适老化服务存在明显短板，百度打车、腾讯打车未设置适老化板块，曹操出行、阳光出行的适老化板块需手动输入目的地，无电话叫车功能，美团打车助老模式因运力不足无法正常使用。
路线选择方面，11个样本下单时仅提供一条规划路线，未给予消费者多元选择空间。调查报告分析认为，时间与定位预估偏差暴露了算法模型应对实时路况、精准定位的局限性，而功能设计的不足反映出平台对老年群体等特殊需求关注不够，服务包容性有待加强。
价格收费不透明支付模式引争议
价格收费环节的不透明与不合理问题直接影响消费者信任。调查发现，6个体验样本存在实际支付费用高于下单时预估费用的情况，其中美团打车某样本预估费用24.9元至33.1元，实际支付40.63元，偏差显著。
支付模式设计也存在优化空间，24个样本中有7个要求消费者下单前预先支付车费，部分平台将“先乘后付”与免密支付绑定，不选择免密支付则需强制预付，后续再按实际费用多退少补，既增加了操作步骤，也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与议价空间。
价格作为消费感知的核心要素，其预估准确性与收费透明度已成为影响行业信任度的关键指标。
驾驶服务待提升安全提示需强化
驾驶员服务规范与车辆环境管理存在的短板不容忽视。体验调查发现，少数驾驶员存在行驶中打电话、聊微信等不安全驾驶行为，如曹操出行某样本驾驶员多次手持手机通话，百度打车某样本驾驶员行驶中操作微信，单手驾驶与注意力分散双重叠加，构成严重安全隐患。
车辆环境维护不到位问题同样存在，1个样本车门把手处发现废弃纸巾，1个样本置物盒内存在空饮料瓶，还有1个样本出现驾驶员车内吸烟现象。
更值得关注的是，安全提示普遍缺失，24个样本的驾驶员均未主动提醒乘客系安全带，19个样本未提示乘客下车携带随身物品，主动服务意识与安全关怀意识严重不足。
平台对在途驾驶行为的实时监控、服务细节的管控力度不足，成为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
信息公示不充分安全保障有短板
信息公示不充分与安全保障机制不完善进一步加剧了消费者的安全顾虑。驾驶员信息透明度不足问题突出，8个平台中仅首汽约车公示驾驶员完整姓名，其余平台均以“*师傅”替代，曹操出行、阳光出行、百度打车的部分样本未公示驾驶员照片；承运商信息追溯困难，腾讯打车、高德打车需通过多个步骤操作才能查询承运商证照，订单结束后则无法追溯，百度打车公示的经营许可证“业户名称”与实际承运商难以对应。
此外，安全设备与统一标识配置缺失，24个体验样本均未在车内明显位置发现卫星定位装置或应急报警装置，21个样本未张贴统一网约车标识。
关键信息的不透明与安全设备的缺失，削弱了行程可监督性与应急处置能力，暴露出部分平台重线上聚合、轻线下管理的问题。
设置不公平格式条款涉嫌规避主体责任
协议条款的不公平性问题同样进入调查视野。多个平台在用户协议中设置条款，声明对第三方服务内容不承担保证责任，要求消费者自行承担使用第三方服务的后果，将服务质量与安全风险转移给消费者，涉嫌规避自身应承担的主体责任。此类条款不仅涉嫌违反公平交易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为消费者维权制造了障碍。
针对上述问题，消费者提出明确改进诉求：55.75%的受访者建议“提升服务质量”，43.63%的受访者呼吁“完善法规制度”，35.6%的受访者建议“加强监督管理”。这表明消费者期待形成平台内生优化与外部制度保障协同共治的格局，系统性提升网约车消费的安全感与体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