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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重走一大路”:浙江嘉兴于“初心”中启新程
嘉兴6月2日电(邵燕飞 黄彦君)初夏时节,和风拂过江南小城,依照原貌1:1复刻的1921年嘉兴火车站站房静静伫立。青砖红瓦间,诉说着百余年前的峥嵘往事。
1921年8月初,中共一大部分代表乘坐沪杭铁路104次早班火车到达浙江省嘉兴站,继而前往南湖一艘画舫上续会,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本站房墙面镶嵌1921块红色纪念砖与2021块青色纪念砖,寓意建党百年。站内设有专题展陈,从政治、经济、文化维度,系统阐释中共一大会议移址嘉兴,偶然中蕴含的历史必然性。”现场讲解员介绍道。
浙江嘉兴,参观者瞻仰南湖红船。南湖区传媒中心供图走出老站房,放眼望去,高楼错落铺展、城市绿意萦绕,现代化都市风貌扑面而来。
100多年前,踏出嘉兴火车站的中共一大代表们或许不会想到,这座位于老城区的车站,会在战火中被炸毁,又以“森林火车站”的姿态重生——复建后的老站房成为嘉兴火车站历史博物馆;新站房引入自然光,舒适宜人,依旧每日迎来送往。
新旧交融间,诉说着一座城市的传承与新生。
曾经上海到嘉兴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如今最快高铁只需20多分钟。过去,嘉兴只是苏州-上海-杭州-宁波“Z”字形超级城市链上的“小节点”。但在纵向的通苏嘉甬高铁建成通车、将“Z”字首尾相连后,嘉兴将一跃成为“8”字形的“超级枢纽”。
交通出行的迭代变迁是一个缩影。嘉兴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折射着“红船起航地”跨越奋进的发展密码。
走出嘉兴站,沿着中共一大代表们的足迹前往狮子汇渡口,登上游船、穿桥过河,便到了嘉兴南湖。湖心岛上,游客熙熙攘攘,或轻声交流、或驻足沉思,在“红船”之畔回望峥嵘岁月。
近年来,嘉兴推出新时代“重走一大路”红色旅游路线,串联起“1921站房”、宣公祠、湖心岛、南湖革命纪念馆等9个点位,将“革命原点”的百年历史转化为可体验、可感知的“沉浸式”回忆,吸引五湖四海的游客前来体验。
从红色“富矿”到发展沃土,革命薪火代代相传。在其指引下,一批创新转化的新兴载体在嘉兴应运而生。扎根嘉兴南湖二十多年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便是典型代表。
“我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自收自支、市场化运行,完全靠改革闯出路。”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黄开胜介绍,研究院是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他们在嘉兴探索出了“政产学研金介用”北斗七星协同创新模式,有效破解科研与市场脱节难题。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一景。黄彦君 摄依托清华科研资源,该研究院深耕柔性电子、模式动物、智能装备等前沿领域,搭建多个国家级科研平台,持续孵化科创企业、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硬核”科创动能赋能的同时,美丽乡村建设涵养发展“软实力”。在党建引领下,嘉兴涌现出一批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基层样板。
在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数千亩桃林连绵成片、枝繁叶茂,满目郁郁葱葱。据介绍,水蜜桃是当地支柱产业,也是村子增收致富的核心抓手。
浙江嘉兴南湖区三星村风景。南湖区传媒中心供图“二十余年来,三星村一任接着一任干,深耕水蜜桃特色产业,创新‘共富101’党建品牌,依托‘凤桃夜话’基层治理品牌化解民生难题,实现产业提质、治理增效、民生提质。”三星村党委书记徐利军感慨道,如今的三星村村容精致宜居、产业蓬勃兴旺,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23.63%,绘就了和美乡村共富新图景。
从科创筑基到乡野焕新,百年“红船”锚定时代航向,江南水乡正扬帆起航、破浪前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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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的《2024a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引发全球关注。该禁令已于12月10日正式生效。如此“一刀切”的禁令显然是“因噎废食”。其出台逻辑、治理思维与落地效果均值得商榷。
首先,该禁令的出台是选情驱动的短期博弈结果。从2024年9月提议公开到11月议会通过,进程迅速,显然是政党为争取“家长选票”(77%家长支持社交媒体禁令)而竞相展示“强硬姿态”的短期投机行为。该法案从文本提交到投票通过仅用了两周时间。而普通公众只有一天的时间向议会委员会提交反馈意见,听证会也只是“走过场”。由于时间仓促,该法案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在技术层面的可操作性存疑,而且政府也没有倾听年轻人的声音。这种“为选票立法”的短视行为,易使政策脱离复杂现实,流于象征性态度,无法构建科学、系统的治理体系。
其次,该禁令反映出澳大利亚政府的懒政,违背“精准施策”原则。该禁令将复杂的网络素养教育、内容生态治理等问题,简化为“物理隔离”政策,掩盖了不良信息泛滥、数字素养不足、家庭社会引导缺位等深层矛盾,试图以“一刀切”禁令解决所有问题。联合国儿童慈善机构驻澳大利亚办事处警告,该禁令不是解决青少年网络问题的“良方”,只会把他们推向“隐蔽和不受监管”的网络空间,他们需要受到保护,也需要融入数字世界。
此外,该禁令的执行困难重重,甚至可能催生次生风险。首先,禁令未强制用户提供身份证件信息,未成年用户绕过年龄验证易如反掌。此外,禁令可能加剧亲子冲突——直接将矛盾限制在孩子和家长之间,弱化了家庭、学校和社会本应承担的教育与引导责任。即便短期内减少了未成年用户使用社媒的时间,但其社交、娱乐、信息获取等需求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到监管更薄弱、风险可能更高的其他平台或线下替代活动中。问题并未消除,而是更加隐蔽。
澳大利亚的“社媒禁令”在政治逻辑上短期功利,在治理思维上简单粗放,在执行环节困难重重,仓促实施最终将损害网络治理效果。其本质上是以“保护”的名义,将未成年人隔绝于数字世界之外,忽视了数字世界所蕴含的创造性学习、全球视野连接与关键素养养成的功能。
从世界范围看,近年来,各国基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与文化传统,形成了兼具共性与特性的治理体系,呈现出从“刚性限制”向“柔性引领”的治理范式转型。社交媒体治理的本质要求,是在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张力间寻找平衡。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保护体系的建构绝非简单的禁止或放任自流,而是要在保障未成年人发展权的前提下防控风险。
在此方面,中国拥有完善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和治理模式,构建了政府、企业、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相对于澳大利亚的禁令模式,中国的模式更致力于培养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使其具备自我管理、安全防护与创造性利用数字工具的能力,无疑更加科学、细致。
未成年人网络治理要立足“都江堰式”的智慧——以疏导替代围堵,以赋能替代控制,坚持赋权、赋能、赋义,通过内容分级与技术监管联动,构建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制度体系,在全球数字文明发展进程中,培育出兼具人文精神与技术素养的新一代网民。(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方增泉)
编审:蒋新宇高霈宁张艳玲【李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