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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司法部发布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

　　6月1日电 据司法部微信公众号消息，司法部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机制。自2024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在专业队伍、专门服务、专项活动等方面发力，在专业性、精准度、规范化上下功夫，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定群体服务需求，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同时，还帮助协调提供心理疏导、社会救助等全方位服务，切实提升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质效。

　　两年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万余人次，大量未成年人通过法律援助保障了自身合法权益。

　　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司法部在“六一”儿童节之际，发布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涵盖刑事犯罪和民事侵权，覆盖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在校学生等不同群体，涉及校园欺凌、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温度。

　　下一步，司法部将持续深化“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优质高效法律援助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

目  录

　　案例一：陕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张某某请求给付抚养费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二：江苏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卢某健康权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三：上海市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王某某遭受虐待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四：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叶某遭受校园欺凌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五：内蒙古自治区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留守儿童胡某某涉嫌盗窃罪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一

　　陕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张某某请求给付抚养费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张某某6岁时，其父母协议离婚，约定母亲抚养张某某，父亲按月支付抚养费。但张某某父亲仅支付一千元后，便杳无音讯。张某某母亲因肢体残疾，无固定工作，母子二人依靠低保生活，家庭十分困难。

　　为索要抚养费，2024年9月，张某某母亲向陕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受理申请后，经审查认为，张某某母亲是未成年人张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申请法律援助，请求给付抚养费属于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根据法律援助法规定，法律援助中心当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指派办案经验丰富的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此案。

　　承办人员接受指派后，立即约见受援人张某某及其母亲，整理离婚协议、张某某父亲前期支付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在充分了解案情并确定受援人诉求后，承办人员拟定了起诉状并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张某某父亲支付所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6万元。

　　人民法院立案后，因张某某父亲长期失联，传票无法送达，为推动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确保张某某能够及时获得抚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但提供了具体财产线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承办人员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冻结张某某父亲的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金融账户后，张某某父亲主动联系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告知其因未按约定支付抚养费被起诉，并送达传票。

　　诉讼过程中，承办人员多次与张某某父亲沟通，阐明拒不支付抚养费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经过反复协商，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明确张某某父亲应当按月支付抚养费直至张某某18周岁，前期所拖欠的抚养费分期支付。

　　【专家点评】

　　本案是法律援助精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范例。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是法定强制性义务。张某某父亲长期拖欠抚养费，导致未成年子女生活陷入困顿，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法律援助中心依照法律援助法和“法援护苗”专项行动要求，当日受理、当日审查、当日指派专人承办，为受援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承办人员认真履职，细致梳理案件证据，积极沟通协调，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抚养费拖欠及后续支付问题，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的长远权益，充分彰显了法律援助的温度。(佟丽华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案例二

　　江苏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卢某健康权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卢某为江苏省某初中在校学生，李某为其同班同学。2023年11月，李某在课间玩耍时，用大功率激光笔照射卢某左眼。次日，卢某左眼突然失明，医院诊断为激光性黄斑区损伤且部分断裂。经鉴定，卢某左眼受损与李某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卢某父亲多次与李某父母沟通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

　　2024年10月，卢某父亲代卢某向江苏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认为，卢某家庭经济困难，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事项符合《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相关规定。法律援助中心决定给予法律援助，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承办此案。

　　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立即约见卢某父亲，详细沟通案件细节，向老师学生了解卢某受伤过程，并到医院、鉴定机构等单位收集医院就诊记录、鉴定意见书以及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单据。随后，承办律师代理卢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李某赔偿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辅助器具费等3万余元，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开庭审理时，被告李某父亲就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无异议，但不愿意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承办律师指出：李某违反校规携带大功率强光激光笔至校园且照射卢某眼部，直接侵害卢某健康权。李某的侵权行为不仅导致卢某身体损伤，还产生心理阴影，致其厌学和成绩下滑，应当对卢某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最终，被告李某父亲认可律师意见，在人民法院主持下，与卢某父亲达成调解协议，承诺一次性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等赔偿金3.9万元。2025年3月，李某父亲全部支付到位。

　　【专家点评】

　　本案属于典型在校学生伤人导致的健康权纠纷。校园安全直接关系到学生健康，关系到千万家庭。未成年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心理发育未成熟，不能完全识别危险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本案中，李某系未成年人，造成卢某左眼损害，应当由李某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法律援助机构指导承办律师，通过专业服务和细致帮助切实维护了卢某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也为处理未成年人健康权纠纷案件提供了指引。(李炳烁 江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江苏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联盟指导老师)

　　案例三

　　上海市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王某某遭受虐待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年仅3岁的幼儿王某某，多次被其母亲张某某以殴打、冻饿、捆绑、凌辱等方式实施虐待，造成王某某严重营养不良、面部软组织挫伤。2024年11月，张某某对王某某施暴致其受伤，公安机关以涉嫌虐待罪立案侦查。

　　2025年1月，检察机关因王某某年幼无自救能力，将案件情况告知上海市某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法律援助中心认为王某某属于遭受虐待的受害人，符合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法定情形，当即决定给予法律援助，并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库中指派办案经验丰富的律师承办此案。

　　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第一时间约见王某某及其父亲，发现王某某骨瘦如柴、对陌生人有强烈恐惧情绪。在案件审查逮捕阶段，承办律师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充分沟通，提交法律意见书，指出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未真诚悔罪、不适合取保候审，建议对其批准逮捕。检察机关采纳该意见，依法批准逮捕张某某。在审查起诉阶段，承办律师全面阅卷，调取病历、伤情鉴定及张某某在线上发布的照片等证据，反复与受援人父亲沟通，综合考虑受援人情况，以及张某某拒不认罪悔罪的情形，向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审判阶段，承办律师建议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监禁刑。2025年7月，一审法院采纳承办律师意见，以虐待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张某某未上诉。

　　刑事案件办结后，王某某父亲担忧张某某刑满释放后会继续威胁孩子安全，再次来到法律援助中心，就撤销张某某监护人资格事宜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继续指派同一承办律师代理。承办律师依据民法典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代理王某某提起诉讼，积极协调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联系妇联作为儿童权益代表人参与诉讼，委托第三方出具监护权评估报告。庭审中，承办律师指出，张某某长期虐待未成年女儿，被人民法院认定构成虐待罪，不再适合担任王某某的监护人。人民法院采纳了承办律师意见，依法判决撤销张某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其父亲为唯一监护人。为帮助王某某早日走出阴影，法律援助中心积极联动属地派出所、妇联、教育部门，帮助王某某就近入托入园，协调心理咨询人员提供免费心理疏导，定期回访王某某情况。2025年9月，王某某父亲向法律援助中心赠送锦旗，表示“法律不仅惩治了恶行，更给了孩子一个全新的未来”。

　　【专家点评】

　　本案是法律援助保障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为办理涉未成年人虐待和监护失职案件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案中，受援人的身心健康长期受到严重侵害，且家庭监护力量薄弱，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启动绿色通道，指导律师提供全流程服务，不仅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依法追究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更有效衔接刑事保护与民事监护权保护，帮助受援人脱离不适宜的监护环境，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保护。在诉讼代理层面之外，法律援助机构联动多方力量，将个案中的法律保护延伸至入托幼儿园、心理疏导、家庭监护回访等社会关爱环节，体现了法律援助在重建未成年人安全、稳定成长环境中的重要价值。(郭志媛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律援助工作站教师志愿者)

　　案例四

　　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叶某遭受校园欺凌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2025年1月，江西省某初中学生蔡某纠集他人围堵叶某，将其拖至巷子和大桥下，采取体罚、殴打等方式对叶某实施侮辱、伤害，同时拍摄视频上传网络。叶某家长知晓后立即报警。公安机关根据鉴定情形，依法对蔡某等人作出行政拘留、罚款决定。事后，叶某因严重心理创伤长期不敢返校读书。

　　就蔡某等人给叶某造成的人身及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叶某母亲与蔡某等人家属协商无果，遂代叶某向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受理申请后，经审查认为，叶某家庭经济困难，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当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承办人员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后，及时约见叶某及其父母，详细了解案情，告知相关法律规定和诉讼程序要求。同时，全面调取公安机关笔录、鉴定意见书、医疗费票据、交通凭证、学校履行管理职责情况等证据材料，系统梳理蔡某等人的侵权行为及责任分担问题。征询叶某父母同意后，承办人员以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审理中，承办人员指出，蔡某未能提供证明叶某存在过错的证据，并根据侵权人参与欺凌程度和行为危害性，按照“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划分责任比例，因本案中蔡某等侵权人系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其监护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欺凌行为给叶某带来严重心理创伤，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最终，人民法院采纳了承办人员的代理意见，依法判决蔡某等人及其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共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等赔偿金1.4万余元。经法律援助中心回访，叶某已恢复身心健康、转至其他学校就读。

　　【专家点评】

　　本案是在校学生因遭受校园欺凌主张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在校园欺凌案件中，未成年人往往面临身体伤害、人格受辱、心理创伤和法治能力不足等多重困境。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受理申请、快速审查并及时指派承办人员，使未成年人能够获得优质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抓住共同侵权、监护人责任、责任比例和精神损害赔偿等关键问题，依法回应被告抗辩，明确欺凌行为的违法性和责任后果，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没有机械停留于伤情等级，而是结合欺凌行为的侮辱性、传播性以及对未成年人造成的持续影响提出主张，对于类似案件中实现未成年人身心权益的实质保护具有参考意义。(宁虹超 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律援助工作站教师志愿者)

　　案例五

　　内蒙古自治区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留守儿童胡某某涉嫌盗窃罪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胡某某5岁时父母离异，一直跟随祖父母生活，家中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拮据。由于常年缺少父母陪伴与管教引导，胡某某性格日渐叛逆，早早辍学在家，后受不良风气影响，三次因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2025年，胡某某因盗窃手机被公安机关抓获，面临刑事追责。因胡某某属于未成年人，且没有委托辩护人，检察机关依照法律援助法，通知法律援助中心为胡某某指派律师提供辩护服务。

　　法律援助中心接到检察机关通知后，当日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承办该案。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立即会见受援人，并两次与胡某某的爷爷沟通，深入了解孩子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和以往表现。初见时，胡某某言行叛逆、态度嚣张，承办律师从胡某某角度出发，耐心劝导、消解其抵触情绪，帮助他认识到违法与犯罪带来的法律后果。胡某某深受触动、表示悔过。承办律师认为，胡某某犯罪时系未成年人，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并获被害人谅解，家庭失管也是其违法犯罪不利诱因。据此，向检察机关提交了书面辩护意见，建议对胡某某作不起诉处理。检察机关采纳承办律师意见，组织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听证员参加的听证会，最终依法对胡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接到不起诉决定书的那天，胡某某的爷爷眼眶通红，紧紧攥着那张纸，反复看了好几遍。他特意做了一面写有“司法救济多保障，保护少年有律师”的锦旗，送到法律援助中心。如今，胡某某已告别了那个叛逆的自己，开始学习手艺，走上了人生的正轨。

　　【专家点评】

　　本案是一起法律援助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针，挽救涉罪留守儿童的典型案例。留守儿童因父母监护缺位、亲情关爱缺失、法治意识淡薄，易误入违法犯罪歧途，本案中胡某某的成长经历与违法轨迹，正是这类群体的典型缩影。法律援助中心快速响应、精准指派专业律师，不仅是提供法律辩护，更注重心理疏导与教育引导。承办律师摒弃简单说教，以耐心沟通唤醒少年悔意，精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避免了对少年成长的终身影响。本案通过法理与情理的融合、惩戒与挽救的平衡，帮助迷途少年重拾人生方向，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教育效果的有机统一。(朱晓宇 中国儿童中心科研部部长、研究员)

本周行业报告公开研究成果司法部发布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

　　6月1日电 据司法部微信公众号消息，司法部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机制。自2024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在专业队伍、专门服务、专项活动等方面发力，在专业性、精准度、规范化上下功夫，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定群体服务需求，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同时，还帮助协调提供心理疏导、社会救助等全方位服务，切实提升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质效。

　　两年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万余人次，大量未成年人通过法律援助保障了自身合法权益。

　　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司法部在“六一”儿童节之际，发布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涵盖刑事犯罪和民事侵权，覆盖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在校学生等不同群体，涉及校园欺凌、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温度。

　　下一步，司法部将持续深化“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优质高效法律援助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

目  录

　　案例一：陕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张某某请求给付抚养费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二：江苏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卢某健康权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三：上海市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王某某遭受虐待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四：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叶某遭受校园欺凌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五：内蒙古自治区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留守儿童胡某某涉嫌盗窃罪提供法律援助案

　　案例一

　　陕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张某某请求给付抚养费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张某某6岁时，其父母协议离婚，约定母亲抚养张某某，父亲按月支付抚养费。但张某某父亲仅支付一千元后，便杳无音讯。张某某母亲因肢体残疾，无固定工作，母子二人依靠低保生活，家庭十分困难。

　　为索要抚养费，2024年9月，张某某母亲向陕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受理申请后，经审查认为，张某某母亲是未成年人张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申请法律援助，请求给付抚养费属于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根据法律援助法规定，法律援助中心当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指派办案经验丰富的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此案。

　　承办人员接受指派后，立即约见受援人张某某及其母亲，整理离婚协议、张某某父亲前期支付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在充分了解案情并确定受援人诉求后，承办人员拟定了起诉状并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张某某父亲支付所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6万元。

　　人民法院立案后，因张某某父亲长期失联，传票无法送达，为推动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确保张某某能够及时获得抚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但提供了具体财产线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承办人员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冻结张某某父亲的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金融账户后，张某某父亲主动联系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告知其因未按约定支付抚养费被起诉，并送达传票。

　　诉讼过程中，承办人员多次与张某某父亲沟通，阐明拒不支付抚养费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经过反复协商，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明确张某某父亲应当按月支付抚养费直至张某某18周岁，前期所拖欠的抚养费分期支付。

　　【专家点评】

　　本案是法律援助精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范例。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是法定强制性义务。张某某父亲长期拖欠抚养费，导致未成年子女生活陷入困顿，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法律援助中心依照法律援助法和“法援护苗”专项行动要求，当日受理、当日审查、当日指派专人承办，为受援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承办人员认真履职，细致梳理案件证据，积极沟通协调，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抚养费拖欠及后续支付问题，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的长远权益，充分彰显了法律援助的温度。(佟丽华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案例二

　　江苏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卢某健康权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卢某为江苏省某初中在校学生，李某为其同班同学。2023年11月，李某在课间玩耍时，用大功率激光笔照射卢某左眼。次日，卢某左眼突然失明，医院诊断为激光性黄斑区损伤且部分断裂。经鉴定，卢某左眼受损与李某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卢某父亲多次与李某父母沟通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

　　2024年10月，卢某父亲代卢某向江苏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认为，卢某家庭经济困难，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事项符合《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相关规定。法律援助中心决定给予法律援助，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承办此案。

　　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立即约见卢某父亲，详细沟通案件细节，向老师学生了解卢某受伤过程，并到医院、鉴定机构等单位收集医院就诊记录、鉴定意见书以及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单据。随后，承办律师代理卢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李某赔偿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辅助器具费等3万余元，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开庭审理时，被告李某父亲就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无异议，但不愿意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承办律师指出：李某违反校规携带大功率强光激光笔至校园且照射卢某眼部，直接侵害卢某健康权。李某的侵权行为不仅导致卢某身体损伤，还产生心理阴影，致其厌学和成绩下滑，应当对卢某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最终，被告李某父亲认可律师意见，在人民法院主持下，与卢某父亲达成调解协议，承诺一次性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等赔偿金3.9万元。2025年3月，李某父亲全部支付到位。

　　【专家点评】

　　本案属于典型在校学生伤人导致的健康权纠纷。校园安全直接关系到学生健康，关系到千万家庭。未成年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心理发育未成熟，不能完全识别危险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本案中，李某系未成年人，造成卢某左眼损害，应当由李某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法律援助机构指导承办律师，通过专业服务和细致帮助切实维护了卢某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也为处理未成年人健康权纠纷案件提供了指引。(李炳烁 江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江苏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联盟指导老师)

　　案例三

　　上海市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王某某遭受虐待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年仅3岁的幼儿王某某，多次被其母亲张某某以殴打、冻饿、捆绑、凌辱等方式实施虐待，造成王某某严重营养不良、面部软组织挫伤。2024年11月，张某某对王某某施暴致其受伤，公安机关以涉嫌虐待罪立案侦查。

　　2025年1月，检察机关因王某某年幼无自救能力，将案件情况告知上海市某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法律援助中心认为王某某属于遭受虐待的受害人，符合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法定情形，当即决定给予法律援助，并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库中指派办案经验丰富的律师承办此案。

　　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第一时间约见王某某及其父亲，发现王某某骨瘦如柴、对陌生人有强烈恐惧情绪。在案件审查逮捕阶段，承办律师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充分沟通，提交法律意见书，指出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未真诚悔罪、不适合取保候审，建议对其批准逮捕。检察机关采纳该意见，依法批准逮捕张某某。在审查起诉阶段，承办律师全面阅卷，调取病历、伤情鉴定及张某某在线上发布的照片等证据，反复与受援人父亲沟通，综合考虑受援人情况，以及张某某拒不认罪悔罪的情形，向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审判阶段，承办律师建议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监禁刑。2025年7月，一审法院采纳承办律师意见，以虐待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张某某未上诉。

　　刑事案件办结后，王某某父亲担忧张某某刑满释放后会继续威胁孩子安全，再次来到法律援助中心，就撤销张某某监护人资格事宜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继续指派同一承办律师代理。承办律师依据民法典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代理王某某提起诉讼，积极协调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联系妇联作为儿童权益代表人参与诉讼，委托第三方出具监护权评估报告。庭审中，承办律师指出，张某某长期虐待未成年女儿，被人民法院认定构成虐待罪，不再适合担任王某某的监护人。人民法院采纳了承办律师意见，依法判决撤销张某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其父亲为唯一监护人。为帮助王某某早日走出阴影，法律援助中心积极联动属地派出所、妇联、教育部门，帮助王某某就近入托入园，协调心理咨询人员提供免费心理疏导，定期回访王某某情况。2025年9月，王某某父亲向法律援助中心赠送锦旗，表示“法律不仅惩治了恶行，更给了孩子一个全新的未来”。

　　【专家点评】

　　本案是法律援助保障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为办理涉未成年人虐待和监护失职案件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案中，受援人的身心健康长期受到严重侵害，且家庭监护力量薄弱，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启动绿色通道，指导律师提供全流程服务，不仅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依法追究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更有效衔接刑事保护与民事监护权保护，帮助受援人脱离不适宜的监护环境，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保护。在诉讼代理层面之外，法律援助机构联动多方力量，将个案中的法律保护延伸至入托幼儿园、心理疏导、家庭监护回访等社会关爱环节，体现了法律援助在重建未成年人安全、稳定成长环境中的重要价值。(郭志媛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律援助工作站教师志愿者)

　　案例四

　　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在校学生叶某遭受校园欺凌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2025年1月，江西省某初中学生蔡某纠集他人围堵叶某，将其拖至巷子和大桥下，采取体罚、殴打等方式对叶某实施侮辱、伤害，同时拍摄视频上传网络。叶某家长知晓后立即报警。公安机关根据鉴定情形，依法对蔡某等人作出行政拘留、罚款决定。事后，叶某因严重心理创伤长期不敢返校读书。

　　就蔡某等人给叶某造成的人身及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叶某母亲与蔡某等人家属协商无果，遂代叶某向江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受理申请后，经审查认为，叶某家庭经济困难，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当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承办人员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后，及时约见叶某及其父母，详细了解案情，告知相关法律规定和诉讼程序要求。同时，全面调取公安机关笔录、鉴定意见书、医疗费票据、交通凭证、学校履行管理职责情况等证据材料，系统梳理蔡某等人的侵权行为及责任分担问题。征询叶某父母同意后，承办人员以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审理中，承办人员指出，蔡某未能提供证明叶某存在过错的证据，并根据侵权人参与欺凌程度和行为危害性，按照“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划分责任比例，因本案中蔡某等侵权人系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其监护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欺凌行为给叶某带来严重心理创伤，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最终，人民法院采纳了承办人员的代理意见，依法判决蔡某等人及其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共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等赔偿金1.4万余元。经法律援助中心回访，叶某已恢复身心健康、转至其他学校就读。

　　【专家点评】

　　本案是在校学生因遭受校园欺凌主张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在校园欺凌案件中，未成年人往往面临身体伤害、人格受辱、心理创伤和法治能力不足等多重困境。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受理申请、快速审查并及时指派承办人员，使未成年人能够获得优质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抓住共同侵权、监护人责任、责任比例和精神损害赔偿等关键问题，依法回应被告抗辩，明确欺凌行为的违法性和责任后果，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没有机械停留于伤情等级，而是结合欺凌行为的侮辱性、传播性以及对未成年人造成的持续影响提出主张，对于类似案件中实现未成年人身心权益的实质保护具有参考意义。(宁虹超 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律援助工作站教师志愿者)

　　案例五

　　内蒙古自治区某法律援助中心对留守儿童胡某某涉嫌盗窃罪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胡某某5岁时父母离异，一直跟随祖父母生活，家中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拮据。由于常年缺少父母陪伴与管教引导，胡某某性格日渐叛逆，早早辍学在家，后受不良风气影响，三次因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2025年，胡某某因盗窃手机被公安机关抓获，面临刑事追责。因胡某某属于未成年人，且没有委托辩护人，检察机关依照法律援助法，通知法律援助中心为胡某某指派律师提供辩护服务。

　　法律援助中心接到检察机关通知后，当日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承办该案。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立即会见受援人，并两次与胡某某的爷爷沟通，深入了解孩子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和以往表现。初见时，胡某某言行叛逆、态度嚣张，承办律师从胡某某角度出发，耐心劝导、消解其抵触情绪，帮助他认识到违法与犯罪带来的法律后果。胡某某深受触动、表示悔过。承办律师认为，胡某某犯罪时系未成年人，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并获被害人谅解，家庭失管也是其违法犯罪不利诱因。据此，向检察机关提交了书面辩护意见，建议对胡某某作不起诉处理。检察机关采纳承办律师意见，组织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听证员参加的听证会，最终依法对胡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接到不起诉决定书的那天，胡某某的爷爷眼眶通红，紧紧攥着那张纸，反复看了好几遍。他特意做了一面写有“司法救济多保障，保护少年有律师”的锦旗，送到法律援助中心。如今，胡某某已告别了那个叛逆的自己，开始学习手艺，走上了人生的正轨。

　　【专家点评】

　　本案是一起法律援助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针，挽救涉罪留守儿童的典型案例。留守儿童因父母监护缺位、亲情关爱缺失、法治意识淡薄，易误入违法犯罪歧途，本案中胡某某的成长经历与违法轨迹，正是这类群体的典型缩影。法律援助中心快速响应、精准指派专业律师，不仅是提供法律辩护，更注重心理疏导与教育引导。承办律师摒弃简单说教，以耐心沟通唤醒少年悔意，精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避免了对少年成长的终身影响。本案通过法理与情理的融合、惩戒与挽救的平衡，帮助迷途少年重拾人生方向，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教育效果的有机统一。(朱晓宇 中国儿童中心科研部部长、研究员)

摘要：本文聚焦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行政管理效率提升问题，首先剖析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行政管理的内在关联，指出二者通过流程优化、资源整合、决策支撑三个维度深度融合，为行政效率提升提供基础逻辑。随后分析当前企业行政管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包括行政数字化工具应用不充分、行政人员数字化素养不足、行政数据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最后针对性提出效率提升路径，即深化行政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协同、提升行政人员数字化素养、完善行政数据安全管理体系。研究旨在为企业借助数字化手段优化行政管理、切实提升行政效率提供实践参考，助力企业更好适配数字化转型趋势。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企业行政管理效率提升行政数字化

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行政管理的内在关联

数字化转型拿数据作核心生产要素，依靠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办公系统等技术办法，重建企业内部运营流程和资源配置方式；企业行政管理则是保障企业日常运转、协调各部门协作的关键环节，其效率直接影响企业整体运营成本和发展节奏。二者深度融合，组成企业提升管理效能的关键逻辑。

这种关联首先展现在流程优化方面，传统企业行政管理多依靠员工递文件、手动计数据，耗费大量时间，也容易因人为操作出现差错，比如报销审批需要经历多层纸质单据传递，常常花费几天才能结束；会议组织要逐个电话确认参会人员时间，协调难度大。数字化转型借助智能办公平台，将这些流程转为线上流程，例如报销审批经系统自动转到对应审批节点，参会人员能一同在线填写时间偏好，再由系统自行匹配最佳会议时间，大幅缩减流程用时，减少人为失误，使行政管理由“被动回应”转变为“主动高效”。

其次，关联体现在资源整合层面。企业行政管理关乎办公用品采购、固定资产管理、后勤服务调度等资源。传统管理模式下，这些资源信息散布于不同部门或个人手上，很难达成统一调配，比如办公用品库存不够时不能及时发觉，致使部门临时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固定资产使用情形不清晰，易出现有资源闲置或短缺的问题。借助搭建统一的行政资源管理系统，整合各类资源数据，实时更新库存数目、资产使用状况，管理人员能直观了解资源分布情形，依照各部门需要精准分配，避免资源浪费，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最后，关联体现在决策支撑层面。传统行政管理决策大多依靠经验判断，缺乏数据支撑，比如制订下一年行政预算时只参照以往年份支出情形，很难精准对上企业实际需要；评价行政服务满意程度之际，只凭借少数问卷反馈得出结论，结果不够全面。企业行政管理进行数字化转型，可收集行政管理过程里的各类数据，如流程用时、资源使用频次、员工反馈看法等，并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找出背后的规律，为预算制订、服务优化等决策提供客观凭据，使行政管理决策更科学、更契合企业发展实际。

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行政管理碰到的现实问题

(一)行政数字化工具应用不充分

当下，部分企业虽然引入数字化工具辅助行政管理，但应用程度较浅，没能充分施展工具的核心功能，还停留在“传统流程线上化”的初级时期。例如，部分企业只把办公软件用在文件传输和简单文档处理上，未启用其中的流程审批、数据统计模块，致使报销、请假这类流程还需线下补充手续，线上线下衔接不顺畅；还有企业引进了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但未及时更新资产数据，系统信息跟实际状况脱节，不能为资源调配提供有效支撑。

同时，不同行政模块间的数字化工具缺乏协同，造就“信息孤岛”。例如，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里员工信息和行政考勤系统数据不互通，行政部门需要手动录入员工考勤信息，增加重复工作量；办公用品采购系统与财务支付系统彼此独立，员工采购完要手动上传支付凭证，耗费时间且容易出现误差。这种工具应用不充足和协同不够的情形，让数字化工具没法真正简化行政流程，反倒增添了管理繁杂度。

(二)行政人员数字化素养不足

行政人员身为数字化工具的操作主体，其数字化素养直接影响行政管理数字化推进成效。部分企业行政工作者对数字化工具的操作能力有限，只掌握了基础功能，不能熟练使用高级功能优化工作流程。例如，部分行政工作者只能做简单的数据录入和表格制作，无法凭借数据筛选、趋势分析等功能找出行政工作里的问题。

此外，部分行政人员数字化转型意识薄弱，对数字化工具的价值认识不够，习惯用传统工作方法，如部分行政人员认为线上流程审批“没线下签字直观”，还倾向收集纸质票据；还有部分行政人员怕数字化工具会增加工作难度，对学习新工具有抵触情绪，不愿意主动尝试新功能、新法子。这种员工素养欠缺和意识淡薄的情况，让数字化工具没法在行政管理里深入运用，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三)行政数据安全管理存在漏洞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行政管理进程里出现的大量数据，如员工个人信息、企业财务开支数据、行政决策数据等，变成企业关键的信息资产，但部分企业行政数据安全管理有明显漏洞，数据泄露和丢失风险高。例如，部分企业未给行政数据设分级权限，所有行政人员都能查看敏感数据，有数据泄露风险；还有企业未定期备份行政数据，一旦系统有故障或者遭受网络攻击，数据无法恢复，行政管理工作容易中断。

同时，部分企业缺少完备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数据收集、存储、使用等环节操作规范欠缺，比如收集员工信息时未告知员工数据用途和保护措施，违反数据收集合规要求；使用外部行政服务平台时未对平台数据安全资质做严格审核，致使企业数据有被第三方乱用的风险。数据安全管理漏洞不但可能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而且会损害员工信任，影响企业的整体运营。

三、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行政管理效率提高路径

(一)深化行政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协同

企业要全面整理行政管理流程，依据实际需求挑选适配的数字化工具，推动员工深度使用工具功能，破除“浅层次应用”限制。例如，针对审批流程，开启智能办公平台的流程自定义功能，依照不同审批事项(如报销、采购、请假)设定专属审批节点和流转规则，让员工能在线上完成全部审批流程；针对数据统计，通过工具里的数据可视化功能，把行政流程耗时、资源使用情形等数据转成图表，直接展现行政管理状况，辅助流程优化。

同时，促使不同行政模块数字化工具协同对接，连通“信息孤岛”。企业可搭建统一的行政数字化平台，把办公、考勤、固定资产管理、财务支付等系统连入平台，达成数据即时分享。例如，将人力资源系统里的员工信息同步到考勤系统，自行生成员工考勤数据；把采购系统里的订单信息同步到财务系统，自动进入支付流程，减少手动操作，避免数据误差，提高行政流程整体协同效能。

(二)提升行政人员数字化素养

企业要制订系统的培训计划，分阶段提高行政人员的数字素养，保证行政人员能熟练使用数字化工具开展工作。培训内容可分成基础操作和进阶应用两部分，基础操作培训着重数字化工具核心功能，如办公软件流程审批模块、数据统计工具基础分析功能，通过“理论讲解+实操演练”，行政人员可以知晓工具基本用法；进阶应用培训围绕工具高级功能开展，如数据分析工具趋势预测、流程优化工具节点调整，可结合行政工作真实事例，指导行政工作者运用高级功能处理实际问题。

此外，企业要强化数字化转型意识引导，借助内部宣传、经验分享等办法，促使行政人员了解数字化工具对提高工作效率的价值。例如，定时组织行政人员分享数字化工具使用案例，展现经数字化办法简化流程、削减工作量的实际成效；邀约数字化转型成果突出的企业行政人员举办讲座，传授数字化转型经验，激发行政人员主动学用数字化工具的积极性，从意识方面促使行政管理数字化落实。

(三)完善行政数据安全管理体系

企业要建立行政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办法，根据数据敏感程度划分不同级别，给不同级别数据设定专属访问权限。例如，把员工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等敏感数据列为高等级别，只允许少数核心行政人员跟管理人员访问，从权限设置方面防范数据泄漏风险；把办公用品采购清单这类非敏感数据列为低级别，允许所有行政人员查看。

同时，企业要强化数据全流程安全管理，规范数据搜集、存放、运用等环节操作，在数据收集环节，清楚说明数据用途和保护办法，确保合规收集；在数据存储环节，定时给行政数据做备份，用加密存储技术，防止数据丢和改；在数据使用环节，构建数据运用登记制度，记录数据使用人、用处和时间，确保数据可追溯。此外，企业应定期进行数据安全检查，排查系统漏洞与管理隐患，更新安全防护举措，保证行政数据安全。

四、结语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下，企业行政管理数字化已成为提升行政效率、支撑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数字化工具与行政管理的内在关联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流程、整合资源、支撑决策，为行政管理效率提升提供了全新路径，但当前企业行政管理在数字化推进过程中，仍面临工具应用不充分、人员素养不足、数据安全有漏洞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数字化价值的充分释放。

针对这些问题，企业需从深化工具应用、提升人员素养、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三方面发力，推动行政管理数字化从“形式化”走向“实效化”。通过全面应用与协同数字化工具，充分发挥工具的核心功能；通过系统培训与意识引导，提升行政人员的数字化能力；通过分级管理与全流程规范，保障行政数据安全。唯有如此，才能让数字化真正融入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切实提升行政效率，为企业整体运营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未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持续迭代，企业行政管理数字化还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企业需保持对数字化趋势的关注，根据自身发展需求不断调整优化行政管理数字化策略，让行政管理始终与数字化转型同步，持续为企业发展注入行政效能红利。

杨军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韩海芸.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国有企业资金管理效率提升的有效路径[J].电脑校园,2025(20).

[2]林璇.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国有企业资金管理效率提升的有效路径[J].商业文化,2025(4).

[3]孙玉娥.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成本管理效率提升的影响研究[J].2025.

[4]李志清.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行政管理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探讨[J].大众文摘,2024(21):0036-0038.

作者简介：杨军峰，男，汉族，1993年生，天津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修班学员，研究方向：企业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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