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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面对儿童玩具新风险 法律与监管如何护安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媒体关注。6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涉及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等新型风险。发布这些案例，法律到底要明确哪些界定标准和责任？治理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等新型风险，法律和行政监管，又该如何协同发力？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有哪些典型性和普遍性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蔡金芳：选择这些案例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多有接触。比如针筒糖，里面是糖果，外包装是针筒形状，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也受广大青少年喜爱。

　　二是考虑到这些问题属于新颖性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比如针管糖，它既属于食品，又属于玩具。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容易陷入误区，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我们通过案例明确，对于这种可玩性食品，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玩具安全标准，这也为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企业明确了红线。发布典型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释放哪些明确的信息

　　蔡金芳：一是我们会加强对下指导。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来明确这样的案件如何处理，让地方法院能够掌握如何裁判，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二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对于违规经营的，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既让受害人得到实质的救济，又起到威慑的作用，警示经营者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的保护。

　　三是要深化、协同、联动，构建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短板，我们会通过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目的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保护体系，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律顾问 薛军：6月2日公布的这一系列典型案例，聚焦于儿童玩具领域新类型的问题，比如可食性玩具的认定、儿童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问题，不合格儿童玩具的责任追究，对儿童用品添加的问题。这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发布，针对当前儿童玩具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和一些疑难定性问题给出了法律上的定性，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提高和完善对于儿童权益的安全保障。

　　公布典型案例体现出儿童玩具、儿童用品的哪些新风险

　　薛军：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一个新类型的风险出现了，就是销售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平台化、碎片化，这让儿童玩具到达用户手上的管控难度增加了。所以，如何在这种多元化的渠道下，更好管控这些风险，实现对儿童玩具质量和安全性的保障，这是一个新的需要应对的风险。

　　把好质量关和安全关，售卖平台该发挥什么作用

　　薛军：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门槛低，需要的前期投入并不大，这就导致一些生产商是小规模的小作坊，导致监管上有一些难度。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可行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的，就是着力发力管好销售端。只要销售端能够管好，有问题的玩具就无法到达儿童的手上。在销售端，特别是购物平台，要切实履行好进货的查验义务，履行好相关的选品责任，对于经销的儿童玩具要切实检查生产许可、合格的资质文件。这样的话，无论是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的产品，在销售端能够把好关，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儿童玩具被刻意植入暴力、色情、惊悚等不良元素，如何遏制和监管

　　薛军：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普遍高度关注儿童玩具外观上的低俗设计，甚至惊悚不良的一些诱导。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要强化社会共治的机制。比如学校老师、家长发现不合适、不安全的儿童玩具，可以有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机制，提醒相关部门对不良产品进行整治，及时让不良产品下线、下架，这样就可以起到很好的管控作用。

　　法律和行政监管如何加强协同

　　薛军：这方面一定要强调协同治理机制，比如法院在处理涉及儿童伤害的一些事件上，相应的案件线索要及时移送到行政执法部门；同时，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相关的问题，要及时提请召回。各部门要协同起来，把与儿童玩具有关的问题线索及时移送到职权部门进行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制片人丨王晓琛 孔茜

　　策划丨杨婷

　　编导丨张进 魏雪娇 毕浩云 张昊

　　技术丨李昊 江宇 解超全 段昊辰 吕洋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本月监管部门公开最新动态面对儿童玩具新风险 法律与监管如何护安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媒体关注。6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涉及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等新型风险。发布这些案例，法律到底要明确哪些界定标准和责任？治理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等新型风险，法律和行政监管，又该如何协同发力？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有哪些典型性和普遍性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蔡金芳：选择这些案例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多有接触。比如针筒糖，里面是糖果，外包装是针筒形状，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也受广大青少年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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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对于违规经营的，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既让受害人得到实质的救济，又起到威慑的作用，警示经营者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的保护。

　　三是要深化、协同、联动，构建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短板，我们会通过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目的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保护体系，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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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律顾问 薛军：6月2日公布的这一系列典型案例，聚焦于儿童玩具领域新类型的问题，比如可食性玩具的认定、儿童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问题，不合格儿童玩具的责任追究，对儿童用品添加的问题。这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发布，针对当前儿童玩具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和一些疑难定性问题给出了法律上的定性，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提高和完善对于儿童权益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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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和行政监管如何加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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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近期，山东淄博的程女士发现，自己母亲的银行卡和某平台月付账单上出现大量陌生消费记录，两三个月累计总花销已超10万元。

据了解，程女士的母亲无意间开通了某平台的免密支付与月付功能。购物时无需输入密码或核对余额，只需一键下单就能完成扣款。程女士说，由于消费通过平台月付渠道完成，下单时不会立即扣款，这使得母亲误以为“不走银行卡就还有钱”，加上无需输入支付密码，这让母亲在各类自称销售“养老保健品”“收藏品”的直播间里消费“畅通无阻”，完全超出了经济承受能力。

“免密支付叠加平台月付的扣款模式，让我母亲完全感受不到花钱的实际压力，从字画、摆件、银元到保健酒，买的东西不计其数。”程女士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直到欠款累积到2万多元，母亲被平台限制额度才停手。

“免密支付”“先用后付”等新型支付业务，以流程便捷、交易提速的核心优势，提升了用户的支付体验，成为日常消费中便捷高效的选择。然而，便利的背后也隐藏着风险隐患。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平台默认开通免密支付功能，或将该功能的开通选项隐藏在下单界面，消费者稍不注意就开通了免密支付。其中，有未成年人未经家长同意在直播平台使用免密支付；也有老人无意中开通该功能，因“误触”导致财产受损；更有甚者，免密支付功能还导致一些人遭遇账户资金被盗刷的情况。

家住山西长治的郭女士告诉记者，上小学的儿子平时喜欢玩网络游戏，完成作业后经常用她的手机。今年暑假期间，趁郭女士不注意，孩子多次通过免密支付功能进行游戏充值，累计充值几千元。郭女士得知后当即报警，在民警的帮助下，和游戏公司进行了沟通，最终充值费用被悉数退回。

在北京工作的刘女士开通了某电商平台的“先用后付”功能，她觉得这样网购退货时更方便，不需要另外付费。

然而，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先用后付”功能竟“自动”下单。

她向记者反映，自己在电商平台购买了一瓶洗发水，不经意间发现订单里有两件商品等待发货，但近期她并未购买过其他商品。点开订单详情页发现，两个订单均为同款洗发水，下单时间仅隔十几秒。

刘女士感到非常疑惑，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只点了一次“0元下单”，为防止收到货后与商家扯皮，她将两个订单都取消了。

今年3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称，陆续收到消费者声称因免密支付功能导致账户资金被盗刷的投诉，提醒消费者谨慎使用免密支付功能，避免因账户权限过度开放而引发资金损失。

11月6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加强“免密支付”业务安全管理的倡议(以下简称倡议)，面向支付服务主体和用户发出倡议，具体包括：支付服务主体应进一步加强“免密支付”业务安全管理，杜绝默认开通行为，提供限额管理功能，在显著位置提供“免密支付”一键取消功能等。同时，倡议用户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风险识别能力等。

记者注意到，倡议中特别向支付服务主体强调，应全面评估老年人的风险偏好和业务承受能力，以显著方式展示业务核心条款，审慎为老年人开通“免密支付”功能。然而这一要求，在实践中大多并未得到有效落实。

受访专家指出，“免密支付”“先用后付”等便捷支付功能以其高效体验受到欢迎，但其“弱提醒”与“难取消”的问题，易导致非自愿扣费，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记者实测几款常用的App发现，多个电商平台会推荐用户使用“先用后付”“先享后付”进行支付，并注明“0元试用，15天后付款”“可体验满意后再付款”。若使用了“先享后付”即同意相关协议，但对具体的协议内容及风险，平台往往没有进行显著提示。

若想关闭这类功能则需要多步操作。以某支付软件为例，想要关闭免密支付或先用后付等支付方式，首先要在支付软件中依次点击“我的”“设置”“支付设置”“自动续费/免密支付”找到在哪些平台开通了免密支付服务后，才能“关闭服务”。在关闭的过程中，平台还会反复弹出“您确定要取消吗”“可能丧失相关权益”等提示进行“最后挽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海燕告诉记者，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压实各方责任：

支付服务提供方应在开通功能时对用户进行“强提醒”，确保用户充分知晓协议内容，同时提供清晰、便捷的功能关闭通道。监管部门可考虑出台专门的便捷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范功能开通、提醒与关闭的标准化流程，并鼓励对高频、高额免密支付设置二次确认或限额机制，以控制风险。

徐海燕提到，应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为消费者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吉林良佐律师事务所主任尤金堂指出，“免密支付”“先用后付”等支付服务中“弱提醒”“关闭难”的问题具有明确违法性：开通时的默认勾选、小字标注等模糊方式未显著提示风险，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关闭通道隐藏于多级菜单中，需多重操作才能完成，实质是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违反《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有关提示义务的要求。

尤金堂建议，监管部门应着力推动规则的细化与落地，明确“显著提醒”标准，如弹窗提示单独弹出、通知提醒需标注“免密支付扣费提醒”等。

支付服务主体则需强化开通时的风险提示及关闭路径明示。具体而言，应在用户开通时以弹窗、短信等方式显著提示功能风险，如“免密支付将自动扣费，点击查看关闭路径”。同时，简化关闭流程，为用户提供与开通同样便捷的一键关闭通道。

受访专家提醒，消费者一定要强化账户安全保护意识，养成定期核对账单的习惯，确保每一笔消费都是自己的真实意愿，防止账户资金被盗刷。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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