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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放弃抢救，家属于心不忍，继续抢救一旦超过时限，又可能错失工亡认定机会——
两难之下，工伤认定能否打破“48小时之限”？
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抢救时限、死亡标准等也应与时俱进调整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阅读提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讨论，不仅面临现实伦理困境，各地案件还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等情况。受访专家建议，结合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与社会发展情况，对抢救时限，死亡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界定等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过去的这大半年来，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周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入院后病情危急，医生多次告知“脑损伤已不可逆”，当时就有朋友提示过工伤认定的时限要求，可作为至亲，她和母亲仍然期待奇迹发生。“这项条款有些不近人情，仿佛在逼家属在亲人生命和工伤赔偿之间做选择。”周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频频引发争议，伦理困境与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逐渐凸显。受访专家认为，与立法之时相比，如今的医疗条件、劳动场景、工作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相关条款也应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工伤认定被卡在“48小时”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计算，如果亡故的劳动者获认工伤，家属能领到110多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周女士了解到，父亲生前工作的车间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使其持续感到不适，“发病可能是工作所致”。此外，查找资料时，她发现个别案件中，48小时内脑死亡的劳动者也被认定为了工伤。在她看来，自己保存的病程记录、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谈话录音等材料，足够证明父亲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
一审法庭上，法官对周女士和家人表示同情，但并未支持“脑死亡”的说法。无奈之下，周女士答应调解，但企业提出的赔偿金额让她无法接受。经过绍兴中院进一步调解，企业最终同意赔偿13.5万元，加上企业此前垫付的8万元住院费，家属总计收到款项21.5万元。这与法定工亡待遇相差悬殊。
来自新疆的梅女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梅女士的哥哥从事汽车售后工作，2025年9月25日在公司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后查出脑溢血，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已不具备开颅手术条件。医生表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只能靠机器维系生命。9月28日，梅女士的哥哥去世，企业老板只在葬礼时包了几千元红包。
2025年10月底，梅女士和家人申请了工伤认定，没多久就收到了“不予认定”告知书。律师告诉他们，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上诉胜诉概率极低，但梅女士还是决定试试。
争议频发的背后
“《工伤保险条例》主要保障的是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工作关联性’是工伤认定的核心考察因素。”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分析称，职工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多源于自身健康问题，法律将其纳入“视同工伤”范畴，是考虑到其发病与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等可能存在关联，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而设置抢救时限是为了降低举证门槛，同时避免工伤保险责任无限扩大，以平衡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基金三方的利益。
李凌云进一步解释称，将时限设置为48小时，是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结合医学规律、社会现实与制度承受能力做出的综合判断。至于48小时的起点和终点，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以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李凌云指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如果家属情感上难以放弃，很多患者在48小时内脑死亡、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仍能借助呼吸机、ECMO等仪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在心肺死亡标准下，此类患者往往无法获认工伤，这会让家属在“抢救亲人”和“获取工伤待遇”间陷入两难。
围绕“48小时条款”的争议，不止于认定时限与死亡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数字时代，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劳动模式普及，认定工伤时能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做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此外，一些猝死案例中，劳动者发病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其猝死与“长时间过度劳动”有强因果关系，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也存在分歧。
王天玉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劳动者被送医后，并非全程都处于抢救状态，其间存在观察和保守治疗的时段，该时段是否计入48小时抢救时长，成为争议焦点。李凌云补充说，如果劳动者在岗位发病后回家休息，病情加重后才入院抢救，能否“视同工伤”也存在争议。
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
在李凌云看来，“48小时条款”的调整可以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鉴于当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可以考虑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死亡标准体系。同时，必须严格限定脑死亡判定机构的资质、规范诊断程序，以防止脑死亡标准被滥用，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48小时不应是绝对的门槛，而是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李凌云建议，未来要回归“因工致害”的制度本源，对于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案例，转入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性审查，考察劳动者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应激风险、抢救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等，以此判断能否“视同工伤”，从而增加现有规则的弹性。
在“48小时条款”之外，李凌云认为，应将“过劳死”也纳入“视同工伤”的法律体系。“可建立‘过劳死’认定标准，将劳动者的加班时长、夜班频率、工作紧张程度等作为核心判断指标，同时明确举证规则，降低家属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这也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实现劳动关系的健康平衡。”
“修订法条是艰难而复杂的，需要非常细致的论证过程。”王天玉表示，无论是调整时限要求还是死亡标准，都会对司法实践和基金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可围绕“48小时条款”中较突出的争议点进行讨论，推动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尽可能减少矛盾。
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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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凌云建议，现阶段，司法机关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做出规则上的指引；还可与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建立医疗鉴定和证据交换的快速通道；行政机关可组建工伤认定医疗专家库，明确脑死亡认定的资质、程序、效力，不断优化流程，提升工伤认定的效率和科学性。
中国江苏网讯昔日贵州“村超”爆火之际，网传中国足协欲前往指导，一度掀起热议。此次苏超出圈，再度引发诸多自媒体博主纷纷喊话，“拒绝指导”的呼声甚嚣尘上。但鲜为人知的是，苏超成功的背后，江苏省足球运动协会功不可没。作为该项赛事的承办单位，省足协在赛事组织等方面全力护航，才促成了这场“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的现象级赛事。
“开始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百姓自娱自乐的足球赛，没想到背后竟然有这么多的门道，业余足球赛一点也不业余。”这是资深球迷赵洋看完总决赛之后发出的感慨。历时176天、85场激烈角逐的苏超，不断刷新着上座率的同时，也彰显出赛事组织者高品质的竞赛组织体系和全方位的人才技术保障：以国内裁判界标杆人物、国际级裁判马宁为代表的裁判们从联赛第一轮至今，没有出现重大错判漏判；从国内首座开闭顶体育场——南通的“南鸟巢”，到国际一流专业足球场——苏州昆山奥体中心，多个赛场曾多次承办中超或中甲联赛，高标准的场地设施为赛事提供了专业保障；赛程设计对标大型职业联赛，最后两轮同时开球，兼顾竞争性和观赏性；医疗后勤团队按照职业联赛标准配备，其他教练员、工作人员等也多是专业出身……
整个赛事期间，江苏省足球运动协会承担起了赛事组织、赛程编制、竞赛保障、裁判员选派等各项工作，“全部都是按照职业联赛水准来运行的。”正如省足协副主席王小湾所说，苏超能成为高质量的业余联赛，离不开协会的积极作为和担当。
与大多数单项运动协会不同的是，江苏省体育局、江苏省体育总会给予省足协极大的政策扶持，既保留了体制内规范的管理模式与制度优势，又具备社会组织的灵活运作特质。
时间回溯至10年前，中国足球改革50条刚刚出台，江苏作为全国三个改革试点省份之一，率先启动省足协改革。江苏足协实现与省体育局、江宁足球基地的职能剥离与协同，形成“体育局主导、足协执行、基地保障”的格局。
王小湾回忆道，“从那时起，足协开始承接全省足球管理核心职能，基地专注训练参赛任务，逐渐构建起权责明确、运转高效的组织架构。”苏超成为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的现象级标杆，让全国看到足球改革的另一种答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江苏体育改革的一个缩影。
江苏足协除了常年承办各级职业联赛之外，尚有青少年赛事、群众赛事等板块，满足从职业到业余、从校园到社会的全维度足球需求，打造全链条的竞赛组织体系。
数据统计，2024年全省共举办足球比赛30068场，其中国际赛事9场，职业赛事180场，全国赛事1284场；省级比赛1476场，市级以下比赛27299场。参赛球队12452支，参赛人数205838人，参赛人员达80万人次。不断增长的社会足球赛事场次、不断提升的赛事质量和不断增加的社会足球运动人口充分体现了江苏省群众足球的良好基础。而苏超体现出的高标准办赛能力，正是江苏足协长期承接中甲、女超等职业赛事，以及省长杯、中青赛江苏赛区等各级赛事积累的成果。
如果说，“土壤”滋养着赛事成长所需的群众基础和氛围积淀，那么，“基石”则是专业人才储备和成熟办赛体系。“依托丰富的竞赛组织经验，我们全面参照职业联赛办赛标准，从赛区选定、规程制定到裁判选派均实现专业化运作。”王小湾表示，裁判团队核心由国际级裁判领衔，同时融合了国家级、预备国家级及本土裁判力量，并引入视频助理裁判系统（VAR）以提升执法精度，其中包括马宁、施翔等国内顶级裁判，还有前中国足协裁判部部长刘铁军领衔的专业评议组在赛后专业复盘，每一环都在共同构建“以公平为核心”的赛事生态。
很多兄弟省份前来学习并剖析苏超现象，结果发现很难复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江苏足协拥有庞大的高水平裁判员队伍。数据显示，目前全省注册裁判超6000人，其中可选派的专业裁判达五六百人，马宁、黄翼等一批优秀裁判已跻身中超、国际赛事执法行列。苏超赛事中，所有主裁判均为国家级以上，他们丰富的职业赛事执法经验，确保了大型赛事能够流畅有序进行，折射出江苏足协从一级到国际级裁判完整人才培养的系统性成果。
马宁（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此外，江苏足协累计培养E级以上教练员超万人次，每年承接中国足协各级教练员培训超40期，建立了覆盖教练员、裁判员的全周期培养体系，为全省足球发展储备了充足的专业师资。
值得一提的是，江苏足协还通过会员体系建设，形成了覆盖12个设区市、数十个县域的足球组织网络，2020年其会员协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评估位列全国第一。健全的基层组织网络，不仅为苏超在各地的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更让赛事能够快速联动各地资源，形成全民参与的赛事氛围。
以著名的徐州沛县“村界杯”为例，赛事由当地农民组成的足球协会牵头，从赛事策划、组织、宣传、执行等都形成闭环。随着赛事规模的扩大，拥有16家俱乐部、530名会员的沛县足球协会，主动承担起裁判员选派、赛程编排、现场执裁等。省足协则推动省乡镇足球联赛（沛县站）暨淮海经济区“村界杯”农民足球赛在当地成功落地。
苏超的成功，不仅是一场足球赛事的火爆，更是江苏足协健全组织架构体系的成果展示。作为社会组织发挥治理效能的典范，江苏足协积极推广全民足球，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完善区域足球治理体系，激发社会足球发展内生动力，有效开展各级各类群众足球活动，逐渐形成了高低搭配、覆盖广泛、参与度高的社会足球竞赛矩阵。良性发展的足球生态，不仅让苏超成为重塑足球文化、凝聚城市力量的平台，更为基层足球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江苏经验”，为中国足球改革注入持续动力。
中国江苏网记者徐鑫张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